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像漢朝，不但無畜馬之禁，且有馬複令者（有車騎馬1匹者，複卒3人，見《食貨誌》），民間的畜牧，自然要興盛了。但這隻能藏富於民，大規模的畜牧，還是要在邊地加以提倡的。《遼史·食貨誌》述太祖時畜牧之盛，“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又說：“自太宗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況，各個北族盛時，怕都是這樣的，不過不能都有翔實的記載罷了。
此其緣由：（一）由於天時地利的適宜。（二）亦由其地尚未開辟，可充牧場之地較多。分業應根據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係域外，今則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設法振興，不可不極端努力了。
漁稅，曆代視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關於漁業的記載亦較少。然古代庶人，實以魚鱉為常食（見第十三章）。《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潟鹵，人民寡，太公實以通魚鹽為致富的一策。這或是後來人的托辭，然春秋戰國時，齊國漁業的興盛，則可想見了。《左氏》昭公三年，晏子說陳氏厚施於國，“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謂不封禁或收其稅。漢耿壽昌為大司農，增加海租三倍（見《漢書·食貨誌》）。
可見緣海河川，漁業皆自古即盛。此等盛況，蓋曆代皆然。不過“業漁者類為窮海、荒島、河上、澤畔居民，任其自然為生。內地池畜魚類，一池一沼，隻供文人學士之倘佯，為詩酒閑談之助。所以自秦漢至明，無興革可言，亦無記述可見”罷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國漁業史》說，商務印書館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計之，賴此為生的，何止千萬？組織漁業公司，以新法捕魚，並團結漁民，加以指導保護等，均起於清季。國民政府對此尤為注意。並曾豁免漁稅、然成效尚未大著。領海之內，時時受人侵漁。二十六年，中日戰事起後，沿海多遭封鎖，漁場受侵奪，漁業遭破壞的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