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第一部
一
从一八一一年底起，西欧开始加强武装并集结力量。一八一二年，这支数百万之众的军队（包括运输队和补给人员）从西向东朝俄罗斯边境推进；与此同时，从一八一一年起俄罗斯军队也开始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罗斯边境，战争爆发了——违反人类全部理智和天性的事情发生了。数百万人互相仇视，犯下了数不胜数的暴行：欺骗，背叛，偷盗，伪造假钞，发行伪币，抢劫，纵火和凶杀，全世界的所有法庭就是用上整整几个世纪都难以将这些恶行一一记录在案。而这时，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们却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它都有哪些起因？历史学家们天真地相信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奥伦登堡大公受到羞辱，大陆封锁令遭到破坏，还有拿破仑的权力欲望、亚历山大的强硬以及外交家们的失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缅采夫或塔列兰在早朝或晚宴之余努力把文件起草得更巧妙一点，只要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封信说：“仁兄大人鉴，我同意将公国归还奥伦登堡公爵。”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
人们在当时这样看待这件事是可以理解的。拿破仑认为战争的起因是英国的阴谋（正如他在圣赫勒拿岛上所说），英国国会议员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拿破仑的权力欲望，奥伦登堡王子认为战争的起因是别人对他使用了暴力；商人们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使整个欧洲破产的大陆封锁令，老兵和将军们则认为战争的主要起因是必须让他们有个用武之地，当时的正统派觉得是因为必须恢复良好的法则，而那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这一切是因为一八〇九年的俄奥联盟没能巧妙地瞒过拿破仑，是因为第178号备忘录的措辞不当。这些观点，此外，因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大相径庭，当时的人们对战争的起因产生了无数的看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后人——能够纵观整个事件的宏大规模以及深入理解其简单而又可怕意义的后人——这些原因便显得不够充分。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的强硬、英国政治的狡诈和奥伦登堡大公的受辱，数百万基督徒就互相摧残和杀伐，是不可理喻的；我们也无法弄清这些情况与杀人、暴力这些事实本身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奥伦登堡大公受了气，成千上万的人就会从欧洲的另一头来到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省进行抢掠，和这里的人互相杀戮。
对于我们后人来说——不包括历史学家，我们对探究本身并不感兴趣，因而能以清晰健全的理智来纵观这一事件——那原因就数不胜数了。我们越是深究，就越能清楚地看到：上述每一个原因或一系列原因，本身都一样有道理；同时，与整个事件宏大的规模比起来，这些原因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可信的；如果不是其它各种因素都恰巧参与进来，某些个别原因不可能引发整个事件，就此而言，它们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在我们看来，第一个法国军士是否愿意超期服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军队撤回维斯拉河并归还奥伦登堡公国一样，也是这样的原因。因为如果这个军士不去服役，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成千军人和士兵不去服役的话，拿破仑的军队就会减少很多人，仗也就打不起来。
假如拿破仑不因为要他撤回维斯拉河而恼怒，不命令部队进攻的话，就不会发生战争；假如所有军士都不愿超期服役，也不会发生战争。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没有奥伦登堡王子，假如亚历山大不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假如俄罗斯不是专制政权，假如没有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专制与帝国，假如没有引发法国革命的一切因素，如此等等，也不会发生战争。这些原因中缺了任何一个，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如此看来，所有这些因素——数十亿个因素——碰在一起，就是为了引发后来的这件事。所以，什么都不是造成该事件的致命原因，此事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它要发生而已。千百万人注定要背弃人的情感与理智，从西方跑到东方去杀戮自己的同类，就像几个世纪前人们成群结队地从东方跑到西方去杀戮自己的同类一样。
这件事的发生似乎取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而实际上，他们也像按抽签而定或应招而去出征的士兵一样，很少能够随意而为。事情只能这样，那是因为要想让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事情似乎取决于这些人）的意志得以实现，就必须同时具备无数个条件，缺了其中任何一个，事情都不会发生：必须使千百万手中握有实权的人，使那些扛枪的、运送粮草和大炮的士兵们同意去执行个别软弱者的意志，使他们被无数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牵扯进去。
为了解释不合理现象（即其合理性不为我们所理解的现象），历史宿命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越是想理性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我们便越是觉得它们不合理，难以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着，享有达到个人目标的自由。他本能地觉得自己能够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可是一旦他采取了某种行动，这个在某一特定时刻做出的行动就不可挽回，就成为历史。它的历史意义不是随便赋予的，而是事先注定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方面：个人生活和自然的群体生活。前一种生活的需要越是抽象，就越自由；而在后一种生活中，人不可必避地要遵循别人给他制定的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而活着，却充当着实现历史目标和整个人类目标的不自觉的工具。人的行为无法挽回，于是他的行为和其他千百万人同时做出的行为就汇在一起，获得了历史意义。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越高，同他有联系的人就越多，他对别人拥有的权力便越大，他的每一个行为便越是预先注定的和不可避免的。
“帝王的灵魂攥在上帝的手中”
帝王就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无意识的群体生活，它把帝王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虽然拿破仑从来没有像现在（也就是一八一二年）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是他决定着是否让自己的人民去流血（正如亚历山大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必然规律的支配，迫使他去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了历史去做那些必定要发生的事情，而他自己还以为他是按照个人的意愿在行动。
西方人在向东方推进，为的是互相残杀。根据任何事件都是多种因素的巧合而促成的这一规律，千万个微小的因素也在不知不觉中互相附和着与这件事发生了巧合，才推动了这次行动，推动了这场战争。这些因素有：对不遵守大陆封锁令的指责、奥伦登堡大公、军队进驻普鲁士（拿破仑以为此举只是为了用武力争取和平）、这位法国皇帝好战的愿望和习惯迎合了臣民的意愿、对大规模备战的热衷、巨大的备战开支、对能够弥补这些开支的利益需求、令人陶醉的德累斯顿庆典、那些在当时看来是真诚谋求和平，而实际上伤害了各方自尊的外交谈判，此外还有数百万个伴着这件大事与它同时出现的其它理由。
苹果熟了会落下来，——为什么它会落下来？因为地球引力？因为果把儿干枯了？因为被太阳晒干了？自己变重了？被风吹动了？还是因为站在下面的小男孩想吃它？
这些都不是原因，而是所有生命、有机体和自然条件的巧合。那个发现苹果落下来是因为细胞组织分解等原因的植物学家，如同那个站在树下说苹果落下来是因为他想吃掉它并为此做了祈祷的小男孩一样，都是对的，又都不对。如果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是因为他想这样做；而他的灭亡是因为亚历山大要他灭亡，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同样，如果有人说一座百万普特重的大山被刨空后坍塌下来是因为最后那个工人刨了最后一镐，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在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物只是用来标识事件的标签，正如标签一样，他们与事件本身的关系最小。
他们自以为每一次行动都是自己的意愿所为，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次行动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和整个历史进程相联系并且在很早以前就注定了的。
二
拿破仑于五月二十九日离开德累斯顿，他在这里逗留了三周，一直被一群亲王、大公、国王，甚至还有一名皇帝等宫廷人员前呼后拥。行前，拿破仑亲切地安抚了应该受到表彰的亲王、国王和那位皇帝，斥责了几个他不太满意的国王和亲王。他把自己的（其实就是从其他国王那儿夺来的）珍珠和钻石赠给了奥地利皇后，温柔地拥抱了玛丽娅·路易莎皇后。分别的时候路易莎皇后非常伤心，痛苦万分。正如他的一位史学家所言，这位玛丽娅·路易莎被认为是他的妻子，虽然他在巴黎已另有妻室。尽管外交家们仍坚信有可能实现和平并且为此在作不懈的努力，尽管拿破仑皇帝亲自给亚历山大皇帝回了信，称其为“我的仁兄阁下”，而且诚恳地表示他不希望发生战争，他永远热爱并尊敬亚历山大，但他还是赶往军队，每到一个兵站就下达新的命令，催促部队尽快从西向东推进。他乘坐一辆六匹马拉的旅行马车，在一群少年侍从、副官及卫队的簇拥下，沿着驿道向波森、托伦、但泽、柯尼斯堡前进。沿途的每一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激动不已，兴奋异常地欢迎他。
