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綜合教程

第二節 艾青與七月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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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艾青不僅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新詩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位成就卓越的開拓者和建設者。他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予以了成功綜合和有力推進,對國統區的左翼詩人以及七月詩派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30年代初,雖已走出“嚐試期”但仍多元駁雜的詩歌現狀為艾青詩歌的整合與突破提供了契機。1933年,艾青以《大堰河——我的保姆》正式登上詩壇,詩歌情感沉鬱而激憤,既體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又吸納借鑒了西方現代詩派的創作技法。

抗日戰爭爆發後,詩人在救亡激流中迎來了創作高峰。短短幾年,先後出版了《北方》《向太陽》《他死在第二次》《曠野》《火把》等詩集,為中國新詩貢獻了以“土地”和“太陽”為核心的經典意象群。皖南事變後,艾青奔赴延安,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積極投身工農兵生活,寫有《獻給鄉村的詩》《黎明的通知》等大量詩作,但詩歌整體質量較前期有所下降,部分作品情感單薄,顯得浮泛淺白。

艾青的藝術成就主要體現在:第一,在成功塑造的“現代中國”這一宏大形象的同時,也成功塑造了一個感情豐富、頗富個性的抒情主體形象,將個人的憂鬱氣質與民族苦難意識完美融合,避免了一般左翼詩歌的概念化與公式化。第二,廣泛吸納了象征派等現代主義文藝所創造的現代性感受和表現方式,不僅在現實主義創作道路上糾正了左翼詩歌直白淺顯的寫實和浪漫浮躁的叫囂,而且達到了中國象征派、現代派純詩所無法企及的思想境界,意象深沉凝重,詩風明朗質樸。第三,對自由詩體大力推崇,並以成功的創作實踐將自由體詩歌提高到一個成熟的境界。

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理論是七月詩派的精神內核,而艾青的詩作則是七月詩派的創作旗幟,艾青的詩歌與胡風的理論相互印證,共同推進影響了七月詩派的形成和發展,成為抗戰時期存在最久、影響最大的詩歌流派。七月詩派以《七月》《七月詩刊》《希望》以及《詩墾地》等雜誌為藝術陣地,主要成員包括鄒荻帆、阿壟、魯藜、綠原、彭燕郊、冀汸、曾卓、牛漢、羅洛、化鐵、胡征、蘆甸以及田間等。其詩歌以現實主義傳統為旗幟,用飽滿的熱情擁抱生活,直接用詩投入實際的鬥爭,具有深重的憂患感、強烈的現實性和濃鬱的戰鬥色彩。詩作的基本特征為:第一,承繼普羅詩歌以來的現實主義詩歌的戰鬥傳統,強調詩歌的時代精神和革命傾向,注重詩人的純潔性和詩歌的嚴肅性。第二,具有鮮明的主體抒情性,注重用個體的情感力量來傳達時代和民族情緒,追求客觀現實的真實性與主觀抒情的真摯性的完美統一。第三,多寫自由詩,又以政治抒情詩為主,在磅礴雄渾的革命現實主義風格中展現詩人的個性特色。

教學建議

1.閱讀評論摘要1、2,理解七月詩派的藝術特色及其詩史地位。

2.閱讀《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等作品,探析艾青是如何將現實戰鬥傳統與西方現代派詩藝,將民族化、大眾化與世界性、現代性成功綜合的。

