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一
理解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人类的智力力所不及的。只有从这种运动中随机截取若干片断进行分析，人类才能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但与此同时，由于把连续运动切分为不连续片断的随意性，人类大部分的错误判断也由此而生。
古代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说的是阿基琉斯永远追不上他前面的乌龟，尽管阿基琉斯的速度比乌龟快十倍。因为每当阿基琉斯走完他和乌龟间的这段距离，乌龟就会向前爬这段距离的十分之一；阿基琉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乌龟又爬了这段距离的百分之一，以此类推，永无止境。这个问题在古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导致这个问题（阿基琉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无法解决的原因，是把运动任意切分为不连续的单位，而实际上阿基琉斯和乌龟的运动是连续不断的。
我们所取的运动单位越小，也就越接近于问题的答案，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得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只有设想一个无穷小的数和由它产生的十分之一小的级数，算出这个几何级数的和，我们才能得到该问题的答案。数学当中的一个新领域已经有办法解决无穷小数的问题，因此在更加复杂的运动问题方面，以前认为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它都可以给出答案了。
这个古人未知的数学新领域在研究运动问题时，设想出无穷小的数，也就是使最主要的运动条件（绝对连续性）得以恢复的数，这样就可以纠正人脑不可避免要犯的错误，因为人脑不是去研究连续的运动，而是研究运动的个别单位。
在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时，同样如此。
人类的运动是无数人任意行为的结果，而这个运动是连续的。
了解这个运动的规律是基于历史学的目的。但要想了解人的任意行为总和的连续运动着的规律，人类的智能总是假想有任意的、不连续的单位存在。历史学的第一种方法，是随意抽取几个连续的事件，把它们独立于其它事件来分析，事实上，任何事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开端，因为一个事件总是另一个事件的延续。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行动，比如沙皇或统帅，作为所有人的任意行为的总和来分析，而事实上，所有人的任意行为的总和永远不会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中。
历史学在其发展中总是分析越来越小的单位，以求接近真理。但不论历史所取的单位多小，我们觉得，假设有孤立的单位存在，假设某一现象有开头，假设所有人的任意行为都表现于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中，那么这些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只要批评家所选取的作为观察对象的孤立单位更大或更小一些，他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使任何历史结论土崩瓦解，不留下丝毫影响。批评家总是有权这样做，因为历史片断是可以随意切分的。
只有选取无穷小的单位作为观察对象――历史的微分，即人们共同的趋向，并且运用积分的方法（即获取这些无穷小数的总和），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历史的规律。
十九世纪的前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参加的不同寻常的运动。人们放下自己平常做的事，从欧洲的一边跑到另一边，他们抢掠、残杀、狂喜、绝望，改变了几年间生活的进程，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运动，这个运动始而来势汹汹，继而日渐衰退。人们的智力不禁要问：“这个运动的原因何在？它是按什么规律发展的？”
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我们叙述了巴黎的一幢楼房里几十个人的言行，被其谓之曰“革命”。然后又详细地讲述了拿破仑和几个支持和反对他的人的生平，讲述了这当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最后说：这就是此次运动的原因，这就是此次运动的规律。
但人的理智不仅不相信这个解释，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不对的，因为用这种方法解释的话，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现象当成了一个最重要现象的原因。人们任意行为的总和造就了革命和拿破仑，也正是这些任意行为的总和容忍了它并毁灭了它。
“然而，每当有征服，就有征服者；每当国家发生变革，就出现伟人”，历史学如是说。人的理智回答：确实，每当出现了征服者，就发生了战争，然而这并不能表明征服者就是战争的根源，也并不能在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找到战争的规律。每一次，当我看自己的表，看到时针指向十点，就听见附近的教堂在敲祈祷的钟声，但如果根据指针走到十点就开始敲祈祷的钟声，我无权得出结论说，时针的位置就是教堂钟声响起的原因。
每一次，当我看见机车开动，就听见汽笛声，看见阀门打开，车轮转动，但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说，汽笛声和车轮的转动是机车开动的原因。
农民说，暮春会刮冷风，因为这是橡树发芽的时节，确实，每年春天橡树发芽时都刮冷风。但是，尽管我不知道在橡树发芽时节刮冷风原因何在，我却不同意农民所说的刮冷风的原因就是橡树在发芽，因为风力是不受橡树发芽影响的。我看到的仅仅是各种生活现象中条件的巧合，我知道，不论我怎样认真地观察时针、阀门和火车车轮以及橡树幼芽，我都无法弄清祈祷的钟声、火车的开动和春天刮风的原因。为此，我应当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察点，去研究蒸汽、教堂的钟和风的运动规律。历史学也应该如此。这种尝试已经有人做了。
要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对象，别去管那些沙皇、大臣和将军们，而去研究支配着普通大众的同类的、无限小的因素。谁也说不出，这种方法能让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历史规律，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只有通过这条途径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规律，只有通过这条途径，人的头脑无需付出历史学家们描述各个帝王将相的活动并就这些活动叙述自己看法所花精力的百万分之一便可认识历史规律。
二
操着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了俄国。俄国军队和百姓避免交战，步步后退，一直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波罗金诺。法军速度越来越快，直逼这次行动的目的地――莫斯科。越接近目标，它的加速度越大，犹如自由降落的物体，越接近地面，物体的速度越快一样。身后是几千俄里没有粮草补给、只有仇视它的国家，而前方距目的地只剩下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感觉到这一点，似乎只凭着一种惯性，入侵在自然而然地向前推进。
随着一步步退却，俄军对敌人的仇恨情绪越来越烈；随着一步步退却，俄军集聚起来的力量越来越壮大。最后双方军队在波罗金诺遭遇了，遭遇之后双方军队都没溃散，但俄军立刻后退是必然的，就像一个球碰上另一个比它速度快的球一样，它肯定要弹回来。而快速进攻的球必然会向前滚动一段距离（尽管在碰撞时它所有的力量都丧失殆尽）。
俄国人撤退一百二十俄里，退出了莫斯科，法国人进入莫斯科后，便停了下来。此后的五个星期没有发生过一场战斗。法国人不再前进。他们像一头受了致命伤、流着血的野兽，舔着伤口，在莫斯科待了五个星期，没采取任何行动。突然，没有任何新的原因，他们开始往回逃跑，奔向卡卢加大道（他们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小雅罗斯拉维茨战场再次落到他们手里），没打过一场像样的大仗，越来越快地向斯摩棱斯克逃跑，然后跑过斯摩棱斯克，跑过维尔诺，跑过别列津诺，接着往更远的地方逃去。
八月二十六日傍晚，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将士都相信他们赢得了波罗金诺会战。库图佐夫给皇上的信就是这样写的。库图佐夫命令准备新的战斗，要把敌人彻底击溃，这不是因为他想欺骗谁，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被击败了，参加会战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当晚和次日，接二连三传来骇人听闻的损失惨重、军队伤亡大半的消息，再打一场新的会战从实力上来说已不可能了。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齐全，伤员还没有运走，弹药还没有补充，伤亡人数还没有统计出来，空缺的指挥员还没有替补，士兵们还没有吃饱睡足之前，组织一场新的战斗是不可能的。
而且，就在会战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军（现在似乎是以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冲力）自然而然地向俄军冲来。库图佐夫本想第二天发动进攻，全军都希望如此。但要想进攻，仅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可能，而这种可能当时是不存在的。不得不后撤一天的行程，以后又不得不再向后撤一天，接着是第三天，到九月一日，军队逼近了莫斯科。尽管军队士气高涨，但客观形势还是要求部队撤到莫斯科以外。于是他们又向后撤一天的行程，这是最后的一天，就这样，莫斯科落入了敌手。
有些人习惯于认为，统帅们制定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时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是坐在办公室，对着地图设想某某战役应该怎样指挥，因此这些人总会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如此这般行事，为什么他没有据守阵地而赶到菲利，又为什么没有立即放弃莫斯科，撤退到卡卢加大道等等。习惯于这样思维的人，忘记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任何一位总司令的行动都是基于一些必备的条件。统帅的行动根本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轻轻松松地坐在办公室，对着地图分析、考虑某一个战役，已知敌我双方部队的数量，知道具体地形，从某个已知时刻开始我们的设想。总司令在某一事件开始时，永远都不能处在我们分析这个事件时的已知条件中。总司令总是处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中，因此他不能时时刻刻把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考虑周全。事件的意义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显露出来的。在事件的意义逐渐地、不停地显露的每一时刻，总司令还总是处在阴谋、忙碌、服从、权力、计划、建议、威胁、欺骗等错综复杂的伎俩中心，处在要不断地回答无数自相矛盾的问题当中。