部队从西向东推进，拿破仑的六套马车也从西向东行进，他每到一个驿站就换一批驭马。六月十日，他追上了部队，住在维尔科维斯森林早已准备好的一位波兰伯爵的庄园里。
第二天，拿破仑赶到部队前头，乘车前往涅曼河畔，视察渡口地形。他换了一套波兰制服来到了河边。
当他看到河对岸的哥萨克和绵延的草原，草原的中心就是圣城莫斯科，这座城市就像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讨过的斯基泰王国的都城，拿破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既违背战略意图，又不合外交考虑——突然下令发起进攻。第二天他的部队便开始渡河。
十二日这天一大早，在涅曼河陡峭的左岸上拿破仑从当天扎好的帐篷里走出来，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着自己从维尔科维斯森林开出的长长的队伍。他们正涌向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部队都知道皇帝来了，便用目光寻找，当他们看见山顶帐篷前离随从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常礼服、头戴便帽的人时，都把帽子抛向空中欢呼起来：“皇帝万岁！”他们川流不息地从藏身的大森林中涌出来，散开到三座桥上去过河。
“这下我们可得走一阵子啦！呃！只要他亲自出马，事情就会热火朝天。天哪……这就是他……皇帝万岁！看，这就是亚细亚草原……可是这却是一个让人恶心的国家。再见了，博舍。我在莫斯科将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祝你成功。看见皇帝了吗？皇帝万岁！如果让我当印度总督，我就让你当喀什米尔的大臣。万岁！那就是皇帝，看见了吗？我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矮小的军士……我看见他给一个老兵挂勋章……皇帝万岁！”不同性格、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不分老少都在这样说着。所有这些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共同的表情，那就是对这次期待已久的行军终于开始了而感到喜悦，对那个穿着灰礼服、站在山顶上的人的无比忠诚。
六月十三日，有人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个头不大的纯种阿拉伯马，他上了马，奔向涅曼河上的一座桥。他所到之处，震耳欲聋的欢呼便不绝于耳。显然，他之所以容忍了这些欢呼只不过是因为他不能禁止人们用呼喊来表达对他的热爱；但是四处的喊声却让他感到恼怒，使他无法专心考虑目前的军事问题——自从与部队汇合之后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他驰过一座驾在小船上的摇摇晃晃的桥，来到对岸后向左急转，朝科夫诺方向奔去，沉醉在幸福之中的近卫猎骑兵队兴奋不已地在前面为他开路。快到宽阔的维利亚河时，他在一个驻扎在河岸上的波兰枪骑兵团的附近停下了。
“万岁！”波兰人同样兴奋地呼喊着，互相推挤，乱了队形，都想看看他。拿破仑察看了一下这条河，下了马，坐到河边的一根圆木上。他一个手势，便有人递上了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架在一个高高兴兴跑过来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观察河对岸，然后仔细察看摊在圆木中间的地图。他没有抬头，嘴里说了句什么，两名副官便骑马向波兰枪骑兵那边奔去。
“什么？他说什么了？”当一名副官骑马走近时，波兰枪骑兵队伍里有人问道。
命令部队寻找浅滩渡河。一个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漂亮的老头，激动得满脸通红，前言不搭后语。他问副官，能否让他和他的枪骑兵们不走浅滩而泅水渡河。他显然害怕遭到拒绝，像一个想骑马的男孩似的，请求允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泅水。副官说，皇帝大概不会对这种过度的热忱感到不满。
副官的话音刚落，这位留着小胡子的老军官便满脸喜悦，眼睛闪闪发亮，他举起军刀喊了一声：“万岁！”便用马刺刺了一下坐骑，又命令枪骑兵们跟在他后面，向河边奔去。他狠狠地抽了一下迟疑不前的坐骑，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朝湍急的水流深处游去。几百个枪骑兵跟在他身后。河心的急流冰冷恐怖。枪骑兵们手拉着手从马上滚下来，有的马沉了下去，有些人也沉了下去。剩下的人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抓住马鬃使劲地游。他们都奋力朝对岸游去，尽管渡桥离他们仅半里之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能够当着那个坐在圆木上的人的面在这条河里泅水，淹死，而那个人对他们所做的事甚至连瞧都没瞧一眼。副官回来后，选了个适当的时机，请皇帝注意一下波兰人对他的忠心。身穿灰色常礼服的小个子男人站起身来，叫过贝尔蒂埃，开始和他一起在河岸上来回走动，给他下达各种命令，有时还不满地看看那些分散他注意力的快要淹死的枪骑兵。
他早就深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草原，只要他一出场，人们都会感到震惊，为之发狂。他吩咐把马牵过来，便向自己的驻地驰去。
虽然派了船去营救，还是有大约四十名枪骑兵淹死在河里，大部分人退回到原河岸。上校和几个人泅过了河，费力地爬上岸。一爬上岸，淌着水的湿衣服还贴在身上，他们便兴奋地朝拿破仑站过的地方望去并高喊：“万岁！”在那一刻，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而他却已经离开了。
傍晚时分，拿破仑在下达两道命令的间隙（一道是要尽快把准备运往俄罗斯的伪钞运到，另一道是要枪毙一个萨克森人，因为在他身上搜出了藏有法军情报的信件），又下达了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无端跳进河里的波兰上校编入了拿破仑亲任团长的荣誉步兵团。
要想叫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三
这时，俄国皇帝在维尔诺已住了一个多月，在那里检阅军队，举行大演习。所有人都料到会发生战争，皇帝也正是为准备这场战争而从彼得堡赶到此地，但是一切都没有就绪。没有一个总的行动方案。在提出的所有方案中应该采用哪一个，人们本来就犹豫不决；皇帝在总部待了一个月之后就更加拿不定主意了。三支大军各有各的总司令，却没有统领全军的总指挥，皇帝本人也没有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战争，人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皇帝在维尔诺待得越久，对战争就越没有准备。皇帝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努力让他过得舒心些，让他忘掉即将面临的这场战争。
六月间，在波兰的达官显贵、宫廷近臣和皇上本人举办了许多次舞会和庆典之后，皇上的一个波兰侍从将军想出了一个主意，要以全体侍从将军的名义为皇上举办一个舞会和午宴。所有人都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主意，皇上也表示同意。侍从将军们都照单捐了款。一位最有可能令皇帝喜爱的女士被请来做了舞会的女主人。维尔诺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主动提出把自己城外的别墅——扎克列特作为举行这次庆典的场所。决定六月十三日在那里举行宴会、舞会、游船以及焰火等活动。
就在这一天，拿破仑下达了渡过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击退了哥萨克，越过了俄罗斯边境。这一天亚历山大在贝尼格森伯爵的别墅参加了侍从将军们举行的舞会。
这是一个辉煌的、喜气洋洋的节日：精于此道的行家们说很少会有如此众多的美女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别祖霍夫伯爵夫人是跟随皇帝从彼得堡来到维尔诺的女士之一，她也参加了舞会并以其所谓的俄罗斯的厚重之美使精巧的波兰贵妇黯然失色。她引人瞩目，连皇帝也请她跳了舞。
鲍里斯·德鲁别茨科伊，一个单身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妻子留在莫斯科，也参加了这场舞会。虽然他不是侍从将军，但是为了能参加舞会也捐了一大笔钱。鲍里斯现在可是有钱人了，已经无需别人庇护了。他受人尊敬，能和同龄人中地位最高的人平起平坐。
半夜十二点，人们仍在跳舞，由于没有合适的舞伴，艾伦主动邀鲍里斯跳马祖尔卡舞。他们是第三对。鲍里斯一边冷冷地看着艾伦那从镶有金线的深色薄纱礼服下**出来的光鲜双肩，一边谈论着老熟人，同时一刻不停地观察着同处一厅的皇上，对此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察觉。皇帝没有跳舞，他站在门口，一会叫住这一对儿，一会又叫住那一对儿，说一些只有他才有权说的亲切的话语。
马祖卡开始时，鲍里斯看见皇帝跟前的红人之一——侍从将军巴拉舍夫失礼地走到皇帝跟前，在正和一位波兰太太交谈的皇上跟前站住。皇上和那位波兰太太说了一会儿话，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显然是明白了巴拉舍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便朝那位太太微微点了点头，转向巴拉舍夫。巴拉舍夫刚一开口，皇上就一脸的惊讶。他挽起巴拉舍夫的手，一起穿过大厅，前面的人不知不觉就让开了一条约三俄丈宽的通道。皇帝和巴拉舍夫一起离开时，鲍里斯注意到了阿拉克切耶夫的表情很不安。他皱眉望着皇帝，红鼻头扑哧着，从人群中走出来，似乎期待着皇帝能找他（鲍里斯明白，阿拉克切耶夫在妒嫉巴拉舍夫，他对不通过他就把某个显然非常重要的消息禀告给皇上而不满）。
可是皇帝和巴拉舍夫出了门，去了灯火通明的花园，并没有留意到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手握佩剑跟着在后面，与他们保持二十步远的距离，恼怒地左顾右盼。
鲍里斯继续做着马祖卡舞的各种动作，心里却在苦苦地琢磨着巴拉舍夫到底带来了什么消息，如何能比别人先打听到它。
在跳到一个需要选择舞伴的动作时，他小声告诉艾伦说，他想选巴托茨卡娅伯爵夫人，她好像去了阳台；这样他就在地板上滑着舞步，到了通往花园的门口。他看到皇上和巴拉舍夫正在往回走，要上阳台，便站住了。皇帝和巴拉舍夫朝门口走来，鲍里斯慌乱起来，似乎来不及避让，便毕恭毕敬地贴着门框低下了头。
皇上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激动地继续说：
“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有武装的敌人全部滚出我的土地，我才肯讲和。”他说道。正如鲍里斯感觉的那样，皇上说这句话时很高兴：他对自己的表达方式很满意，但是对于鲍里斯听到了这句话却不满意。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皇帝皱起眉头补充道。鲍里斯明白，这话是对他说的，于是闭上眼睛，又低了低头。皇帝走进大厅，在舞会上又待了大约半个小时。
鲍里斯第一个得知了法军越过涅曼河的消息。以此，他就能在一些重要人物面前显示自己比别人消息灵通，以提高自己在这些大人物心中的地位。
