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 述
內容提要
受戰亂影響，20世紀30年代興盛一時的以抒情敘事為主的小品散文在抗戰初期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能夠及時反映戰事變遷、直接傳達熱情激昂的時代氣氛、具有強烈新聞色彩的報告文學以及一些抗戰紀實散文，影響較大的作品有丘東平的《第七連》、駱賓基的《救護車裏的血》、沙汀的《我所見之H將軍》等。
1939年前後，在魯迅逝世之後曾一度衰落的雜文創作在上海、桂林、重慶及延安等地逐漸繁榮起來，並圍繞《野草》《魯迅風》等刊物形成聲勢浩大的“魯迅風”雜文流派。解放區在1942年之前曾湧現一批卓有影響的以揭露社會矛盾為主的雜文，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等，但在整風運動之後則陷於沉寂。以戰歌和讚歌為基調的小品散文及報告文學成為延安散文的主要成就，並在新中國成立“十七年文學”中得到延續，代表作家有何其芳、丁玲、吳伯簫、孫犁、白朗等。
在雜文引領散文主潮的同時，身處邊緣的小品文在40年代並沒有停止藝術探索的腳步，相反，在西南大後方、“孤島”、北方部分淪陷區以及延安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顯示出繁複多樣的別樣風致：蕭紅在保持從前清新嫵媚的風格的同時，以一種絮語式的筆調寫出自己的社會見聞以及在逆境中的心情；豐子愷在親曆社會動**後為平淡質樸的文字注入了沉痛悲壯的現實生活氣息；沈從文的散文集《湘西》，語言高雅典麗，意境清新秀美，鄉土風味更為濃鬱；陸蠡在散文集《囚綠記》用纏綿雋永的文字傳達了身陷“孤島”後寂寞苦悶、渴求抗爭的心靈呼聲；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以日常見聞為談資，廣征博引、見解獨到、語言精練綿密；張愛玲擅長以個體對俗世生活的感知來反映時代的變遷，筆調悲涼感傷而不乏詼諧生動；何其芳在進入延安後由沉醉幻美轉向關注現實，文字平實樸素，情感簡略粗糙；而梁實秋以曠達俊逸的名士風範成為閑適散文派的第三代傳人。
教學建議
1.閱讀評論摘要1及相關資料，把握第三個十年散文創作趨向。
2.閱讀評論摘要2及相關資料，分析小品散文在淪陷區興盛的主要原因。
3.閱讀評論摘要3、4、5、6，了解“野百合花”事件，分析雜文在解放區凋敝的原因。
4.細讀張愛玲的《更衣記》《公寓生活記趣》，閱讀評論摘要6、7、8、9，理解其散文的世俗傾向和“私語”特征。
精讀作品
王實味：《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
張愛玲：《更衣記》《公寓生活記趣》
陸蠡：《囚綠記》
評論摘要
1.各種散文藝術形式的相互影響和不平衡發展，是抗戰以來散文創作的一個突出事實。麵臨時代和社會的大變動，各種散文形式的應變力不是同步的。抗戰初期轟轟烈烈的戰爭生活和解放區嶄新的社會現實，吸引著廣大作家的密切關注，他們努力把人民高度關心的動態反映出來，因而造成了記敘性散文的勃興繁榮局麵。從記敘散文中分化出來的報告文學，由附庸變為大國，走上了大發展的道路。寫人、敘事、紀行作品也大量湧現，有的篇章又和通訊報告交錯在一起。解放區反映新的鬥爭生活的散文雖然數量不多，但繼續發展以小說手法寫散文的路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紀行文隨著流離者的足跡而盛極一時，偏重於社會人事題材，感慨時艱，抨擊時弊，較少留連山水的興致，主要發展了寫實性、社會性、客觀性的傳統，綜合敘述、描寫、議論之長，兼具文獻價值。抒情性散文在抗戰初期雖有新創，但未釀成新潮，倒是在40年代國統區獲得很大發展。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方社會矛盾開始表麵化，政治高壓抬頭，嚴酷的社會現實迫使作家們冷靜下來，正視現實苦難，思考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反視內心的情緒要求，因而沉鬱頓挫、感慨萬千的抒情作品競相出現。如果說，解放區散文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忽視主觀抒情、淹沒個性表現的傾向，那麽，40年代國統區的抒情散文恰好彌補了這一缺陷，以個人抒情感應時代的精神氣息和人民的生活願望，大多較好地處理了個人性和社會性、主觀真實和客觀真實的關係，可以和40年代的抒情詩相互映襯，構成40年代抒情文學的主流。抒情散文詩化的藝術傳統在40年代發揚光大，一大批青年作者直接受到30年代“詩人的散文”一派的藝術影響，又吸取歐美現代詩文的表現技巧，講究散文的藝術創造，創作了大量藝術性較強、平均水準較高的詩化散文作品。連一些早先質勝於文的散文家也開始注重散文形式美的創造，寫出了耐讀的精品。較之記敘性散文，這時期的抒情性散文著重發展了美文傳統，提高了散文的藝術價值，鞏固和加強了藝術性散文的獨立地位。
