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的性格有一點與眾不同的地方，經常使我煩惱。雖然他的思想方法敏銳過人，有條有理，著裝樸素而整潔，可是他的生活習慣卻雜亂無章，使同住的人感到心煩。我自己在這方麵也並不是無可指責的。我在阿富汗時那種亂糟糟的工作，還有**不羈的性情，已使我相當馬虎，不是一個醫生應有的樣子。但對我來說總是有個限度。當我看到一個人把煙卷放在煤鬥裏，把煙葉放在波斯拖鞋頂部，而一些尚未答複的信件卻被他用一把大折刀插在木製壁爐台正中時，我便開始覺得自己還怪不錯的呢。此外，我總認為，手槍練習顯然應當是一種戶外消遣，而福爾摩斯一時興之所至，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他那手槍和一百匣子彈，以維多利亞女王的愛國主義精神，用彈痕把對麵牆上裝飾得星羅棋布，我深深感到，這既不能改善我們室內的氣氛，又不能改善房屋的外觀。
我們的房裏經常塞滿了化學藥品和罪犯的遺物，而這些東西經常放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有時突然在黃油盤裏，或甚至在更不令人注意的地方出現，可是他的文件卻是我最大的難題。他最不喜歡銷毀文件，特別是那些與他過去辦案有關的文件，他每一兩年隻有一次集中精力去歸納處理它們。因為，正如我在這些支離破碎的回憶錄裏有些地方曾經提到的一樣，當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勳因而揚名時，他才會有這種精力。但這種熱情旋即消失，隨之而來的是反映異常冷漠，在此期間，他每日與小提琴和書籍為伍，除了從沙發到桌旁以外幾乎一動也不動。這樣月複一月，他的文件越積越多，屋裏每個角落都堆放著一捆捆的手稿，他決不肯燒毀，而且除了他本人外，誰也不準把它們挪動一寸。
有一年冬季的夜晚，我們一起坐在爐旁，我冒然向他提出，等他把摘要抄進備忘錄以後，用兩小時整理房間，搞得稍稍適於居住一些。他無法反駁我這正當的要求，麵有慍色，走進寢室，一會兒就返回，身後拖著一隻鐵皮大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板當中，拿個小凳蹲坐大箱子前麵，打開箱蓋。我見箱內已有三分之一裝進了文件，都是用紅帶子綁成的小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