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趙樹理與孫犁是解放區小說創作的“雙璧”，其文學實績為工農兵文學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美學範本。但因文學資源與精神譜係的差異，他們的正典地位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遭到主流話語的質疑和疏離，最終被以丁玲、周立波為代表的根據地文學所取代。
趙樹理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位成功將中國社會最底層農民作為小說真正的主人公，並以嶄新的語言和風貌將其體現在文學視域中的作家。因暗合了革命文藝對民族形式的要求，他的《小二黑結婚》被文藝權威在意識形態視野下高度認可。“新人”趙樹理一夜之間蜚聲解放區，成為最能體現《講話》精神的經典作家，以至被提升為工農兵新型文學的發展方向——“趙樹理方向”。除《小二黑結婚》外，趙樹理的代表作還有《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登記》《三裏灣》《鍛煉鍛煉》等。
在敘事策略上，趙樹理力求通俗化、大眾化，語言鮮活幽默，敘述簡約明快，情節完整曲折，多采用“大團圓”的結局，創造了以農民為接受主體的評書體現代小說形式，最早一批創作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文藝作品。在價值追求上，他站在現實生活中既定的農民日常生存利益特別是物質生存利益的立場來應對時代社會的各種變化，並且在這種種變化中展現農民痛苦艱難的精神變革。正因此，他的筆下最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所謂的“中間人物”。從表層來看，這些以反映解放區農村曆史性變革的小說是在以“舊瓶裝新酒”的方法普及意識形態、實現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實際上卻以“問題小說”的結構方式真實而形象地揭示了民間生活狀態與現存意識形態的齟齬，以求權力機構切實保障農民合理的物質生存要求。
趙樹理的創作成名、**期，是1942年至1955年，這之後，他的創作處於下滑期，1962年“大連會議”對他的高度評價，是他創作曆程中的回光返照，這之後，他的創作就因對“中間人物”的批判而進入了衰亡期。這一創作軌跡，與工農兵文學的創作軌跡近乎一致而又領前一步，表明了根據地文學在成為工農兵文學主潮過程中，與民間寫作的動態的“緊張”關係。
因了對農民生存、存在境遇的切實體現，趙樹理與五四“人的文學”、與根據地文學對農民的重視，既有相通的一麵又有其矛盾的一麵，於是有了從知識分子立場、從權力機構立場對趙樹理創作的時褒時貶。前者如40年代及80年代中期，學界對趙樹理小說創作文學水準的批評，後者如50年代之後，權力機構對趙樹理小說創作不寫英雄人物的持久性批評，特定曆史時期的“趙樹理方向”，則是權力機構、學界對趙樹理創作從政治文化視角所作的接受結果。
在對趙樹理創作的接受中，形成了工農兵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山藥蛋派”，其代表人物最初是馬烽、孫謙、西戎、李束為、胡正，繼而是韓文洲等，新時期之後則有張石山等。
孫犁在解放區以《荷花澱》《蘆花**》等作品而聞名。小說主題清純單一，語言簡練細膩，長於以細節、畫麵來展示女性生命形態，呈現散文化的小說文體特征。孫犁的創作以女性生命形態作為個體生命的載體，並以此作為自己作品的本體構成，從而延續了五四時代“人的文學”的價值脈係。他在作品中所竭力著重的，不是其時文學主潮所強調的具體的時代的社會性主題，而是以此為背景，在這一背景下給以突出的人性形態，這一形態的要素有三：一是人的本然形態，二是人性在曆史運行過程中的提升與豐富，三是對社會現實生存法則消損個體生命合理性的斷然拒絕。因為女性特別是青少年女性保持有更多的鮮活的人的生命的本然形態，所以，孫犁的小說多以青少年女性作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且對其的塑造也最為成功。相應的，在小說文體方麵，相對應於當時通過情節設置、發展來揭示社會曆史發展規律、本質因而作品情節性強的小說文體特征。
在對孫犁創作的接受過程中，形成了工農兵文學中的另一重要流派——“荷花澱派”，其代表人物最初是劉紹棠、叢維熙，繼而是房樹民等，新時期之後則是鐵凝。
教學建議
1.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土小說進行比較，分析趙樹理在農村題材上的突破。
2.分析趙樹理對待五四文化傳統的態度以及與民間傳統文化關係。
3.結合具體作品，分析孫犁小說的藝術特點。
精讀作品
趙樹理：《小二黑結婚》《鍛煉鍛煉》
孫犁：《荷花澱》
評論摘要
1.趙樹理先生不是無所容心地來描寫山村的變遷的。他的愛憎極為強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他不諱飾農民的落後性，然而他和小資產階級意識極濃厚的知識分子所不同者即不因農民之落後性而否定了農民之堅強的民族意識及其恩仇分明的鬥爭精神。在鬥爭中，農民是不但能夠克服了落後性，而且發揮出創造的才能。這一真理，許多作家在理智上承受，但很少作家能夠從作品中賦以形象，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不曾投身於這樣鬥爭的真實生活，而趙樹理先生則不但投身於這樣的鬥爭，而且是抱了向民眾學習的誠心的。
