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工農兵文學中的史詩類長篇小說，是在既定的理念框架下，通過對社會生活的生動描寫，試圖來全方位地概括一個曆史時代的主要社會矛盾，揭示曆史發展的趨向，反映一個曆史時代社會生活的本質，從而構成史詩性。這樣的一種史詩性作品模式，濫觴於《子夜》，而在工農兵文學中達到了**。如民主革命鬥爭的史詩《紅旗譜》、革命戰爭的史詩《保衛延安》、革命精神的史詩《紅岩》、知識分子成長的史詩《青春之歌》等。被譽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史詩的《創業史》，則是其極致的完成。之所以如此，乃是文學運行規律的必然。西方文學在經曆了高揚人的主觀心靈、精神、欲求的浪漫主義之後，因了社會現實與人的對立，使人在社會現實麵前無法實現自己，從而產生了對社會現實的認知、批判需求；相應的，以對社會現實作深入揭示、尖銳批判而著稱的批判現實主義應運而生。中國現代文學在高揚人、個體生命的五四文學之後，因為沒有社會解放，就沒有人的解放這一觀念的形成，左翼文學從以人為寫作中心，轉入以社會為寫作中心，發展至工農兵文學，則有了史詩類長篇小說**的形成。中西方文學藝術把握人與社會的方式之所以發生如此的重大轉換，是因為文學的結構與社會經濟結構、文學的敘事意識與社會的集體意識具有嚴格的同構性，隻是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仰仗西方深遠的以人為本的人文傳統，是從人、個體生命的視角去揭示、批判社會現實；中國20世紀20年代以後的左翼文學、工農兵文學，則由於中國久遠的以社會群體倫理為本位的文化傳統，也因了對唯物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解與強調，所以，將對社會曆史的本質規律、前進趨勢的揭示，作為自己寫作的首要任務，並於此中寫人物的性格、命運、生存、存在境況。
《子夜》《創業史》史詩性作品模式的特點有四：第一，以對社會本質、曆史發展規律的揭示作為自己寫作的首要任務，如認為集體生產是農民共同致富之路等。第二，為此，按照作家對社會構成、時代矛盾、曆史前進趨勢的觀念性理解，設置人物及人物之間的關係，並以之給所設置的人物定性、定位，並以此力圖全麵地表現一個曆史時代各種主要社會力量之間的直接衝突與抗衡。如在寫合作化的長篇小說中，分別設置帶頭走合作化道路的青年農民形象、代表傳統小農意識的老一代農民形象、富裕中農形象、黨內個人發家致富的典型形象、破壞合作化的地富形象等。第三，用社會流行理念所認定的某個階級、某種社會力量的抽象的社會本質屬性作為人物性格核心內在質的規定性。如合作化帶頭人的大公無私，富裕中農的自私、精明等。第四，細節感性的豐富性與情節理性的概念性的結合，由於細節感性的豐富性，形象大於思想成為這類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並因此構成作品意蘊的豐富性多義性，構成作品豐富的多義的可闡釋空間。如《青春之歌》既通過青年知識分子群象寫出了青年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過程，但又體現了個體成長過程的豐富性。
《創業史》是工農兵文學史詩類的經典作品，《青春之歌》則最為集中地體現了這類作品意蘊豐富性多義性的特征。
教學建議
1.以《創業史》中的人物形象為例，參閱與此相關的評論摘及拓展練習，說明史詩類小說創作的特點。
2.楊沫在小說《青春之歌》中從始至終使用了兩套敘事係統，即革命敘事與愛情敘事，在某種程度上說，二者之間存在的主題縫隙是這部小說吸引讀者的隱秘所在。請以文本為例，參閱與此相關的評論摘要，說明其“豐富性、多義性”體現在何處。
3.在拓展練習2、3中選擇一個問題，進行課堂討論。
精讀作品
柳青：《創業史》
楊沫：《青春之歌》
評論摘要
1.我不能同意這樣一種流行的說法：《創業史》的最大成就在於塑造了梁生寶這個嶄新的青年農民英雄形象。一年來關於梁生寶的評論已經很多，而且在個別文章中，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過分的、與作品實際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相對地，梁三老漢的形象則被注意得這樣少，這恐怕不能認為是文藝批評上的公正的現象。梁生寶在作品中誠然思想上最先進。但是作品裏的思想最先進的人物，並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藝術形象。作為藝術形象，《創業史》裏最成功的是梁三老漢。這樣說，我以為並不是降低了《創業史》的成就，而正是為了正確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漢雖然不屬於正麵英雄形象之列，但卻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特有的藝術價值。作品對土改後農村階級鬥爭和生活麵貌揭示的廣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個形象的完成……由於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熔鑄了作家的幽默和諧趣，表現了作家對農民的深切理解和誠摯感情，因而它不僅深刻，而且渾厚，不僅豐滿，而且堅實，成為全書中一個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當深廣的社會曆史內容的人物。而從藝術上來說，梁三老漢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獨立意義的形象。
