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除了在文化上居於“天下之中”，更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原，因此也成了中國曆史上治亂興衰、成王敗寇的主舞台。
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
司馬光的這句詩，一語道出了河南洛陽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價值。西周成王時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記述了成王繼承武王遺誌，營建成周（今洛陽）之事。銘文中的“宅茲中國”是“中國”一詞的最早記錄，這個“中國”便指洛陽。
自夏朝肇始，至清王朝結束，先後有十三個王朝建都於洛陽。武則天尤為喜愛洛陽，把這個“東都”更名為“神都”，著力營建。由此，冠蓋如雲、氣象萬千的洛陽，正式步入巔峰。
在周、秦、漢、唐的一千五百多年間，整個華夏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黃河流域，天下格局也便以關東、關隴兩大片區為重心。其中，長安（今西安）、洛陽是我國古代中前期絕對的統治重心。
西安、洛陽這兩個城市我都很熟悉，也深度參與過城市發展的策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我深刻地理解了武則天為什麽要做強做大洛陽。
同為帝都，洛陽與長安在文化上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長安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中心。長安城內無論士庶，皆以孔孟為尊；而洛陽卻恰恰相反。自漢明帝建白馬寺以來，洛陽便逐漸演變為佛教重地。北魏時期，拓跋氏皇族遷都洛陽，並且極力尊奉佛教，數十萬佛像的龍門石窟便於此時建成。
唐太宗駕崩後，武則天曾削發為尼，遁入空門。這段非比尋常的經曆，使武則天對佛教充滿好感，而洛陽的佛寺數量要遠遠多於長安，鍾情佛教的武則天自然偏愛洛陽。
除了個人偏好外，作為政治家，武則天還有更深一層的考慮。雖然長安是唐朝名義上的治所，但實際上關中的土地承載力已經嚴重不足。雖然有輪耕、休耕製度，但長安城畢竟太大了。據現當代學者估算，當時長安城的人口達到八十萬至一百萬。如此高的人口數量，給糧食供給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關中根本無力供養。為了滿足長安城的糧食供給，朝廷不得不從產糧較多的洛陽調糧。即便如此，仍然常有糧食短缺，以致饑荒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