3.就拓展練習1進行分析討論。

精讀作品

艾青:《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愛這土地》《手推車》

阿壟:《纖夫》

評論摘要

1.二十年代末普羅派詩人大多抹煞了創作主體性,把“自我”消融於集體中,看不出詩人獨特的抒情氣質和個性。中國詩歌會詩人則由主情移到寫實剖析上,以直接摹模的寫實方法處處作“具體描寫”,然而缺乏個人真切的生活體驗。兩個詩派都失去詩人風格和個性,難以留下傳世佳作。而七月派詩人既是時代最忠實的代言人,又把作為審美主體的情感置於主導地位,詩人的感情和自我形象鮮明。他們遵循詩歌的特性,從各個側麵表現個人獨特的感受,從而把時代感和個性特征統一在一個完整的有機體中。……如果說,普羅詩派、詩歌會把詩人的“自我”消融於“大我”之中,而使詩歌隻有一個浮泛的時代外觀,缺乏詩人的抒情個性,那麽,七月派詩人恰恰相反,他們以“小我”的獨特感受來表現“大我”的時代情緒,詩中的“自我”中蘊含著“大我”的形象,正如艾青所說;“詩人的‘我’很少場合是指自己的,大多數的場合,詩人應該借‘我’來傳達一個時代的感情和願望”。它標誌著現實主義詩歌逐漸擺脫了標語口號式的呐喊和生活現象羅列的表現手法,達到主觀與客觀、時代與個人的融合統一。

柯文溥:《中國新詩流派史》,285~286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

2.七月詩派提倡高揚主體的現實主義,即強調詩人的主體性,把詩人的整個生活實踐和創作過程視為“對於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過程,並認為其中關鍵是發揮詩人的能動的主觀作用。……七月詩派對高揚主體的現實主義的提倡,是有著鮮明的針對性的,即反對詩歌創作中普通存在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所謂主觀主義,就是“熱情離開了生活內容,沒有能夠體現客觀的主觀”。……所謂客觀主義,就是“生活形象吞沒了思想內容,奴從地對待現實,離開了主觀的客觀”……為了克服創作中的這種不良傾向,七月詩人強調主觀戰鬥精神和主觀突入客觀、擁抱客觀的美學追求。主體要反映或認識客體,必須通過主體的內部條件才能實現。在創作中,當現實生活、客觀對象進入人的意識的時候,首先在高揚主觀戰鬥精神。根據胡風的解釋,就是在創作過程中,首先要提高作為詩歌的主體的詩人的思想覺悟、理論水平、認識生活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也即是提高對於客觀現實的把捉力、擁抱力和突擊力。然後,以這種高揚了的主觀戰鬥精神去擁抱客觀,“向**裸的現實人生搏鬥”,要在擁抱、把捉、突擊現實生活和客觀對象過程中,又體現為“相生相克的搏鬥過程”,也就是說,詩人不是被動地反映著客觀世界,而是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由詩人的主體意識麵對客觀世界的反應(即“迎合、選擇、抵抗”的過程)以及客觀世界對詩人主體意識的進一步製約(即“促成、修改、甚至推翻”的過程)的相互作用下,來獲得曆史對象的真實性。

龍泉明:《高揚主體的現實主義——論七月詩派詩歌創作特質》,載《理論與創作》,1999(2)。

3.艾青的詩歌之所以具有不朽的價值,首先在於他的詩歌始終經營的不是小感覺,而是大感覺,抒發的不隻是一己的悲歡,更是大時代的詩情,而這種大感覺、大詩情對於民族精神支柱的樹立,民族靈魂的鑄造所發生的影響是重大的,由此證明詩歌在國家民族的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可偏離的。其次,艾青的詩歌具有與其時代主題表現相適應的藝術架構,新詩的成熟的審美規範在他詩中得到了充分而全麵的體現,由此證明詩人如能超越極端,即追求美又不迷失於藝術至上,既富於道德力量又不流於說教,乃是其詩歌創作實現其最高審美價值的根本保證。其三,艾青的詩歌是詩人詩品與人品完美統一的結晶,由此證明詩人隻有保持高尚的人品和卓異的詩品,才能求真求善求美;詩德能催生出詩歌的永恒,對詩歌永恒的追求可以造就純正的詩德。