這時期散文在語言形式的大眾化、民族化方麵也取得新的進展。戰時流離遷徙的生活和變動的社會環境，一方麵促使各地方言土語的融化貫通，流行的新國語日見豐富、成熟；另一方麵促進作家和群眾結合，向群眾學習和為群眾寫作形成風氣，語言大眾化成為必然趨勢。現代語體文的發展，在“言文一致”的大方向上，經曆五四時期以白話取代文言的曆史性變革，經過30年代口語化和文學化的努力嚐試，適逢抗戰以來語言大眾化、民族化的有利時機，於是獲得新的活力。以群眾口頭活的語言為源泉，從中提煉出生動活潑、樸素通俗的文學語言，努力克服文言和歐化的腔調，這是這時期許多散文家留意的一個課題。
俞元桂：《中國現代散文史》（修訂本），581～583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2.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不時有關於“雜文”“報告文學”的自覺提倡，如前所述，有些雜誌還專門提供發表陣地，但這一時期數量最多、質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散文體式，仍然是回憶童年往事、描摹風土人物、絮談人生體驗、抄錄古書、以史遣愁的隨筆，另一些作者也仍然執著於“詩化散文小品”的創作實驗。這就是說，隨筆、小品等個人性散文在北方文壇日趨沉寂時，又在上海淪陷區文壇上複興，並且由於其中大多數作者有著較深的學養，較為豐富的人生閱曆，他們所創作的散文更有一種重實感，在生命體驗的深沉、文字韻味的淳厚，以至超越的哲思上，都把隨筆、小品的創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第一個原因顯然是一個“傳統的承繼”問題。縱觀這一時期的隨筆、小品，古典傳統的影響已滲透於作者的體驗方式與筆墨趣味之中，周作人所倡導的“文抄公體”的隨筆，更是明顯地受到了中國傳統筆記的啟示。而40年代的散文家們的得天獨厚之處，還在於，他們同時又受到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滋養。除了批評家已經指出的周作人之外，也還有何其芳的影響。英國風隨筆仍然保持著它的影響力，這一時期也有過專門的介紹。而這一時期散文的“個人性”特征，其中一個重要方麵，即是作家們從自己的藝術個性出發，以“我”為主地廣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藝術營養，達到外在影響與作家個人內在精神的統一，這在周作人、張愛玲這樣的成熟作家那裏表現得尤為突出，並從一個重要方麵顯示了這一時期散文藝術所達到的曆史水平。
促進這一時期散文創作相對繁榮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文學期刊、文學市場對推動散文創作發展的作用。
但四十年代淪陷區散文的發展更深層的動因，卻來自這一時期對“個人生活”和個體生命存在的特殊關懷。這自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寫“自己生活中的瑣事，用不著擔心意外的麻煩”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卻是戰爭毀滅了一切，不僅危及到國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個個體生命都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因此，在四十年代，不僅有民族意識的覺醒，同時，也有對個體生命存在的關注與思考。在淪陷區，當文學中的民族意識受到了政治的壓抑，個體生命意識就被推於文學圖景的前景位置，得到了一次曆史性的凸現。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裏，曾將文學分為“民族的集團的文學”與“個人的文學”，而稱小品文為“個人的文學之尖端”。說明了四十年代淪陷文學的個體關懷在小品文的文學體式上得到了較為充分的藝術表現。這種情況，很容易使人們聯想到五四時期的散文，但二者之間也存在著並非不重要的區別：同是“個人的文學”，但五四時期散文中的“個人性”是以五四思想啟蒙運動為其背景與動因的，主要表現為一種個體意識的覺醒;而40年代淪陷區的散文則是戰爭背景下對於個體生命存在的關懷與探尋，並由此而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價值。