茅盾：《論趙樹理的小說》，見黃修己編：《趙樹理研究資料》，195頁，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5。
2.趙樹理是民間審美自由理性和五四文學理性合孕而成的產兒。在他的身上我們不但看到民間審美在時代理性的偏頗功利挾持下畸變的悲劇，同時也看到五四文學理性在這個偉大作家身上形成的深刻困惑。我們要申明的是，如果我們站在審美高度上看到了趙樹理全部創作曆程中某些悲劇的話，那麽，決不要把責任獨獨歸咎於趙樹理。他對以民間審美為核心的中國農民文化的通透的把握，在這把握基礎上所形成的天然的審美自由意念和創造性智慧以及對五四理性的自我消化等，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堪稱獨步。
席揚：《麵對現代的審視——趙樹理創作的一個側視》，載《延安文藝研究》，1991（2）。
3.他秉承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的一些實質性內涵卻無法進入這個主流的現代文學體製，現實將他一步步驅趕上叛逆者的隊伍後卻又使他的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化文學理想發生了較嚴重的扭曲與背離：他填補了新文學作品無法與底層民間直接對話的空白，但對民間欣賞趣味與形式的一味迷戀卻也隱含了對傳統文學完全妥協退讓的深層危機。因此，趙樹理對於綿延發展至今的中國新文學傳統仍然具有不同凡響的重要啟示意義。
範家進：《趙樹理對新文學的兩重“修正”》，載《文學評論》，2002（1）。
4.趙樹理與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之間的關係始終是比較尷尬的，他從內容和形式方麵對它們所做的吸收、校正、背離和叛逆，雖然都各有苦衷、各具成就，但也並不是沒有帶來一係列問題。就內容而言，他對底層民眾利益的矢誌不渝的關注無疑是滲透在五四新文學中的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精神的有力體現，然而“時代俗務”的急迫與現實生存空間的狹陋一步步將他推向了政治反抗與叛逆的道路，這條道路上的文化宣傳工作雖然也可以稱作廣義上的“啟蒙”，但顯然是為具體的政治鬥爭服務的“階級意識”或“階級仇恨”的啟蒙，是圍繞著一個個具體的階段性政治鬥爭目標及政策和策略而展開的群眾動員，其終極目的是讓盡可能多的勞苦大眾積極投身到現實的政治抗爭運動中來，——這與五四啟蒙運動所突出強調的價值觀念的啟蒙、文學選擇上的棄舊圖新以及“人的發現與覺醒”其間的距離簡直不能以道裏計。
範家進：《趙樹理對新文學的兩重“修正”》，載《文學評論》，2002（1）。
5.趙樹理的小說，尤其是中後期的作品，常常使富有教養的藝術家微笑搖頭，被精於鑒賞的審美家視為“小兒科”，已很難再在讀者心中激起長久的興趣。這裏的症結，以我看來，就在於即事名篇，就事論事，隻重眼前暫時的社會功利，企求立竿見影的宣傳效果。一方麵，他雖然善於刻畫農村的小人物，塑造了一群既沒有被拔高也沒有被歪曲的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由於作家“重事輕人”，這些人物往往得不到最充分的重視、最精細的雕琢，大都缺乏高度的概括性，未能給文學之林增添不朽的形象。另一方麵，他雖然出色地描繪了一幅幅色彩濃鬱的農村風土人情畫，但由於過分注意現實政治意義，重在表現一些隨形勢的發展而紛至遝來的細小矛盾，致使畫麵長度有餘而深度和廣度均嫌不足，很容易蒙上時間的灰塵，逐漸地失去藝術魅力。幸好他有難能可貴的膽識和赤子之心，敢於為人民仗義執言，卓然獨立於瞞和騙的大澤之上，以真誠的現實主義態度反映農村的真實生活，因而不少作品至今仍有一定的認識價值。可是跟隨他“邁進”的許多人，卻難免滑進闡釋或圖解政策的岔道，甚至揣摩領導意圖、憑空杜撰故事。而這類作品的生命力，自然更其可憐，因為政策多變、問題迭出，一旦時過境遷，它們立刻失去了賴以立足的基礎。
戴光中：《關於“趙樹理方向”的再認識》，載《上海文論》，1988（4）。
6.孫犁是主流作家中極少的能同時為藝術論者和政治功利論者都接受的作家，也是主流作家中極少有的藝術生命能超越“解放區”和主流政治文化、並能在新時期繼續與當代讀者對話的作家。這既是孫犁的幸運，然而庶幾也正是他的不幸。藝術論者常常僅僅從風格的角度評價孫犁小說的詩意抒情與單純優美個性，而並不在意他這個風格的形成是有著審美選擇之外的文化原因；政治功利論者則常常從革命意識形態的角度批評孫犁小說對“主旋律”表現的不力。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主流文學基本上形成了以服務政治為旨歸，以通俗化、大眾化為審美形式的話語規範。然而，孫犁的創作卻常常並不那麽典型地體現主流革命文學的特征，在文學的情致乃至文學的話語方式上，它都常常與主流文學的政治主旋律有所偏離。主流文學追求文學的政治效應，崇尚力量（暴力）、衝突（階級鬥爭）和社會政治敘事；孫犁的創作，則慣於在社會政治衝突之外表現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倫之和諧。
楊聯芬：《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餘人”》，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8（4）。
