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工农兵文学中的史诗类长篇小说，是在既定的理念框架下，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生动描写，试图来全方位地概括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向，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构成史诗性。这样的一种史诗性作品模式，滥觞于《子夜》，而在工农兵文学中达到了**。如民主革命斗争的史诗《红旗谱》、革命战争的史诗《保卫延安》、革命精神的史诗《红岩》、知识分子成长的史诗《青春之歌》等。被誉为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史诗的《创业史》，则是其极致的完成。之所以如此，乃是文学运行规律的必然。西方文学在经历了高扬人的主观心灵、精神、欲求的浪漫主义之后，因了社会现实与人的对立，使人在社会现实面前无法实现自己，从而产生了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批判需求；相应的，以对社会现实作深入揭示、尖锐批判而著称的批判现实主义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在高扬人、个体生命的五四文学之后，因为没有社会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这一观念的形成，左翼文学从以人为写作中心，转入以社会为写作中心，发展至工农兵文学，则有了史诗类长篇小说**的形成。中西方文学艺术把握人与社会的方式之所以发生如此的重大转换，是因为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只是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仰仗西方深远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传统，是从人、个体生命的视角去揭示、批判社会现实；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则由于中国久远的以社会群体伦理为本位的文化传统，也因了对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与强调，所以，将对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前进趋势的揭示，作为自己写作的首要任务，并于此中写人物的性格、命运、生存、存在境况。
《子夜》《创业史》史诗性作品模式的特点有四：第一，以对社会本质、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作为自己写作的首要任务，如认为集体生产是农民共同致富之路等。第二，为此，按照作家对社会构成、时代矛盾、历史前进趋势的观念性理解，设置人物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并以之给所设置的人物定性、定位，并以此力图全面地表现一个历史时代各种主要社会力量之间的直接冲突与抗衡。如在写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中，分别设置带头走合作化道路的青年农民形象、代表传统小农意识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富裕中农形象、党内个人发家致富的典型形象、破坏合作化的地富形象等。第三，用社会流行理念所认定的某个阶级、某种社会力量的抽象的社会本质属性作为人物性格核心内在质的规定性。如合作化带头人的大公无私，富裕中农的自私、精明等。第四，细节感性的丰富性与情节理性的概念性的结合，由于细节感性的丰富性，形象大于思想成为这类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并因此构成作品意蕴的丰富性多义性，构成作品丰富的多义的可阐释空间。如《青春之歌》既通过青年知识分子群象写出了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但又体现了个体成长过程的丰富性。
《创业史》是工农兵文学史诗类的经典作品，《青春之歌》则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类作品意蕴丰富性多义性的特征。
教学建议
1.以《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为例，参阅与此相关的评论摘及拓展练习，说明史诗类小说创作的特点。
2.杨沫在小说《青春之歌》中从始至终使用了两套叙事系统，即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二者之间存在的主题缝隙是这部小说吸引读者的隐秘所在。请以文本为例，参阅与此相关的评论摘要，说明其“丰富性、多义性”体现在何处。
3.在拓展练习2、3中选择一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
精读作品
柳青：《创业史》
杨沫：《青春之歌》
评论摘要
1.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一年来关于梁生宝的评论已经很多，而且在个别文章中，这一形象被推崇到了过分的、与作品实际不完全相符合的程度；相对地，梁三老汉的形象则被注意得这样少，这恐怕不能认为是文艺批评上的公正的现象。梁生宝在作品中诚然思想上最先进。但是作品里的思想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是梁三老汉。这样说，我以为并不是降低了《创业史》的成就，而正是为了正确地肯定它的成就。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作品对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生活面貌揭示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形象的完成……由于这一形象凝聚了作家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熔铸了作家的幽默和谐趣，表现了作家对农民的深切理解和诚挚感情，因而它不仅深刻，而且浑厚，不仅丰满，而且坚实，成为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而从艺术上来说，梁三老汉也正是第一部中充分地完成了的、具有完整独立意义的形象。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载《文学评论》，1961（3）。
2.《创业史》以狭隘的阶级分析理论配置各式人物。这种理论之所以狭隘，在于它是以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为前提的。而政治理论的局限引进文学创作中，就更使这种局限性趋于严重。虽然柳青也写出了各阶级、阶层人物政治面貌的多样性、差别性，但尺度的单一决定了对象的单一，《创业史》中的人物始终没有脱离“左中右”的三分法和“主导倾向”与“非主导倾向”的二分法。以阶级分析配置人物为起点，把人物之间矛盾线索的安排建立在阶级矛盾、阶层矛盾的哲学基础上，使作品的情节展开，从根本上失去了偶然性和独特性。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惨淡经营的多样化和差别化，并未脱离文学形式对政治运动直接模拟的藩篱，根本上还是人物性格的单一化。
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载《上海文论》，1988（4）。
