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圖書館以所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匯編來征序於寅恪。寅恪受而讀之，以為敦煌寫本之有題記者不止佛教經典，而佛教經典之有題記者此編所收亦尚未盡，然即取此編所收諸卷題記之著有年月地名者，與南北朝隋唐之史事一參究之，其關係當時政治之變遷及佛教之情況者，約有二事，可得而言：一則足供證明，一則僅資談助，請分別陳之。
此編所收寫經題記之著有年號者，上起西晉，下迄北宋，前後幾七百年，而其中屬於楊隋一朝及唐高宗武則天時代者，以比例計之，最居高位。隋書叁伍經籍誌佛經類總序（通鑒壹柒伍陳宣帝紀太建十三年條同）雲：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寅恪案，楊氏有國不及四十年，而此編所收寫經題記之著有開皇仁壽大業之年號者，凡三十有六種。故知史氏謂當時「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實非誇大之詞。李唐開國，高祖太宗頗不崇佛。唐代佛教之盛，始於高宗之世。此與武則天之母楊氏為隋代觀王雄之後有關。武周革命時，嚐藉佛教教義，以證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蓋武曌以女身而為帝王，開中國有史以來未有之創局，實為吾國政治史中一大公案。寅恪昔已詳論（見拙著「武曌與佛教」），茲不複贅。今觀是編所收寫經題記，著有唐高宗武則天之年號者，若是之眾，亦可征當時佛教之盛，所謂足供證明者是也。又是編所收寫經題記，其著有中國南方地名或南朝年號者，前後七百年間僅得六卷。（敦煌本古逸經論章疏並古寫經目錄尚有天監十一年寫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為此編所未收。吳越錢氏舍入西關磚塔之寶篋印陀羅尼經實出現在南方，不應與其他西北出土諸經並列，故不置論。又是編所收尚有其他西北諸地如吐峪溝等所出經卷，若嚴格論之，亦非「敦煌石室」一名所能概括。然則是編之題「敦煌石室寫經」者，蓋就其主要部分北京圖書館所藏者言之耳。恐讀者誤會，特為聲明其義於此。）除南齊武帝永明元年所譯之佛說普賢經一卷外（此編誤題為妙法蓮華經），其餘諸卷皆書於梁武帝之世，而其中天監五年所寫之大涅槃經特著明造於荊州。論者謂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尤崇內法，而江左篇章之盛，亦無逾梁時，（見廣弘明集叁阮孝緒七錄序。）則齊梁時代寫經必多。南朝寫經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會，流入北地，其事固不足異。又後梁為西魏周隋之附庸者三十餘載。襄陽之地，既在北朝西部統屬之下如是之久，則南朝寫經之因以輾轉流入西北，亦非甚難也。寅恪以為此說雖是，然猶有未能盡解釋者。蓋如論者之說，南朝所寫諸經，既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會，流入北地，又經後梁屬境轉至西北，亦非難事，則南朝帝王年號之在梁武以後者，與夫隋唐統一時代，南方郡邑之名，何以全不見於此編所收寫經題記之中？（此編惟仁壽元年所寫攝論疏有辰州崇敬寺之語，可指為隋代南方地名之題記，但此題記殘缺不完，尚有疑義，亦未能斷定也。此文成後十年，承趙萬裏先生告以「辰」字當是「瓜」字之誤認。趙說甚是。積歲疑滯，一旦冰釋。附識於此，以表欽服感謝之意。）夫陳及隋唐，中國南方佛教依然盛行，其所寫經卷，竟不因通常南北交通之會，流至西北，是何故耶？且後梁君臨襄土三十餘載，祖孫三世佛教信仰未嚐少替，則其封內所寫佛經，自應不尠，何以其三世之年號（此編有天保一年所寫妙法蓮華經一卷，當是北齊高洋之天保，非後梁蕭巋之天保也。）與其封內地名連文者，亦不於此編少留跡象乎？由此觀之，恐尚別有其故也。茲姑妄作一假設，以解釋之。北齊書叁拾崔暹傳（北史叁貳崔挺傳附暹傳同）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