军事学家极其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库图佐夫早在到达菲利之前就应该把部队调往卡卢加大道，说甚至有人提过类似的方案。然而在总司令面前摆着的何止是一个方案，通常是同时有几十个方案，尤其是在艰难时刻。但这些根据战略和战术制订的方案又是自相矛盾的。似乎总司令要做的事仅仅是从中选择一个方案。然而就连这一点他也无法做到。因为事件和时间不等人。比如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应该转向卡卢加大道，但这时米洛拉多维奇派出的一名副官纵马奔来，问现在是与敌人干一仗，还是撤退？他需要立刻就下命令。而命令撤退就让我们离开了转向卡卢加大道的正确方向。副官走后，军需官来问粮草往哪儿运；军医院院长来问伤员往哪儿送；彼得堡的信使送来皇上的信件，说不允许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的对手，也就是暗算他的人（这样的人总是有的，况且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则提出一个与前出到卡卢加大道的方案完全相反的新方案。然而总司令的身体却要求睡眠，要求进食；没得到奖赏的令人尊敬的将军跑来抱怨；居民前来请求保护，派出去侦察地形的军官带回来的情况与前一个军官带回来的消息完全相反；间谍、俘虏和侦察回来的将军对敌军情况的描述各不相同。习惯于不理解或忘记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中所要面临的这些必要条件的人，比如说，在谈起军队驻扎在菲利时，就会说，九月一日总司令完全可以轻松地决定是放弃莫斯科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而事实上，军队距莫斯科还有五俄里时，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河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城下，最明显的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是在从波罗金诺向菲利撤退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决定的。
三
俄国部队从波罗金诺后撤，停在了菲利附近。去侦察地形的叶尔莫洛夫回来见元帅。
“在这样的阵地打仗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吃惊地看着他，让他再说一遍。他重复一遍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把你的手给我，”他说着，把对方的手翻过来摸了摸脉，说道：“亲爱的，你不舒服。想一想你在说什么。”
库图佐夫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俯首山下了车，坐在了路边的长凳上。一大群将军聚在他周围。拉斯托普钦伯爵刚好从莫斯科出来，也加入到他们当中。这群精英分成几堆在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方案、莫斯科的局势，总而言之，在谈论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尽管他们不是被召集来开会的，也没有正式的会议名称，但这就是军事会议。他们一直在讨论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谁讲述或打听私人消息，声音都是很低的，然后马上又转到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这些人既没开玩笑，也没纵声大笑，甚至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看来大家都努力使自己的举止与地位相称。每一堆说话的人都尽量离总司令近些（他的凳子是这几堆人的中心），以便使他听到他们谈的话。总司令在听着，偶尔会再问一遍周围说话的人说过的话，但他不参加谈话也不表达任何意见。多数情况下，听完了某一堆人的谈话后，他会面带失望的表情转过脸去，好像他们说的话根本不是他想听的。一些人在谈论所选定的阵地，与其说是在批评阵地本身，还不如说是在批评选择阵地的人脑子不够用；另一些人在证明，失误早已发生，本该在两天前就迎战；第三堆人在谈论萨拉曼卡战斗，一名刚刚到来的、穿着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讲了战斗的经过。（这名法国人正同一名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一起分析萨拉戈萨城的被围，他们认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保卫莫斯科。）；第四堆人在听拉斯托普钦伯爵讲话，他说准备同莫斯科民团一起战死在首都城下，然而他还是对没告知他实情而感到遗憾，如果他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第五堆人要展示自己战略设想的深度，他们在谈论部队应往哪个方向开拔；第六堆人说的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愁容满面，越来越忧心忡忡。从所有的谈话中库图佐夫只看到了一点：这些话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保卫莫斯科从实力上来说已没有丝毫可能性了，也就是说确实没有可能性了，假如一个发疯的总司令下了开战的命令，就会发生混乱，反正仗是无法打的；仗无法打，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承认这个阵地不行，而且他们只讨论必然要放弃这个阵地之后情形会是怎样。将领怎能把部队带到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可能作战的战场？下级军官，甚至连士兵（他们也在议论）都承认这儿不可能作战场，所以他们不能怀着必败的心情去打仗。假如贝尼格森坚持要守住这个阵地，而别人还在讨论这个阵地，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只是挑起争论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借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后，极力要展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一听到说这些，库图佐夫便不得不皱起眉头），他坚持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的目的一清二楚：假如坚守失败，责任就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因为是他命令部队不战而退到麻雀山；而一旦成功，功劳就是他的；假如他的建议遭到拒绝，他就为自己洗清了放弃莫斯科的责任。但现在库图佐夫已不去考虑这个阴谋算计了。他正在考虑另一个可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没听到任何人给过答案。现在他一心想着的问题是：“难道是我把拿破仑放进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我向普拉托夫下达撤退的命令时？还是前天晚上我在打瞌睡而让贝尼格森指挥军队时？抑或是更早？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莫斯科就应该放弃、部队就应该撤退，这个命令就应该下达”。他觉得下达这个命令就等于放弃军队的指挥权。然而他喜欢权力、习惯用权（他曾在土耳其当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公爵受到的敬重令他羡慕不已），他坚信，他注定要担负起拯救俄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违背皇上旨意的情况下，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他深信，在这种危难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统帅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当作自己的敌人；他一想到将要下达的命令便不寒而栗。但该下决心了，该中止周围的那些谈论了，那些谈论已变得过分随便起来。
他把几位职务高的将军叫到身边。
“不管我的头脑好用还是不好用，现在只能指望它了。”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马向菲利赶去，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瓦斯齐扬诺夫家最好的一间宽敞的木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这个农家的一大家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挤到了过道对面的黑屋里。只有安德烈的一个六岁小孙女玛拉莎待在大屋的火炕上，公爵殿下最喜爱她，喝茶时还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火炕上羞怯而又兴奋地看着一个接一个进来，在圣像下面上座的宽凳上坐下来的将军们，瞧着他们的面孔、军服和十字勋章。而老爷爷，玛拉莎在心是这样称呼库图佐夫的，独自坐在火炕后面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整个身体都陷进折椅里，不断呼哧呼哧地喘气，把已经敞开的礼服领子抻直，好像领子紧得让他难受。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人都往元帅跟前去一下，他跟一些人握握手，对一些人点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本想把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拉开，但库图佐夫生气地向他摆了摆手，凯萨罗夫明白了，公爵殿下不希望人们看见他的脸。
农民家的杉木桌子上摆满了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子旁围的人太多了，勤务兵不得不再搬来一张凳子放在桌边。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这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在圣像正下方的上座上坐的是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苍白的脸上显着病容，高高的前额与谢了顶的秃头连在一起。从昨天开始他就得了疟疾，此时他浑身发冷、酸痛。与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正小声（当时大家都这样说话）对巴克莱说着什么，飞快地打着手势。又矮又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上扬，双手重叠放在肚子上，他在侧耳倾听。另一面坐的是奥斯捷尔曼-托尔斯泰伯爵，他宽脸盘，五官英俊、双目炯炯有神，他把头拄在一只手上，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面带急不可耐的表情，习惯地把鬓角的黑发向前卷着，他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门口。科诺夫尼岑那刚毅、秀气、和善的脸上露出温柔而机敏的微笑。他遇到玛拉莎的目光，便对她挤眉弄眼，逗得小姑娘忍不住笑起来。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再巡视一遍阵地，其实是在享用美味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这段时间没有开会，都在小声地谈论别的。
