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 述
內容提要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動**不安的生活空間，曲折起伏的社會事件，矛盾複雜的社會心理，使得長於描寫社會環境、展示人物命運的小說有了廣闊的用武之地。作者與讀者隊伍的擴大，優秀作品的層出不窮，都顯示了小說在30年代的長足進展。
小說作者新人迭出，小說體式日益豐富，中長篇小說數量激增，三部曲作品大量出現，標誌著30年代小說的繁榮。
本時期柔石、艾蕪、沙汀等左翼作家，沈從文、蕭乾等京派作家，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等新感覺派作家，都以各具藝術個性的短篇小說登上文壇並奠定了自己的地位。30年代引人注目的是中長篇小說數量的激增。影響較大的作品有茅盾的《蝕》三部曲、“農村三部曲”和《子夜》等，巴金的《滅亡》、“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老舍的《駱駝祥子》和《離婚》等，葉紹鈞的《倪煥之》，王統照《山雨》，柔石的《二月》，沈從文的《邊城》，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李劼人的《死水微瀾》等。
曆史小說在30年代也有較大的發展。茅盾的《石碣》《大澤鄉》，鄭振鐸的《桂公塘》，巴金的《羅伯斯庇爾的秘密》，重在對曆史人物故事的新解釋，以與現實世界相對照；而施蟄存的小說集《將軍底頭》，則以現代心理分析成果對古代人物與傳說進行全新的解釋。30年代諷刺小說繁盛，作家有老舍、沙汀、張天翼等。沈從文、艾蕪、蕭紅等東北作家群，在小說體式上有相通之處，即小說的隨筆化、散文化、抒情化。
30年代小說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是“革命+戀愛”小說模式的出現。代表作家蔣光慈，代表作有《少年漂泊者》《麗莎的哀怨》《衝出雲圍的月亮》等，在革命題材的一貫粗豪的情感中注入浪漫的柔情。類似的作品還有洪靈菲的《流亡》三部曲、華漢的《地泉》、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麵》等。茅盾、瞿秋白等對普羅文學的這種“革命浪漫諦克”曾給予批評。
本時期的小說創作，不僅作家多，作品數量也多，而且在作品的思想性、題材的開拓、反映生活的深度等方麵，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作品的藝術描寫、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作家風格流派的形成等方麵，也比前一時期呈現出多樣化與豐富性的特點。
教學建議
1.了解20世紀30年代小說發展的基本風貌。
2.閱讀《死水微瀾》，了解作者將史詩與世態描寫相結合的“大河小說”的特點。
3.“國民性”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相當有分量的話題。蕭紅，將她獨特的生命體驗融入作品中，將目光對準了生她養她的故鄉呼蘭河，創作出了《呼蘭河傳》這樣偉大的作品，形成了她作品中對國民性的有力批判。蕭紅從呼蘭河人民對舊中國的病態文明的繼承、集體無意識的殺人兩方麵，對他們身上這種國民劣根性進行了有力批判。需要細讀作品，認真分析。
精讀作品
柔石：《為奴隸的母親》
蕭軍：《八月的鄉村》
蕭紅：《呼蘭河傳》
李劼人：《死水微瀾》
葉紫：《豐收》
評論摘要
1.這十年的小說，不僅在短、中、長篇小說體式上獲得全麵的豐收，而且在作品內容和風格的門類上也取得重大的進展……它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發揮了小說這種近現代主要的文學形式多維度的表現功能。首先是社會寫實小說。這一門類的要點在一個“實”字，腳踏實地地逼近人生和把握時代，重在發揮小說的描寫功能。這十年表現的極為淋漓盡致的是它同步地捕捉時代的靈敏性。在這個急劇變遷的時代中，它卷起了一個接一個的主題和題材的浪潮。先是“革命+戀愛”的浪潮……隨之而興起了以丁玲的《水》為標誌的描寫水災的浪潮……描寫滬戰的浪潮……豐收成災……描寫抗日題材的巨大潮流……
其次是世俗諷刺小說。……出現了老舍、張天翼、沙汀等卓越的諷刺和幽默的小說家。它突出發揮了小說的針砭痼疾，諷刺揶揄的功能，以一束帶喜劇味的理性光輝，照射黑暗的社會，引起改革的注意，照射老化了的文化心理，催其返老還童……