7.孫犁寫的雖是小說，但他的小說卻是詩，他的短篇小說，簡直就像絕句。孫犁喜歡普希金，這也不是偶然的。普希金創造了“詩體小說”，我想我們也不妨借用一下這個名稱來稱呼孫犁的作品，雖然他的小說又隻能是他自己的一“體”。為什麽說他的短篇小說有如中國詩體中的絕句呢？因為他的短篇小說往往出發和完成於詩的意念，而又充滿了詩情畫意。編席女人“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潛伏在荷葉深處的戰士們開始戰鬥了，“荷花變成人了”，這當然是詩，是美；殊死的戰鬥、閑**的輕舟，樹立在河邊的紀念碑、打撈英雄靈魂的老大爺，這當然是詩，是美；前麵談到的比喻，也無一不是詩，是美，有時一個比喻就有一首詩的容量。
馮健男：《孫犁的藝術（上）——〈白洋澱紀事〉》，載《河北文學》，1962（1）。
8.在孫犁影響下形成的“荷花澱派”，形成於20世紀40年代，初具規模於50年代初期，活躍於50年代中期，其後在日益酷烈的政治文化語境中漸趨零落。……雖然相互間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但在鄉土小說的風格特征上也有不少共同點：其一，詩意地描繪河北鄉村生活，在風景畫、風俗畫和風情畫的彩筆精繪中熏染出濃鬱的河北“地方色彩”與“異域情調”。其二，在即時性的政治意識形態話語中，灌注和張揚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與人情。而其內在精神蘊涵，既有傳統美德的承傳，又有現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使得“荷花澱派”鄉土小說在單純明快中，顯露出思想蘊涵的複雜性，在和諧中隱含著不和諧的內在裂隙與衝突。其三，崇尚女性美，擅長青年女性的塑造。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其文化人格，既有傳統的良善，也有特定的時代色彩。女性形象的外在容貌與內在的複雜情感，相互映襯，相得益彰，是作者理想的寄寓者或象征。其四，以現實主義張目，但藝術的質地卻是浪漫主義的，具有親切可人的浪漫氣息。其五，上承廢名、沈從文的鄉土抒情小說傳統，擅以詩為小說，以散文為小說，在詩化、散文化的小說中，創造清新明麗的意境，形成“荷花澱派”獨特的優美、婉約的藝術風格。這樣的審美形態在其流派活躍的年代，始終處在主流話語的邊緣；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卻又獲得了恒久的藝術魅力與影響。
丁帆、李興陽：《論孫犁與“荷花澱派”的鄉土書寫》，載《江漢論壇》，2007（1）。
泛讀作品
趙樹理：《鍛煉鍛煉》《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
孫犁：《蘆花**》《鐵木前傳》
評論文獻索引
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人民日報，1947-08-10.
董大中.堅持革命現實主義的道路——試談趙樹理解放後的創作.文學評論叢刊，第6輯，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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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劼.趙樹理和孫犁——“延安小說”變革的藝術解讀.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2）.
朱慶華.論趙樹理小說的現代意識啟蒙.文學評論，2007（6）.
席揚.論趙樹理與“十七年”現實主義文學之關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5）.
黃秋耘.關於孫犁作品的片段感想.文藝報，1962（10）.
喬以鋼.試論孫犁小說的意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2）.
郭誌剛.論孫犁的“詩意小說”.社會科學戰線，1994（5）.
王彬彬.孫犁的意義.文學評論，2008（1）.
拓展練習
1.盡管跨越了現、當代兩個文學階段，並一度被抬高為“趙樹理方向”，但趙樹理卻並未成為“當代文學”的方向或主流。恰恰相反，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所接受的更多的是質疑、批判乃至鬥爭。趙樹理藝術生命所遭遇的困厄射出民間話語與革命話語在短暫疊合後的分裂與爭鬥。結合《小二黑結婚》和《鍛煉鍛煉》等作品，分析對趙樹理在工農兵文壇起落沉浮的原因。
2.孫犁在談到趙樹理時，曾指出：“趙樹理對於民間文藝形式，熱愛到了近於偏執的程度。對於‘五四’以後發展起來的各種新的文學形式，他好像有比一比看的想法。這是不必要的。”[4]這其中已經涉及了如何看待五四文學傳統這一重要問題。而對此問題的不同看法，在相當程度上限定了兩人的精神脈係的差異，並影響到了各自的文學風格。結合指定的精讀作品，分析這一影響在文本中有哪些顯現。
3.魯迅與趙樹理均有力推動了鄉土文學的發展，但因觀察視角的不同，兩人筆下的農民形象有著很大差異。魯迅多以啟蒙者的身份從精神層麵對農民劣根性予以批判，而趙樹理則堅守民間立場，多從物質層麵去關注農民複雜的生存處境。結合具體作品，分析文學立場、視角選擇對人物形象塑造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