贝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从他坐的角落向桌子挪了挪，但还是没让桌子上的蜡烛照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提出一个问题，会议就开始了。这个问题是：“是不战而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还是坚守莫斯科？”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所有人都眉头紧皱，在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气呼呼的喘息和咳嗽声。所有的目光都对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到他的脸皱皱起来好像要哭的样子。但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俄国神圣的古都！”他突然用气哼哼的语调把贝尼格森的话重复了一遍，以此戳穿这句话是多么虚伪。“大人，恕我直言，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来说毫无意义。（他把笨重的身体向前移了移）这个问题是不应该提的，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请诸位先生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问题。这个问题是：‘俄国只能靠军队拯救。冒着失去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去迎战，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哪个更划算？我想知道的是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向后一抑，靠在了椅背上。）
辩论开始了。贝尼格森并不认为这局棋输定了。他虽然接受巴克莱等人的意见，认为不可能在菲利城下进行防御战，但他满怀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然后第二天攻击法军的右翼。这时意见产生了分歧。大家围绕着这个提议的利弊得失进行了争论。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同意贝尼格森的意见。这些将军们或许是觉得在放弃莫斯科前必须做出些牺牲，或许出于个人考虑，他们好像并不理解，这次会议已无法改变不可逆转的事态的进程，其实莫斯科已经被放弃了。其余的将军明白这一点，于是把莫斯科的问题撇到一边，只讨论部队应该朝哪个方向撤退。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她对这次会议的意义做了不同的理解。她认为这是“老爷爷”和“长衣襟”之间的个人争斗，她把贝尼格森称为“长衣襟”。她看到，他们在说话时都怒气冲冲，她从心里是站在老爷爷一边的。她发现老爷爷在谈话当中对贝尼格森飞快地使了个调皮的眼色，随后让她很高兴的是，看见老爷爷对长衣襟说了什么，就把他制住了。贝尼格森突然面红耳赤，生气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让贝尼格森如此激动的话，是库图佐夫分析了对方所提建议，即他提出的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来进攻法军右翼的利和弊，平心静气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敢苟同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一般来说是很危险的，军事史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比如说……（库图佐夫好像陷入了沉思，在寻找例证，他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注视着贝尼格森）就拿弗里德兰战役来说吧，我想伯爵肯定记忆犹新，那……不完全成功，就是因为我军是在与敌军非常近的距离重新部署……”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但大家都觉得好漫长。
辩论又开始了，但经常中断，大家再也无话可说了。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间歇，库图佐夫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要说话。于是大家都朝他看去。
“好吧，诸位！那么就由我来承担后果吧。”他说着，慢慢起身，向桌子走去。“诸位，我听了你们的意见，一些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他停了一下）凭皇上和祖国赋予我的权力宣布，我命令撤退。”
随后，将军们像葬礼结束那样，神情庄重、默默无语、小心翼翼地开始散去。
几个将军低声地、用与开会时说话完全不同的语调对总司令说了些什么。
家人早在等着玛拉莎去吃饭，这时她的两只光脚丫踩着火炕的高板床，屁股朝外小心地爬下来，她在将军们的腿中间左挤右挤，很快溜出门外。
库图佐夫让将军们离开之后，自己拄着桌子坐了很久，他还在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这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是我没料到的，”他对深夜进来找他的副官施奈德说，“这一点我没料到！这一点我没想到啊！”
“您该休息了，殿下。”施奈德说。
“绝对不行！他们得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搭施奈德的腔，他那肉鼓鼓的拳头捶着桌子，大声喊道：“他们也会有如此的下场，只要……”
五
当时，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这个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中，拉斯托普钦采取的是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的做法，我们都认为他是这个事件的领导者。
放弃并烧毁莫斯科不可避免，就像波罗金诺会战后军队不战而退离莫斯科以外一样。
每个俄罗斯人，不必以逻辑推理为根据，仅凭我们和我们祖先内心的感情出发，就可以预料到所要发生的一切。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俄国所有的城市和村庄，即便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在那里也发生了。人们漠然地等待敌人的到来，没有**，没有惶恐，更没有把谁撕成碎片，人们若无其事地等待敌人的到来，若无其事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自信他们有能力在最危急的时刻找到出路。敌人即将到来时，最富有的一部分居民就抛下财产，独自离开了；而穷人则留了下来，把剩下的东西烧掉、毁坏。
该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种意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罗斯人心中，尤其是比预感到莫斯科将被敌人占领更深深地存在于一八一二年俄国莫斯科上流社会人们的心中。有些人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搬出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人们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抛下房屋和一半家产，仅带了些便于携带的东西离开，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热情这样做的，这种爱国热情既不是以华丽的辞藻、也不是以献子救国等不自然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国热情的表达是不知不觉的、无意的、本能的，因此它总能造成最震撼人心的结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会离开莫斯科，”有人这样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宣传，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担个懦夫的骂名，羞于离开首都，然而他们还是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们为什么离开？不要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国家的恐怖行动吓坏了他们。离开的都是些文化人，尤其第一批离开的是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当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时，当地居民与那些风度翩翩的法国人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当时俄国男人，尤其是女士们对那些魅力无穷的法国人也是崇拜有加的。
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处于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受法国人统治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此。波罗金诺会战之前人们就陆续离开，会战之后跑得就更快了，根本不顾保卫首都的号召，不顾莫斯科总司令宣布的打算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作战，不顾能消灭法国人的大气球，更不顾拉斯托普钦在传单里写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话。他们知道部队应该打仗，如果部队都打不过，那么他们带着女眷及家仆去三山与拿破仑作战也是徒劳的。所以，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留下来毁掉，还是得离开。他们离开时根本没考虑居民们丢下、显然要被烧毁的这座雄伟、富庶的首都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被遗弃的庞大的木质城市是必然要被烧毁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而离开的，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离开，才促成了俄罗斯人民引以为荣的伟大事件。那位还是在六月份就带着黑奴和仆从小丑从莫斯科到萨拉托夫省乡下的贵妇，蒙蒙胧胧地意识到她不愿当波拿巴的奴仆，她担心人们会遵照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阻拦她离开，但她无意中却干了一件切切实实拯救俄国的大事。而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离开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给一群酒鬼发放毫无用处的武器，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主教往外运圣骸和圣像，时而征集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马车运走列皮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会烧毁莫斯科，时而说他烧毁了自己的房屋，给法国人写了一篇缴文，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捣毁了他的孤儿院，他时而把烧毁莫斯科的荣耀归于自身，时而又拒绝这一荣耀，时而下令把所有奸细给他抓来，时而又为此骂人，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让法国侨民在莫斯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在城里，而命令把毫无过错、受人敬重的老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抓获并发配流放，时而把老百姓召集到三山去同法国人作战，时而又为摆脱这帮人，让他们杀人而自己从后门溜之大吉，时而说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又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自己参与这件事的诗歌。这个人理解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他只想亲自干出一番事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一番爱国主义的英雄业绩，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的这件严肃而无法避免的事件中上窜下跳，使劲用他的小手一会儿向前推，一会儿向后挡那连他自己也一起卷走了的巨大的人民洪流。
