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的第三個星期，倫敦濃霧迷漫。我真懷疑在星期一到星期四期間，我們是否能從貝克街我們的窗口望到對麵房屋的輪廓。頭一天福爾摩斯是在替他那冊巨大的參考書編製索引中度過的。他把第二天和第三天耐心地消磨在他最近才喜好的一個題目上——中世紀的音樂。但是到了第四天，我們吃過早飯，把椅子放回桌下後，看著那濕漉漉的霧氣陣陣撲來，在窗台上凝成油狀的水珠，這時我的同夥急躁活躍的性情再也忍受不了這種單調的情景了。他強忍著性子，在起居室裏不停地走動，咬咬指甲，敲敲家具，對這種死氣沉沉很是惱火。
“華生，報上沒有什麽有趣的新聞嗎？"他問道。
我知道，福爾摩斯所謂的有趣的事情，就是指犯罪方麵的有趣事件。報上有關於發生革命的新聞，有可能要打仗的新聞，還有即將改組政府的新聞。可是這些，我的同伴都不放在眼裏。我看到的犯罪報道，沒有一件不是平淡無奇的。福爾摩斯歎了口氣，繼續不停地來回踱步。
“倫敦的罪犯實在差勁，"他發著牢騷，好象一個在比賽中失意的運動員。"華生，你看窗外，人影隱隱約約地出現，又溶入濃霧之中。在這樣的天氣，盜賊和殺人犯可以在倫敦隨意遊逛，就象老虎在叢林裏一樣，誰也看不見，除非他向受害者猛撲過去。當然隻有受害者才能看清楚。”
“小偷還是很多的。"我說。
福爾摩斯輕蔑地哼了一聲。
“這個陰沉的大舞台是為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設置的，”他說，“我不是個罪犯，這真是這個社會的萬幸。”
“真是這樣！"我真心地說。
“如果我是布魯克斯或伍德豪斯，或者是那有充分理由要我的命的五十個人當中的任何一個，在我自己的追蹤下，我能幸存多久？一張傳票，一次假約會，就萬事大吉了。幸虧那些拉丁國家——暗殺的國家——沒有起霧的日子。哈！來了，總算有事情來打破我們的單調沉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