謝茂鬆、葉彤、錢理群：《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發現——40年代淪陷區散文概論》，載《北京大學學報》，1996（1）。
3.延安代表著一種由批判文學向肯定文學的轉折。毛澤東斷然宣布，雜文時代已經過去了，就是說，在批判對手方麵，政論散文在過去已經達到了目的，現在應該為那些幫助歌頌自己的人的文學形式所取代。相反那些特別富於幹預精神的代表如丁玲則主張，政治散文不但會繼續有效，甚至是必需的。她和其同道者把雜文看作武器，文學根本上就是針對自身和別人的戰鬥手段。然而，自我批評是可以的，批評卻是讓人難以容忍的。
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191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4.無論是丁玲，還是王實味，他們當時運用的批評性文體與批判精神大都來自魯迅。不必說丁玲曾經舉起魯迅的雜文，宣稱魯迅的雜文是不會死的，也不必說像蕭軍這位魯門弟子一樣到處鼓吹魯迅自由獨立的反抗精神，單說王實味吧：首先，據批判者說，“他的《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魯迅先生的《無花的薔薇》的”；其次，他雖然在後來中央研究院的批判會上已經處於有組織的圍攻當中，卻仍執迷不悟地“以現代的魯迅自居”。於是，在當時的批判文章中似乎可以明顯看出，批判者似乎存在一種“既要削弱以至閹割、否定魯迅的批判精神，又要利用魯迅旗幟的尷尬”。正因如此，如何看待與運用魯迅的雜文不僅成為文化界的任務，也在事實上成為政治家必須予以迫切解決的問題。在以延安為中心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由於時代變了，政權性質變了，社會內涵變了，所以魯迅式雜文也必然發生變化，它那如匕首般令人心驚肉跳的批判鋒芒再也不能指向革命陣營以及新的社會與人民，而隻能毫不客氣地指向民族和階級的敵人。……魯迅式雜文倘要繼續存在，那麽它必然取決於它所表征的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這樣的雜文已經不是魯迅那種任性而談，無所顧忌，亦即忠實於自身體驗、觀察與思考的雜文了，而是一種曾被論者意欲命名為“新雜文”的那種東西。
袁盛勇：《延安時期“魯迅傳統”的形成》（上），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2）。
5.王實味關於民族形式的理論其實已經隱含了他關於知識分子處在啟蒙大眾的五四以來精英文化傳統，而正是對這一傳統的認同，也才有政治家改造人的靈魂的提出及暴露陰暗麵的《野百合花》的出現。的確，王實味前後三篇文章是有其一致的理論路向的，《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是一次最基本理論的演示，是在探討具體的文藝理論的學術討論中展示他關於新文學發展到四十年代後如何前行的總綱，而《政治家，藝術家》一文則沿著這一理論思路對某一側麵的具體思考，到了《野百合花》，王實味則是在這理論的指導下直接幹預現實了。……顯然，王實味的文藝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學啟蒙話語係統的背景下生成的，隻不過批判者們把它置換成了托洛茨基主義文藝的話語係統。
黃昌勇：《〈野百合花〉的前前後後》，載《新文學史料》，2000（3）。
6.王實味事件之由文學論爭上升為政治批判，最根本的原因是戰爭時代政治的製約。王實味所代表的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思想與戰爭一體化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尤其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共兩黨矛盾凸顯的情境下，這種思想與戰爭時代的政治需要構成了尖銳對立，是絕對不合時宜的。戰爭政治的需要，促使著延安的政治首腦毛澤東對王實味采取強硬措施，以殺一儆百的方式扭轉延安的思想文化氣氛。