六
艾伦随着宫廷从维尔诺回到彼得堡后，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在彼得堡时，她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显贵的特别庇护。在维尔诺，她又与一个风华正茂的外国王子过从甚密。等她回到彼得堡，王子和显贵同处一地，两人都宣称对她有特权，这样艾伦便面临着交际生涯的一个新课题：既要与两人同时保持亲密关系，又要不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
这种对其他女人来说是如此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应对的事，却根本没让这位别祖霍夫伯爵夫人为难，看来，绝顶聪明女人的头衔她是当之无愧的。假如她隐瞒实情，耍点手腕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这倒坏了事，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而艾伦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像一个能力挽狂澜的真正伟人一样，立即把自己摆到一个绝对正确的位置上，她由衷地相信她是对的，而让别人充当有负于她的角色。
当那位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对她提出指责时，她便高傲地扬起她美丽的头，向他半侧过身，干干脆脆地说道：
“看吧，男人是多么的自私与冷酷！我对男人根本没抱什么希望。女人总是为你们牺牲，总是痛苦，这就是女人得到的奖赏。殿下，您有什么权力盘问我的眷恋与友情？他对我胜过亲生父亲呀。”
年轻人本想说话，但艾伦打断了他。
“嗯，是的”她说：“也许他对我不完全是父亲般的感情，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不准他登门。我不像男人那样忘恩负义。殿下您会知道，我内心感情只对上帝和我的良心解释。”她一只手轻轻地放在高高耸起的美丽的胸脯上，望着天空，说完了这段话。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听我说。”
“娶我吧，我愿当您的奴仆。”
“但这不可能。”
“您不肯屈尊与我结婚，您……”艾伦哭着说。
年轻人开始安慰她，艾伦流着泪（似乎是歇斯底里地），说什么都不能阻挡她嫁人，说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当时这种例子还很少，她是指拿破仑等大人物），说她从来就没给丈夫当过妻子，说她是牺牲品。
“但法律和宗教……”年轻人开始让步了。
“法律和宗教……如果这些东西如此无用，又何必杜撰出来！”艾伦说。
这个大人物也颇感惊讶，他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想到，于是他去找跟他关系密切的耶稣教的教友们讨主意。
几天之后，艾伦在石岛的别墅举办了一次迷人的娱乐活动，期间一位身穿短袍的耶稣会会员若贝尔先生被引荐给了她，这个人已不年轻，头发雪白，两只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很有魅力，他伴着迷人的音乐和彩灯的光华在花园里坐了很长时间，同艾伦谈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对圣母之心的爱，谈惟一至真至善的宗教――天主教在今生和来世给人的慰藉。艾伦深受感动，有好几次她和若贝尔先生都流了泪，声音也颤抖了。舞伴来邀请她跳舞，打断了她和她未来的心灵导师的谈话；但第二天晚上，若贝尔先生又单独来拜访艾伦，从此就成了她府上的常客。
有一天，他带伯爵夫人去了天主教教堂，她被领到一个祭坛旁，在祭坛前跪了下来。这位上了年纪、很有魅力的法国人把双手放在她的头上，据她自己后来说，她顿时觉得好像一阵轻风吹进了她的心田。人家向她解释说，这就是神恩。
后来给她请来了穿着长袍的神甫，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一个装着圣餐的盒子，留在她家供她使用。又过几天，让艾伦高兴的是，她已加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不久教皇本人也会知道她的事，给她寄一份证明文件来。
这段时间，在她周围和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那么多聪明人用令人愉快的、雅致的方式对她表示的关注，以及她现在所穿的鸽子般纯洁的衣物（这期间她总是穿着白色衣裙，扎着白色发带），所有这一切都给她带来极大的愉快，但她并没因这种愉快而放弃自己的目的，哪怕一分钟也没有。通常，在耍手腕方面，傻子总是算计了聪明人，她明白他们这些花言巧语和不辞辛劳，目的是要把她拉入天主教会，让她掏钱给耶稣会（对此已给她做过暗示），在掏钱之前，艾伦坚持先为她办理那些烦琐的摆脱丈夫的手续。以她的理解，任何宗教的意义无非是在满足人的愿望的同时，再遵守一些公认的礼仪。她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在一次同接受忏悔的神父谈话时，非要他回答婚姻对她有多大束缚力的问题。
他们坐在客厅的窗户旁。夜幕正在降临。阵阵花香从窗外飘来。艾伦穿着一件袒肩露胸的白色衣裙。保养的很好的老神父紧挨艾伦坐着，他肥胖的下巴上胡须刮得净光，嘴巴坚毅而好看，一双白晰的手温顺地叠放在膝盖上，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他正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畅谈自己的看法，时尔用对她的美貌十分心醉的眼神平静地看看她的脸。艾伦不安地微笑着，看着他的卷发和刮得光光的、有些发青的、胖胖的双颊，她随时等待机会转变话题。然而，尽管神甫欣赏她的美貌并享受着与她如此密切的接触，显然他更醉心于处理本职工作的技巧。
心灵导师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您还不知道您所做事情的意义，您就对一个男人许下了忠诚于他的结婚誓言，而这个男人在结婚时并不相信婚姻的宗教意义，因此他就犯了亵渎神灵罪。这种婚姻缺乏它应有的双重意义。尽管如此，这个誓言对您还是有约束力。现在您违背了誓言。您这样做是犯了什么罪呢？是可以宽恕的罪过呢，还是无可救药的罪过？是可以宽恕的，因为您的行为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而重新结婚，那么您的罪过就是可以宽恕的。但是这个问题又是一分为二的：第一……
“不过，我想，”烦闷的艾伦突然带着迷人的微笑说：“加入真正的宗教后，我就不会再受虚伪宗教的约束了。”
心灵导师被这突如其来的、犹如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的问题搞得大为惊讶。他为弟子有这样迅速而出乎意料的领悟力赞叹不已，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花费很多心血搭起的理论大厦。
“伯爵夫人，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笑着说，又开始反驳女弟子的论断。
七
艾伦明白，从宗教角度看，这是一件非常简单而又容易的事，但她的心灵导师们却认为困难重重，那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上流社会对这件事的看法。
因此，艾伦决定首先在上流社会做些准备工作。他激起了老达官贵人的妒意，又把给第一个追求者的问题向他提了一次，也就是说，要想获得对她的占有权，惟一的办法就是娶她。老人家的第一反应同年轻人一样，对一个有夫之妇再次嫁人大为吃惊，但艾伦不可动摇地相信这是非常简单、非常自然的事，就像姑娘出嫁一样，这个信念也影响了他。假如艾伦自己表现出丝毫的犹豫、羞愧或遮遮掩掩，毫无疑问这件事就会泡汤，然而她不仅没流露出遮掩或羞愧，恰恰相反，她带着单纯而温厚的天真告诉好友（所有彼得堡人都是她的好友），亲王和老达官贵人都向她求了婚，她既不想让这个伤心，也不想让那个难过。
很快，整个彼得堡流言四起，而且流言不是说艾伦想与丈夫离婚（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起而攻击这不合法的意图），而是直接传言不幸的、招人喜爱的艾伦正处于不知嫁给两个当中哪一个的困惑之中。问题已经不是有多大的可能性，而是嫁给谁更好，宫廷对这事又会怎样看。还真有几个执迷不悟的人，他们没能把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只是从中看到对神圣婚姻的亵渎，但这种人寥寥无几，而且他们默不做声，多数人感兴趣的是艾伦交的好运和选择哪个更好的问题。没有人谈论有夫之妇嫁人是好是坏，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比你我更聪明的人（正如他们所说）显然已不成为问题，怀疑这个问题已正确处理就等于冒险说蠢话，不配出入社交界。
只有今年夏天来彼得堡探望儿子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胆敢直接表达了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观点。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舞会上看见了艾伦，就在舞厅中央拦住了她，周围顿时鸦雀无声，她粗声粗气地对她说道：
“你们这里有人丈夫活着却又要嫁人。可能你认为这是你想出的新花样吧？早就有人干过这种事了，丫头。这种事可不新鲜了。在所有的……里都是这样干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一边说，一边习惯地做着威胁的动作，卷起宽宽的袖口，用严厉的目光环顾着四周，穿过了整个大厅。
尽管人们都怕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但在彼得堡，人们还是把她当笑料看，因此人们只注意了她说的话当中那个不文雅的词，并在私下里小声传传，认为她言语的精辟之处正在这个词当中。
近来，瓦西里公爵有些健忘，他总是不知以前说过什么，上百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每次他见到女儿总是说：
“艾伦，我有话跟你说。”他把她叫到一边，使劲向下拉她的手，对她说。“我听到一些关于……这你是知道的。这样，我亲爱的宝贝，你知道，你父亲的心啊很高兴，你……你吃了那么多苦……但，亲爱的孩子……按你想的去办吧。这就是我给你的忠告。”他总是掩饰着任何时候都是同样的激动，把脸挨一挨女儿的脸就走开了。
通常，出色的女人都有一些永远也不会变成情人的男性朋友，享有最聪明的人美誉的比利宾就是艾伦这样的一个无私的朋友。有一次，在一个好友的小圈子里，比利宾对艾伦说出了自己对这事的看法。
“听我说，比利宾（艾伦对比利宾这样的朋友总是以姓称呼的）”她用戴了几只戒指的白晰的手碰了碰他燕尾服的袖子。“您说，假如我是您妹妹，我该怎么办？两个当中选哪个？”
比利宾眉毛上边的皱纹聚到了一块，嘴角露着笑意，沉思了一会儿。