龍泉明:《艾青四十年代詩歌創作論》,載《文學評論》,1988(5)。

4.艾青在這裏用“嘶啞的”喉嚨歌唱的是四個意象,四個方麵:“被暴風雨所擊打著的土地”——這災難意象興發出了苦難感;“洶湧著我們的悲憤的河流”——這悲憤意象興發出了奮起感;“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這反抗意象興發出了戰鬥感;“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這希望意象興發出了光明感。這四類意象的組合次序說明,艾青麵對民族生死存亡的現實,想要以實際行動——以他的詩歌號召、鼓舞廣大愛國者在災難、痛苦中奮起抗爭、爭取光明的前程。

駱寒超:《艾青評傳》,119頁,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5.(《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這首詩有一個主旋律,一種反複詠歎的主旋律:“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這個主旋律在這首詩裏不斷地被強調,也不斷地深化。詩人想象中國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不僅寫它被寒冷所封鎖,也納進了失去家園的逃亡、流浪的書寫結構:前麵寫“北方”,出現了趕著馬車的中國農夫不知要到哪兒去;後麵寫到漂泊的烏篷船裏無家可歸的女人,烏篷船是南方的意象;讓人感到從北到南、從男到女的中國人“就像異邦人/不知明天的車輪/要上怎樣的路程”;而最後,則整體想象中國的苦難:“饑饉的大地,朝向陰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顫抖著的兩臂”——這裏最能體現艾青作為大詩人的才氣、胸懷、境界和想象力。他把失去家園的、流亡的中國變成一個“活”的雕塑。“饑饉的大地,朝向陰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顫抖著的兩臂”,在20世紀現代漢語詩歌裏,誰能夠這樣用一個具體、準確的形象整體想象中國的苦難?此外,詩中還有一些在我們閱讀感覺上很細微的東西,比如從寫“你,蓬發垢麵的少婦”到“我們的年老的母親,都蜷伏在已不是自己的家裏”,在我們閱讀感覺當中,好像年輕的少婦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母親,一下子就老了一樣,讀了這些東西後,我覺得非常的震撼。

不過,我覺得這首詩的結構有一些問題,自由詩如果不作細致的藝術經營,就會出一些問題。這首好詩的遺憾是結構上不嚴謹,詩中說話者“我”的介入太隨意。“告訴你,我也是農人的後裔——”和“而我”這兩段,遊離了開篇所設置的想象場景,使詩中對北方的想象未能得到充分的展開。艾青把北方凝聚“風”這個典型意象上,是非常高明的,但在展開不如寫南方時細致、具體,並十分注意具體與抽象的通融。艾青對北方的想象被“我”轉移了,幹擾了,而最後一段,是為了呼應“我”那兩段而設置的。我認為從整體結構和藝術效果上看,最後一段是畫蛇添足的,可以不要,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結束,詩的效果更好。

王光明:《開放詩歌的閱讀空間》,89~90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6.顯而易見,艾青詩中的“土地”類和“太陽”類意象,不是一般的語象,而是詩人最深切的關懷和最殷切的期望的表征:前者凝聚了艾青對祖國和人民最深沉的愛,對民族危難和人民疾苦的深廣憂思;後者則寄托了艾青對民族光明未來的熱烈向往和對美好的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所以它們是主題級的象征性意象。它們的頻頻出現使詩人深廣的社會關懷和自覺的人生追求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給讀者極為深刻的印象和影響。

在這裏,詩人對家國土地飽含憂鬱的摯愛和為祖國光明未來而慷慨獻身的赤子情懷,悲欣交集地構成了難解難分的抒情經緯,並使詩作具有獨特的美感:一種憂鬱而又崇高的情調。這種情調是艾青詩作的一個顯著的美學特征。