法国人过了涅曼河这一消息出人意料，尤其是在白等了一个月之后，又是在舞会上传来的，就更让人感到意外！皇帝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最初一刻，在愤怒和屈辱的情绪中，说出了一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他本人很喜欢这句话，它也完全表达了他的感情。皇上从舞会回到住处，半夜两点时派人叫来国务大臣希什科夫，吩咐他起草给军队下达的命令以及给元帅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诏书。在诏书中他要求必须把“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还留在俄罗斯土地上，他就绝不讲和”这句话写进去。
第二天写好了一封信给拿破仑的信：
“仁兄阁下！昨日闻悉，尽管我坦诚地履行了对陛下承担的义务，您的军队还是越过了俄国边境，而直到现在我才收到从彼得堡传来的照会。关于这次入侵，洛里斯东伯爵照会我说，自从库拉金公爵要求发给护照之日起，阁下就认为与我处于敌对状态。巴萨诺公爵拒发彼等护照的理由从未让我想到，我的大使的行为会成为这次入侵的借口。正如他本人声明的那样，实际上这件事并非奉我之命而为；我一获悉此事，既对库拉金公爵表示不满，责令其一如既往履行职责。如果阁下不希望让我们的臣民因此类误会而流血，如果您同意将军队从俄国领土撤出，那么我对已发生的事情既往不咎，我们之间还可能达成一致。否则，对这次并非由我方挑起的进攻我将被迫反击。阁下，您现在还有机会使人类免遭新的战争灾难。”
亚历山大（签名）
四
六月十三日深夜两点，皇帝把巴拉舍夫叫来，宣读了自己写给拿破仑的信，命令他亲自把这封信送交法国皇帝。在打发巴拉舍夫离开时，皇帝再次对他重复了那段关于只要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还留在俄罗斯土地上，他就绝不讲和的话，并叮嘱他“一定”把这些话转告拿破仑。皇上没有把这些话写进信里，因为他有自己的分寸，他觉得在最后一次尝试和解的时刻这些用词不合适，不过他还是命令巴拉舍夫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拿破仑本人。
巴拉舍夫在一名号手、两名哥萨克的陪同下于六月十四日凌晨出发，天亮前到了雷康特村。这是法国在涅曼河岸方向的前哨。他被几名法国骑哨拦住。
一位着深红色制服、头戴毛茸茸制帽的法国骠骑兵军士朝骑马走来的巴拉舍夫大喊一声，命令他站住。巴拉舍夫并没有立刻停下来，而是继续漫步前行。
这位军士皱着眉头咕哝着骂了一句，骑马冲到巴拉舍夫面前。他伸手握刀，粗鲁地朝这位俄国将军大喊，问他是不是聋子，怎么听不到别人的话。巴拉舍夫报出自己的身份。军士派了一名士兵去找军官。
这位军士不再理会巴拉舍夫。他同伙伴儿们谈论着团里的事情，对这位俄国将军连看都不看一眼。
巴拉舍夫和最高当局的权势人物走得很近，三个小时前还和皇上本人谈过话，在自己的职位上他已习惯了人们对他恭恭敬敬；可是在这里，在俄罗斯土地上，却看到这些粗人对自己这种敌对、主要是不敬的态度，他觉得十分奇怪。
太阳刚刚从云层后升起，空气清新，弥漫着露水。一群牲口被赶出村来，走在大路上；一只只云雀在田野里像水中的汽泡一样，扑愣愣地飞起。
巴拉舍夫环顾四周，等着军官从村子里出来。俄罗斯哥萨克以及号手和法国骠骑兵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偶尔相互看看。
一名法国骠骑兵上校，看样子刚从被窝爬起，由两名骠骑兵陪着，骑着一匹喂得饱饱的漂亮灰马从村子里出来。无论是军官和士兵，还是他们的马，身上都有一种得意而炫耀的神气。
这是交战初期，部队尚完好无损，他们进行的是类似检阅式的和平活动。只是像交战初期常见的那样，军装威武整齐，精神饱满，士气旺盛。
法国上校强忍住哈欠，不过很有礼貌。他显然明白巴拉舍夫肩负重任。他带着巴拉舍夫穿过士兵队伍把他送到散兵线后面，告诉他说，他面见皇帝的愿望大概很快就能实现，因为据他所知，皇帝的驻地离此不远。
他们穿过村子到了雷康特村的另一头。沿途有一些法国骠骑兵的拴马桩，哨兵和士兵们都给自己的团长行礼并好奇地打量着俄军制服。据这位上校讲，师长驻扎在离这儿两公里的地方，他将接见巴拉舍夫并送他去要去的地方。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得这片绿野喜气洋洋。
他们刚走到山脚的一个小酒店，从山后迎面驰出一群骑马的人，一个骑黑马的高个子走在马队的前面，马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头戴羽饰软帽，身披红色斗篷，黑色卷发垂在肩上。他双腿前蹬骑在马上，是典型的法国骑马姿势。此人迎着巴拉舍夫奔驰而来，羽饰随风飘动，身上的金银珠宝饰品在六月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法国上校朱尔内恭敬地小声说：“这是那不勒斯王”。这时巴拉舍夫离迎面驰来的这位骑手只有两匹马的距离了，他戴着羽饰、手镯、项圈和金饰，得意洋洋，表情做作。确实，这位便是现在被称为那不勒斯王的缪拉。虽然这个称号毫无缘由，但是大家都这么叫他，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因此就摆出一副比以往更加得意、更加傲慢的架势。他也的确相信自己就是那不勒斯王。离开那不勒斯的前一天，当他与妻子在街头散步时，有几个意大利人高喊：“国王万岁！”，他转身对妻子忧郁地笑了笑说：“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还不知道我明天就要离开他们了！”
尽管他坚信自己就是那不勒斯王，尽管他可怜那些被他丢下的臣民，但是最近，在他奉命重服军役之后，特别是拿破仑在但泽会见他时，皇兄对他说：“我封你为王，是为了让你照我的意志，而不是照你的意志来统治”。此后，他便欣然操起了老本行，就像一匹喂足了草料、又没上膘的马一样正好用来干活。他感到自己被贵重的饰品打扮得花花绿绿，被套上马车，便心满意足地驾起车辕在波兰大道上高高兴兴地奔跑起来，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和方向。
看见俄国将军，他摆出国王的姿态，庄严的仰起留有齐肩卷发的头颅，疑惑地看了看法国上校。上校毕恭毕敬地向他报告了巴拉舍夫的使命，但没能说清他的姓名。
“德·巴尔-马舍夫！”那不勒斯王说道（他以自己的果断克服了法国上校的困难，说出了巴拉舍夫的姓），“很高兴认识您，将军。”他摆出国王的宽宏姿态补充道。这位国王讲话的声音一大，语速一快，身上的王威即刻便消失殆尽，变成一副固有的宽厚亲昵的腔调。把手放到巴拉舍夫的马脖子上，这一点他自己也没察觉到。
“怎么样，将军，看来事态在朝战争演变啊。”他说道，似乎对他不能评判的时局表示遗憾。
“陛下，”巴拉舍夫答道，“俄国皇帝不希望发生战争，正如陛下所见……陛下。”巴拉舍夫说，一口一个“陛下”，对一个还不习惯新封号的人频频称呼其封号，难免有些不自然。
听到巴拉舍夫先生的话，缪拉愚蠢地流露出一种满足的表情。但国王这个称号也意味着责任，他觉得作为国王和盟友，有必要和亚历山大的使者谈谈国事。他下了马，拉着巴拉舍夫的手离开恭候在一旁的随从们几步，和他一起来回踱着步，尽力把话说得有分量一些。他说从普鲁士撤军的要求侮辱了拿破仑皇帝，特别是现在，这个要求闹得尽人皆知，这伤害了法兰西的尊严。巴拉舍夫说，这个要求并无任何侮辱人的成分，因为……缪拉打断了他：
“那么您认为发动战争的罪魁不是亚历山大皇帝吗？”他突然说道，脸上露出和善的傻笑。
巴拉舍夫陈述了为何他觉得实际上挑起战争的是拿破仑。
“啊，我亲爱的将军，”缪拉再次打断他的话，“我衷心希望两位皇帝能够解决这起事件，使违背我意愿的这场战争尽快结束。”他说话的语调是那种仆人间谈话的口气，尽管老爷们在争吵，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做朋友。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亲王身上，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回忆起跟他在那不勒斯度过的那段快乐有趣的时光。然后，似乎是忽然想起了自己国王的尊严，缪拉庄重地挺直腰板，摆出在加冕仪式上的姿式，挥动着右手说：“将军，我不再耽搁您的时间了，愿您的出使马到成功。”说完，他抖动着红色绣花斗篷和头上的羽饰，身上的宝石闪闪发亮，回到恭候在一旁的侍从那里。
巴拉舍夫继续前行，照缪拉的意思，他很快便能见到拿破仑本人，但实际上却没能很快见到他。反而像在前沿散兵线时那样，他在下一个村镇他被达武的步兵哨再次拦住。军团长的副官出来带他进村去见达武元帅。
五
达武就是拿破仑皇帝身边的阿拉克切耶夫。是阿拉克切耶夫，但不是胆小鬼。他也是那么勤勉而残酷，除了残酷之外，他不会用别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忠诚。
国家这个机制需要有这样的人，正如自然界需要有狼一样。不管他们的存在以及与政府首脑的亲近让你觉得多么荒唐，但他们却一直存在着，一直露着脸，一直把持着重要位子。阿拉克切耶夫是一个残忍到曾亲手扯掉掷弹兵的胡子，同时又脆弱到不能承受任何危险的人。这样一名既没有修养，又非皇亲国戚的人能在骑士般高贵温和的亚历山大面前把持那么大的权力，只能用以上这一必然性来解释了。
在一户农家的棚子里巴拉舍夫见到了达武。他正坐在一个小圆桶上，忙着写东西（他在核对帐目）。副官站在一旁。本来可以找到更好一点的住处，但达武元帅属于那种刻意把自己置于最阴暗的生活环境中，以便有理由摆出一副阴沉面孔的人。为此他们总是忙忙碌碌，一刻也不闲着。“当你们看见我身处这肮脏的小棚子，坐在木桶上工作时，你们怎么还会想到人类生活会有幸福的一面。”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这么说。这种人的主要乐趣和需要便在于：一旦生活显露出一丁点儿生机，他就用自己那阴沉沉的忙碌对其迎头痛击。巴拉舍夫来的时候，达武就享受到了这种乐趣。当这位俄国将军进来时，他更加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只是透过眼镜看了一眼巴拉舍夫那张生机勃勃的脸——那是由于受到美好的清晨以及和缪拉谈话的影响。他没有起身，甚至动都没动一下，而是眉头紧皱，狠狠地冷笑了一声。
达武从巴拉舍夫脸上看出他对这样的接待很不乐意，他抬起头，冷冷地问他有何需要。
巴拉舍夫推测，达武之所以如此接待他是因为尚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皇帝的侍从将军，而且是他派去与拿破仑会晤的代表，于是赶忙报上自己的头衔与使命。出其所料，听完巴拉舍夫的话之后，达武变得更加严厉和粗鲁。
“您的公文在哪里？”他说，“把它给我，我来呈交皇帝。”
巴拉舍夫说他奉命要把公文亲自面呈皇帝本人。
“你们皇帝的命令只在你们的军队中有效，而在这里，”达武说，“叫您做什么，您就得做什么。”
似乎是为了让这位俄国将军更加清楚，他现在由这些粗人支配，达武派副官去叫值日兵。
巴拉舍夫掏出装有皇上信件的公文袋，把它放在了桌上（桌子是一张铺在两个圆桶上的门板，上面支楞着两个扯断的合页）。达武拿过信封读了收信人的姓名。
“您完全有权力尊重我，也可以不尊重我，”巴拉舍夫说，“但是请您注意，我有幸荣任皇帝陛下的侍从将军。”
达武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巴拉舍夫脸上显现出的稍许激动和窘迫让他很满足。
“您将得到应有的待遇。”说完，他把信封放进口袋，出了小棚子。
不一会儿，元帅的副官卡斯特雷先生走了进来，把巴拉舍夫带到了为他准备好的住处。
巴拉舍夫和元帅这天就在是在那个小棚子里，在那张圆桶木板桌上用的午饭。
第二天达武很早就出去了。他把巴拉舍夫叫来，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他留在这里，如果接到命令，就和运送行李的部队一起走，并且除了卡斯特雷先生之外，不许和任何人讲话。
经过四天孤寂的日子，巴拉舍夫意识到自己不仅受制于人而且微不足道。特别是不久前他还置身于那种威风八面的环境，现在这种感觉就尤为明显。随元帅的行李和占领整个地区的法军走了几段路之后，巴拉舍夫被带到了已被法军占领的维尔诺，走进了维尔诺城门——四天前他就是由此出来的。
