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論
內容提要
中國現代文學，以五四文學革命為標誌全麵進入文學現代化曆程。五四文學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動力是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創刊，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新文化運動直接促成了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又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的最有實績的一部分。1917年，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由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首先發難，繼而陳獨秀應之以《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方麵：第一，反對封建舊文學，提倡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學。第二，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第三，大量譯介外國文學。五四文學革命有著深刻、偉大的曆史意義。
文學社團流派在此期間不斷湧現，影響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前者追求“為人生而藝術”的現實主義，後者側重“為藝術而藝術”的浪漫主義。繼之還有語絲社、新月社等社團。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迅猛發展，必然遭到封建複古主義的反撲，在此期間，新文學運動曾先後擊退了以林紓為代表的老牌守舊分子、“學衡”和“甲寅”等封建複古派的進攻。
第一個十年的文學創作，具有這樣的基本特征：第一，理性精神的張揚。第二，感傷的精神標記。第三，個性化的追求。第四，創作方法的多樣化探索。
教學建議
1.閱讀評論摘要與相關書籍，梳理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的關係；文學革命發生的原因、過程、性質以及這場革新運動的意義；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重要主張；第一個十年的文藝論爭。
2.結合評論摘要3與拓展練習1，理解文學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借鑒。
3.對拓展練習第2題展開討論。
精讀作品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周作人：《人的文學》
評論摘要
1.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在20世紀持續獲得現代性的長期、複雜的過程中形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本體以外的各種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現實的、曆史的力量都對文學的現代化發生著影響，這些外因影響著它的萌生、興起，影響著文學運動、文藝論爭、文學創作。形成中國現代文學種種迅速、紛紜的變化，構成一部能折射曆史的方方麵麵的多姿多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1917年大張旗鼓的文學革命興起前的近20年，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發生期；有了這個現代化發生期的基礎，才有了五四後30年文學在現代化道路上的迅速發展。
20世紀初，由於滿清王朝的覆滅和民國初年政治上激烈動**，我國沒有實現文化的根本革命，但自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後，受到來自西方的現代文化的激烈撞擊，社會發生了巨大的震**，中華民族被震驚而奮起，開始了現代化的蛻變。現代文化機製逐步建立，具有現代思想的知識分子成了推動社會進步的一支重要力量，並由維新走向了革命。……西方文學作品進入了普通人的閱讀視野，各種文體的革命使中國文學獲得了現代化的出發點，“人”的觀念的發現，文學觀念的更新，文學創作在傳統基礎上進行著重大的改良與革新。
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3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擁有了大批的讚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隻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時，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成了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了。……這個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學”口號，但是當時的所謂“平民”，實際上還隻能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所謂市民階級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毛澤東論文藝》，2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盡管中國社會的曆史變遷——從古老的封建舊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轉變和發展，早在19世紀中葉即已開始，而文化上的變革是直到“五四”時期，才真正進入了深層文化結構的根本改造即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審美趣味以至民族性格等的變革與再造。