賀仲明：《真實的尺度》，114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7.一個人對人生的看法，多半基於自己的生活經曆。張愛玲的文章基本上得自她那些瑣瑣碎碎的日常記憶。她不能算是個多愁的女性，倒也稱得上非常的善感。她的童年生活是不愉快的，我們從《私語》中讀到：當她得知父親要娶後母時，伏在夏夜的陽台上，哭了……然而，張愛玲的獨特之處偏偏在於：正是在這樣一種境遇之下，依然以她的智慧和達觀，發現人生的許許多多的哲趣。當然，她並不同於那種以思想見長而直抵彼岸世界的作家，她的興趣和關注，似乎全都投諸人生此岸。哪怕是些許小事，有時也能喚起她那一份獨有的想象力。在她眼中，電車回廠也是一幅富於詩意的畫麵，“一輛接著一輛，像排了隊的小孩，嘈雜，叫囂，愉快地打著啞嗓子的鈴：‘克林，克賴，克賴，克賴’。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著母親來涮洗他們。”（《公寓生活記趣》）這本來隻是都市生活平淡的一瞥，讓她這麽一說，平淡之中也便出現了躍動的意趣。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她正滯留香港，其間的艱辛困苦自不必說，而戰亂給她留下的記憶亦頗獨特——“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裏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淋，裏麵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燼餘錄》）在經曆憂患之後，對死亡的恐懼，終於不及對冰淇淋的印象深刻。這究竟是一份天真，還是骨子裏與生俱來的某種自適己意的從容呢?反正這般實實在在又心懷憧憬地投視此岸人生的筆觸，使得她的散文作品，在眾多現代大家麵前，自有一番風韻和氣度。它們是隨意與執著，調侃與誠摯，出世與入世的融合。而且差不多可以稱得上是完美的融合。一方麵，她相當講究文章的世俗情趣；另一方麵，她又喜歡把觀照的距離拉開，“漢唐一路傳下來的中國”如何如何（《中國的日夜》），又是她文章裏常有的調子。她似乎漫步在人生的邊緣上，一邊是小菜場、雜貨店、街談巷語和留聲機裏放出的悲涼的劇曲，一邊是遠處的萬家燈火，曆史俯瞰之下的蜉蝣人生。實際上，她每一步都踩得很準；她知道曆史就像翻過去的書頁，眼前的這一頁也總要被翻過去。舊時的記憶漸漸淡褪，而今拾起的新鮮感受仍能使人唏噓不已，“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
李慶西：《人間書話》，133～134頁，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8.蒼涼、悲哀、無奈與卑瑣成為張愛玲關於人生的思想背景，她的散文雖然流露但抑製住了這一背景之中的體驗與情緒，最充分的表達是作為“整體藝術”的小說。散文與小說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張愛玲。她未厭惡人生也未拒絕，卻願意“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這是徹悟之後的達觀。如果把散文的狀態分成“此岸性”與“彼岸性”兩種類型，那麽，張愛玲的散文當屬前者。“此岸性”是她和其他散文作家相區別的“本體性”。她毫不猶豫接納世俗人生，在這一接納中她不僅沒有“同流合汙”，反而以特有的方式顯示出她的高蹈。確立張愛玲散文的“此岸性”不僅是對一個作家風格的確立，它還將啟發我們用什麽方式（多種而非一種）去關懷不滿的甚至是鄙夷的“此在”人生狀態。也許正是由於她對“此岸性”的堅持，她的散文沒有宗教感，也未用宗教性的道德規範或教訓世俗，但是，她沒有放棄對世俗人生的“關懷”。
從世俗中尋找出詩情，這是張愛玲的魅力，這魅力很特別，可以賞析，但卻難以模仿。張愛玲的散文使許多“小女人”的散文相形見絀而成“東施”。
無疑，張愛玲也有所拒絕和規避，她是上世紀四十年代“邊緣”意識最強的作家之一。這個邊緣既指傳統與現代的交接，也指張愛玲對現實政治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主動疏遠與冷漠。在張愛玲看來，“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幹的事”。在解釋“自己的文章”時，張愛玲坦率而又平靜地說，“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嚐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她注重的是人生安穩、和諧的一麵，而非人生飛揚的一麵：“而人生安穩的一麵則有著永恒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在於一切時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說是婦人性。”這是我們理解張愛玲散文的一把鑰匙，是其魅力所在。所謂“永恒的意味”等等，也正是張愛玲散文被遺忘而最終又被記起的原因。張愛玲在偏狹中完成了一次普遍意義的超越。這樣說並非作非此即彼的裁定。我們隻有超越兩極思維的模式，才能看到文字所抒寫的安穩的人生在時代背景中的位置和它對飛揚人生所作的必要補充。
