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史》所記之胡惟庸
胡惟庸事件是明代初葉的一件大事，黨獄株連前後十四年，一時功臣宿將誅夷殆盡，前後達四萬餘人。且因此和日本斷絕國交關係，著之《祖訓》。另一方麵再三頒布《昭示奸黨錄》《臣戒錄》《誌戒錄》《大誥》《世臣總錄》諸書，諄諄告諭臣下，以胡惟庸為前鑒。到明成祖時代，還引這事件來誡諭臣下，勿私通外夷。明代諸著作家的每一部提及明初史跡的著述中，都有對這事件的記載。清修明史把胡氏列入《奸臣傳》。在政治製度方麵，且因此而永廢丞相，分權於六部、五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在這事件的影響方麵說，一時元功宿將皆盡，靖難師起，僅餘耿炳文、吳禎等支撐禦侮，建文因以遜國。綜之，從各方麵說，無論是屬於政治的、外交的、軍事的、製度的、易代的，這事件之含有重大意義，其影響及於有明一代，則無可置疑。
《明史》記此事顛末雲：
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嚐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
大將軍徐達深嫉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閽者福壽以圖達，為福壽所發。
禦史中丞劉基亦嚐言其短。久之，基病，上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從女妻其從子佑。
學士吳伯宗劾惟庸既得危禍。自是勢益熾。
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出水數尺，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矣。
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帝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複業，籍戶買馬，艱苦殊甚。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奉命撫蘇州軍民，日嗜酒色。帝怒，責往西北招降蒙古，無功。又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嚐過惟庸家，酒飲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益惶懼，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軍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