3.严家炎有关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形象艺术成就的有关看法之所以引起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有关艺术形象的具体评价问题。周天认为并不能孤立地、简单地比较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塑造的高下。有关梁生宝的形象的塑造必须放到作品的整个艺术构思上来看。“而严家炎的文章，因为没有接触到构思问题，文章的客观效果便是相当漠视这些成就，而且也因此造成了批评不能击中要害的状况。因而，文章存在的弱点也容易引导人们离开问题的实质。”[2]《创业史》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一形象才能真正表现作品的主题。梁三老汉与郭振山等人，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脱离封建农民的范围，他们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民的真正自觉。在某种意义上，梁三老汉、高增福、郭振山与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士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与土改中被镇压的杨大剥皮、吕二细鬼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高增福是想发家因运气不好而发家不成，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做“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郭振山的“五年计划”是赶上富裕中农郭世富，因此，虽然他们现在还处在贫农或中农的地位，但在思想意识上与地主富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没有超出封建剥削的思想意识。因此，梁生宝指出，不管梁三老汉他愿意不愿意，走“自发”的道路就是想变成财东去剥削穷人。
尽管梁三老汉的形象在艺术上比梁生宝形象更成功更出色，但我们仍可以说，梁生宝的形象是《创业史》最大的成就，才真正体现了《创业史》的艺术构思。也只有通过梁生宝的形象，才能真正表现《创业史》的主题。这个形象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创业史》的成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比塑造其他人物具有更大的难度，一些新人的优秀品质和精神在生活中往往还只是以一种萌芽状态潜存于人物身上，必须依靠作家敏锐的表现。梁生宝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他是一个全新的形象。解放的意义对于多数农民来说，只意味着自己的解放，自己可以从地主那里分到土地，还可以在诉苦会上诉说自己的故事，可以从自己的故事出发对地主算账。而梁生宝已经不是为自己追求富裕的道路，而是为广大农民追求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他回答梁三老汉劝他退党时的那句话：“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说法”的含义。他担心郭振山沿着富裕中农的道路发展下去，下堡乡的工作会受到严重损失，“这首先是党和人民的损失!”“人民”、“党”这些抽象概念已经成为了梁生宝的生存出发点。
旷新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4.在“十七年”期间只写了唯一的《青春之歌》的杨沫，在叙述林道静的故事时，采用了女作家较为惯用的自传色彩较浓的叙述手法，在多次有关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的自述中，不难发现林道静有杨沫的影子，但是，这种投入故事内容的方式并不代表杨沫便会像茹志鹃、宗璞等女作家那样，在叙述她的“影子”人物林道静时采取以女性为本位的观点，相反，林道静是被放在一个被动、被看和被男性化“愿望”的位置。可以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中，林道静假若没有得到那三个男人的拯救、唤醒和肯定，她的“英雄化”道路是没法完成的。余永泽代表的是虚幻的“骑士英雄”，他救了林道静肉体的生命，虽然他日后遭到摈弃，无可否认，他是林道静对个体生命的爱与美（相对她家庭给她的恨与丑）的唤醒者；卢嘉川代表的是“精神英雄”，他是女主人公集体意识的启蒙者，林道静意识到个人命运必须与群众的命运结合时，便开始渴望有人把她从沉闷的个人生活中拔出来：“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卢嘉川的拯救之后，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那么，这个阶段的林道静需要的是一个导航者，江华出现在她身边了。他是与林道静共同战斗的“革命英雄”，唤醒她的斗争意识，介绍她入党，也是她从对卢嘉川朦胧的爱意中解脱出来，投入他的怀抱。经历了这几次外来的“洗礼”，林道静就净化成为一个完美的英雄了。这是《青春之歌》外部视点的一种表现。此外，林道静的形象、思想和需要很多时候是透过男性的权威目光界定和阐释的……
总的来说，杨沫在《青春之歌》所表现的视点是有男性化倾向的，叙述者经常直接通过男性人物去“看”女主人公，并且着眼于促进林道静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外在因素，那就是男人∕党的拯救和带领，至于她的内心世界所起的变化，并不是叙述焦点之所在。虽然杨沫比其他女作家更认同她笔下的“影子”女主人公，但可能由于她更认同“十七年”的主导男性话语，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当时男作家较常用的外部视角和把女性对象化的视点进行叙述。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73～7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青春之歌》被看做一部“自叙传”小说。然而，它又是一部经过作者加工修改、从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向集体主义的叙事规则转移的作品。《青春之歌》不单是一个寻常的恋爱故事，也不单是个人奋斗的模式，尽管可以把它作为叙事和话语的现象来研究。它实际关联着一种在20世纪初形成的革命文化的特殊的实践——这种文学的生产过程、传播方式虽然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激进倾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与其存在着显著差别。因为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安排中，明显有一个在解放后加工改造，以致与原始故事“背道而驰”的痕迹。或者说，有一个将“日常生活”戏剧化、将革命内容与传统婚爱故事两个文本重新拼接组装的写作过程。这样说，不是否定它的思想进步性，贬低作家对生活的虚构和想象，只是要表明，这种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反而可能有一个复杂的“形成史”和文本的语境。
程光炜：《〈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1）。