其三是抒情的或心理小說。抒情小說的重要作家有沈從文、艾蕪、蕭紅和蕭乾……心理小說上承鬱達夫《沉淪》的緒餘，在其衍變過程中衝淡了社會抗議的情緒而專注於性心理的發掘，重要有施蟄存、葉靈鳳和穆時英。這兩派作家或戀慕自然，或探尋人欲，似乎處於兩極，實則從不同的角度致力於內外宇宙的相融合。他們都注重技巧，從而豐富了小說抒寫自然和心理的功能……
其四是神話和曆史小說。這一門類展現了小說沉思曆史和融合古今的功能，重要作家有魯迅、鄭振鐸、郭沫若、茅盾……本期由於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壓，作家便借神國中和曆史上的事情以澆胸中塊壘，名家薈萃，佳作迭見，使這個領域甚是繁榮。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36～37、39～4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2.中國現代文學進入第二個十年的左翼文學運動階段，伴隨著激烈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左翼文學隊伍號召作家積極反映現實的疾苦，尤其是農村的苦難。為此，文學創作出現了一大批反映農村經濟崩潰、農民破產的作品。這使得五四以來的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小說創作有了深入發展。
首先，他們在自己的創作中，努力注意描寫農村現實生活的真實性，不約而同地反映了當時農村“豐收成災”“穀賤傷農”的典型現象，大規模地揭示了農民的苦難，深化了農村題材小說的主題思想的內涵。其次，30年代農村題材的小說，作家堅持寫自己熟悉的鄉村生活，從不同的層麵完整地反映了瀕於破產的農村經濟和貧困悲慘的農民生活，並且真實地表現農民覺醒成長的不同程度。再次，30年代農村小說普遍地散發著濃鬱的鄉土氣息和呈現出鮮明的地方色彩。
朱德發：《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用教程》，389～390頁，濟南，齊魯書社，2004。
3.這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有兩重結構。在顯在結構中，是一個奴隸母親屈辱的非人的悲劇故事，是階級的壓迫與掠奪。而在潛在結構裏，是一個特殊的愛情故事。在這裏，長期受到丈夫奴隸主一樣壓迫的少婦，與長期受到老婆壓抑的秀才，雙方都有不幸的婚姻處境，同病相憐，在共同的生活中，又有共同的情敵“大娘”，這樣兩個婚姻的弱者，得以在感情上互相安撫，並渴望共同長期生活下去，卻受到無端的妒忌與幹預。在這裏，勞動婦女在思想上背叛了自己的貧下中農家庭與丈夫，地主秀才富於人性，通情達理，下層勞動者皮貨商丈夫，對奴隸般妻子的苦難屈辱負有重大責任。試問，作品的這兩重結構之間，構成什麽樣的關係呢？在這裏，顯在結構在表現階級壓迫、階級掠奪和階級鬥爭，而潛在結構似乎在敘述階級調和、通融與超越；顯在結構在表現故事的階級性，而潛在結構似乎在敘述人性。……我認為，在這裏，潛在結構並沒有加深顯在結構的意義，而是顛覆和瓦解了它。
藍棣之：《現代文學經典“症候式分析”》，17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不知是人民進步了，還是時代太近，還未湮沒的緣故，我卻見過幾種說訴關於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國民族，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但這書卻於“心的征服”有礙。心的征服，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曾以黨獄替滿清鉗口。這書當然不容於滿洲帝國，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於中華民國。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
魯迅：《蕭軍作〈八月的鄉村〉序言》，見《八月的鄉村》，2頁，上海，上海容光書局，1935。
5.她（蕭紅）對藝術表現方法上這三方麵的自由探索、創造。
首先，是題材取向上的懷舊傾向。蕭紅雖然寫過一些迅即反映現實的作品，但大都不很成功。從本質上看，蕭紅是一位憶舊型的作家。……《呼蘭河傳》回憶的是故鄉呼蘭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畫的是動物般生存著的人們，但這裏“仍然有美，即使這美有點病態”；這裏有深刻的批判，但也有深情的憧憬。