“您知道，您的问题并没让我措手不及。”他说。“作为您真正的朋友，我对这件事考虑了很久。您看，如果您嫁给亲王（他是指那个年轻人）”他弯起了一根手指，“那您就永远失去了再作另一个人妻子的机会，而且宫廷也会不满意。（您知道，这里还涉及出身门弟的问题），但如果您嫁给老伯爵，那么您会让他的余生很幸福，尔后……亲王不必降低身份就能娶您这个达官的遗孀了。”比利宾堆在一起的皱纹终于舒展开来。
“噢，这才是我真正的朋友！”艾伦眉开眼笑，又碰了碰比利宾的衣袖。“但是，我既爱这个也爱那个，谁也不想伤害。为了他们两人的幸福，我准备牺牲我的生命。”她说。
比利宾耸了耸肩，表示对这种为难事他也爱莫能助。
“真是个能干的女人！问题提得真可谓尖锐。她想同时当三个人的老婆。”比利宾想道。
“但是，告诉我，您丈夫对这件事是怎样看的？”他问，因为他威信高，不怕提出这样天真的问题而贬低自己。“他同意吗？”
“啊！他是那么爱我！”艾伦说，不知为何她觉得皮埃尔还在爱着她。“为了我他什么都愿意做。”
比利宾又把皱纹收拢起来，准备着调侃的词。
“连离婚也愿意。”他说。
艾伦笑了起来。
如果说有谁胆敢怀疑艾伦已经着手准备的婚姻不合法的话，那么艾伦的母亲，库拉金伯爵夫人便是其中之一。对女儿的嫉妒常常令她痛苦不堪，现在嫉妒成了伯爵夫人的心病，她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她向一个俄国神甫咨询了丈夫活着时离婚和再嫁的可能性有多大，神甫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让她高兴的是，他还给她看了《福音书》上的一段话，里面（神甫觉得）直截了当地说丈夫活着的女人再嫁是绝对不行的。
伯爵夫人有了她认为不容置辩的论据作武器，大清早就去找女儿了，希望碰见她独自在家。
艾伦听了母亲的反对意见，温和又略带讥讽地笑了笑。
“那里说得很明白：谁娶离过婚的女人……”老伯爵夫人说。
“哎呀，妈，别说蠢话了。您什么都不明白。依我的处境，我有这个责任。”艾伦不说俄语，而说起了法语，她觉得她这件事用俄语说不清楚。
“但是，我的孩子啊……”
“哎呀，妈呀，您怎么不明白，神甫有权宽恕……”
这时艾伦的女伴进来向她通报，说亲王殿下在客厅里，要见她。
“不行，您告诉她说我不想见他，说我恨死她了，因为他不履行对我的诺言。”
“伯爵夫人，对任何罪过都要有点慈悲心啊！”一个浅色头发、长脸长鼻子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说道。
老伯爵夫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进来的年轻人根本没理会她。伯爵夫人向女儿点点头就迈着碎步朝门口走去。
“是啊，她是对的，”老伯爵夫人想，在殿下出现的一瞬间，她所有的信念都土崩瓦解了。“她是对的，但在我们那一去不复返的青年时代怎么就不懂这些呢？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老伯爵夫人一边想着，一边坐上了马车。
八月初，艾伦的事总算有了眉目，她于是给丈夫写了封信（她想，丈夫是非常爱她的），通知他她打算要嫁给某某，并说她改信了惟一至真至善的宗教，她请他履行送信人交给他的必要的离婚手续。
“最后我祈求上帝，希望您，我的朋友，永远受到他神圣、有力的保护。您的朋友耶列娜。”
这封信送到了皮埃尔家时，他正在波罗金诺战场上。
八
皮埃尔第二次跑下拉耶夫斯基炮垒时，波罗金诺会战己接近尾声，他随着一群士兵沿着一条沟朝克尼亚济科沃村的方向前进，走到包扎所，看见了血斑，听到了叫喊声和呻吟声，他赶忙混在士兵中继续往前走。
现在皮埃尔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摆脱他这一整天经历的可怕情景，赶快回到平常的生活环境，在自己家的**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他觉得，只有在平常的生活环境下他才能够理解自己和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切。但那种平常的生活环境在哪儿都找不到了。
尽管他现在走的路上已没有呼啸的炮弹和子弹，但周围却处处如同战场一样。到处是忍饥挨饿、疲惫不堪、有时显得漠然的面孔，到处是血污，到处是军大衣，到处都能听见渐渐远去却仍然让人心惊肉跳的射击声，而且，还有难忍的闷热和飞扬的尘土。
沿莫扎伊斯克大道走了大约三俄里后，皮埃尔在路边坐下了。
暮色降临大地，隆隆的炮声停止了。皮埃尔一只胳膊拄着地，躺了下来，他望着夜色中从他身旁走过的人影，就这样躺了很久。他一直觉得有一颗炮弹正呼啸着朝他飞来，他颤抖着坐起来。他不记得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半夜，三个士兵拖来一些干树枝，在他身边点起火来。
士兵们瞟了瞟皮埃尔，把火生了起来，然后把一口小锅架在火堆上，往里面掰了些面包干，加了些腌猪油。面包和荤油的浓郁香味与烟味混在一起。皮埃尔欠起身，叹了口气。士兵们（他们共三人）一边吃饭，一边说着话，没理会皮埃尔。
“你是哪个部队的？”突然一个士兵问皮埃尔，显然他提这个问题的目的与皮埃尔想的一样，那就是：如果你想吃，我们会给你，但我们要知道，你是不是好人。
“我？我？”皮埃尔说，他觉得此时必须尽可能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才能更接近士兵，也更能让他们理解。“其实，我是民团军官，只是我的部队不在这儿，我是来参战，跟他们失去联系了。”
“真有你的！”一个士兵说。
另一个士兵摇了摇头。
“好吧，如果你愿意，就吃点糊糊吧！”第一个士兵说着，把一个木勺舔了舔，递给了皮埃尔。
皮埃尔靠近火堆坐下，吃起了糊糊，也就是锅里煮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食物。当他俯下身，低着头一勺一勺地舀着，狼吞虎咽的时候，火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士兵们默默地看着他。
“你说说，你要到哪里去？”一个士兵又问他。
“我到莫扎伊斯克。”
“这么说，你是贵族了？”
“是的。”
“叫什么名字？”
“彼得·基里洛维奇。”
“彼得·基里洛维奇，那我们走吧，我们送你去。”
这几个士兵就和皮埃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朝莫扎伊斯克走去。
当他们到达莫扎伊斯克，开始爬通往城里的陡坡时，鸡已经叫了。皮埃尔跟士兵们一块走着，他已全然忘记，他住的客栈就在山脚下，他都走得超了过。如果不是在半山腰碰见他的驯马师，他（他当时就处在那种惊慌意乱的状态）还想不起来呢，驯马师来城里找他没找到，正要回客栈，看到黑暗中泛着白光的帽子认出了皮埃尔。
“大人，”他说：“我们还以为找不见您了呢。您怎么步行啊？请问，您这是要哪里去？”
“啊，对啊。”皮埃尔说。
士兵们停了下来。
“怎么，找见自己人了？”一个士兵问。
“那么再见吧！彼得·基里洛维奇，是吧？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另外两个人说。
“再见，”皮埃尔说道，跟着驯马师朝客栈方向走去。
“应该给他们点什么！”皮埃尔想着，去掏衣兜。“不，不用了”一个声音对他说。
客栈的正房已没有位置，全给占满了。皮埃尔进了院子，躺到自己的马车上，蒙上了脑袋。
九
皮埃尔的头刚一挨到枕头，他觉得他就睡着了。但突然间，他清清楚楚地，几乎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听到了呻吟声和喊叫声，听到了子弹啪啪作响的声音，闻到了血腥和火药味，对死亡的恐惧和害怕紧紧缠绕着他。他惊恐地睁开眼睛，从大衣底下抬起头来。院子里靜悄悄的。只有一个勤务兵在大门口一边同店主说话，一边在泥地上啪哒啪哒地走着。在漆黑的木板敞棚下，就在皮埃尔的头顶上，由于他一起身发出了响声，几只鸽子猝然抖动了几下翅膀。此刻满院子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客栈气味，这就是干草、马粪和焦油的气味，让皮埃尔感到格外宁静、愉快。在两个昏暗的板棚之间可以看到晴朗的星空。
“感谢上帝，这种事再也不会有了。”皮埃尔想，他又把头蒙了起来。“噢，恐惧的感觉多么可怕，我惊惶失措又是多么可耻！而他们……他们自始至终都那么坚强、那么沉着……”他想。在皮埃尔的概念里，他们就是战士，就是那些在炮垒上战斗的、给他饭吃，还有向圣像祈祷的战士。他们――那些奇特的，在这之前他并不了解的他们，在他的头脑里与其他人清楚而明确地区分开来。
“做一名战士，就做一名战士吧！”皮埃尔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全身心地投入这种集体生活，深刻体验把他们铸造成那种人的精神。但如何才能抛弃这些多余的、可恶的东西？如何才能抛弃身外的负担呢？有一段时间我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逃离父亲。与多洛霍夫决斗后我也可以被送去当兵”。于是皮埃尔的眼前又闪现出那次俱乐部的宴会和他向多洛霍夫提出决斗的情景，浮现出在托尔诺克与恩师相遇的情景。接着又浮现出共济会那次隆重的聚餐。那次聚餐也是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有一个熟悉、亲近的人坐在桌子的一端。对，就是他！我的恩师。“他不是死了吗？”皮埃尔想。“对，死了。但我不知道他还活着。他死了，这多遗憾，但他又活了，我多高兴啊！”桌子的另一端坐着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涅斯维茨基、杰尼索夫，还有其他人（即使在梦里，皮埃尔心里也把这些人与他们区分得清清楚楚），这些人，阿纳托利和多洛霍夫在大声喊叫，唱歌，但透过他们的喊声，他只听到恩人的声音，他不断地说着，他的声音那样富有深意，滔滔不绝，就像战场上的枪声一样，但听起来很愉快，让人得到安慰。皮埃尔不知道恩人在说什么，但他知道（他的思维在梦里相当清晰），他在说行善，说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于是他们从四面八方，带着淳朴的、善良的、坚毅的表情围着恩人。但是，尽管他们很善良，却不看皮埃尔，也不认识他。皮埃尔想引起他们的注意，想说话。他欠了欠身，这时他觉得腿冷飕飕的，原来是露到外面了。
他觉得很难为情，赶忙用手遮住腿，果然大衣从腿上滑下去了。皮埃尔整理大衣时睁了一下眼，他看到的还是那些敞棚，廊柱和院子，但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泛着青色，天微微发亮，一切都蒙上一层薄薄的露珠和寒气。
“天要亮了，”皮埃尔心想。“但我不管这些，我要听完并弄懂恩师的话。”他又蒙上了大衣，但餐桌和恩师都不见了。只有那些话所表达的思想还在，不知这是别人说的，还是皮埃尔自己想出来的。
尽管这些思想是那一天所见所闻引起的，但后来每当皮埃尔一想起这些，他就相信，这是别人对他说的。他觉得，要不是在梦里，他永远都不会这样思考，这样表达思想。
“战争是人类自由对上帝法则的服从，是最艰难的服从，”一个声音说。“朴实就是对上帝的服从；上帝无处不在。他们是朴实的。他们纳于言而敏于行。言语是银，沉默是金。贪生怕死，一无所有；不怕牺牲，拥有一切。不经磨难，无以自励，无以自知。最难的事（皮埃尔不知道是在梦里继续想，还是听别人说）是善于在自己的内心把所有事物的意义结合起来。把所有的事物都结合起来吗？”皮埃尔对自己说。“不是，不是结合。想法是不能结合的，而是把这些想法套在一起，这才是必须的！对，应该套在一起，就该套在一起！”皮埃尔怀着内心的喜悦又对自己说了一遍，他觉得是这些话，正是这些话表达了他想表达的思想，为一直在折磨他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对，应该套在一起，也该套了！”
“该套车了，该套车了，大人，大人！”一个声音一直在说，“该套车了，该套车了……”
这是驯马师在叫醒皮埃尔的声音。阳光已经照到皮埃尔脸上。他看了一眼脏兮兮的客栈，几个士兵正在院子正中间的水井旁饮着瘦马，几辆大车正从院子里驶出去。皮埃尔厌恶地转过头，闭上了眼睛，又赶忙倒在了马车的座位上。“不，我不想要这些，不想看见也不想明白这些，我要理解梦中向我揭示的东西。再多一秒钟我就全领悟了。我可怎么办呀？套在一起？但怎样才能把一切都套在一起呢？”于是皮埃尔恐惧地感到，他在梦中看到和想到的一切的全部意义都烟消云散了。
驯马师、车夫和店主都跟皮埃尔讲，说一个军官带来消息，法国人已逼进莫扎伊斯克了，我们的人正在撤退。
皮埃尔站起来，让套好马车后去追赶他，他就步行穿过市区先走了。
军队离开时留下大约一万名伤员。这些伤员在院子里，从窗户里随处可见，街上也是一群一群的。街上运伤员的大车旁吵吵嚷嚷，尖叫声、咒骂声、打人声不绝于耳。马车赶上了他，皮埃尔让一个他认识的受伤将军坐上车，和他一起到了莫斯科。在路上皮埃尔得到他内兄和安德烈公爵的死讯。
十
三十日，皮埃尔回到了莫斯科。快到城门口时，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迎着他走来。
