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觴政》：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為內典。……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為逸典。（《袁中郎全集》卷一四，十之《掌故》）
袁宏道寫此文時，《金瓶梅》尚未有刻本，已極見重於文人，拿它和《水滸》並列了。可惜袁宏道隻給了我們一個藝術價值的暗示，而沒提出它的著者和其他事情。稍後沈德符的《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所說的就詳細多了，沈德符說：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公元1606）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
關於有刻本前後的情形，和書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講到了，單單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著者，他卻隻含糊地說了“嘉靖間大名士”了事，這六個字的含義是：
（1）作者是嘉靖時人；
（2）作者是大名士；
（3）《金瓶梅》是嘉靖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