嚴家炎：《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載《文學評論》，1961（3）。
2.《創業史》以狹隘的階級分析理論配置各式人物。這種理論之所以狹隘，在於它是以簡單、機械的經濟決定論為前提的。而政治理論的局限引進文學創作中，就更使這種局限性趨於嚴重。雖然柳青也寫出了各階級、階層人物政治麵貌的多樣性、差別性，但尺度的單一決定了對象的單一，《創業史》中的人物始終沒有脫離“左中右”的三分法和“主導傾向”與“非主導傾向”的二分法。以階級分析配置人物為起點，把人物之間矛盾線索的安排建立在階級矛盾、階層矛盾的哲學基礎上，使作品的情節展開，從根本上失去了偶然性和獨特性。一切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慘淡經營的多樣化和差別化，並未脫離文學形式對政治運動直接模擬的藩籬，根本上還是人物性格的單一化。
宋炳輝：《“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載《上海文論》，1988（4）。
3.嚴家炎有關梁三老漢和梁生寶形象藝術成就的有關看法之所以引起強烈的反應，實際上並不僅僅限於有關藝術形象的具體評價問題。周天認為並不能孤立地、簡單地比較梁生寶和梁三老漢形象塑造的高下。有關梁生寶的形象的塑造必須放到作品的整個藝術構思上來看。“而嚴家炎的文章，因為沒有接觸到構思問題，文章的客觀效果便是相當漠視這些成就，而且也因此造成了批評不能擊中要害的狀況。因而，文章存在的弱點也容易引導人們離開問題的實質。”[2]《創業史》隻有通過梁生寶這一形象才能真正表現作品的主題。梁三老漢與郭振山等人，在思想意識上沒有脫離封建農民的範圍，他們沒有形成社會主義新農民的真正自覺。在某種意義上，梁三老漢、高增福、郭振山與富裕中農郭世富、富農姚士傑並沒有本質的不同，甚至與土改中被鎮壓的楊大剝皮、呂二細鬼都沒有什麽真正的區別。高增福是想發家因運氣不好而發家不成，梁三老漢的夢想是做“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郭振山的“五年計劃”是趕上富裕中農郭世富，因此，雖然他們現在還處在貧農或中農的地位，但在思想意識上與地主富農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沒有超出封建剝削的思想意識。因此，梁生寶指出，不管梁三老漢他願意不願意，走“自發”的道路就是想變成財東去剝削窮人。
盡管梁三老漢的形象在藝術上比梁生寶形象更成功更出色，但我們仍可以說，梁生寶的形象是《創業史》最大的成就，才真正體現了《創業史》的藝術構思。也隻有通過梁生寶的形象，才能真正表現《創業史》的主題。這個形象的成功與否，直接關係到《創業史》的成敗。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比塑造其他人物具有更大的難度，一些新人的優秀品質和精神在生活中往往還隻是以一種萌芽狀態潛存於人物身上，必須依靠作家敏銳的表現。梁生寶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為他是一個全新的形象。解放的意義對於多數農民來說，隻意味著自己的解放，自己可以從地主那裏分到土地，還可以在訴苦會上訴說自己的故事，可以從自己的故事出發對地主算賬。而梁生寶已經不是為自己追求富裕的道路，而是為廣大農民追求富裕的道路，這就是他回答梁三老漢勸他退黨時的那句話：“你那是個沒出息的說法”的含義。他擔心郭振山沿著富裕中農的道路發展下去，下堡鄉的工作會受到嚴重損失，“這首先是黨和人民的損失!”“人民”、“黨”這些抽象概念已經成為了梁生寶的生存出發點。
曠新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經典〈創業史〉》，載《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