“我们正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要立刻见您。他让您马上到他那里，有重要事情。”
皮埃尔没回家，雇了一辆马车就去见总督。
这天早晨，拉斯托普钦伯爵刚从郊外索科尔尼基的别墅进了城。他家的前厅和接待室挤满了应召或来请示的官员。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见过了伯爵，他们告诉皮埃尔说，莫斯科保不住了，就要放弃了。尽管这个消息是向居民隐瞒的，但官员和各个部门的长官就像拉斯托普钦伯爵本人一样，对莫斯科会落到敌人手里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为了推卸责任都来向总督请示，负责的部门该怎么办。
正当皮埃尔走进接待室时，军队来的信使正从伯爵那里出来。
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信使绝望地摆了摆手，穿过客厅出去了。
皮埃尔在客厅等候时，用疲惫的目光环视着房间里形形色色的官员，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文官、有武将；有高官、有小吏。看起来人人忿忿不平，人人忐忑不安。皮埃尔向一群官员走去，里边有一个熟人。同皮埃尔打了个招呼，他们继续他们的谈话。
“要先疏散出去，再召集回来，这不成问题。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看他写的什么，”另一个人指着手里拿着的印刷品说。
“这就是另一码事了。老百姓需要这个。”第一个人说。
“这是什么？”皮埃尔问。
“是新传单。”
皮埃尔拿过一份，读了起来。
“为尽快与向他靠拢的军队会合，公爵殿下已越过了莫扎伊斯克，站稳了脚跟，敌人不会立刻向他进攻的。已经从这里给他运去四十八门大炮以及充足的弹药，公爵殿下说，他们会誓死保卫莫斯科，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准备进行巷战。弟兄们，别看政府机关已经关闭，但案子还是要办理，我们的法院还要惩治坏蛋！一旦需要，我会召集城市的和乡村的青年们。一两天我就要发出号召，现在不到时候，我也不多说。斧头也好，猎熊矛也棒，最好的武器是三齿大叉，一个法国佬也不过一捆黑麦重。明天午饭后我要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叶卡捷琳娜医院看望伤员。我们在那儿祈求圣水，他们会很快康复；现在我很健康，前些日子我一只眼睛染疾，可现在两只眼都明亮如初。”
“有些士兵跟我说，”皮埃尔说：“无论如何不会在城里打仗，说阵地……”
“是啊，我们也这么说，”第一个官员说。
“前些日子我一只眼睛染疾，现在两只眼都明亮如初。这是什么意思？”皮埃尔问。
“伯爵长了个针眼，”副官笑着说，“我跟他说人们都来问他怎么了，他很不安。伯爵，您的事怎么样？”副官突然笑着问皮埃尔。“我们听说您的家庭出了些麻烦？好像伯爵夫人，就是您太太……”
“我什么也没听说，”皮埃尔漠不关心地说：“您听说什么了？”
“没有，您知道，人们总是胡编乱造。我也是道听途说。”
“您究竟听说什么了？”
“听说，”副官又带着同样的笑容说：“说伯爵夫人，就是您太太，打算出国了，也许是瞎说的……”
“有可能吧，”皮埃尔说，心不在焉地看着四周。“这是谁？”他指着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问，这人穿着干净的蓝色厚呢长外衣，蓄着雪白的大胡子，眉毛雪白，脸色红润。
“他呀？是个商人，开饭馆的，叫维列夏金。也许您听说了传单那件事？”
“噢，他就是维列夏金啊！”皮埃尔说，注视着老商人坚毅、平静的面孔，想在他的身上找到一点叛徒的表情。
“这不是那个维列夏金。这是写传单那个维列夏金的父亲。”副官说，“那个年轻人进监牢了，也许他要倒大霉了。”
一个佩戴星形勋章的小老头和一个脖子上戴着十字勋章的德国籍官员，正朝谈话的人走过来。
“知道吧，”副官说：“这是一桩糊涂官司。那份传单是两个月前出现的，伯爵得到报告后，下令调查。这不，加夫里洛·伊万内奇查清楚，说那份传单经过了六十三个人的手。他去找一个人问：谁给你的？说是谁谁给的。他去找下一个人，问：谁给你的？就这样一直查下去，查到维列夏金……这是个没念过几年书的小商人，您知道，一个小老板，”副官笑着说：“人家问他：你从谁那儿得到的？我们主要是想知道这是从谁那儿来的。除了邮政局长外他没人可说。显然他们之间串通好了。他说，不是从谁那儿来的，是我自己写的。我们对他又威胁又利诱，他就是固执已见，说是自己写的。就这样禀报给伯爵。伯爵让把他带来。‘你的传单是从哪儿来的？’‘我自己写的。’您也知道伯爵这人！”副官带着骄傲又愉快的笑容说：“他暴跳如雷，想想吧，如此胆大妄为，一派胡言，顽固不化！”
“噢！伯爵是要他指证克柳恰廖夫，我明白了！”皮埃尔说。
“根本没必要，”副官惊慌地说。“就算没这件事，克柳恰廖夫的罪行也够多了，所以才把他流放了。关键是伯爵非常恼怒。‘你怎么会写？’公爵问。他从桌子上拿起那份《汉堡日报》，就是这份。他说：‘不是你写的，是你翻译的，翻译得也相当糟糕，因为你这个傻瓜根本不懂法语。’你们猜怎样？‘不，’他说，‘我什么报纸也没读，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是叛徒，我会把你交付法院，会把你绞死。说！你是从哪儿拿到的？’‘我什么报纸也没看，是自己写的。’事情就这样了。伯爵把他父亲也叫来了：他还是固执己见。于是就交给了法庭，判了刑，好像是服苦役。现在父亲是来替他求情的。那是个坏小子！您知道，那种商家子弟，都是些花花公子，只会玩弄女人，不知从哪儿学点东西就开始天不怕地不怕了。他正是这样的坏家伙！他父亲在石桥旁开个小饭馆，您知道吗？饭馆里挂了个很大的画着全能上帝的圣像，一手执帝王权杖，一手执帝王权标。他把这个圣像拿回家好几天，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找了个混蛋画家……”
十一
这个故事还没讲完，皮埃尔就被请去见总督。
皮埃尔走进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办公室。他进来时，拉斯托普钦正皱着眉用手揉额头和眼睛。一个矮个子正对他说着什么，皮埃尔一进门，他不说了，向外走去。
“啊！您好啊，伟大的战士。”那人刚出门，拉斯托普钦说道。“听说了您堪称光荣的壮举！但今天不谈这事。亲爱的，就咱俩私下说说。您是共济会员吗？”拉斯托普钦用严厉的声调问，好像这里面有什么不对，但他还是准备原谅的。皮埃尔没说话。“亲爱的，我对什么都了如指掌，我知道共济会员也各不相同，我希望您不属于那些打着拯救人类的旗号却在干毁灭俄国勾当的人之列。”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皮埃尔答道。
“看见了吧，亲爱的。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两位先生已被流放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克柳恰廖夫先生也受到了同样的处置。那些以建立所罗门圣殿做晃子而大肆破坏祖国圣殿的人都不例外。您肯定能理解，这是事出有因的，如果邮政局长不是祸国殃民的人，我也不会把他流放。我刚刚得知您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他从城里运东西，您还为他保存文件。我爱您，不希望您惹灾生祸，我比您年长一倍，作为父辈，我劝您不要再与这种人来往，您自己也尽快离开吧。”
“但是，伯爵，克柳恰廖夫到底犯了什么罪？”皮埃尔问。
“这是我的事，您无权过问！”拉斯托普钦大喊起来。
“如果指控他散发拿破仑的传单，这是没有证据的，”皮埃尔说（他不看拉斯托普钦），“维列夏金也是……”
“正是如此，”拉斯托普钦突然皱起了眉头，打断皮埃尔的话，喊声比以前更大了。“维列夏金是个叛徒和卖国贼，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拉斯托普钦以那种想起自己受过的侮辱才会有的刻骨仇恨说。“但我把您叫来不是跟您讨论我的事，而是给您出个主意或下个命令，如果您让我不得不这么做的话。我请您与克柳恰廖夫这种人断绝来往，并且离开这里。我决不允许有任何胡闹的行为。”可能他忽然意识到他似乎对毫无过错的别祖霍夫发了火，于是友好地拉起皮埃尔的手。“现在国难当头，我没时间对所有的人都和颜悦色。有时简直头晕脑涨！好吧，亲爱的，您个人有什么打算呢？”
“没什么，”皮埃尔答道，仍旧不抬眼，也没改变那付沉思的表情。
伯爵皱起了眉头。
“给您出个好主意。我跟您说，还是尽快离开吧。善于听人忠告的，是有福之人！再见了，亲爱的！噢，对了！”他朝已跨出门外的皮埃尔喊道：“听说伯爵夫人落到耶稣会神甫的魔掌了，是真的吗？”
皮埃尔什么也没说，他平生第一次这样怒气冲冲地、沉着脸离开了拉斯托普钦的办公室。
他回到家时，天已快黑了。那一晚有七、八个人来找过他。有委员会秘书、他营里的上校、管理员、管家和其他求见者。大家找他都是因为有事让他解决。皮埃尔什么也不明白，对这些事也不感兴趣，他随便应付了下他们的问题，只不过是为了尽快摆脱这些人。终于只剩他自己了，他拆开妻子的来信，读了一遍。
“他们，这些炮垒上的士兵，安德烈公爵阵亡……老头……质朴就是对上帝的服从。应该受苦……所有一切的意义……应该套在一起……妻子要嫁人……要忘却，要理解……”他走到床前，衣服也没脱，倒在上面就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管家来报告说，拉斯托普钦伯爵特意派来一位宪兵长官，他想了解别祖霍夫伯爵已经走了，还是准备动身。
有十来个形形色色的人找皮埃尔有事，都在客厅等他。皮埃尔匆忙穿上衣服，但他没到等他的人那儿去，而是下了后门的台阶，朝大门走去。
从那时起直到莫斯科遭毁坏结束，尽管家人四处寻找，却再也没看到他，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十二
九月一日之前，也就是敌人进入莫斯科的前夕，罗斯托夫一家还一直留在城里。
别佳加入了在白教堂村组建的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并赴任之后，伯爵夫人便担惊受怕。她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他们两个都脱离了她的保护，说不定哪天她的一个或两个儿子可能被打死，就像她一个熟人的三个儿子一样，这个念头今年夏天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残酷地折磨着她。她想把尼古拉召到身边来，想亲自去看别佳，把他安排到彼得堡的什么地方，但这两件事都无法做到。别佳只能随团队一起回来或是乘调到另一个作战团之机回趟家。尼古拉的部队不知在何方，自从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讲述了他与玛丽娅小姐见面的情况后就杳无音讯了。伯爵夫人夜夜睡不着，一旦睡着，也是梦见她的儿子被打死了。经过多次的商量和交涉，伯爵最终想出了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别佳从奥博连斯基团调到了正在莫斯科城下组建的别祖霍夫团。尽管别佳还算军人，但这次调动让伯爵夫人安慰的是她可能看到一个儿子还在自己保护之下，她希望别佳能到一个永远无需上战场的地方去任职，她再也不想放他离开自己。现在只有尼古拉还处于危险之中（她甚至为此而后悔），伯爵夫人觉得与其他孩子相比她更爱长子。但当这个淘气的小儿子，这个不好好学习，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让大家都烦透了的别佳，这个长着一双快乐的黑眼睛，翘鼻子，脸色绯红，已长出了绒绒的细胡子的别佳加入到那些可怕的、残酷的、不知为何总是打来打去却还以此为乐的大男人中间时，母亲又觉得，她对他的爱远远地超过了对另外两个孩子。盼望已久的别佳的归期越近，伯爵夫人就越觉得不安。她甚至在想，她永远等不到这种幸福的降临了。不仅是索妮娅，就连她喜欢的娜塔莎，甚至丈夫在跟前都让伯爵夫人生气。“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除了别佳我谁都不需要！”她想。
八月末，罗斯托夫家收到了尼古拉的第二封信。信是从沃罗涅什省寄来的，他被派到那里去买马。这封信并没让伯爵夫人安心。她知道一个儿子安全了，就更为别佳担心。
到八月二十日，尽管罗斯托夫家的所有熟人都离开了莫斯科，尽管大家都劝说伯爵夫人尽快离开，但在她的心肝、她宠爱的别佳回来之前她就是不肯听离开的事。八月二十八日，别佳回来了。这个十六岁的军官不喜欢母亲在迎接他时所带的那种病态的、过分的温柔。尽管现在母亲尽力掩饰着自己不想放他离开自己羽翼的用心，但别佳明白她的心思，却又本能地害怕对母亲过分的温柔会让他失去大丈夫气概（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他冷淡地对付她，逃避她，在莫斯科期间他只同娜塔莎在一起，他对她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差不多是恋人般的兄弟的柔情。