第二天，皇帝的高级侍从蒂雷纳先生来找巴拉舍夫，向他转达了拿破仑皇帝要接见他的意愿。
在巴拉舍夫去应召前往的那间房前，四天前还站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哨兵，而现在却站着两位身着敞胸蓝制服、头戴皮茸帽的法国近卫军，由骠骑兵和枪骑兵组成的护送队，还有衣着光鲜的副官、少年侍从和将军们，他们站在阶前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木留克兵鲁斯唐的周围恭候他出来。在维尔诺，就在那座亚历山大派他出使的房子里，拿破仑接见了巴拉舍夫。
六
尽管巴拉舍夫对宫廷的奢华习以为常，但是拿破仑皇帝的豪华与侈糜还是令他吃了一惊。
蒂雷纳伯爵带着巴拉舍夫走进一间大会客厅，已有众多的将军、高级侍从、波兰的显贵们等候在这里，其中有不少人巴拉舍夫以前在俄国皇帝的宫廷里见过面，迪罗克说拿破仑皇帝将在骑马散步前接见俄国将军。
等了几分钟后，值班侍从走到大会客厅，恭恭敬敬地向巴拉舍夫鞠了一躬，请他随他过去。
巴拉舍夫走进一间小会客厅，客厅里有一扇通向书房的门，俄国皇帝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委派他出使的。巴拉舍夫独自静候了一两分钟。门后传来起急促的脚步声，书房的两扇门飞快地打开了，开门的侍从恭恭敬敬地站定，候在那里，一切都静了下来，书房里又传来一阵坚定果断的脚步声：这便是拿破仑。他刚刚结束骑马出游前的打扮——身穿蓝色制服，敞开的胸襟里露出一件白色坎肩，垂到滚圆的肚子上，两条短腿上白色鹿皮裤紧紧裹住肉墩墩的大腿，脚蹬一双长统马靴；一头短发显然刚刚梳理过，但有一绺头发垂到宽宽的额头中间；制服的黑领子里很醒目地探出白胖松弛的脖子；身上散发着香水的味道。他下巴前突，年轻丰满的脸上露出只有皇帝在欢迎人时才有的仁慈与宽宏。
他出来了，头稍稍向后仰起，每走一步身体就迅速地轻轻晃动一下。他那短粗发福的身躯、宽阔厚实的肩膀、不由自主向前鼓起的肚子和胸脯都透着一种四十来岁的养尊处优的男人所具有的体面与堂堂仪表。此外，还可以看出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
巴拉舍夫朝他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他点头回应。他走到巴拉舍夫跟前，他是个珍惜每一分钟时间而且不能容忍说话还要打腹稿的人，他立刻开始了谈话，他相信自己永远都能讲得很好，能讲到点子上。
“您好，将军！”他说，“我收到了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的信，非常高兴见到您。”他用大眼睛看了一眼巴拉舍夫的脸，目光又立刻越过他，看着远处。
显然，他对巴拉舍夫本人一点兴趣也没有。可以看出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自己心里的想法。身外的一切对他来讲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志。
“我不希望，也不曾希望发生战争，”他说，“可是有人逼着我去打仗。直到现在（他强调了这个词）我都准备接受你们能给我的一切解释”。接着他开始简短而清楚地陈述他对俄国政府不满的理由。
从这位法兰西皇帝讲话时所采用的平和友好的语气来看，巴拉舍夫坚信他希望和平，有意进行谈判。
拿破仑说完后用询问地目光看了一眼俄国使者。“陛下，敝国皇帝。”巴拉舍夫开始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话；但法国皇帝盯着自己的目光却让他有些窘迫。“您发窘了，镇定些。”拿破仑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打量着巴拉舍夫的制服和佩剑，似乎在这么说。巴拉舍夫稳住神儿后接着说话。他说亚历山大皇帝不认为库拉金要求发给护照是发动战争的充足理由，库拉金的行为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是他自己的意愿，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战争，和英国也没有任何交往。
“还说没有。”拿破仑插言道，似乎担心自己会感情用事，他皱起眉，轻轻点了点头，以此示意巴拉舍夫可以继续往下说。
讲完亚历山大皇帝吩咐的一切后，巴拉舍夫说亚历山大皇帝希望和平，但是谈判必须有一个条件，除非……说到这儿巴拉舍夫迟疑起来：他想起了亚历山大皇帝没有写进信里，不过却命令萨尔蒂科夫一定要写进诏书并吩咐巴拉舍夫务必转告拿破仑的那句话，巴拉舍夫记得这句话：“直到没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但是某种复杂的情感阻止了他，他无法说出这句话，虽然他很想这么做。他迟疑着说：除非法国军队撤回到涅曼河对岸。
拿破仑注意到了巴拉舍夫在说最后一句话时的窘迫，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左腿小腿肚开始有节奏地抖动。他站在原地没动，讲话的声音比原来更高更快。在说下面这些话时，巴拉舍夫几次垂下目光不由自主地观察着拿破仑左腿肚的颤抖，他的声音越高，腿肚抖得就越厉害。
“我希望和平的意愿并不比亚历山大皇帝少，”他说，“难道不是我在十八个月来为得到和平做出了一切？这十八个月来我一直在等待解释。不过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开始谈判？”他皱着眉问道，一只白胖的小手有力地做出疑问的手势。
“将部队撤回涅曼河对岸，陛下。”巴拉舍夫说。
“撤回涅曼河？”拿破仑重复了一遍。“那你们现在是希望我们撤回涅曼河——只是撤回涅曼河吗？”拿破仑重复着，眼睛直视着巴拉舍夫。
巴拉舍夫恭敬地低下了头。
四个月前还要求撤出帕美拉尼亚，而现在只要求撤回涅曼河。拿破仑飞快地一转身，开始在房里踱起步来。
“您说为了开始谈判要求我方撤回涅曼河对岸，可是两个月前却要求我撤回奥德河和维斯拉河对岸，尽管如此，你们还是同意举行谈判。”
他一言不发地从房间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又停在巴拉舍夫面前。他的神色严峻，面部冷峻得像块石头，左腿比以前抖得更快了。拿破仑知道自己有左腿抖动的习惯。“我的左腿肚抖动是一种伟大的征兆”，后来他曾这样说过。
“像撤出奥德和维斯拉河那样的要求可以向巴登王子而不是向我提。”拿破仑几乎喊了起来，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料到这点。“就是把彼得堡和莫斯科都送给我，我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你们说是我发动了战争？那又是谁先下到部队的？是亚历山大皇帝，不是我。在我花掉几百万之后，在你们和英国结为同盟之后，在你们处境不妙的时候向我提出谈判？你们找我谈判！你们和英国结盟有何目的？它给了你们什么？”他语速急促，他说这番话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阐明签署和平协议的好处以及讨论它的可能性，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力量，证明亚历山大的错误和失算。
他这段开场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要说明形势对自己有利，要表明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谈判。不过他的话已经开了头，他越说就越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了。
现在他的话显然只为了抬高自己和侮辱亚历山大，也就是去做会见之初最不想做的事。
“据说你们和土耳其人签了和约？”
巴拉舍夫肯定地把头一低。
“签了和约……”他刚想说，但是拿破仑却没容他说话。看来他只需要自己一个人讲话，于是他也不顾及自己恼怒的情绪，又继续振振有词地讲了起来，被宠坏了的人都喜欢这样。
“是的，我知道你们和土耳其签了和约，但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要是我的话，可以把这两个省送给你们的皇帝，就像我把芬兰给了你们一样。是的，”他继续道，“我曾答应过，而且本可以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但现在他不可能拥有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啦。他本可以将其划入自己的帝国，在自己的朝代里把俄罗斯的版图从波特尼亚湾扩展到多瑙河口。卡捷琳娜大帝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拿破仑说，他越说越激动，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对巴拉舍夫重复着差不多是他在蒂尔西特对亚历山大本人说过的那些话。“他本来靠我的友谊可以拥有这一切的……啊，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多么美好的朝代！”他重复了几次，站住了，从口袋里掏出金制鼻烟壶，用鼻子使劲地吸了一下。
“啊，亚历山大朝本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呀！”
他遗憾地看了巴拉舍夫一眼，巴拉舍夫刚想说点什么，他连忙再次打断了他的话。
“他还指望和寻找些什么靠我的友谊不能得到的东西？……”拿破仑不解地耸着肩膀说。“不，他以为把我的敌人们放在他的周围比较好，那这些人是谁呢？”他继续说道。“他把施泰因、阿姆菲尔特、温岑格罗德、贝尼格森之流招到自己身边。施泰因是被祖国驱逐的叛徒，阿姆菲尔特是个好色之徒和阴谋家，温岑格罗德是法兰西的逃亡者，贝尼格森跟其他人比起来有点像军人，但终归是一个庸人，在一八一七年他毫无作为，只能引起亚历山大皇帝可怕的回忆……假如他们是些有能力的人，对他们也可以加以利用，”拿破仑接着说道，他的话语都快跟不上那些不断涌现的、能够证明他的正确与力量的思想（这在他看来是一码事），“可是连这也不行，不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和平，他们都不中用。据说巴克莱比他们都能干些，不过按他最初的一些行为来看我不这么认为。而他们都在干些什么？所有这些宫廷近臣们都在干些什么！普弗尔提出建议，阿姆菲尔特争论不休，贝尼格森在研究，而被授权采取行动的巴克莱却不知该如何决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只有巴格拉季翁是个军人。他虽然愚蠢，但是果断，有眼力，有经验……而你们年轻的皇帝在这群乌合之众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他们在败坏他的名声，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他的身上。只有身兼统帅的皇帝才应该待在军中，”很明显，他的这些话是对俄国皇帝的直接挑衅。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皇帝渴望成为统帅。
“战争已经开始一周了，你们无法保卫维尔诺。你们被分割成两部分，被赶出了波兰各省。你们的军队在抱怨……”
“正好相反，陛下，”巴拉舍夫说，他吃力地听着这一串串连珠妙语，勉强才记下了人家对他说的这些话，“我们的军队充满了热切的希望……”
“我知道这一切，”拿破仑打断了他，“我知道这一切，我知道你们有多少营，就像知道我自己有多少营一样准确。你们的军队不到二十万，而我的却比你们多两倍。跟您说实话，”拿破仑说道，他忘了他的这句实话不会有任何意义，“说实话，在维斯拉河方向我投入的兵力是五十三万。土耳其人帮不了你们：他们毫不中用，和你们讲和就证明了这一点。瑞典人的命里注定要由在几位疯子国王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个疯子，他们废黜了他，又另立了一个贝尔纳多特，这个人立刻便疯了，因为作为瑞典人，只有疯子才会和俄国结盟。”拿破仑狠狠地冷笑了一下，把鼻烟壶又凑到鼻子跟前。
