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論
內容提要
1927年後，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政治強烈地影響著文學，改變著文學的品格。許多作家的政治熱情也遠遠高出藝術創作的衝動，文學潮流隨著整個社會的變革而空前政治化。隨著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運用，五四時期以現實主義為主的多元文學思潮消失，革命現實主義成為主導文學思潮。與此同時，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與其他傾向的文學也豐富了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創作。無產階級文學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文學的各自發展與演變，構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發展的基本脈絡。
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的大變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現代都市與傳統農村的對立、相互滲透，引發和激化了知識分子在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選擇的困惑，反映在文學的審美層次上，更形成了這一時期“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學派別之間的對峙與互滲。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已趨於成熟，與第一個十年相比，這一時期的創作題材得到空前拓展，表現角度也有了進一步開掘。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反映城市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變遷、心理變化的作品大量湧現，革命者、民族資本家等一些新形象大量出現在作品中。第二個十年，由於文體意識的自覺，作家們在繼承第一個十年文體開創成果的基礎上有了新的開拓，許多體裁都有了新的發展，其中長篇小說、話劇取得巨大成功，長詩、報告文學也得到一定的發展，文學由五四時期的抒情時代進入了敘事時代。許多作家把人物命運與風雲激**的時代精神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二個十年厚實、有力、壯闊的文學審美風格。
教學建議
1.與第一個十年進行比較，分析本時期文學創作的潮流與趨向發生了哪些變化?
2.簡述20世紀30年代初魯迅與新月派的論戰。
3.閱讀相關書籍和文章，評價“左聯”的曆史功績與局限。
精讀作品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
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
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馮雪峰：《關於“第三種人文學”的傾向與理論》
評論摘要
1.左翼文學在“白色恐怖”的嚴重政治鬥爭形勢下衝出一條血路，在文學與創作實踐上曆盡千辛萬苦，不斷糾正和擺脫“左”的機械論的影響，堅持在現實主義道路上奮進。特別是1932年11月歌特（張聞天）的重要文章《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在黨的機關報《鬥爭》第30期上發表，以及1933年蘇聯社會主義的口號傳入之後，左翼文學理論界才開始清算“左”的理論影響。現實主義經過一段坎坷曲折經曆之後，終於複蘇了，並且贏得了創作豐收期的到來。至此，以社會剖析和典型化為主要特征的現實主義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學開創的現實主義發展軌跡上，並重新占據新文學主導地位。左翼文學現實主義，朝著政治化、社會化、理想化方向完成對“五四”現實主義傳統的繼承和超越的曆史使命，為中國新文學開辟一條新路。
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237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2.大體說來，“海派”是3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城市商業文化與消費文化畸形繁榮的產物，他們依托於文學市場，既享受著現代都市文明，又感染著都市“文明病”。正是對都市文明既留戀又充滿幻滅感的矛盾心境，使他們更接近西方現代派藝術，有著較為自覺的先鋒意識，追求藝術的“變”與“新”。而以北京等北方城市為中心的京派是一批學者型的文人，也即非職業化的作家。他們一麵陶醉於傳統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於自由、散漫的校園文化氛圍之中，天然地追求文學（學術）的獨立與自由，既反對從屬於政治，也反對文學的商業化：這是一群維護文學的理想主義者。而左翼作家則自覺以現代大工業中的產業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對封建的傳統農業文明與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義同時展開批判，要求文學更自覺地成為以奪取政權為中心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工具。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20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1931年12月25日，胡秋原主編的《文化評論》在上海創刊。在創刊號上，胡秋原代表“文化評論社”發表了宣言《真理之檄》，提出了“自由的智識階級”的概念：“我們是自由的智識階級，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說明一切批評一切。我們沒有一定的黨見，如果有，那便是愛護真理的信心。”之後，在答複左翼作家的文章中，胡秋原又明確打出“自由人”的旗幟：“我並不能主張隻準某種藝術存在而排斥其他藝術，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人。”表明了自己“自由人”的文化立場：“我們所謂自由的智識階級，不過表明我們：1.隻是一個智識分子；2.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場。事實是如此，因為我們：1.不願自稱革命先鋒，2.我們無黨無派，我們的方法是唯物史觀，我們的態度是自由人立場。”從胡秋原的自述來看，他所謂的“自由人”是指不隸屬於任何黨派、堅持自由主義文化立場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正當左翼作家與“自由人”論戰正酣之時，蘇汶大概有感於文壇創作的不自由及左翼作家的霸權者姿態，在1932年7月《現代》第1卷第3期上發表了《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表達了對於胡秋原的部分認同和對於左翼作家的不滿，提出了“第三種人”的概念：“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爭著文壇的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在蘇汶最初提出“第三種人”的概念時，“第三種人”是指居於“自由人”和左翼文壇之間的“作者之群”。和“自由人”概念相比，“第三種人”在指代範圍上要寬泛得多。當時論爭者對“第三種人”概念的理解與蘇汶的原意頗有出入。胡風把試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作家皆指稱為“第三種人”，而在戴望舒、鬱達夫等人的理解中基本也是如此。可以說，在一般的作家、理論家的概念中，“第三種人”其實就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文藝上否認文學的政治功能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黃德誌：《左翼對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的誤讀》，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4）。