……文學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目標是要創造一種符合世界潮流和社會進步的新文學。在談到對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一個基本事實，即當時對傳統文學的重估最熱忱的倡導者，如我們一再提到的魯迅、胡適、鄭振鐸等人，同時也是現代新文學的主要創造者，這就說明二者之間所存在的深刻聯係。他們在傳統文學中所發現和肯定的價值特點，也正是體現在他們所創造的新文學作品中的基本特征。魯迅後來曾說：“我也以為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蛻變，有比較的偏向。”同樣是魯迅的話：“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曆史已經顯示了“五四”一代人的無可置疑的功績和貢獻，它同樣也啟示我們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對待傳統文化所應采取的態度。
王瑤：《“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載《中國社會科學》，1989（3）。
4.五四文學是在西方文學的衝擊下誕生的，然而隻要深入考察就不難看出，五四文學的深層結構和內在精神依然與西方文學相去甚遠。實際上，五四文學是在思想啟蒙中確立自身價值的，其追求不在文學自身，而主要是政治的、社會的和曆史的，它的獨立自主意識並未完全自覺，現代審美意識並未完全覺醒，主流與現代世界文學還是相當隔膜的。五四文學精神所以主要從非文學非審美中獲得，是由特定的曆史條件、創作主體的文化心態和接受主體的期待視野所共同決定的。……同西方作家不同，五四文學家對於“文學為什麽”的思考遠遠超過了對於“文學是什麽”的思考。盡管注意到在作品中隱蔽自己的功利目的，努力於以藝術方式表達現代意識，但功利心態不僅影響到表現人性的深度和審美內涵的豐富性，而且也影響到借鑒西方文學的選擇性，對易卜生的介紹隻注重於前期的社會問題劇而舍棄後期探索人生命運的劇作，就是一個明顯的實用性例證。
朱德發、劉開明：《五四文學精神新論》，載《山東師範大學學報》，1989（2）。
5.“五四”那一代人更熱烈地讚美與肯定“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欲，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陳獨秀曾經發表過一個總結性的意見：“知識理性的衝動，我們固然不可看輕，自然情感的衝動，我們更應當看重。”魯迅也將人的生存權利與保證人的正當欲望——物質的充分滿足與精神的充分發展，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強調“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人們還聽到了如下曆史性的呼喚：“世上如果還有其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魯迅），“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魯迅）——“五四”時代人的解放，不僅是思想意義和道德意義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義、審美意義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喜、樂、悲、憤、愛、恨……都被引發出來，在空前廣闊的審美天地裏，作自由的、奔放的、真實的、自然的表現，無所顧忌地追求“天馬行空”的心靈世界，“天馬行空”的感情世界與藝術世界，實質上就是追求人性的“放恣”狀態。這對於習慣於壓抑自己情感，心靈不自由的中國人，自然也是破天荒的。
錢理群：《試論“五四”時期“人的覺醒”》，載《文學評論》，1989（3）。
6.在辛亥革命時期，“政治”是民族生活的中心一環，而“五四”時期的中心議題是“倫理”和“文學”。“道德革命”與“文學革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並立著的兩麵旗幟。“新文學的提倡差不多成為‘五四’的主要口號”（茅盾《讀〈倪煥之〉》）。文學，充當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線的衝鋒隊”（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它比當時的政治生活更深刻地表現了時代的靈魂。任何研究“五四”時期的曆史學者，都不能繞過文學。辛亥革命時期的進步文學作者，曾經興高采烈地接受了政治的統轄，他們以巨大的非文學的熱情，掀起文學變革的滔滔浪潮，而當“五四”文學作者投入奔騰呼嘯的曆史洪流，則既挾帶著非文學的熱情，又保留著對文學本身的熱情。與辛亥革命時期進步文學作者相比，“五四”作者的審美心理開放得多。他們具有更細致的藝術感覺、更強烈的藝術反叛心理，也更有悟性。因而，他們的作品蒸騰著較多的人生氣息，浸潤著較濃的藝術氣氛。辛亥革命時期進步文學造成了巨大的煽動性，“五四”文學則表現出深沉的啟迪性和溫暖的感染力。這些，並非全能用曆史的規定性來解釋，它包括著兩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文學曆史發展過程中的選擇和意誌。
劉納：《辛亥革命時期至“五四”時期我國文學的變革》，載《文學評論》，1986（3）。