其次，是敘述方式上對限製敘事的重點運用。她的大部分的名篇（如《商市街》《回憶魯迅先生》……《呼蘭河傳》）重點運用了第一人稱限製敘述角度……隻有這種角度才深深地契合於她的那種天性，才使她的話得到了得心應手的表達；而且，由於這種角度所特有的敘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意蘊含量。
第三，是情感評價上的心理視角。……在藝術的情感評價上，她就很少以純客觀的描寫顯示其傾向性，而主要以心理視角直接顯示其主觀的情感評價。與她側重運用的敘事角度相應，她所采用的情感評價上的心理視角主要是屬於第一人稱的。這樣，作品中的“我”往往一身而兩任，既是事件發生的見證人（有時甚至是事件的參與者），同時也是該事件的評價者。
秦林芳：《蕭紅創作的文體特色》，載《江海學刊》，1992（2）。
6.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呼蘭河傳》通篇沒有完整的敘事線索，沒有尖銳的矛盾衝突和曲折離奇的情節，更沒有貫穿始終的故事和人物，全書的七章之間也沒有任何時間上的因果聯係來相互連接。就在好似“無結構的結構”中展開這近乎“無事”的敘事。然而，《呼蘭河傳》並不是簡單地將各個散落的篇章拚湊起來，它是一個整體、一個統一體，其結構是“空間”地組織起來的。換言之，《呼蘭河傳》是一部“空間形式”的小說。
薑振昌、宋嫻：《〈呼蘭河傳〉：長篇小說與散文化敘述》，載《煙台大學學報》，2009（1）。
7.《死水微瀾》正是帶著曆史的沉澱、跳動著時代的脈搏拉開了曆史轉折的序幕。這是一個漫長的序幕，整部書都浸透在一潭千百年來形成的“死水”之中，各種陳腐落後的觀念、意識、情感和行為方式都在這裏深深地沉澱著，但各種新的觀念、意識、情感和行為方式也正在這裏萌生著，因此，這又是一個瞬息即到的偉大現實的開端；然而這更是一個新奇的序幕，作為曆史巨變的開端，舞台上竟沒有出現一個曆史人物，也沒有發生重大的曆史事件，緊緊圍繞男女主人公展開的故事情節都是虛構的，作者注視的都是普通人的命運，著力表現的是天回鎮上古老而神秘的傳統習俗和鄉民們固有的性格特征。這首先使我們直覺上感到《死水微瀾》反而比它後麵的兩部書更具有現實感。而這一點恰恰體現著李劼人的一個根本出發點：他是把這潭“死水”作為我們民族曆史的縮影和象征來寫的，“他是把那些內容作為曆史事實，作為認識這些事實的手段，作為現實的再現來寫的”。他是要我們從這裏看到我們民族曆史的過去和發展。《死水微瀾》不但在曆史的轉折關頭拉開了一個現實截麵的序幕，而且也體現了對我們民族以往整個曆史的深刻反思，這是一個曆史與現實、舊時代與新時代承前啟後的交叉點，它支起了“長河三部曲”的整個框架。
劉勇：《曆史長河的現實性開掘》，見《中國現代文學的心理學研究》，20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8.提到蔣光慈，人們自然會聯係到那常為人詬病的“革命+戀愛”小說模式，這種“條件反射”首先得歸因於瞿秋白、茅盾等左翼批評家曾給予的嚴厲批評與全盤否定。茅盾曾將蔣光慈的作品斥為“臉譜主義”“方程式”，是“嚴重的扭曲事實”，並因此而宣布：“1928年到1930年這一時期所產生的作品，現在差不多公認是失敗。”……盡管蔣光慈遭到了當時批評家的嚴厲苛責與“痛罵詆毀”，但廣大群眾，尤其是進步青年卻十分喜愛他的作品，究其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把革命與戀愛——這兩個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糅雜在一起寫了，這不能不說是他的獨創。
但革命，這樣嚴肅而神聖的事情怎能與最浪漫、也最私人化的愛情糅雜在一起呢？其實，這兩者在本質上有著相通之處：他們都能夠“截斷日常生活”，打破其固有的平衡與穩定，以最動**與**複活板滯、幹涸的心靈，使長期受壓抑的人們名正言順地加入生命的狂歡。這也正能解釋為什麽人類既厭惡戰爭，卻又在戰爭麵前激動昂揚，亢奮不已。……尤其是青年人，他們不容忍社會黑暗，不容忍生活單澀乏味，渴望公平與轟轟烈烈，而革命，無疑是滿足他們這一心態的最佳途徑。作為敏感的青年詩人，蔣光慈對革命的理解也就更貼近其浪漫本源：“在現在的時代，有什麽東西能比革命還活潑些？有什麽東西能比革命還有趣些？還羅曼蒂克些？”“說起來，革命的作家幸福啊！革命給予他們多少材料！革命給予他們多少羅曼蒂克！”……“對青年人來說，還有什麽東西能比愛情和作為事業的革命更重要，也更具魅力些？革命和戀愛都是生命之火燃燒的材料，把生命之火為革命，為戀愛而犧牲，將是多麽有意義啊！”……正因為愛情與革命在他們心目中都至若神明，都有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所以才會有二者衝突所帶來的緊張苦痛與艱難選擇。若僅僅止於對這一衝突的揭櫫，那是“五四”個性解放作家的任務，蔣光慈的超越之處就在於他能夠幫助青年人擺脫“個性解放”思想不能使他們得到理想愛情所帶來的鬱悶苦痛，引導他們走出愛情的狹仄天地，去求索人生更高價值的東西。就這樣，他已將“五四”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的主題轉變成為了革命和政治的主題，以革命的巨大能指替換了愛情這一能指。