6.不难看出，林道静始终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父亲。尽管也曾有人格误认的心理挫折，但从总体上来看，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通过对这三个男性的选择、放弃、认同，林道静是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心灵深处最初的隐秘诉求。当然最终的结果不无苦涩，因为愿望满足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心灵隐痛。林道静最终嫁给了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而不是梦中情人。在她和江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爱情，林道静在很大程度上是陷进了父权崇拜的文化心理陷阱。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女主人公林道静的人生心路立场可以被看做是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包括作者杨沫）的人格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或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恋父情结”不仅仅是属于她个人的，也不仅仅是属于作者杨沫所独有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作家）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倾向。恋父情结的本质在于父权崇拜。正是对政治权威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同才导致了中国革命作家的自我丧失和精神沦陷。对于那些深陷“恋父情结”的革命作家而言，他们已经异化成了父亲精神的衍生物，而与自身的生命本能和自我意志相疏远。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被“阉割”了，其人格心理结构也就变得残缺不全，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也就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女性身份，这是遭到权威的政治文化父亲的精神阉割的结果。
李遇春：《“十七年”文学中文化“恋父”心理分析——以〈青春之歌〉、〈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中心》，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300～30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泛读作品
梁斌：《红旗谱》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杜鹏程：《保卫延安》
吴强：《红日》
评论文献索引
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6）.
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文学理论与批评，1990（1）.
刘克宽.超越政治视角的文化审视——重新解读《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邱景华.创业史：新的小说类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2）.
鲁太光.被分成两半的农民——对《创业史》的重新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4）.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2）.
杨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由《青春之歌》再评价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局限.上海文论，1989（2）.
钱振文.“难产”的《青春之歌》.南方文坛，2005（5）.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拓展练习
1.关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一直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结合评论摘要3，并参阅以下几种观点，谈谈自己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
①作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梁生宝的坚定的阶级立场、鲜明的政策观点和出色的组织才能，集中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的特点，他的一生，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壮丽的一生。[3]
②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4]
③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的。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5]
④新时期以来，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变化，有的批评家认为《创业史》是左倾政策的产物，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农村生活，因为以今天的观点看，梁生宝这位“创业英雄”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他的“富必修”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而蛤蟆滩的“三大能人”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在今天又可能是“当代英雄”。[6]
2.重读《青春之歌》的人们，讨论的焦点常常不是主角林道静，而是配角余永泽。余永泽属于与整体相疏离的另一种个体生命形态。随着在思想解放大潮中自我的浮出水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余永泽固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他也没有反对革命啊；他固然没有关注时代风云，但他安心书斋从事整理国故、传承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又何罪之有呢？没有林道静式的人物献身革命，革命不会成功；没有余永泽这样的知识分子献身文化学术，也没有文化学术今日的辉煌，也许我们应当承认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个体的知识分子，则只能有一种选择：是做林道静，还是做余永泽?在当下，这尤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人生命题，请联系社会现实语境谈谈思考这个“选择”的必要性。
3.对于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郭开曾进行过如下评论：（1）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2）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3）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7]
从今天的立场角度看，这段评论的措辞与立场都显得非常“左”倾，但在当时类似这样的意见却对杨沫修改《青春之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后来许多评论者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初版本的文学价值大于后来的两个修改本。但杨沫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坚持不恢复初版本原貌。因此黄子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杨沫写作《青春之歌》绝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事件，而更是一个切己的政治事件，尤其是生活政治事件；《青春之歌》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作家向党递交的一份忏悔录、告白书，向党交心、掏心、表忠诚的思想汇报。请参阅评论摘要5，谈谈自己对这种现象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