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步入盛局，始於宋、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王勃在路過洪州（今江西南昌）時，寫下轟動文壇、流傳千古的佳作《滕王閣序》，其中對江西極盡溢美之詞：
物華天寶，人傑地靈。
不過，站在曆史的角度來看，這些讚美的辭章與其說是對當時江西情況的寫照，倒不如說是對幾百年後的江西的預言。
宋、明年間，號稱“文章節義之邦，白鶴魚米之國”的江西地區，經濟富庶、文教發達，尤以文學成就最為突出。晏殊、晏幾道、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黃庭堅、楊萬裏、陸九淵、薑夔、湯顯祖……無一不是聞名天下的文壇巨子。這一連串名字，不僅是江西文學史的主角，也是中國文學史的主角，至今仍讓人生發高山仰止之情。
在名家大師如過江之鯽的背後，是江西文人士子作為集體呈現的精彩演出。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樂二年（1404年）的殿試中，江西人不僅包攬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據大半。這種某個地區連續兩科包攬前三名的現象，在中國科舉史上絕無僅有。隨即也引發了曆史上極為有名的“南北榜之爭”，其背後固然是北方人對於南方人壟斷科舉的不滿，但也從另一個側麵標誌著江西人才之盛到達了頂峰。
在江西內部，以吉安為代表的“廬陵文化”（吉安為廬陵府治）、以撫州為代表的“臨川文化”（臨川為撫州府治）堪稱兩大支柱。吉安號稱“三千進士冠華夏，文章節義寫春秋”，慷慨赴死、仗義死節的文天祥正是吉安人。“三千進士”並非虛數：從唐至清，吉安地區前後出了三千多名進士，其中有二十一名狀元。明朝年間，江西全省一共考中進士三千多名，吉安一府的竟然將近三分之一，超過了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四個省加起來的總和，與江浙相比也不遑多讓，以至於形成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