7.在1918年底到1919年間，周作人先後發表了《人的文學》《思想革命》和《平民文學》等文章，為新文學的發展和建設提供了又一種重要的精神資源。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認為，新文學的本質就是對“人”的重新發現，它的根本目標在於能使人性得以健全發展。因此，新文學必須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去觀察、記錄和研究“人生諸問題”。他反對“獸性的餘留”“古代的禮法”及一切“違反人性的不自然的習慣製度”，要求作家以嚴肅的態度去反映底層社會的“非人生活”，並在對這種不人道、不理想的生活的反映中，寄寓改造社會的願望，展示“理想的生活”。……此後，周作人又在《平民文學》一文中，對新文學進行了更加具體的界說，他指出，新文學就是“平民的文學”，就是要用普通的文體實寫大眾生活的真情實狀，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寫出“真摯的思想與事實”。
程光煒、吳曉東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4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8.文學研究會活躍的時期的開始是1920年的春天。這時候，《小說月報》，一個已經有了十幾年的曆史的文學刊物，在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們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幾乎變成了另一種全新的麵目。和《小說月報》相呼應著的有副刊在上海《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這旬刊由鄭振鐸主編，後來刊行到四百餘期方才停刊。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著為人生的藝術，標誌著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為遊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的。他們不僅推翻傳統的惡習，也力拯青年們於流俗的陷溺與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純正的文學大道。……他們提倡血與淚的文學，主張文人們必須和時代的呼號相應答，必須敏感著苦難的社會而為之寫作。文人們不是住在象牙塔裏麵的，他們仍是人世間的“人物”，更較一般人深切地感到國家社會的苦難與災難的。
賈植芳編：《文學研究會資料》，499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9.創造社，在它存在的短短十年間，曾經不止一次地猛烈攪動了中國現代文學界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化界。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之後，創造社在中國新文學界掀起了一個新的洪峰。它於1921年舉著與前一代的《新青年》和同一代的文學研究會的知識分子全然不同的文學旗幟閃電般地出現在中國文學界，幾乎是造成了一個類似於“創造社”時代的文學新時期。郭沫若的《女神》、鬱達夫的《沉淪》連同創造社的機關刊物《創造季刊》等風靡於當時的文學界特別是文學青年之中，給文壇的震動並不下於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白話新詩和魯迅的《狂人日記》。但這樣一股文學潮流，盡管在精神上體現著“五四”新文學的方向，顯示了這個文學運動的新的實績，但至少在形式上卻並不直接表現為新文學與舊文學的正麵衝突，創造社與外界的論爭更多地表現為新文學營壘內部的鬥爭。……招怨於文學研究會、譏評《呐喊》、小覷康白情、褒貶小詩、挑剔翻譯、戟指胡適，幾乎是四麵樹敵，獨戰群儒。但也正是在這激烈的論戰過程中，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理論初成形態，某些被稱為新浪漫主義的西方現代派的理論也通過創造社這個渠道被介紹到了中國。1928年，由創造社發起的革命文學論爭整個地改變了中國現代化和現代文學的曆史走向，奠定了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基礎，馬克思文藝理論較前更加集中而迅速地被介紹到中國。顯而易見，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成為現當代的一個主要理論基礎的過程中，創造社的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同樣令人困惑莫解的是，在這場意義重大的曆史論爭中，創造社的鬥爭矛頭指向的卻不是封建主義的文學舊營壘，甚至也沒有主要針對從英美留學歸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組成的新月派，魯迅、茅盾、葉聖陶、鬱達夫這些後來被證明為左翼或傾向左翼的作家反倒是他們主要的攻擊的對象。……這一切的一切，使創造社帶上了極為複雜的性質。
王富仁：《創造社與中國現代社會的青年文化》，見《靈魂的掙紮——文化的變遷與文學的變遷》，170～171頁，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
10.從題材來說，是創造社的青年的創作第一次較大規模地展示了新文學的“現代生活景觀”——現代都市生活的種種形象。茅盾認為魯迅《呐喊》表現了現代的鄉村人生，“但是沒有都市，沒有都市中青年們的心的跳動”，“很遺憾地沒曾反映出彈奏著‘五四’的基調的都市人生”。創造社青年的都市觀感直接來自日本大正時期蓬勃發展的資本主義景象，這比黃遵憲當年所感歎的“消防隊”等近代事物更“現代”了。郭沫若的《女神》湧動著摩托車、大都會、煙囪（“二十世紀的名花”“黑牡丹”），鬱達夫筆下有酒樓、妓館，田漢、陶晶孫筆下有咖啡店，成仿吾筆下的流浪漢，張資平筆下的城市男女……從這裏開始，中國文學裏出現了這樣的故事與這樣的主人公：沉浮於都市夜色中的男男女女，為現代生活的欲望所鼓噪，戀愛、求學、工作、交際，不斷有新的煩惱，不時有精神的空虛，在富有魅力又暗藏危機的生活之流中掙紮。除了題材，引人注目的還有創造社作家對自身的估價和判斷，那是一種滿懷生活渴望與成功期許的自信。表現在創作當中，則是他們麵對世界和他人的態度——關於“天才”的自我想象，這是創造社青年極感興趣的一個話題，這既是他們對西方浪漫主義文化的接受，更代表了一種恃才傲物的自我估價。
