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詩歌發展的道路問題，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討論，似乎還難於解決。這是什麽緣故呢？
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想求得足以表現新內容的新形式，還需要做許多努力，進行更多的嚐試，而在這些方麵，我們的實踐卻還十分不夠，經驗缺乏，成績不多。
為什麽我們不能創造出新詩歌的民族形式呢？難道這許多年來都沒有人做過任何嚐試嗎？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早從五四運動以來，曾經有許多人嚐試和創作了許多新的詩歌。但是，這些新詩歌實際上並沒有形成什麽確定的形式。這裏邊又有許多複雜的原因。
大體說，要想形成一種新的為大家所公認和采用的詩歌形式，起碼應該具備兩個特點：民族的特點和時代的特點。而我們所看到的新詩歌，往往不能同時具備這兩個特點。
那末，究竟應該如何去創造既有民族特點又有時代特點的新詩歌形式呢？路子可以有好幾條，可以殊途同歸，有心人都無妨試試。
在這裏，我不想詳細論列和比較各種路子的長短和得失，隻想建議大家在已經發現的若幹路子之外，再試走一條新的路子。當然，這裏所謂新的路子隻是就某種意義來說的，而且它仍然是從舊路中走出來的，這正如古來的樂府和詞曲等發展的規律一樣。
明代王世貞的《藝苑卮言》中有一段文字寫道：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這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樂府、詞、曲等發展變化的曆史過程的基本概括。這個過程早在宋代王灼的《碧雞漫誌》中，就曾經講過了；但是，到了明代王世貞講的卻更為明確。
從這個曆史過程中，我們應該看到，由漢代的古樂府開始，詞、曲等的歌與譜就是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