王堯：《文字的靈魂》，134～135頁，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7。
9.如果說30年代的“獨語”體散文作者還有一個虛擬的“夢中的國土”（何其芳語），在遙遠的彼岸世界構成著一顆顆飄泊的靈魂的心理慰藉，那麽，在張愛玲這裏，則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濃重的幻滅感。“孤島”文化固然已是“新舊文化種種畸型產物的交流”，而世界範圍的戰爭更使她感到人類“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隻有飲食男女這兩項”，她置疑的是：“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麽?”（《燼餘錄》）在張愛玲的《流言》中，我們幾乎找不到30年代“獨語”語境中所蘊涵的理想色彩與浪漫氣質，她力圖還原的，是戰爭背景中人的固有本性。理想主義文學傳統中關於人的神性的童話在張愛玲筆下徹底消解了。
張愛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內的芸芸眾生在戰爭環境中真實的人生形態，在對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隱藏著對人性的深深地理解和寬憫。其實，真正構成戰爭的廣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眾生的掙紮與死滅，是戰爭中個體的孤獨與渺小，這是個體生命的真實的原生態。
吳曉東：《漫讀經典》，170～17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泛讀作品
張愛玲：《天才夢》
丁玲：《“三八節”有感》
錢鍾書：《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
評論文獻索引
尹鴻祿.賞心悅目的“美文”——大後方散文探美.社會科學研究，1990（4）.
呂若涵.試論上海淪陷區女性散文的審美取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3）.
羅華.世俗閃耀出智慧——張愛玲散文品格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8（2）.
周芬伶.浮世嘉繪在豔異的空氣中——張愛玲的散文魅力.劉琅，桂苓編.女性的張愛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
劉紹銘.張愛玲的散文.陳子善，羅崗主編.麗娃河畔論文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郭力.曆史批判的啟示：性別與政治的話語變奏——以《“三八”節有感》和《麗萍的煩惱》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4）.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風·《再批判》——捎帶說點《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讀後感.新文學史料，1995（4）.
黃昌勇.宿命中的沉浮：丁玲與王實味.文藝爭鳴，2002（3）.
孔劉輝.天有病，人知否?——《野百合花》事件從解放區到國統區.抗日戰爭研究，2009（3）.
拓展練習
1.王實味的悲劇命運宣告了“雜文時代”在解放區的迅速終結，也意味著文學特別是雜文這種獨特文體幹預現實的功能受到嚴格限製。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延安講話”所確立的文藝方針有何內在聯係？
2.與其小說相比，張愛玲的散文更為輕鬆、灑脫，更多些世俗的情懷、日常的情致，有著更強的“此岸性”。結合相關評論文獻，對張愛玲散文的“此岸性”特征進行分析。
3.戰爭文化環境下，淪陷區散文的主導文體仍是一些審美性、趣味性較高的小品隨筆，與時代風雲的變幻存有較大距離。然而，這種“邊緣寫作”卻又使淪陷區散文有效避免了“抗戰八股”的出現，在現代散文的傳承和創造上取得了較大成績。結合相關評論文獻，對淪陷區散文這一趨向的成因及獨特意義做出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