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史學家的素養、詩人的想象力以及社會活動家的政治情懷共同孕育了郭沫若成熟的史劇創作。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以《三個叛逆的女性》為總標題，發表了《卓文君》《王昭君》和《聶嫈》三部曆史劇，名震劇壇。他堅持“借古人骸骨來，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的創作精神，突破史實拘泥，從主觀表現出發，借辭章華麗、極富浪漫詩情的抒情史詩熱烈響應了“五四”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的時代感召。劇作詩情濃鬱，但戲劇衝突展開不夠。
抗戰期間，特別是皖南事變之後，國統區緊張壓抑的政治空氣反更激發了郭沫若的創作**。僅1942年就創作了四部以戰國曆史為題材的史劇：《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隨後又寫出以元末曆史為題材的《孔雀膽》（1943）、以明末曆史為題材的《南冠草》（1943）。史劇創作的爆發得益於郭沫若在抗戰期間更為成熟的戲劇觀，即“失事求似”的藝術原則：所謂“求似”，就是對曆史精神盡可能真實準確地把握與表現；所謂“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盡可以出入的”。史劇家可以自由想象、大膽虛構，以完成“用曆史題材來兼帶著表達並批判當代的任務”。
以《屈原》為代表的六部史劇，不僅主題鮮明，以借古諷今、“借屍還魂”的手法傳達了反侵略、反投降、反專製，團結禦侮、堅守氣節的民族精神；而且在藝術手法上為抗戰史劇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推動了曆史劇整體水準的提高和成熟。其藝術特色主要體現在：第一，沉鬱壯美的悲劇精神。作者善於從重大曆史題材中提煉並設置悲劇衝突，在二元對抗之中突出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曆史趨勢，為英雄人物的悲劇命運罩上莊嚴崇高、壯烈雄渾的光環。第二，革命浪漫主義的詩性特征。外在形式上，善將詩篇融入劇情，以大量的民歌、抒情詩或富有韻味的長篇獨白來增強劇作的韻律感和詩意氛圍；內在情感上，往往以道德光輝來激發英雄人物的戰鬥**，來鼓動英雄人物對光明理想的執著追求，以精神光芒的綻放來消解個體生命消殞的悲傷。第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大都取材戰亂紛爭的易代之時，與當時的抗戰現實有著相通的精神內涵。屈原、聶政、高漸離等悲劇主人公殺身成仁的壯舉，為民族成員提供了崇高偉大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