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八八七年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由於操勞過度，把身體累垮了，健康尚未恢複。荷蘭—蘇門答臘公司案和莫波吐依茲男爵的龐大計劃案，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些案件與政治和經濟關係極為密切，不便在我的一係列回憶錄中加以報道。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兩起案子又很獨特、複雜，使我的朋友有機會證實一種新的鬥爭方法的重要，這方法是他在畢生與犯罪行為作鬥爭中所使用的許多方法中的一種。
我查閱筆記，看到在四月十四日，我曾收到一封從裏昂發來的電報，通知我，福爾摩斯在杜朗旅館臥病在床。沒過二十四小時，我就趕到他的病房，發現他的症狀不甚嚴重，方才放心。不過，甚至象他這樣鋼鐵般的體質，在兩個多月調查的勞累之下，也免不了垮了下來。在這段期間，他每天最少工作十五小時，而且他向我說，還有一次他夜以繼日地工作了五天。甚至勝利的喜悅也不能使他在如此可怕的勞累之後恢複過來。在他的名字響遍歐洲，各處發來的賀電在他屋中堆積如山的時候，我發現福爾摩斯依然感到很痛苦，神情沮喪。消息傳來，三個國家的警察都失敗了，而他卻贏得了成功，他在各方麵都挫敗了歐洲最高超的詐騙犯玩弄的鬼把戲。即使這樣，也不能使他從疲憊中振作起來。
三天以後，我們一起回到了貝克街。不過，換個環境對我的朋友顯然會更好一些，乘此大好春光，到鄉間去呆一個星期，這種想法對我也充滿著吸引力。我的老朋友海特上校在阿富汗時，請我給他治過病。他現在在薩裏郡的賴蓋特附近買了一所住宅，經常邀請我到他那裏去作客。最近，他說，隻要我的朋友願意和我一起去，他也會很高興地款待他。我轉彎抹角地把這意思說了出來，當福爾摩斯聽說主人是個單身漢，而且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動時，他同意了我的計劃。在從裏昂回來後一個星期，我們便來到了上校的住所。海特是一個灑脫的老軍人，見多識廣，他很快就發覺，他和福爾摩斯很談得來，這正是我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