由于伯爵向来马马虎虎，到八月二十八日根本没做好离开的准备，说好从梁赞和莫斯科乡下来搬运家产的马车，直到三十号才到达。
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整个莫斯科都忙忙乱乱、人来车往。每天都有几千名伤员从波罗金诺战场运进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分散到整个莫斯科，又有几千辆载着居民和他们财产的马车从其他城门出去。尽管散发了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也许是人们根本不管这些，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传单，城里到处传播着各种自相矛盾的、稀奇古怪的传闻。有人说已下令不让任何人离开；有人说，恰恰相反，所有的圣像都从教堂抬了出来，强迫大家离开；有人说波罗金诺会战后又进行了一场会战，这次把法国人打败了；有人说，恰恰相反，俄军全军覆没；有人说莫斯科的民团即将在神甫的率领下开向三山；还有人窃窃私语，说已下令禁止奥古斯丁出城，说抓住了一批奸细，说农民造反了，离去的人在路上遭到了抢劫，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但这仅仅是说说而已，事实上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尽管这还是在菲利召开准备放弃莫斯科的军事会议之前）都觉得莫斯科肯定会沦陷，得赶快离开，并救出自己的财产。大家都感到突然之间一切都要毁掉，都要改变了，但在九月一号之前什么也没变。就像一个被带去执行死刑的囚犯一样，他知道马上就要死了，但还是要看看周围，把戴歪的帽子扶正，莫斯科也一样，尽管人们知道它即将毁灭，他们习惯的那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就要解体，但人们依旧不由自主地继续着日常生活。
在莫斯科沦陷前的这三天，罗斯托夫全家都在忙着日常琐事。家长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不停地在城里收集各方面的传闻，回到家他就对准备离开的事下一些无关痛痒的、仓促的命令。
伯爵夫人一直在关注着收拾东西的事，她对什么都不满意，老是跟着逃避她的别佳，为他总跟娜塔莎在一起，对她那样亲而嫉妒不已。只有索妮娅一个人在安排人干实事：收拾东西。但最近索妮娅很忧郁，默不做声。尼古拉的信提到了玛丽娅小姐，伯爵夫人当着她的面就兴奋地说她从尼古拉与玛丽娅小姐的相遇看到了天意。
“博尔孔斯基成了娜塔莎的未婚夫时，”伯爵夫人说：“我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更希望，而且也预感到，咱们尼古拉会娶伯爵小姐。这该多好啊！”
索妮娅觉得这是实话，重振罗斯托夫家产业的惟一希望就是娶一个有钱的小姐，而伯爵小姐正好是合适的人选。但她为此又很痛苦。尽管很痛苦，或者说正是由于她痛苦，她才担当起所有整理和包装东西的繁重任务，于是她整天忙个不停。伯爵和伯爵夫人有什么吩咐都找她。相反，别佳和娜塔莎不仅不帮父母，还碍手碍脚的，令家里大多数人厌烦。家里一整天都能听见他们跑来跑去、喊叫和无缘无故的哈哈大笑。他们大笑，他们高兴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理由，但他们心里异常兴奋和快乐，因此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快乐和欢笑的理由。别佳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离家时还是个孩子，而回来时（大家都对他这么说）却是个棒小伙子了；他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回到家里，因为他从不会马上沦入战区的白教堂村回到了近日就要打仗的莫斯科；他之所以快乐，主要是因为娜塔莎很快乐，而他总是受娜塔莎的情绪支配。娜塔莎之所以快乐，是因为她郁闷得太久，现在没什么能让她想起她为何郁闷，而且她的身体也好起来；她之所以快乐，还因为有一个人欣赏她（别人的欣赏就像是齿轮的润滑剂，要想让她这部机器运转正常，没有润滑剂是不行的），而别佳是欣赏她的。他们之所以快乐，主要是因为战争己打到莫斯科城下，会在城门口打仗，会发放武器，大家都会东奔西跑，反正会发生不寻常的事，而这对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总是一件很兴奋的事。
十三
八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六。罗斯托夫家整个被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门都敞开着，家具有的搬了出去，有的挪了地方，镜子和画都摘了下来。各个房间都摆着箱子，到处扔着干草、包装纸和绳子。搬东西的庄稼人和仆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镶木地板上走来走去。院子里挤满了农家的马车，有几辆车上的东西已垛得高高的，绑好了，还有几辆车是空的。
一大群仆人和赶车的庄稼人的说话声、脚步声和呼来唤去声在院子和屋里响成一片。伯爵一清早就出去了。伯爵夫人由于忙乱和嘈杂犯了头痛病，正躺在新辟的休息室里，头上缠着些蘸了醋的布带。别佳不在家（他去找一个打算一起由民团转到现役部队的战友）。索妮娅在大厅里看着整理水晶器皿和瓷器。娜塔莎坐在自己凌乱的房间的地板上，一堆衣物、发带和披肩摊在她的四周，她手里拿着一件旧舞裙，就是她第一次在彼得堡的舞会上穿的那件（已经过时了），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
大家都在忙着，娜塔莎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从早晨她也有好几次想干些什么，但她的心思老不在这上面，所以她不能、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她在收拾瓷器的索妮娅跟前站了一会，想帮帮忙，但很快就放弃了，又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开始她把自己的衣物和发带送给女仆，这让她很高兴，但后来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收拾，这又让她觉得很烦。
“杜尼娅莎，亲爱的，还是你来整理吧，好吗？行吗？”
杜尼娅莎很乐意地答应帮她收拾，娜塔莎就坐在地板上，拿起那件旧舞裙又陷入了沉思，她想的根本不是现在她应该想的事。隔壁女仆房间里姑娘们的说话声和她们匆匆忙忙从自己房间到后门楼梯的脚步声把娜塔莎从沉思中惊醒。她站起来看了看窗外。街上排着一长串运送伤员的车队。
女仆、男仆、女管家、保姆、厨子、车夫、前导马御手和厨房的童工都站在大门口看着伤员。
娜塔莎把一块白色手绢搭在头发上，两只手揪着手绢的角出了街。
从前的女管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老太婆离开站在大门口的一群人独自向一个带蒲蓆车篷的马车走去，跟躺在上面的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军官说起了话。娜塔莎向前走了几步，又胆怯地停下了，她双手继续扶着手绢，听女管家说话。
“这么说，您在莫斯科一个亲人也没有？”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问。“您若是住在家里会清静些的，到我家来也行啊。老爷们要走了。”
“不知道是否允许，”军官用微弱的声音说：“那是我们长官，您问问他，”他指了指顺着车队正往回走的一个胖胖的少校。
娜塔莎用怯生生的目光看了一眼受伤的年轻军官的脸，赶紧迎着少校走去。
“可以让伤员住到我们家里吗？”她问。
少校笑着把一只手贴到了帽檐上。
“您想请哪个伤员，小姐？”他眯缝着眼睛笑着说。
娜塔莎平静地又问了一遍，尽管她还扶着手绢，但她的面容和整个举止相当严肃，少校不笑了，想了一会，好像在自问这有多大的可能性，然后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
“噢，是的，当然可以啦，”他说。
娜塔莎微微点了下头，就快步回到站在军官旁无限怜悯地与他说话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身旁。
“可以的，他说可以的！”娜塔莎小声说。
军官坐的带篷马车拐进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几十辆运送伤员的马车都停了下来，受市民邀请拐进院落，向波瓦尔大街各家的门口驶去。看来娜塔莎很喜欢这种脱离一般生活轨道的新的人际关系。她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起要尽量多请一些伤员。
“不管怎么说，也应该向你父亲禀报一声，”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
“没关系，没关系，还不是一样嘛！我们搬到客厅去住一天。可以把我们住的那一半房子让给他们。”
“小姐呀，亏您想得出！让他们住进厢房、闲房、保姆的房间就可以了，就那样也得问一下。”
“好的，我去问吧。”
娜塔莎跑回家，踮着脚尖钻进休息室半掩着的门，里面散发出一股醋酸和霍夫曼氏滴液的味道。
“妈妈，您在睡觉吗？”
“哎呀，睡什么呀！”刚刚入睡的伯爵夫人醒来了，说道。
“妈妈，亲爱的！”娜塔莎跪在母亲身边说道，她把脸紧贴着母亲的面颊。“是我不好，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是我把您吵醒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让我来问问，运来一些伤员，是军官，可以吗？他们没地方住。我知道您会答应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很快地说。
“什么军官？运来了什么人？我一点也不明白，”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笑了，伯爵夫人也微微一笑。
“我知道您会答应的……我这就去说。”于是娜塔莎亲了妈妈一下，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在大厅里她碰见了父亲，他带回了一些坏消息。
“我们耽搁得太久了！”伯爵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懊丧的表情。“俱乐部关门了，连警察都走了。”
“爸爸，我把伤员请到家里来了，没关系吧？”娜塔莎对他说。
“当然，没问题，”伯爵心不在焉地说。“问题不在这里，现在我请你不要管鸡毛蒜皮的事了，帮着整理东西，得离开，明天就走……”接着伯爵给管家和其他人下了同样的命令。吃午饭时刚回来的别佳也讲了他听到的新闻。
他说现在人们都在克里姆林宫挑选武器，说尽管拉斯托普钦的传单上说他两三天内要发号召，但大概还是下了命令让所有人明天都带着武器去三山，那里可能会打一大仗。
当他说这些话时，伯爵夫人胆怯又惊恐地看着儿子那快乐、躁热的脸。她知道假如她说哪怕一句让别佳不要去参加这次会战的话（她知道他为即将来临的会战而高兴），那么他就会说什么男人啊、荣誉啊、祖国啊之类的话，会说那些毫无意义的、男人才会说的固执话，而且你还无法反驳他，事情就会更糟。因此，她希望在此之前带着别佳――她的保护人和靠山离开，她什么也没对别佳说。饭后，她把伯爵叫过来，含着眼泪求他快把她送走，如果可以的话，就在今天夜里。这之前她一直表现得毫无畏惧，而现在她以女性那种出于爱而不由自主使用的手腕说，如果她今晚走不成的话，她会吓死的。其实现在她并不是假装，她现在什么都怕。
十四
刚刚去看过女儿的肖斯夫人，对伯爵夫人讲述了她在肉商街一家小酒馆附近的所见所闻，这让伯爵夫人更加恐惧了。在她回来的路上，看到一群醉汉正在酒馆旁的街道上吵闹，根本无法通行。她叫了辆马车才从胡同里绕道回了家，车夫告诉她说，那帮人把酒馆里的酒桶都砸了，说这是上面的意思。
