在王茂蔭的一生政治經曆中，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他和鹹豐時代幣製的關係。他主張施行鈔法來救濟當時的財政困難，他極力反對“大錢”製度。
關於鈔法的施行，王茂蔭是鹹豐時代的第一個提議人。他在鹹豐四年三月所上《再議鈔法折》中說：“現行官票寶鈔，雖非臣原擬之法，而言鈔實由臣始。”其實在鹹豐時代以前，鈔法的施行不但曾經有人提議，並且在順治時代曾經一度頒行。《清史稿·食貨誌》五記：“順治八年（公元1651）歲造鈔十二萬八千有奇，十年而罷。嘉慶間侍講學士蔡之定請行鈔。”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禦史李恩慶又奏請行紙鈔：
時以兩河連年漫溢，製用甚繁。禦史李恩慶奏請製造紙鈔，發工次招商民交給。……敬徵奏言：……楮幣之法，見於唐之飛券，宋元以來始有交子會子寶鈔之製。前明洪武時行鈔法，數年即壞。今需用孔亟，若待部頒印鈔，招募商民交錢應用，實緩不濟急。且事涉創辦，商民未必樂從，所奏應無庸議。（《清史列傳》卷四一《敬徵傳》）
以“緩不濟急”和“商民未必樂從”兩大理由被駁不議。
鹹豐時代是一個對外屈辱，對內鎮壓的時代，在這時期以前，全國通用的貨幣是銀和製錢。銀因對外貿易入超的關係，尤其是鴉片的輸入，逐年大量的流出，國內存銀日漸減少，銀價日高。錢是用銅鑄的，銅的最大出產地是雲南，太平軍起後，雲南和北京間的交通被阻斷，銅運不達，鑄錢的原料成為問題。同時因為內戰的關係，一部分地方被太平軍所占領，一部分地方截留稅收作為地方軍費，一部分地方因受戰事影響收入減少，中央財政越發不能支持。收入一天少一天，支出卻一天多一天。在這情形下，政府中的財政家和史論家便引經據典地提出兩種解決辦法，一是行鈔法，一是鑄大錢。在政治上也分成兩派，一是鈔法派，一是錢法派。王茂蔭是前一派中的主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