4.在“十七年”期間隻寫了唯一的《青春之歌》的楊沫，在敘述林道靜的故事時，采用了女作家較為慣用的自傳色彩較濃的敘述手法，在多次有關她的個人生活經曆和如何走上革命的自述中，不難發現林道靜有楊沫的影子，但是，這種投入故事內容的方式並不代表楊沫便會像茹誌鵑、宗璞等女作家那樣，在敘述她的“影子”人物林道靜時采取以女性為本位的觀點，相反，林道靜是被放在一個被動、被看和被男性化“願望”的位置。可以說，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到無產階級戰士的過程中，林道靜假若沒有得到那三個男人的拯救、喚醒和肯定，她的“英雄化”道路是沒法完成的。餘永澤代表的是虛幻的“騎士英雄”，他救了林道靜肉體的生命，雖然他日後遭到擯棄，無可否認，他是林道靜對個體生命的愛與美（相對她家庭給她的恨與醜）的喚醒者；盧嘉川代表的是“精神英雄”，他是女主人公集體意識的啟蒙者，林道靜意識到個人命運必須與群眾的命運結合時，便開始渴望有人把她從沉悶的個人生活中拔出來：“我總盼望你——盼望黨來救我這快要沉溺的人。”在精神上得到盧嘉川的拯救之後，她“心裏開始升騰起一種渴望前進的、澎湃的革命熱情”，那麽，這個階段的林道靜需要的是一個導航者，江華出現在她身邊了。他是與林道靜共同戰鬥的“革命英雄”，喚醒她的鬥爭意識，介紹她入黨，也是她從對盧嘉川朦朧的愛意中解脫出來，投入他的懷抱。經曆了這幾次外來的“洗禮”，林道靜就淨化成為一個完美的英雄了。這是《青春之歌》外部視點的一種表現。此外，林道靜的形象、思想和需要很多時候是透過男性的權威目光界定和闡釋的……
總的來說，楊沫在《青春之歌》所表現的視點是有男性化傾向的，敘述者經常直接通過男性人物去“看”女主人公，並且著眼於促進林道靜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的外在因素，那就是男人∕黨的拯救和帶領，至於她的內心世界所起的變化，並不是敘述焦點之所在。雖然楊沫比其他女作家更認同她筆下的“影子”女主人公，但可能由於她更認同“十七年”的主導男性話語，因此自覺或不自覺地采取了當時男作家較常用的外部視角和把女性對象化的視點進行敘述。
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73～7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5.《青春之歌》被看做一部“自敘傳”小說。然而，它又是一部經過作者加工修改、從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向集體主義的敘事規則轉移的作品。《青春之歌》不單是一個尋常的戀愛故事，也不單是個人奮鬥的模式，盡管可以把它作為敘事和話語的現象來研究。它實際關聯著一種在20世紀初形成的革命文化的特殊的實踐——這種文學的生產過程、傳播方式雖然與“五四”以來知識分子階層中流行的激進傾向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但又與其存在著顯著差別。因為在小說的敘事結構、人物安排中，明顯有一個在解放後加工改造，以致與原始故事“背道而馳”的痕跡。或者說，有一個將“日常生活”戲劇化、將革命內容與傳統婚愛故事兩個文本重新拚接組裝的寫作過程。這樣說，不是否定它的思想進步性，貶低作家對生活的虛構和想象，隻是要表明，這種政治功利性的文學反而可能有一個複雜的“形成史”和文本的語境。
程光煒：《〈青春之歌〉文本的複雜性》，載《中國比較文學》，2004（1）。
6.不難看出，林道靜始終都在尋找著自己的精神父親。盡管也曾有人格誤認的心理挫折，但從總體上來看，從餘永澤到盧嘉川，再到江華，通過對這三個男性的選擇、放棄、認同，林道靜是一步一步地實現著心靈深處最初的隱秘訴求。當然最終的結果不無苦澀，因為願望滿足的背後是難以掩飾的心靈隱痛。林道靜最終嫁給了一個理想化的父親，而不是夢中情人。在她和江華之間幾乎沒有什麽愛情，林道靜在很大程度上是陷進了父權崇拜的文化心理陷阱。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女主人公林道靜的人生心路立場可以被看做是現代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包括作者楊沫）的人格演變曆程的一個縮影或象征。在這個意義上，林道靜的“戀父情結”不僅僅是屬於她個人的，也不僅僅是屬於作者楊沫所獨有的，而是屬於現代中國革命知識分子（作家）所普遍具有的一種深層文化心理傾向。戀父情結的本質在於父權崇拜。正是對政治權威及其主流意識形態的全麵認同才導致了中國革命作家的自我喪失和精神淪陷。對於那些深陷“戀父情結”的革命作家而言，他們已經異化成了父親精神的衍生物，而與自身的生命本能和自我意誌相疏遠。用精神分析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他們在精神上已經被“閹割”了，其人格心理結構也就變得殘缺不全，在這個意義上，林道靜的女性身份也就具有某種文化象征意義，它象征著中國革命知識分子（作家）群體的女性身份，這是遭到權威的政治文化父親的精神閹割的結果。
李遇春：《“十七年”文學中文化“戀父”心理分析——以〈青春之歌〉、〈創業史〉和〈豔陽天〉為中心》，見吳秀明主編：《十七年文學曆史評價與人文闡釋》，300～301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泛讀作品
梁斌：《紅旗譜》
羅廣斌、楊益言：《紅岩》
杜鵬程：《保衛延安》
吳強：《紅日》
評論文獻索引
朱寨.從對梁三老漢的評價看寫中間人物主張的實質.文學評論，1964（6）.