午饭后，罗斯托夫家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匆匆忙忙地开始整理东西准备出行。老伯爵也突然管起事来，饭后他一直从院子到房间里里外外地跑，没有条理地对那些忙忙乱乱干活的人呼来喝去，搞得他们更加手忙脚乱了。别佳负责院子里的事，索妮娅对伯爵自相矛盾的命令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人们喊着、叫着，吵着，在房间和院子里跑来跑去。生性热情的娜塔莎也突然干起活来。起初，人们对她插手包装的事是不信任的。人家都以为她是开玩笑，不愿听她的指挥，但她固执而热情地要别人按她说的做，她生了气，还差点哭起来，于是大家听了她的，最终她还取得了别人信任。费了她很大的力气办成的，也是为此对她放权的头件大事，就是包装地毯。伯爵家有一些贵重的哥白林挂毯和波斯地毯。娜塔莎开始干这件事时，大厅里有两个敞开的大箱子，其中一个装的是瓷器，几乎装满了，另一个装的是地毯。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瓷器，而且还源源不断地从食品室里往外搬。该装第三只箱子了，于是人们去取箱子。
“索妮娅，停一下，我们这样都装得下，”娜塔莎说。
“不行，小姐，已经试过了，”管食品室的人说。
“不，请停下来。”娜塔莎开始从箱子里往外掏包着纸的盘碟。
“盘子放这里，卷到地毯里，”她说。
“还有地毯呢，三个箱子能装下就谢天谢地了，”食品室的人说。
“请等一等。”于是娜塔莎又开始迅速、麻利地分捡。“这个不用带，”她说的是基辅产的碟子，“这个要，放到地毯里，”她说的是萨克森产的盘子。
“你别动，娜塔莎，行了，还是我们来装吧，”索妮娅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哎呀，小姐呀！”管家无可奈何。但娜塔莎不肯屈服，她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又快速地装好，认为那些不中用的家用地毯和多余的餐具根本没必要带。把箱子掏空后，开始重新摆放。果然，经她一倒腾，所有便宜的，不值得带的东西都掏出来了，而所有值钱的东西装了两个大箱子。只是装地毯的箱子合不上盖。本可以再往出拿点东西，但娜塔莎又固执己见。她把东西摆好、不行就重摆，使劲压，还让食品室管理员和拉来一起装箱子的别佳一块压箱盖，她自己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好了，行了，娜塔莎，”索妮娅对她说，“我看你是对的，从上面再取出一层吧。”
“不行，”娜塔莎喊道，她一只手拢着披散到汗汵汵的脸上的头发，一只手按着地毯。“快压呀，别佳！瓦西里奇，使劲压！”她喊道。地毯压下去了，箱盖终于合上了。娜塔莎拍着巴掌高兴地尖声大叫起来，连眼泪都迸出来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她立马又开始干另一件事，现在人们完全信任她了，当人们向伯爵告状，说娜塔利娅·伊利伊尼什娜把他下的所有命令都推翻了时，伯爵也没生气，于是仆人都来问娜塔莎是不是要把东西捆到车上，车是否装够了？多亏娜塔莎指挥得力，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留下的都是没用的东西，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紧凑地放了上去。
但是，不管所有的人如何忙活，到深夜也没能收拾完备。伯爵夫人睡着了，伯爵让明早再出发，然后自己也去睡了。
索妮娅和娜塔莎合衣睡在休息室里。
那天夜里，又有一个伤员经过波瓦尔大街，于是站在大门口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把他让到了罗斯托夫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觉得，这个伤员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四轮马车四周都上了挡板，车篷也放下了。前座上除了车夫还坐着个老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仆人。后面跟着的一辆马车上坐着一名医生和两个士兵。
“请到我家来吧，请吧。主人们要走了，整栋房子都是空的，”老太太对老仆人说。
“怎么办呢，”仆人叹着气答道：“不指望能运到家了！我们在莫斯科有自家的房子，只是远了点，而且没住人。”
“还是到我家来吧，我家主人什么都有，请吧，”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怎么样啊？伤得很重吗？”她又问了一句。
仆人摆了摆手。
“不指望能运到家了！这得问医生，”于是仆人下了车，向后面那辆车走去。
“好吧，”医生说。
仆人又朝四轮马车走去，向里面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让车夫拐进了院子，他自己停在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身旁。
“耶稣基督保佑啊！”她说。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让把伤员抬进屋去。
“主人不会说什么的，”她说。为了避免上楼梯，他们还是把伤员抬进了厢房，安置在肖斯夫人从前住的房间里。这个伤员就是博尔孔斯基公爵。
十五
莫斯科的末日到了。那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晴朗秋日。正值星期天。那天也像平常的星期日一样，所有教堂都敲响了做弥撒的钟声。好像没有人知道等待莫斯科的将是什么。
只有两个社会状况指标体现了莫斯科当时的处境：一个是老百姓，即平民阶层，另一个是物价。这天一大早，工人、仆人、还有农夫，中间也夹杂着小官员、中学生和贵族成群结队地向三山进发。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没等到拉斯托普钦，于是确信莫斯科就要沦陷了，这群人又在莫斯科散开了，有的去了酒馆，有的去了饭馆。这一天的物价也显示了局势。武器、黄金、马车和马匹的价格一涨再涨，而纸币和日用品的价格跌了又跌，到中午时分，车夫运送呢子之类的贵重物品要收取一半的货物作运费，而一匹农家的马能卖五百卢布，家具、玻璃、铜器都白送了。
在罗斯托夫家古色古香的老宅子里，家道败落似乎并不很明显。就下人来说，一大堆仆人当中夜间只跑了三个，但没偷东西；而就值钱的东西而言，从乡下来的三十辆大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愿意给罗斯托夫家出大价钱。除了不断有人来给这些马车出大价钱外，从三十一日晚直到九月一日早晨，还接连不断有人来求罗斯托夫家的仆人给他们弄几辆大车以便离开莫斯科，这些人有些是住在罗斯托夫家和隔壁的受伤军官派来的勤务兵和仆人，也有伤员自己勉强挣扎着来的。他们都去求管家，尽管管家也同情伤员，但还是一口回绝了，他说这件事根本就不敢向主人禀报。不论留下来的伤员是多么可怜，送出一辆车就没理由不送另一辆车，这样就得把
所有的车送人，甚至连自己坐的车也得送出去。三十辆大车是救不了所有伤员的，在国难当头之际也不能不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管家是这样为自己的主人着想的。
九月一日早晨，伊利亚·安德烈伊奇醒来后，蹑手蹑脚走出了卧室，以免吵醒天快亮时才入睡的伯爵夫人。他穿了件紫色的丝稠睡衣来到了台阶上。几辆装好东西的大车己停在院子里，四轮轻便马车就停在台阶下。管家正站在门口同一个老勤务兵和一个年轻的脸色苍白、胳膊缠着绷带的军官说着话。看见伯爵后，管家对军官和勤务兵打了个有所暗示的、严厉的手势，让他们走开。
“怎么样，瓦西里奇，都准备好了吗？”伯爵问，他摸着自己的秃头，和蔼地看着军官和勤务兵，并向他们点了点头。（伯爵喜欢新面孔。）
“马上就可以套车，大人。”
“太好了，等伯爵夫人醒来，我们就上路！你们有什么事，先生们？”他对军官说。“是住在我家的吗？”军官靠近了一些。他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
“伯爵，行行好吧，麻烦您让我……看在上帝的面上……在您的马车上给我找个地方吧。我随身什么都没带……我坐上车就行……反正……”军官还没说完，勤务兵也为自己的主人向伯爵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哎呀，行，行，行，”伯爵忙说。“我非常、非常高兴。瓦西里奇，你去安排一下，把那边的轻便马车腾出一两辆，就在那边……没什么……既然需要……”伯爵含含糊糊地吩咐着。但此刻军官强烈的感激之情已经让他的命令无法改变了。伯爵环顾了一下四周：院子里、大门口和厢房的窗户里到处都是伤员和勤务兵的身影。他们都盯着伯爵，向台阶走来。
“大人，请到画廊去一下，那儿的画怎样处理啊？”管家问。伯爵跟他一块进了屋，他又重复了一遍命令，让不要拒绝请求搭车的伤员。
“行，有办法。可以把一些东西卸下来，”他小声地、用神秘兮兮的声音加了一句，好像生怕有人听到似的。
九点钟，伯爵夫人醒来了，这时玛特廖娜·季莫费耶夫娜，就是她从前的女仆，现在为伯爵夫人担任类似宪兵队长官之职，进来向她从前的主人禀告说，玛丽娅·卡尔波夫娜很生气，说小姐们的夏季服装是不能留在这里的。伯爵夫人一再追问肖斯夫人为何生气，原来是她的箱子从大车上卸下来了，所有的大车都在卸东西，伯爵太天真了，他命令把东西取下，要带上伤员。伯爵夫人让把丈夫给找来。
“怎么回事，我的朋友？听说又在往下卸东西？”
“你知道，我亲爱的，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啊……有一个军官来找我，让给他几辆车运伤员。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干吗让他们留下，你想一想！真的，我们院子里住着军官，是我们自己好容易请来的……你知道，我认为，亲爱的，哎呀，亲爱的太太呀，让把他们送走吧……我们急什么？”伯爵怯生生地说，一碰到谈钱的事，他总是这样说话。伯爵夫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调，这种谈论毁掉孩子们前途的事时用的语调，比如建个画廊、暖房、成立个家庭戏院或乐队什么的，她已习惯了，并且认为与这种怯生生的语调表达的事唱反调是自己的责任。
她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哭兮兮的表情对丈夫说：
“伯爵，你听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卖房子人家不给钱，现在，我们所有的家产――孩子们的财产你又想毁掉。你可是亲自说过，说这个家值十万卢布。亲爱的朋友，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你随便吧！伤员有政府管。他们是知道的。你看看吧，对门的洛普欣家，三天前都搬空了。看人家都是怎样想的。就是我们傻。你就是不可怜我，也得可怜孩子们啊。”
伯爵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就出了房间。
“爸爸！你们说什么了？”跟在他后面进了母亲房间的娜塔莎对他说。
“没说什么！这不关你的事！”伯爵气哼哼的说。
“不，我都听见了，”娜塔莎说。“妈妈为什么不愿意？”
“这关你什么事？”伯爵喊了起来。娜塔莎走到窗户前沉思起来。
“爸呀，贝尔格来了，”他看着窗外说。
十六
贝尔格是罗斯托夫家的女婿，他已经是一名上校，获得了戴在脖子上的符拉基米尔和安娜勋章，他谋得了第二军副参谋长这样一个安稳而轻松的职位，还兼任司令部第一处副处长。
九月一日他从部队来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无事可做，但他发觉军队里的人都请假去莫斯科了，不知在做什么。他认为自己也有必要请假料理一些家事。
贝尔格乘着自己那辆由两匹跟一位公爵的马一样膘肥体壮的黑鬃黄褐色的马拉着的、精心制造的轻便马车向岳父家驶来。他仔细看了看院子里的车辆，一边上楼梯，一边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打了个结。
贝尔格迈着轻快的、急不可待的步伐从前厅跑进客厅，拥抱了一下伯爵，吻了一下娜塔莎和索妮娅的手，就急忙打听妈妈的健康情况。
“现在还谈什么健康？快讲讲，”伯爵说，“部队怎样？是撤退呢，还是要打仗？”
“爸爸，只有万能的上帝”贝尔格说：“才能决定祖国的命运。部队斗志昂扬，现在统帅们都在开会呢。会是什么结果，还不知道。但我跟你说，爸爸，在二十六日的战斗中他们，它，”他改正道，“表现或者说是显示出的勇气，那种真正的古代俄国军队的勇气，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我跟您说，爸爸（他捶了一下自己的胸膛，就像一位将军跟他说这句话时一样，尽管他捶胸有些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