4.魯迅與梁實秋的爭論，有時難免彼此挖苦、譏諷，但絕非個人義氣之爭，而代表了兩種社會思潮和文藝觀點的交鋒。當時的知識界，大致有三種傾向：一是社會主義，魯迅和左翼作家是代表；二是自由主義，梁實秋和新月社就是其中活躍者；三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文學”家即屬此類。“民族主義文學家”雖以官方為後台，但無論理論還是創作都拿不出東西來，鬧了一陣子，受到魯迅和左翼作家的批判，很快就偃旗息鼓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中國有相當的力量，他們有不同的派別，新月社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參政意識較強，雖然在人權問題上與國民黨政府有摩擦，但與共產黨的分歧更大，所以他們與左翼作家的對立是必然的。而梁實秋是新人文主義者白壁德的信徒，白壁德反對唯物論，反對功利主義，不相信群眾的統治，而傾向於知識的貴族主義，主張人性論，追求一種完整的均衡的人性，這些都是被梁實秋用來作為武器。
吳中傑：《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195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6。
5.然而，我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這種表麵的相似其實掩蓋了實質的巨大不同。這實質的巨大不同根本就在於把“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進而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些革命的同盟者當作革命對象，由此產生了以（不甚了解的）“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以（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反對“人道主義”、以“階級論”反對“人性論”、以“無產文學”取代“人的文學”、以唯物論批判唯心論（其實二者都是形而上學的不同表現形式）、以集體主義批判個人主義、以人民文學取代個性文學、以遵命文學取代自由文學、以政治工具論取消藝術自律論等一係列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早在狹義的“革命文學”對五四“文學革命”的批判中就有明確的表現。（1）從“資產階級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2）從“人道主義”到“馬克思主義”。（3）從“人性論”到“階級論”，“人的文學”到“無產文學”。（4）從“唯心論”到“唯物論”、“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5）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從“個性文學”到“人民文學”。（6）從“自由”到“遵命”、從“藝術自律”論到“革命工具”論。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1922年開始的“革命文學”曆程，其價值取向與五四“文學革命”相較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盡管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受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左傾路線的掣肘，它無可置疑地帶有極左色彩：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機械地理解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用想當然的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取代辯證法，混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不僅將資產階級當作革命對象，而且將知識分子當作“小資產階級”進行革命，從而把人道主義、自我表現、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藝術自律等都當作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加以批判，於是將五四新文學視為資產階級文學予以否定，不適當地展開了對魯迅等人的思想鬥爭，乃至對革命隊伍之外的不同文藝觀點無限上綱上線，實行唯我獨尊的關門主義，縱容和鼓勵標語口號化和公式化等。
祁誌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價值轉向》，載《雲南大學學報》，2009（2）。
泛讀作品
茅盾：《從牯嶺到東京》
魯迅：《文藝與革命》
梁實秋：《文學與革命》
周起應：《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
朱光潛：《談美·開場話》
評論文獻索引
鄭擇魁.要充分肯定“左聯”的曆史功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2）.
李俊國.“京派”“海派”文學比較研究論綱.學術月刊，1988（9）.
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
郭誌剛.略論我國三十年代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1997（5）.
許道明.海派文學的現代性.複旦學報，1997（3）.
曠新年.1928年革命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張林傑.文化中心的遷移與30年代文學的都市生存空間.北京大學學報，2000（6）.
朱壽桐.論作為文學社團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南京大學學報，2001（2）.
薩支山.“革命文學”論爭中的文學史敘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1）.
易崇輝.中國左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文學評論，2006（3）.
崔顯豔.析20世紀30年代自由主義作家對文學發展的探索.語文學刊，2006（9）.
王曉初.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的內在差異性和張力.文學評論，2007（1）.
顏敏.精神危機：革命文學的征兆.文學評論，2007（2）.
黃德誌.左翼對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的誤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4）.
拓展練習
1.第一個十年出現的關鍵詞：現代、傳統，個人、國家，民主、專製，科學、迷信，貴族、平民，國民性、人性和個性構成了理解世界的維度與方式。那麽，第二個十年，中國革命的裏程已由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轉向社會變革所引起的社會革命。如果說“五四”是個性解放的時代，那麽，第二個十年就進入社會解放的時代——從對人的個人價值、人生意義的思考轉向對社會性質、出路、發展趨向的探求。取而代之的另外一組完全不同的概念：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階級性、大眾語和現實主義。參閱相關文章，認真梳理與分析。
2.參閱評論摘要3、4、5、6，梳理第二個十年出現的文藝論爭。
3.將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京派文學和海派文學三種文學作一合論，會有助於在一個文學共同體內認識它們的對峙和互相穿透性。左翼文學是現代政治社會的產物，可由此尋覓百年來一切鬥爭的人們的精神解放、精神困境及其拯救的曆程。京派的背景是“北平”文化社會，反映鄉村中國在現代化衝擊下保持自重並不斷發生反觀現代人性缺失的深長憂慮。海派自然來自於現代商業社會，表達新市民遭受物質文明正反兩方麵壓迫的情景。而在表達民族國家理想、人民意識、社會批判精神方麵，三種文學形態是貫通的。可參閱吳福輝：《中國左翼文學、京海派文學及其在當下的意義》一文，載《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分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