对于拿破仑说的每一句话巴拉舍夫都想反驳，也有话反驳；他不断地做出一些一个人想要讲话时才会有的动作，但拿破仑总是打断他。比如说，有关瑞典人的疯狂巴拉舍夫想说，有了俄罗斯的支持瑞典就是一个孤岛；但是拿破仑生气地喊了起来，要把他的声音给压下去。拿破仑此时正处于那种需要说话，说话，不停说话的恼怒状态，他说话只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的公正。巴拉舍夫感到很难受：作为一名使者，他不想屈尊，觉得有必要进行反驳；但是作为一个常人，面对拿破仑那种忘乎所以、无缘无故的愤怒，他在精神上又感到很压抑。他知道，拿破仑现在说的所有话都没有任何意义，当他冷静下来后，自己都会为这些话感到羞愧。巴拉舍夫站在那里，顺下目光看着拿破仑那双来回走动的粗腿，尽量回避着他的目光。
“你们那些盟友对我来说算什么呀？”拿破仑说，“我也有盟友——是波兰人：他们有八万，打起仗来像狮子一样。他们的人数将达到二十万。”
也许，他对自己明显说了假话以及对面前的巴拉舍夫那副默不做声、听天由命的姿式感到更加生气，他猛地转过身，径直走到巴拉舍夫眼前，两只白手迅速有力地挥动着，几乎喊了起来：
“你们记住，如果你们能鼓动普鲁士反对我，记住，我会把它从欧洲的版图上抹掉，”他苍白的脸气得走了样，一只小手有力地击打着另一只手，“是的，我要把你们赶回到德维纳河、第聂伯河的彼岸，重筑一道阻挡你们的屏障——盲目的欧洲曾容忍你们毁掉这道屏障是一大罪过。对，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这就是你们疏远我所应得的奖赏。”说完，他晃动着厚厚的肩膀默默地在房里踱了几圈。他把鼻烟壶放进坎肩口袋里，又掏了出来，把它放到鼻子跟前闻了几次之后在巴拉舍夫对面站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嘲弄地看了看巴拉舍夫的眼睛，然后压低声音说：“可是你们的皇帝本来可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朝代啊！”
巴拉舍夫觉得有必要进行反驳，便说从俄国方面看来事情并非那么糟糕。拿破仑没有说话，继续嘲弄地看着他，显然没在听。巴拉舍夫说在俄国大家对战争都持乐观看法。拿破仑大度地点了点头，似乎在说：“我知道，这样说是您的职责，但是您自己都不相信这一点，您已被我说服了。”
巴拉舍夫快要说完时，拿破仑又拿出了鼻烟盒闻了闻，用一只脚在地板上敲了两下，这是叫人的信号。门开了，一名侍从官弯着腰，毕恭毕敬地把帽子和手套递给皇帝，另一名侍从递上手帕。拿破仑看也不看他们，转身对巴拉舍夫道：
“请以我的名义让亚历山大皇帝相信，”他拿起帽子说，“我一如既往地忠实于他：我完全了解他，而且非常看重他高贵的品质。将军，不多耽搁您了，您这就会收到我写给贵国皇帝的信。”说完，拿破仑快速朝门口走去。客厅里的人全都拥上前去，跟着下楼了。
七
听了拿破仑对他所说的一切，目睹了拿破仑所发的脾气，又听了最后那句干巴巴的：“将军，不多耽搁您了，您这就会收到我写给贵国皇帝的信”之后，巴拉舍夫确信，拿破仑不只是不想再见到他，而且会尽量回避他，因为他是一个被羞侮的使者，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目睹了拿破仑的无名火，有失身份。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巴拉舍夫当天便通过迪罗克收到了要他参加皇帝宴会的邀请。
参加宴会的有贝西埃、科兰古和贝尔蒂埃。
拿破仑亲切愉快地接见了巴拉舍夫。他不仅没有对自己早晨的发火感到难为情或自责，相反，他还试图让巴拉舍夫振作起来。看来，在他的观念里，拿破仑是不可能犯错的，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是否合乎是非观念，而是因为这些事是他做的。
皇帝在维尔诺骑马出游之后心情格外好。出游时，成群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迎送他，他所途经的每条街道的窗子里都挂着地毯、彩旗和由他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花字，波兰太太们都挥舞着手绢欢迎他。
午宴上，他安排巴拉舍夫坐在自己旁边，对他不仅很亲切，而是似乎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一名近臣，当成那些支持他的计划并为他的成功而高兴的人们之一。闲谈间他谈起了莫斯科，开始向巴拉舍夫询问俄罗斯首都的情况。他的询问不只是像一位好奇的旅行家打听要去的地方，而是似乎确信，作为一名俄罗斯人，巴拉舍夫应该对他的这份好奇感到荣幸。
“莫斯扣有多少人口？多少房屋？莫斯扣真的被称为圣莫斯扣吗？莫斯扣有多少个教堂？”他问道。
在听到有两百多个教堂的回答后他说：
“要那么多的教堂干什么？”
“俄罗斯人笃信上帝。”巴拉舍夫回答。
“不过，大量的修道院和教堂总是一个民族落后的标记。”拿破仑说完转过头看了看科兰古，想听听他对这一论断的评价。
巴拉舍夫恭恭敬敬地表示他不同意法国皇帝的看法。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俗。”他说。
“但是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已经没有类似的情况了。”拿破仑说。
“请原谅，陛下，”巴拉舍夫说，“除了俄罗斯，西班牙也有很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舍夫的这个回答暗指不久前法国人在西班牙所遭遇的失败。据巴拉舍夫讲，后来在亚历山大的宫廷中这个回答受到高度评价，不过现在，在拿破仑的午宴上却没有被当回事，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元帅先生们冷漠、困惑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并未明白巴拉舍夫的语气巧妙在哪里。“既使真有什么巧妙之处，那我们也没听出来，或者是它根本就不怎么巧妙。”元帅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这么说。这个回答根本没被当回事，拿破仑甚至全然没有理会它。他天真地问巴拉舍夫从这里直达莫斯科的路都经过哪些城市。巴拉舍夫在整个午宴上都很警惕，他回答说，正如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大路也通往莫斯科。有很多条道路，这些道路中有一条是查理十二世所选的途径波尔塔瓦的道路。说到这儿，巴拉舍夫不禁为自己成功的回答而得意得脸都红了。不等巴拉舍夫说完最后一个词“波尔塔瓦”，科兰古便说起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这段路途上的种种不便以及自己关于彼得堡的回忆。
午宴之后大家来到拿破仑的书房喝咖啡，四天前这里还是亚历山大的书房。拿破仑坐下，搅着塞夫尔瓷杯中的咖啡，指着身旁的椅子请巴拉舍夫坐下。
人在午饭后常有一种“饭后状态”，它比许多理性的原因都更能使人对自我产生满意之感，让他觉得所有人都是朋友。拿破仑便处于这种状态。他觉得他的周围都是他的崇拜者，他确信，在他的宴请之后巴拉舍夫也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拿破仑带着愉悦又稍带嘲弄的微笑转向巴拉舍夫。
“别人告诉我说，这个房间便是亚历山大皇帝住过的。很奇怪，将军，不是吗？”他这样说，显然毫不怀疑他这样说一定能让对方感到愉快，因为这证明了他的优势——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优势。
对此巴拉舍夫什么也不能回答，他默默低下了头。
“是啊，四天前温岑格罗德和施泰因还在这个房间里开过会，”拿破仑依旧带着那种自信且嘲弄的笑容继续说道。“我不明白的是，”他说，“就是亚历山大网罗了我本人所有的仇敌作为自己的亲信。这是我所……不明白的。他没有想到我也会这样做吗？”他问巴拉舍夫，这回忆显然又勾起了他早晨的怒火，这怒火在他心里尚未熄灭。
“那就让他知道我也会这样做，”拿破仑说着用手推开杯子，站了起来。“我要从德国驱逐他所有的亲戚，符腾堡、巴登、魏玛的所有亲戚……是的，我要驱逐他们。就让他在俄罗斯为他们准备避难所吧！”
巴拉舍夫低下头，他的样子表明他很想告辞。他之所以还在听，是因为他不得不听别人对他说的这些话。拿破仑没注意到他的表情，他不像是在对待自己敌人的使者那样对待巴拉舍夫，而是像对待一个现在已完全忠实于他并且对贬低自己的旧主感到高兴的人。
“亚历山大为什么要统领军队呢？这是为什么呢？打仗是我的职业，他的事业是做皇帝，而不是去指挥军队。他为什么要担这个责任呢？”
拿破仑又拿起鼻烟壶，默默地在房里走了几圈，突然出人意料地微笑着走到巴拉舍夫面前，就好像在做一件不仅重要，而且还能令巴拉舍夫感到高兴的事一样，迅速抬起一只手，自信而随意地伸向这位四十岁俄国将军的脸，抓住他的一只耳朵，轻轻拉了拉，咧嘴笑了一下。
“在法国宫廷里让皇帝拉耳朵被认为是极大的荣耀和恩宠。”
“好了，您怎么一言不发呀，亚历山大皇帝的崇拜者和近臣？”他说道，似乎对于有他在还去作别人的、而不是他拿破仑的崇拜者和大臣这件事感到很可笑。
“给将军的马准备好了吗？”他又问道，对于巴拉舍夫的行礼轻轻低了低头。
“把我的马给他，他要走很远的路呢……”
巴拉舍夫带回的信是拿破仑给亚历山大的最后一封信。他把这次谈话的所有细节都禀告给了俄国皇帝，于是战争开始了。
八
在莫斯科和皮埃尔见过面之后，安德烈公爵就动身去了彼得堡。他对家人说是去办事，实际上他是为了在那里见到阿纳托里·库拉金公爵，他认为必须见到这个人。他来到彼得堡之后，一直打听的库拉金却已不在这儿了。皮埃尔告知内兄说安德烈公爵要去找他。阿纳托里·库拉金马上得到了陆军大臣的任命，去了摩尔达维亚部队。这时在彼得堡，安德烈公爵见到了一直对自己很不错的老上司库图佐夫将军，后者建议他和自己一起去摩尔达维亚部队，老将军已被任命为那里的总司令。安德烈公爵接到在总参谋部供职的任命后便去了土耳其。
安德烈公爵认为给库拉金写信并提出决斗是不妥的。在没有新的决斗理由之前，安德烈公爵认为自己先提出决斗会损害罗斯托娃伯爵小姐的名誉，因此他寻找与库拉金见面的机会，他打算到时再找个新的借口与他决斗。不过在土耳其军队里他还是没能见到库拉金，安德烈公爵到了土耳其军队之后不久库拉金便回到了俄罗斯。在新的国度，新的生活环境中安德烈过得轻松了一些。未婚妻背叛自己之后，他越是在大家面前掩饰这件事的影响，这次背叛对于他的伤害便越深。对于他来说，过去让他幸福的那种生活环境使他很痛苦，以前曾那样珍爱的自由与独立更令他难受。他不仅不再去想当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天空时脑子里第一次闪现的那些念头，他曾经喜欢和皮埃尔讨论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曾让他在博古恰罗沃，以及后来在瑞士和罗马的孤独中感到充实。但现在他甚至害怕去回忆这些展示过无限光明前景的想法。如今让他感兴趣的只有那些与过去没有联系、离他最近最实际的问题，过去的事离他越远，他便越是贪婪地抓住现在的事不放。仿佛从前他头上的那个遥远无垠的苍穹忽然变得低矮，确定，让他感到压抑，一切都十分明了，没有任何永恒和神秘。
在他所能想到的事务中军务是他最熟悉、最简单的事情。作为库图佐夫司令部中的值班将官，他工作勤奋热忱，他对工作的热心与认真让库图佐夫甚为吃惊。在土耳其没找到库拉金，安德烈公爵认为没必要再追到俄罗斯去找他；不过尽管如此，他知道不管过去多长时间，在他遇到库拉金的时候，尽管他对其充满蔑视，尽管他为自己找了种种不值得降低自己的身份与其发生冲突的理由，但他还是知道，在遇到库拉金时，他无法不找他决斗，正如一个饥饿的人无法不扑向食物一般。在土耳其，安德烈公爵忙碌而耐心地工作，甚至有些虚荣地去追逐名利，以此求得内心的宁静。然而耻辱尚未雪洗，仇恨压在心头未能消释的想法使他很难保持这种人为的平静。