的確,憂鬱乃是艾青這十多年詩歌創作中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存在,不僅《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等歌詠祖國和人民苦難的詩作中一直鬱積著深深的憂傷,即使在歌頌光明前景、鼓舞人民戰鬥的詩作如《向太陽》《吹號者》等名作裏,也總包含著憂鬱悲愴的情懷。簡單地看待革命和光明的人士對此曾經不以為然,而艾青則坦承:“叫一個生活在這年代的忠實的靈魂不憂鬱,這有如叫一個輾轉在泥色的夢裏的農夫不憂鬱,是一樣的屬於天真的一種奢望。”其實,艾青詩中的憂鬱乃是詩人的良知對民族苦難現實和人民悲苦命運的敏銳感應。但艾青並不希望人們以憂鬱的沉浸和玩味為足止,所以他緊接著就強調,應該“把憂鬱與悲哀,看成一種力!把彌漫在廣大的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憤懣……集合攏來,濃密如烏雲,沉重地移行在地麵上……”正因為民族解放的渴望與人民反抗的精神凝聚其中,所以艾青詩中的憂鬱不但不給人消極悲觀之感,反而無一例外地將讀者引向莊嚴、崇高的境界,蘊涵著振奮人心、催人奮進的巨大感召力。

解誌熙:《精深的馮至與博大的艾青——中國現代詩兩大家敘論》,載《清華大學學報》,2005(4)。

7.詩篇(《纖夫》)向我們展開的是一個同過去所有描繪纖夫的藝術作品全然異趣的詩境。詩篇大大淡化了纖夫們暗淡的社會身份,淡化了纖夫們痛苦不幸的奴隸身份,著力突出一個特征:人的意誌力和群的意誌力。詩篇以咬得透鐵的線條,從不同的側麵,借助了力學、數學、軍事學,元氣淋漓地渲染了纖夫們同逆向的風、逆向的水流搏鬥的緊張、危急、艱苦的嚴重情勢,也突出了纖夫們在拚搏中堅忍不拔、一往直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驚人的大意誌力。這是力學的強者,數學的強者,更是生活的強者,曆史的強者。這是現實的直觀意象,更是具有象征意蘊的意象,象征著中國人民迎著日寇侵略的逆流英勇奮進的大意誌力,象征著中國人民迎著皖南事變的逆流團結奮進的大意誌力。“動力一定要勝利/而阻力一定要消滅!”正是有了渲染得如此出神入化的纖夫群體的意象,這一曆史的呼聲才具有了振聾發聵的迫力。

葉德浴:《七月派:新文學的驕傲》,64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泛讀作品

艾青:《乞丐》《黎明的通知》

綠原:《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

評論文獻索引

駱寒超.論艾青的詩歌藝術.文藝論叢第10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楊匡漢,楊匡滿.艾青詩歌藝術風格散論.詩探索,1980(1).

綠原.白色花·序.白色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謝冕.獻給他們的白色花——讀詩集《白色花》.新文學論叢.1982(4).

駱寒超.論晉察冀、七月、九葉三詩派及其交錯關係.中國現代詩歌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

常文昌.艾青詩的原型意象.蘭州大學學報,1991(4).

陸耀東.論艾青詩的審美特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4).

駱寒超.論艾青詩的意象世界及其結構係統.文藝研究,1992(1).

龍泉明.艾青四十年代詩歌創作論.文學評論,1998(5).

拓展練習

1.“太陽”與“土地”是艾青詩歌中最常出現的核心意象,二者以其巨大的象征意義展現了戰火之下民族與人民的苦難境遇與抗爭精神,寄托了詩人對祖國人民的深愛,對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結合《我愛這土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向太陽》等作品,分析這些意象的象征意義與情感意蘊。

2.黯淡的意象、淒苦的意境、沉鬱的語言,“憂鬱”顯然成為艾青詩歌最為重要的“底色”。它既是中國知識分子感時憂國品格的顯現,又是詩人對時代情緒的準確描繪,更是一種獨特審美情調的營構。試分析此種詩緒形成的主要原因。

3.從胡適“詩體大解放”的提出到戴望舒對“情緒的節奏”的追求,再到艾青對“散文美”的倡導,“散文化”的理論探索和“自由體”的詩歌實踐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成為貫穿新詩詩體建設的重要課題。試以胡適、戴望舒的理論主張為對照,分析艾青“散文美”理論的突破性,思考為什麽稱其為“中國現代自由詩體詩的代表,創作成就最高的詩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