李怡：《論創造社之於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意義》，載《文學評論》，2009（1）。
11.研究者們關注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一、關於傳統與現代性：曠新年在學衡派研究方麵貢獻很大，尤其在理論上比較有深度。他提出，學衡派是最早對現代性和啟蒙主義進行批評的，這已經涉及文化保守主義的核心問題。他認為，五四新文化派總想尋求“根本解決”的辦法，缺乏健全的心態和清明的理性，使傳統受到毀滅性打擊。從“反傳統”到“接著”傳統，學衡派是一個轉折點。他還指出，學衡派和新儒家在思想上一脈相通，都強調儒家的信仰、情感價值，他們都是學術知識分子，有很強的文化使命感。……也有學者不同意單純以文化保守主義來肯定學衡派，李怡是其中的代表。他認為五四並非完全反傳統……他指出，五四和學衡派對於傳統文化都進行了選擇和改造，前者重在“解放發揚”，後者重在“整理收束”，他們的思路是相通而非對立的。二、學衡派與新人文主義：學者們普遍認為，新人文主義不但增加了學衡派對傳統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們眼界更開闊，能夠提出世界性的文化理想……表現在重視文化與批評的社會功能，有強烈的文化危機意識和使命感……也有學者對新人文主義的負麵影響進行分析。李健中提出，新人文主義是針對西方文化危機而提出的，不符合中國當時的國情。而且它隻是創造世界新文化的一種理想，學衡派想以此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是不切實際的，結果必然失敗。三、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多數學者認為雙方各自都有其曆史合理性，又都有其局限性。學衡派是反觀五四的一麵新鏡子，從中映照出新文化運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功利主義、激進主義等等。但許多學者並沒有滿足於簡單地肯定或否定一方，而是深入探討雙方共同存在的問題，這是值得肯定的。羅崗、魏建等都提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使五四新文化派難以容納保守主義，也使學衡派陷入農民起義式的狹隘心理中，隻想“取而代之”。雙方互相對立而沒有互相交流、取長補短，這是文化上的損失。
張賀敏：《學衡派研究述評》，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4）。
泛讀作品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學研究會宣言》
沈雁冰：《文學與人生》
成仿吾：《新文學的使命》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
蔡元培：《答林琴南書》
評論文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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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練習
1.“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明確提出‘三大主義’，對整個封建舊文學宣戰：‘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對國風、楚辭直到元曲、明清小說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的實際意義並非全盤否定古典文學，鋒芒指向‘明之前後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義。”[1]
嚴家炎先生在《〈文學革命〉論作者“推倒”“古典文學”之考辨》中是這樣闡釋的：可以有把握地說，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的“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這裏的“古典文學”其實是他所理解的“古典主義文學”——而且是在前麵加上了“陳腐的”“鋪張的”兩個定語的“古典主義文學”。不過為了字數相等、對得工整，他把“主義”兩個字省略掉了而已。確切一點說，陳獨秀“推倒”的是一種仿古文學。陳獨秀絕沒有要“推倒”或者“打倒”中國古代文學乃至經典文學的意思。如果采用這種理解，那麽，前麵所說的“古典文學”與“寫實文學”意義上不能對應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他要“推倒”的是“古典主義文學”，“建設”的是“寫實主義文學”，兩者都具有創作方法或創作態度的性質，對應起來一點都不勉強了。這樣，陳獨秀的本意也就顯露而豁然開朗了。閱讀相關文章了解文學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借鑒。
2.如何評價文學革命時期胡適與周作人的文學觀念與理論？（提示：胡適對新文學理論建樹最突出、影響最大的是“白話文學論”和“曆史的文學觀念論”。進化論與實驗主義對胡適文學觀念的建構都有積極的作用，應結合《文學改良芻議》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對胡適文學觀念在新文學發難期所作的貢獻做出客觀的評價。周作人以“人的文學”來標示新文學的內容特質，適合了“五四”個性解放的熱潮，對文學革命的推進起到很大的作用。後來轉向強調文學的獨立性與自由表達思想的原則，提出比較脫離現實的“自己的園地”文學觀，代表了傾向自由主義的作家另一路的追求）
3.精讀《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回答其基本內容與曆史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