一八一二年，当与拿破仑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布加勒斯特时（库图佐夫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不分黑天白天地和自己那个瓦拉几亚女人混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请求库图佐夫把他调到西线部队。库图拉佐夫已经厌倦了博尔孔斯基的勤恳，他的工作成了对司令懒散生活的指责。库图佐夫非常乐意放他走，派他去了巴克莱·德·托利那里。
在前往五月时还驻扎在德里萨营地的部队之前，安德烈公爵顺路回了一趟童山。他正好途径童山，离斯摩棱斯克大道只有三俄里。最近三年，安德烈公爵的生活发生了很多转变，他反复思考了许多东西，有了很多见识和感受（他游遍东方与西方），所以当他回到童山，看到一切如旧，没有丝毫变化，生活的进程一如既往时，他感到很是吃惊和意外。他乘车驶进了童山宅院的林荫道，驶进石门时，就像进了一个被施了魔法而熟睡的城堡。宅子还是那么庄重、整洁和宁静，还是那些家具，那些墙壁，那些声音，那些气味，那些怯生生的面孔——只是稍稍老了一些。玛丽娅公爵小姐依旧胆小，难看，日渐老去，在无限的精神痛苦和恐惧中毫无乐趣地白白耗费着自己最好的年华；布里恩小姐仍然快乐地享受着生活的每一分钟，满怀着她最为快乐的希望，心满意足，卖弄风情。正如安德烈公爵感觉的那样，她更加自信了。他从瑞士带回来的家庭教师杰萨利穿着一件俄式常礼服，磕磕绊绊地和仆人们讲着俄语，但还是那位智力有限、有教养、德行好的学究式的家庭教师。老公爵的身体没什么变化，只是嘴边上少了一颗牙，精神仍和原来一样，只不过火气更大，对现实世上发生的一切更加怀疑了。只有尼古卢什卡长高了，变样了，小脸红扑扑的，长了一头深色的卷发，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总是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他噘起漂亮的小嘴唇，就像过世的娇小的公爵夫人一样。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听从这座被施了魔法而沉睡的城堡的一成不变的规律。不过虽然表面上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是自从安德烈公爵离开他们以来，所有这些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还是发生了变化。全家分为两个格格不入而且互相敌视的阵营，现在只是当着他的面才聚在一块——为了他才改变了自己平常的生活方式。一派为老公爵、布里恩小姐和建筑师，另一派包括玛丽娅公爵小姐，杰萨利、尼古卢什卡及所有的保姆和奶妈。
他在逗留童山的这段时间，家里人都在一起吃饭，不过大家都很别扭，安德烈公爵觉得自己是个客人，大家是为了他才破了例，有他在场大家都很拘束。第一天吃午饭时安德烈公爵就不由地感到了这一点，他很少说话。老公爵察觉到他不自然的神态后，也阴沉着脸不说话，吃过午饭便立即回房了。晚上，安德烈公爵过去看他，想尽量逗他开心，便给他讲述小卡缅斯基伯爵的作战情况，这时老公爵忽然和他谈起了玛丽娅公爵小姐，指责她迷信，指责她讨厌布里恩小姐，照他的说法，布里恩小姐是唯一真正忠于他的人。
老公爵说，如果说他有病，那也是被玛丽娅公爵小姐气病的，她总是故意折磨他，惹他生气，她的那些蠢话和娇惯会把小尼古拉公爵教坏的。老公爵很清楚，他在折磨自己的女儿，她的日子很痛苦，但是他也知道，他无法不折磨她，这是她该得的。“为什么安德烈公爵看到了这些也不跟我谈谈他的妹妹？”老公爵想。“他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恶棍或者老糊涂了，无缘无故地疏远自己的女儿而去亲近一个法国女人？他不明白，所以应该给他讲明白，应该让他听听我的想法。”老公爵这样想着，便讲起了他为什么受不了女儿那不可理喻的性格。
“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说，眼睛没看着父亲（他生平第一次责备自己的父亲），“我本来不想说什么；不过您既然问我，那么我坦白地对您讲讲我对这些事的看法。如果在您和玛莎之间有什么误解和不和的话，那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责怪她，因为我知道她是多么敬爱您。如果您问我，”安德烈公爵接着说，他的火气上来了，因为他最近总想发火，“那么我只能说一点，如果有什么误解，那么这误解的起因就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女人，她本来就不该成为妹妹的女伴儿。”
一开始，老爷子不错眼珠地望着儿子，不自然地微笑着，露出一个安德烈公爵还没看习惯的新牙豁儿。
“什么女伴儿，我亲爱的？啊？已经谈过了？啊？”
“爸爸，我不想充当法官，”安德烈用恼火生硬的语气说道，“但是您让我说，我便说了，而且我永远都会说玛丽娅公爵小姐没有错，是你们……是这个法国女人的过错……”
“哈，审完了！……审完了！”老爷子小声说道，安德烈公爵感到
他有一丝窘迫，不过接着他突然跳了起来，喊道：“滚，滚！不许你再来这里！……”
安德烈公爵本打算马上就走，但是玛丽娅公爵小姐肯求他再住一天。这天，安德烈公爵和父亲没有见面，老公爵没出房门，除了布里恩小姐和吉洪之外谁也不让进去，他问了几次儿子走了没有。第二天临行前，安德烈公爵去了儿子的小房间。这个健壮的，和母亲一样有着一头卷发的小男孩坐到他的膝上。安德烈公爵给他讲起蓝胡子的故事，但是没等讲完便深思起来。他把儿子抱在膝上，心里想的却不是漂亮的儿子，而是想着自己。惹得父亲生气，又即将离开他（生平第一次同父亲争吵），安德烈公爵惊恐地在心里想找到些后悔和惋惜之意，却什么也没找到。对于他来说更主要的是他想寻找从前对儿子的那份柔情，却没有找到。他把孩子抱到膝上爱抚他，本希望能在自己的内心唤起这份柔情。
“嘿，接着讲呀。”儿子说道。安德烈公爵没有回答，把他从膝上放下来，出了房间。
安德烈公爵一放下自己的那些日常事务，特别是一进入曾让他感到幸福的旧环境，生活的苦恼又像从前一样有力地占据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忙着尽快摆脱这些回忆，尽快找个事来做。
“你一定要走吗，安德烈？”妹妹问他。
“感谢上帝，我可以走了，”安德烈公爵说，“非常遗憾，你不能走。”
“为什么要说这些！”玛丽娅公爵小姐说，“为什么现在还说这种话，你要去参加那可怕的战争，他的年纪已这么大了！布里恩小姐说他问起过你……”她一开口说这些，嘴唇便颤抖起来，眼泪开始往下掉。安德烈公爵转过身，开始在房里走来走去。
“啊呀，我的天哪！我的天！”他说，“你只要想一想，什么事，什么人——多么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能给人造成不幸！”他愤怒地说到，把玛丽娅公爵小姐吓了一跳。
她明白他所说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人不仅指给他带来不幸的布里恩小姐，还指那个毁了他幸福的人。
“安德烈，有件事我想请你，我求你，”她碰了碰他的胳膊，含泪的眼睛炯炯地望着他说。“我理解你（玛丽娅公爵小姐垂下了眼睛）。别以为痛苦都是人造成的，人只是他的工具。”她朝比安德烈公爵头顶稍高一些的上方看了看，那熟悉信赖的目光是人们通常在望着安置圣像的老地方时才有的。“痛苦是他给的，而不是人带来的。人只是他的工具，人没有错。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人在你面前犯了错，那就忘掉这些，宽恕他吧。我们没有权利惩罚别人。你就会懂得宽恕的幸福。”
“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会这样做的，玛丽娅，这是女性的美德。但是男人不应该，也不能忘记和宽恕，”虽然在这一刻之前他没去想库拉金，但是未报之仇突然又涌上他的心头，“如果玛丽娅公爵小姐已经在劝我宽恕，那么也就是说我早该去惩罚了。”他想道。于是他再没有回答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话，开始想象他遇见库拉金那令人高兴而又恼怒的时刻，他知道库拉金此时在军中。
玛丽娅公爵小姐求哥哥再多待一天，说她知道，如果安德烈不和父亲和解就这么走了的话，那父亲会非常难过的；可是安德烈公爵回答说，也许他很快就能从部队再回来，他一定会给父亲写信，而现在他待得越久，这争吵便会越厉害。
“再见了，安德烈！记住，不幸来自上帝，人永远没有过错。”这是他与妹妹告别时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事情本该如此！”安德烈在驶出童山住宅的林荫道时想道，“这个可怜无辜的人留下来让一个老糊涂折磨。老爷子知道自己不对，却无法改变自己。我的小儿子在一天天长大，感受着生活的快乐。在生活中他也将和大家一样，被人欺骗或欺骗别人。我现在赶往部队，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希望遇见那个让我鄙视的人，以便给他一个打死我、嘲笑我的机会！”从前也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不过从前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一切都散架了。一些毫无意义、毫无关联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在安德烈公爵的脑海中浮现。
九
安德烈公爵于六月底来到了部队总部。皇帝所在的第一军驻扎在德里萨河畔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里。第二军的部队在撤退，力图和第一军汇合。据说，他们与第一军的联系被法国人的大部队给切断了。俄军所有人都对战事的总体进展表示不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敌军入侵俄国各省的危险，也没料到战火有可能烧到波兰西部各省以外的范围。
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河岸找到了巴克莱·德·托利，他被派到这里来任职。由于营地附近没有一个大点儿的村子或地方，大量的将军以及随军大臣们便驻扎在河两岸数十俄里几个村落最好的房屋里。巴克莱·德·托利驻扎的地方离皇帝有四俄里远。他冷冰冰、干巴巴地接待了博尔孔斯基，带着德国口音说他将向皇帝请示关于他的任职安排，请他暂时在自己的司令部里供职。安德烈公爵希望能在部队里找到阿纳托里·库拉金，但是他并不在这里；他在彼得堡，这一消息让博尔孔斯基感到高兴。身处这场大战的中心，这吸引了安德烈公爵的兴趣，于是他为自己能够暂时摆脱对库拉金的愤恨而感到高兴。在最初四天里，安德烈公爵未被派往任何地方，便在构筑了防御工事的营地四处转悠，想凭借自己的知识以及通过与了解情况的人交谈尽可能对营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但是关于该营地是否有利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得到答案。凭自己的军事经验他相信，最深谋远虑的计划在军事上也毫无意义（正如他在奥斯特利茨远征中所见到的），一切取决于对敌军突然发起的、无法预见的行动所做出的反应，取决于由谁来指挥和如何来指挥整个战事。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安德烈公爵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熟人力图深入了解部队的指挥层，了解参加指挥的人员和派别的情况，最后他对形势得出如下见解。