王智慧：《**敘述下的革命言說——蔣光慈小說創作簡論》，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2）。
泛讀作品
蔣光慈：《咆哮了的土地》《野祭》
柔石：《二月》
評論文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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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慶東.左翼小說的文學史價值.學術界，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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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桂梅.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的“革命+戀愛”模式解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5）.
鄭擇魁、盛鍾健.柔石的生平和創作.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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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洪澤.“將道德的眼光拋開”——論李劼人的情愛觀念和寫作姿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3）.
錢杏邨.蔣光慈與革命文學.現代中國文學作家.上海：上海泰東書局，1982.
拓展練習
1.柔石《為奴隸的母親》與沈從文《丈夫》同為“典妻”題材的傑作，反映了當時隨著農村經濟的破產和農民的極度貧困，中國農村社會文化精神的崩潰。這種崩潰表現在重壓下的人的性格的扭曲變形；思想上的愚昧麻木和人性的變異。細讀文本，寫一篇鑒賞文章。
2.20世紀30年代初，我國農村出現了“豐收成災”這一現象，這在茅盾的《春蠶》、葉紫的《豐收》與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鬥》中都有真切的反映。三篇小說幾乎同時問世，當時它們的相互呼應極大地擴大了社會影響。今天我們從它們各自的藝術特色中可以揣摩出哪些經驗或創作規律來？
3.蕭紅及其小說恒久的藝術魅力，既在於寫出了東北鄉村那讓人聞所未聞的風物人情，原生態地展示了東北鄉村的群體生命形態和生存狀態，以及作者深刻的心理、文化體驗與批判，還在於小說文本所呈現出的讓人耳目一新的藝術創造性。其小說以女性特有的“細致的觀察”和心理體驗，對東北農民物化的生命形態予以深刻的揭示。從這一點來說，她堅持了魯迅的思想文化方向，對農民身上所體現出的對生命價值的漠視及苟活的生活態度采取了“揭出病苦”的創作態度，體現出對國民生存狀態的深深的憂患意識。閱讀文本與相關評論，對蕭紅小說有一個整體把握。
4.作為最早以文學實績建立社會聲名的共產黨人，蔣光慈身上凝結著太多的矛盾與悖論。他的小說，一邊經受著藝術上的質疑與非難；一邊卻在讀者那裏見證著生命力與銷售奇跡：一版再版，甚至十數版，且不斷被盜版，風靡一時。他的革命文學作品，雖然被革命文學陣營內部判定為“非馬克思主義的”；卻依然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影響，實現了革命文學所要追求的目標：“許多的青年，因著他的創作的鼓勵，獲得了對於革命的理解；走向革命。”種種矛盾與悖論深刻又耐人尋味，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蔣光慈現象”。同學間就此進行交流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