江曉天.也談柳青和《創業史》.文學理論與批評，1990（1）.
劉克寬.超越政治視角的文化審視——重新解讀《創業史》中梁三老漢形象.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2）.
邱景華.創業史：新的小說類型.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2）.
魯太光.被分成兩半的農民——對《創業史》的重新解讀.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2）.
劉納.寫得怎樣：關於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並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4）. 郭開.略談對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評楊沫的小說《青春之歌》.中國青年，1959（2）.
楊樸.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由《青春之歌》再評價看革命曆史題材創作的局限.上海文論，1989（2）.
錢振文.“難產”的《青春之歌》.南方文壇，2005（5）.
戴錦華.《青春之歌》——曆史視域中的重讀.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拓展練習
1.關於《創業史》中的梁生寶形象，一直有多種不同的觀點，結合評論摘要3，並參閱以下幾種觀點，談談自己對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
①作為一個優秀的基層幹部，梁生寶的堅定的階級立場、鮮明的政策觀點和出色的組織才能，集中地表現了無產階級化的農民中的先進分子的特點，他的一生，就是為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壯麗的一生。[3]
②梁生寶形象的藝術塑造也許可以說是“三多三不足”：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點離開人物的實際條件）；外圍烘托多，放在衝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繪不足。“三多”未必是弱點（有時還是長處），“三不足”卻是藝術上的瑕疵。[4]
③我要把梁生寶描寫為黨的忠實兒子。我以為這是當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這部小說裏，是因為有了黨的正確領導，不是因為有了梁生寶，村裏掀起了社會主義革命浪潮。是梁生寶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長的。小說的字裏行間徘徊著一個巨大的形象——黨，批評者為什麽始終沒有看見它？[5]
④新時期以來，共產黨的農村政策發生了變化，有的批評家認為《創業史》是左傾政策的產物，沒有真實地反映當時的農村生活，因為以今天的觀點看，梁生寶這位“創業英雄”實際上是個悲劇人物，他的“富必修”的觀點是非常錯誤的，而蛤蟆灘的“三大能人”姚士傑、郭世富、郭振山在今天又可能是“當代英雄”。[6]
2.重讀《青春之歌》的人們，討論的焦點常常不是主角林道靜，而是配角餘永澤。餘永澤屬於與整體相疏離的另一種個體生命形態。隨著在思想解放大潮中自我的浮出水麵，出現了一種新的聲音：餘永澤固然沒有參加革命，但他也沒有反對革命啊；他固然沒有關注時代風雲，但他安心書齋從事整理國故、傳承文化發展的曆史鏈條，又何罪之有呢？沒有林道靜式的人物獻身革命，革命不會成功；沒有餘永澤這樣的知識分子獻身文化學術，也沒有文化學術今日的輝煌，也許我們應當承認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存在的合理性。但問題在於作為一個個體的知識分子，則隻能有一種選擇：是做林道靜，還是做餘永澤?在當下，這尤其是一個令人困惑的人生命題，請聯係社會現實語境談談思考這個“選擇”的必要性。
3.對於楊沫的小說《青春之歌》，郭開曾進行過如下評論：（1）書裏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作者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做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進行創作的；（2）沒有很好的描寫工農群眾，沒有描寫知識分子和工農的結合，書中所描寫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林道靜自始至終沒有認真地實行與工農大眾相結合；（3）沒有認真地實際地描寫知識分子改造的過程，沒有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變化。尤其是林道靜，從未進行過深刻的思想鬥爭，她的思想感情沒有經曆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轉變，到書的最末，她也隻是一個較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是作者給她冠以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結果嚴重地歪曲了共產黨員的形象。[7]
從今天的立場角度看，這段評論的措辭與立場都顯得非常“左”傾，但在當時類似這樣的意見卻對楊沫修改《青春之歌》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後來許多評論者對《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見，認為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削弱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初版本的文學價值大於後來的兩個修改本。但楊沫認為，修改後的《青春之歌》更貼近了生活的真實，並堅持不恢複初版本原貌。因此黃子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楊沫寫作《青春之歌》絕不會是一個簡單的文學事件，而更是一個切己的政治事件，尤其是生活政治事件；《青春之歌》與其說是一部小說，不如說是作家向黨遞交的一份懺悔錄、告白書，向黨交心、掏心、表忠誠的思想匯報。請參閱評論摘要5，談談自己對這種現象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