皇帝驻在维尔诺时，部队便被分为三部分：第一军由巴克莱·德·托利指挥，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指挥，托尔马索夫指挥第三军。皇帝随第一军行动，但其身份不是总司令。命令中也没说皇帝要亲自指挥部队，只说皇帝将与部队同行。此外，皇帝没有设总司令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营总部，他手下有担任皇帝行营总务长官的军需总监沃尔康斯基公爵、一些将军、武官侍从、外交官员以及数量众多的外国人，但没有军队的指挥部。除此之外，皇帝身边还有一些没有任何职务的阿拉克切耶夫——前军务大臣、在将军中军衔最高的贝尼格森伯爵、皇储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一等文官鲁缅采夫伯爵、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作战计划的总起草人普弗尔、侍从将军撒丁人保鲁奇、沃尔左根和许多其他人。这些人虽在军中却没有职务，但他们的地位却很有影响力，一个军长，甚至是总司令都常常弄不清楚，贝尼格森，或者亲王，或者阿拉克切耶夫，或者沃尔康斯基公爵是以什么身份去过问事态发展，提出各种建议，弄不清某个以建议形式下达的指示是他们自己的意图还是皇帝的旨意，不知道是否需要执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近臣们的角度来看（有皇帝在场大家都变成了近臣），皇帝以及所有这些人待在这里的根本意义大家都很清楚。它的意义在于：皇帝虽没有接受总指挥的头衔，却统领着全军，周围的这些人则是他的帮手。阿拉克切耶夫是忠实的执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是皇帝的安全卫士；贝尼格森是维尔诺省的地主，他似乎是在尽地主之宜，而实际上他是一名出色的将军，能提出好建议，而且随时可以拿他替代巴克莱；亲王待在这里是因为他乐意这样；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之所以在这里，除了他可以出些好主意外，还因为亚历山大皇帝对他的个人品质评价很高；阿姆菲尔德是一名非常自信的将军，他极端仇视拿破仑，这点对亚历山大永远具有影响力；保鲁奇待在这里是因为他说话大胆而果断；那些侍从将军待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只要有皇帝在的地方，就会有他们；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普弗尔之所以待在这里是因为他起草了这场抗击拿破仑战争得计划，并且使亚历山大相信这个计划的合理性，他指挥着所有作战行动。普弗尔手下还有沃尔佐根，他能用比普弗尔本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普弗尔的思想。普弗尔是一位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他态度生硬，极端自信，蔑视一切。
除了提到的这些俄国人和外国人之外（特别是这些外国人，因为是在别人的国土上采取行动，他们特别大胆，每天都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新想法），还有很多次要人物，他们待在部队里是因为他们的上司在这儿。
这是一个人才济济且个个都自视很高的庞大人群，在他们忙忙碌碌的各种想法和声音中间，安德烈公爵看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倾向和派系。
第一派是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他们是战争理论家，相信有战争科学，相信在战争科学中有不变的规律，如斜行进、迂回等等。普弗尔和他的追随者要求向俄国纵深撤退，按照他们可疑的军事理论中规定的精确原则撤退，任何背离这个理论的行为都被他们视为野蛮、无知和居心叵测。属于这一派的有德国的王子们、沃尔佐根、温岑格罗德以及其他一些人，主要是德国人。
第二派与第一派正好对立。正如通常所见的那样，有了一个极端，就会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还在维尔诺时，这一派的人便要求进攻波兰，摆脱事先制定的各种计划的束缚。此外，这一派的代表主张采取勇敢的行动，他们同时还是民族主义者，因此在争论中变得更加片面。这是些俄国人：有巴格拉季翁和地位开始上升的叶尔莫洛夫等人。这段时间流传着叶尔莫洛夫的一个著名笑话，好像他曾请皇帝开恩封他为德国人。这一派别的人缅怀苏沃洛夫，常说要做的不是思前想后，不是用大头针在地图上作记号，而是去战斗，去杀敌，据敌于国门之外，不能让军队丧失斗志。
属于第三派的有在前两派之间采取折中的朝臣们，他们最受皇帝信任。这一派的人大都不是军人，阿拉克切耶夫便属于这一派。他们所想的、所说的都和平常人一样，没有什么信念却又尽量装出有信念的样子。他们说，打仗，尤其是与波拿巴（他又被称为波拿巴了）这样的天才打仗，无疑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意图和对军事科学精深的研究，在这方面普弗尔是个天才；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理论家们经常是片面的，因此不应该完全相信他们，还要听听反对普弗尔的人们是怎么说的，还要听听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有作战经验的人们怎么说，然后取各家之长。这一派人坚持按普弗尔的计划坚守德里萨营地，改变其它两军的行动方向。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不能达到任何目的，但是这一派的人却觉得这样做要好些。
第四派中最有名的代表便是亲王——皇室的继承人，他忘不了奥斯特利茨的失落。那次他像参加检阅一般顶盔挂甲骑马走在近卫兵的前面，本打算威风凛凛地击溃法国人，却不料到了第一线，在一片混乱中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在发表意见时这一派人的优点是坦诚，不足也是坦诚，他们害怕拿破仑，只看到敌强我弱，而且直言不讳。他们说：“除了痛苦、耻辱和毁灭之外，这一切不会有别的结果！我们放弃了维尔诺，放弃了维捷布斯科，还将放弃德里萨，我们能做的明智之举只有一个，那就是趁我们还未被赶出彼得堡，赶快缔结和约！”
这种观点在军队上层很盛行，既得到了彼得堡的支持，也得到了由于其它国务原因而主张议和的一等文官鲁缅采夫的支持。
第五派是巴克莱·德·托利的拥护者，与其说这些人是在拥护他这个人，还不如说是在拥护军务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他这个人怎样（他们总是这样开头），他是一位正直能干的人，没有谁比他更好。就把实权给他吧，因为没有统一领导的战争不可能进展顺利，他定会像在芬兰一样，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说我们的军队能够保持秩序和实力，退到德里萨而没有遭受什么败绩，这都归攻于巴克莱。如果现在用贝尼格森去换掉巴克莱，那么一切就全完了，因为贝尼格森在一八〇七年便暴露了自己的无能。”这一派的人如是说。
第六派是贝尼格森的追随者，他们说的恰恰相反：说到底还是没人比他更能干，更有经验。转来转去，最后还得找他。这一派的人证明说，我们撤退到德里萨河是最可耻的失败和一连串的失误。“他们犯的错误越多越好：至少大家能更快地明白过来，这样是行不通的。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巴克莱，而是像贝尼格森这样的人，早在一八〇七年他便展示了自己的才能，拿破仑本人都给他以公正的评价。人们很乐意认可让这样的人掌权——这样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贝尼格森。”
第七派是一些将军和侍从武官，在皇帝周围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亚历山大皇帝手下这样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对国君忠心耿耿，但他们不把他当作皇帝来崇拜，而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真诚无私地去崇拜，就像罗斯托夫在一八〇五年对他的崇拜一样，他们从他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所有美德，而且是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这些人虽称赞皇帝拒绝指挥军队的谦虚，但是又责怪他过分谦虚，他们只希望自己崇拜的皇帝能够增强自信并坚持要他公开宣布成为军队统帅，组建自己的总司令部，亲自统领军队作战，当然在必要时还应征求经验丰富的理论家和实战家们的意见，只要这样就能极大地鼓舞军队的斗志。
第八派为数众多，就众多的人数来讲他们与其他派别的比例是99∶1，他们既不愿意议和，也不愿意打仗；既不愿意进攻，也不喜欢这些防御营地；即不是在德里萨河，也不是其它什么地方；他们不支持巴克莱、皇帝、普弗尔，也不支持贝尼格森；但他们只想着一件事，而且是最关键的事：为自己捞取最多的好处和快乐。
在皇帝行宫这一池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浑水里，可以捞到其它时候想都想不到的好处。这个人只为保住自己的有利地位，今天同意普弗尔的意见，明天又赞同他的反对者，后天又声称自己对某事没有任何看法，目的只是为了逃避责任和讨好皇帝。那个人想捞好处，就大声呼喊着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事情，以引起皇帝的注意，他们在会上吵吵嚷嚷，大喊大叫，捶着胸脯向持不同意见的人提出决斗，以此表明自己准备为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还有人索性在歇会时，趁对手不在场，要求对他的尽职尽责一次性发给补贴，因为他知道这时人们无暇拒绝他。有人总是在埋头苦干的时候不经意地出现在皇帝面前。也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参加皇帝的宴会，便拼命去证明某个刚刚发表的见解正确与否，为此还引用一些或多或少算是公正有力的证据。
这一派的人都追逐卢布、勋章和官衔，在这种追逐中他们见风使舵，关心的只是皇帝的好恶，一发现皇帝的风向标偏向某方向，军中这群不劳而食的雄蜂便也朝这个方向吹风，皇帝因此就很难把风向标调向另一方向。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严峻可怕的危险使一切都变得令人不安的情况下，在这场勾心斗角、明哲保身、各种观点和情感剧烈冲突的旋涡中，在这不同种族的人群中，这个只顾个人利益的而且人数最多的第八派给事情添了不少乱子。不管提出什么问题，这群雄蜂就立刻撇下上一个尚未弄清的问题，嗡嗡叫着朝新目标飞来，他们的嗡嗡声遮蔽了真诚的辩论。
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时，从所有这些派别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第九派，开始提高嗓门说话了。这是一些有智慧、有政治经验的长者，他们善于客观地观察行宫总部里发生的一切。在意见对立的各方中，他们独立地思考着摆脱这种动荡不定、犹豫不决、软弱混乱局面的办法。
这一派人所想所说的是，事情主要在于皇帝和他的宫廷武将们不该待在军队，不该把那种宫廷惯有的模棱两可、相互牵制、摇摆不定的关系带到军队，这于军队是有害的。皇帝应该当他的皇帝，而不是指挥军队；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皇帝带着他的朝臣们离开军队；皇帝待在这里，仅安全保障这一项就把五万部队绑死了；一个最差劲、但能独立自主的总指挥也要比一个最优秀、但因皇帝的亲临而受到牵制的总指挥强。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无所事事的时候，这一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务秘书希什科夫给皇帝写了封信，巴拉舍夫和阿拉克切耶也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在信中，希什科夫利用皇帝允许他就整个战事进程发表意见的机会，借口首都的人民需要皇帝去鼓舞斗志，恭请皇帝离开部队。
由皇帝来鼓舞民众的斗志，号召民众奋起保卫祖国——这是对民众最大的鼓舞（何况是皇帝亲临莫斯科），后来这成了俄国获胜的主要原因。这条建议在当初是作为让皇帝离开军队的借口被报呈和采纳的。
十
在这封信还未被呈送皇帝之前，巴克莱在午餐时转告博尔孔斯基，皇帝要亲自召见安德烈公爵，想向他询问一些土耳其方面的情况，安德烈公爵应在晚上六点钟到贝尼格森的住处。
就在这一天，有一条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大的行宫，说拿破仑采取了可能危及俄军的新动作，不过后来证实这个消息是不确切的。这天早上，米绍上校在陪同皇帝视察德里萨防御工事时向皇帝证明，由普弗尔建造的这座防御工事一直被认为是能够置拿破仑于死地的战术杰作，而实际上它却毫无意义，只会毁了俄国军队。
安德烈公爵来到了贝尼格森将军的住处，这是一处不大的地主宅院，紧靠河边。贝尼格森和皇帝都不在，不过皇帝的侍从武官车尔尼雪夫接待了博尔孔斯基，并告知他说皇帝和贝尼格森将军以及保鲁奇侯爵今天再次前去视察德里萨防御营地了，大家开始对营地的适用性产生极大的怀疑。
车尔尼雪夫手拿一本法国小说坐在第一个房间的窗户旁。这个房间以前可能是个大厅，里面摆着管风琴，上面堆着一些挂毯，一个角落里支着贝尼格森一个副官的折叠床。这个副官也在，看样子他是被宴会或者工作折腾得筋疲力尽了，正坐在卷起的铺盖上打盹。出大厅有两个门，一个直接通向以前的客厅，另一个右拐通往书房。第一扇门后传来讲德语、偶尔夹杂着法语的声音。在这个从前的客厅里召集的不是军事会议（皇帝喜欢不确定），而是按照皇帝的意思召集了几个他想知道其对目前的困难有何看法的人。这不是军事会议，而似乎是为了给皇帝本人弄清某些问题而挑选了一些人召开的会议。应邀参加这次非正式会议的有：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侍从将军沃尔佐根，被拿破仑称作法国逃亡臣民的温岑格罗德，米绍，托利，根本不是军人的施泰因伯爵，最后还有普弗尔本人。如安德烈公爵听说的那样，他是整个事件的根基。安德烈公爵趁机好好看了看普弗尔：在他到达后不一会儿普弗尔就到了，并在去客厅时停下来和车尔尼雪夫交谈了片刻。
虽然从未见过面，但第一眼看上去，身着俄国将军制服的普弗尔（那制服缝制得很差，穿在他身上很不合身——像是要去参加化妆舞会似的）让安德烈公爵觉得似乎很眼熟。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魏罗特尔、马克、施米德，还有很多安德烈在一八〇五年见过的德国将军理论家的影子，不过他比所有这些人都更典型。安德烈公爵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集上述那些德国将军理论家们的全部特点于一身的德国将军理论家。
普弗尔个子不高，精瘦，不过骨架却很宽，他身形粗壮，臀部宽大，肩胛突显，满脸皱纹，眼窝深陷，前面鬓角一带的头发显然是用刷子匆忙梳理过，后面的头发则一绺一绺朴实地翘着。他神情不安，没好气地环视着左右走进屋子，好像害怕他所走进的这间大屋里的一切似的。他笨拙地握着佩剑，转向车尔尼雪夫，用德语问他皇帝在哪里。看样子他想尽快穿过这些房间，行过礼问候完之后就马上坐到地图前面做事，他觉得那里才是自己应该待的地方。他对车尔尼雪夫的回话匆匆点着头，当听到皇帝去视察他普弗尔按自己的理论亲自构筑的防御工事时，他讥讽地笑了。同其他自信的德国人一样，他用低沉生硬地语气轻轻嘟囔了一句：“愚蠢……一切都要完蛋了……”。安德烈公爵没听清楚，刚想走过去，车尔尼雪夫却把他介绍给普弗尔，说安德烈公爵刚从非常顺利地结束了战事的土耳其赶来。普弗尔瞄了他一眼，那一眼与其说是看安德烈公爵，还不如说是看他身后的某个地方，笑着说了一句：“呃，想必那场战争有正确的战术了。”然后轻蔑地笑了起来，去了那间有人说话的房间。
看来，本来就随时都可能讽刺发火的普弗尔今天特别激怒，因为他们竟敢不带他就去视察他的营地，对它品头评足。安德烈公爵通过与普弗尔短暂的一面，凭着自己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经历，对这个人的个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普弗尔属于那种一成不变、顽固自信到无可救药和宁愿受难的人，只有德国人才常常这样，因为只有德国人才对建立在抽象观念之上的科学——对完美真理的虚假认识如此自信；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论是智慧还是身体，不论是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都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人自信的理由是：他是世界上体制最完美的国家的公民，因此作为一名英国人，他永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作为英国人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好的；意大利人自信是因为他容易兴奋，很容易便忘了自己，也忘了他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懂，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弄懂的。德国人的自信是最糟糕、最固执、最可恶的，因为他自以为知道了他自己臆想出来的真理与科学，但这些对于他来说却是绝对的真理。普弗尔显然就是这种人。他有一套科学，就是斜行进理论，这是他从腓特烈大帝的战争史中得来的，在最新的腓特烈大帝战争史中、在最新的军事史中所见到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无稽之谈、野蛮行径、乱七八糟的冲突，作战双方犯了那么多错误，因此这些战争都不能称为战争：它们不符合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一八〇六年，普弗尔是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之一，不过他认为那次战役的失败丝毫也不能证明自己理论的错误。相反，在他看来对自己理论的背离才是导致失败的唯一原因，于是便用他特有的讥讽口气高兴地说：“我可是说过了，一切就要完蛋了”。普弗尔属于那种对自己的理论热爱到了忘记了它的目的——实际应用——的理论家；对理论的热爱使他仇视任何实践，也不想了解实践。他甚至对这次失败感到高兴，因为这次失败是由于在实践中偏离了他的理论，而这又恰恰证明了他理论的正确性。
他和安德烈公爵及车尔尼雪夫就目前的战事说了几句话，那神态表明他事先就知道一切将会很糟，甚至对此并没有什么不满。后脑勺上那几绺那没梳好的刷子以及在匆忙中理顺的鬓角尤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进了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立刻传来了他低沉的唠叨声。
十一
安德列公爵刚目送普弗尔走出房间，贝尼格森伯爵便匆匆走了进来。他朝博尔孔斯基点了点头，边走边给副官作着什么指示，停也没停便进了书房。皇帝随后就到，因此贝尼格森赶在前面，以便能有所准备，好迎接皇帝。车尔尼雪夫和安德烈公爵来到门口台阶。皇帝下了马，一脸倦容。保鲁奇侯爵热切地给皇帝说着什么，皇帝侧首听着，表情很不满意。皇帝移步前行，看来是想结束谈话，可这位激动得面红耳赤的意大利人却忘了礼仪，跟在皇帝身后继续说着：
“关于那个建议构筑德里萨营地的人……”保鲁奇说道，此时皇帝已经上了台阶，看见安德烈公爵，便注视着这张陌生的面孔。
“陛下，关于那个建议在德里萨构筑营地的人，依我看，他只有两个地方可去：疯人院或者绞刑架。”没等他讲完，也好像是没有听见这个意大利人的话，皇帝认出了博尔孔斯基，亲切地对他说：
“很高兴见到你，去他们那里等会儿我。”皇帝进了书房。跟他进去的有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和施泰因男爵，他们进去后门关上了。有了皇帝的允许，安德烈公爵便和早在土耳其便认识的保鲁奇一起进了要开会的客厅。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康斯基担任着相当于御前参谋长一职。沃尔康斯基从书房里出来，进了客厅，把带来的地图摊到桌上。他提了几个问题，想听听与会各位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事情是这样的：夜里得到消息说，法军在包抄德里萨营地（后来证实该消息是假的）。
第一个开口的是阿姆菲尔德将军，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全新的、无法解释的（只能用他想以此来表明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来解释）方案来摆脱目前的困境：在彼得堡大道与莫斯大道方向构筑阵地，按照他的观点，部队应该在那里集结待敌。看来阿姆菲尔德的这个计划早就拟定好了，他现在提起它并不是为了回答沃尔康斯基的问题（这个计划并不针对他的问题），而只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说出来。在不了解战争将具有什么性质的情况下，人们有充分理由做出千百万条这样或那样的建议，这条建议就是其中之一。一些人对他的意见提出异议，另一些人则表示支持。年轻的上校托利对这位瑞典将军的意见反驳得最为激烈，在争论的过程中他从侧兜中掏出一个写满字的本子，请求大家允许他读一读。托利在其详尽的笔记中提出一个与阿姆菲尔德和普弗尔完全不同的作战计划。保鲁奇反对托利，他提出向前推进的进攻方案，按他的话说，这是唯一能带我们走出目前的陷阱（他如此称呼德里萨营地）、摆脱情况不明的办法。在这些争论中普弗尔和他的翻译沃尔佐根（他在宫廷中的桥梁）一言未发。普弗尔几次轻蔑地哼着鼻子，转过头去，表明他决不会降低身份去反驳这些废话。不过当主持讨论的沃尔康斯基公爵叫他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时，他只说：
“问我干什么？阿姆菲尔德将军提出了一个将后方完全暴露的出色建议。或者这位意大利先生提出的进攻策略，这很好啊！或者退守，也不错。那还问我干什么呢？”他说。“诸位可都比我更清楚。”不过当沃尔康斯基皱着眉说他是代表皇帝在问他的意见时，普弗尔站了起来，突然来精神：
“一切都搞砸了，都弄混了，都想比我高明，现在却又跑来找我：该怎么纠正？没什么可纠正的。一切都应该照我阐述的原则一丝不差地去执行就是了，”他用瘦骨嶙峋的指头敲着桌子说道，“有什么困难？胡说，小孩把戏嘛。”他走到地图跟前，用干巴巴的手指戳着地图飞快地说了起来，想证明任何偶然情况都不会改变德里萨营地的合理，一切都考虑到了，如果敌人真的迂回包抄，它必将灭亡。
保鲁奇不懂德语，就用法语问他。沃尔佐根走上前去帮助自己的上司（他的法语不好），给他翻译普弗尔的话，勉勉强强能跟得上他。普弗尔快速地证明说，一切——不仅是已发生的一切，包括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在他的计划中都预料到了，如果说现在出现了困难，那么所有过失都在于计划没能得到准确的执行。他不停地嘲笑，反复地证明，最后终于轻蔑地停止了自己的证明，就像数学家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