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工農兵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由文學外在、內在矛盾及發展規律所決定，工農兵文學中不斷地出現一些與工農兵文學主潮美學品格相異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問世，顯示了對工農兵文學外在、內在矛盾進行調節的努力，對其的批判或冷遇，則表明了對這種調節的拒絕。其代表作如下：
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寫出了中國革命在最初進入現代化經濟建設後，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鄉村文明與都市文明之間的二律悖反關係中人的價值困惑及試圖解決二者矛盾的天真願望。
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初雪》延續了“七月派”重在寫人的內心精神世界的傳統，寫出了戰爭時代人的精神世界的豐富與美好，人性與戰爭之間的複雜關係。
20世紀60年代初的曆史短篇小說。這些作品的作者幾乎全都是“五四”、30年代的作家，代表作有馮至的《白發生黑絲》、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師陀的《西門豹的遭遇》、徐懋庸的《雞肋》等。這些作品大多寫的是知識分子在政治曆史中的命運，其作者的價值觀念來源於“五四”時代的思想資源，來自於他們的人生經曆人生經驗，因之，這些作品體現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17年中的人生境遇和思想境遇。
1956年百花時代的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寫在新的社會形態、社會矛盾中個體與社會的衝突，人生、生命價值選擇的困惑，如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李國文的《改選》等；一類是寫情愛形態的豐富性，情愛與社會曆史的相互糾纏，如宗璞的《紅豆》、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陸文夫的《小巷深處》、豐村的《美麗》等。
茹誌鵑的《百合花》則站在個體生命的價值立場上，對社會、曆史消損個體生命的合理性提出了充滿內在力度的質詢，劉真的《長長的流水》《英雄的故事》著重以戰爭為背景，敘寫在殘酷的生存環境下，人性的美好，韋君宜的《月夜清歌》寫了生命的社會價值與生命的個體價值之間的矛盾、衝突，並傾向於後者。
方紀的《來訪者》、劉澍德的《回家》、康濯的《水滴石穿》也是頗為值得重視的作品。
總的說來，在將社會、曆史價值看得高於個體生命價值的工農兵文學主潮中，上述作品的特點都在於，他們對社會、曆史中的個體生命，給予了根本性的或者是較多的關注，因此有了與工農兵文學主潮迥然不同的異質性。
教學建議
1.選擇兩到三篇精讀作品，結合相關評論，進行文本分析，說明這些作品至今的文學魅力來自何處？作品本身的時代局限性體現在何處？
2.在拓展練習中選擇一個問題，在查閱文獻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分組討論。
精讀作品
路翎：《窪地上的“戰役”》
宗璞：《紅豆》
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陳翔鶴：《陶淵明寫挽歌》
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
茹誌鵑：《百合花》
評論摘要
1.《窪地上的“戰役”》展示出的矛盾，並沒有因為戰爭破壞了和平，而讓人陷入破滅、絕望、頹廢的深淵之中。相反，英雄和人民那樂觀、堅定、必勝的情緒給人希望、給人信心。這裏也寫到了犧牲、死亡，但沒有渲染恐怖和血腥，給人的是崇高、豪邁、力量和必勝的信心。應該說戰爭與和平的關係處理是適當的。紀律與愛情的矛盾也是這樣。路翎並沒有把紀律對立起來，而是讓二者合理地發生衝突。這種交叉混沌狀態作者如實寫來，極大地尊重了藝術的現實主義原則，提高了作品的藝術含量和審美品位。
路翎的藝術筆觸是細膩老到的，尤其表現在對愛情的描寫上。首先是準確地給人物定位，其身份地位、思想氣質、意識境界已經決定了他必然會做出這樣的選擇。金聖姬是可愛的年輕姑娘、無拘無束，又正值談婚論嫁的年齡，心靈自由開放，又不懂軍隊的紀律，所以才會那麽一往情深地追求王應洪。在她那裏的理由非常簡單，愛一個好小夥是天經地義的，隻要她願意。所以，她才會為自己找到愛而陶醉，才會為王應洪的不接受而痛苦，而且對王應洪為什麽不接受也搞不懂，也才會沉浸在自己的感情追求中義無反顧。王應洪是軍營中的戰士，又極其淳樸和單純。因為其單純，才會對愛情那麽懵懂、遲鈍。因為是戰士才會為紀律去拒絕愛情。但畢竟是血肉男兒，才會拒絕之後又痛苦和不安，才會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絲和矛盾。至於最後的犧牲，是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王順是過來人，有人生閱曆，又是富有人情味的軍隊基層領導。他的角色決定了會對金聖姬的感情動向那麽警覺，對自己的戰士王應洪陷入感情的麻煩中時，又是阻止又是幫忙，那種兩難的情狀也入情入理。合適的人物定位為情節的發展做了很好的鋪墊。王應洪和金聖姬的愛情由於“不可能實現”，所以，作者寫得十分克製又勢不可擋，顯得十分有張力，緊緊扣動讀者的心弦。這得力於作者的敘事技巧。全文取第三人稱敘述，但王、金愛情不是通過作者直接講給我們讀者。路翎巧妙地借了一隻眼睛，通過這隻眼睛的看，來告訴我們讀者，這隻眼睛就是王順的眼睛。借作品中人物的眼睛，避免了傳統的全知視角，增加了限製，也增加了合理性，有利於更好地實現現實主義的充分性。除了王順這隻眼睛，小說還設置了一個隱在的講述者，以描寫的方式，從人物細膩的心理、行為、動作、生活細節等處入手，生動地再現了故事主人公微妙的情緒及其變化。作品表現了作者深厚的藝術功力和可貴的藝術探索精神。
《窪地上的“戰役”》並沒有背離符合時代趣味的“宏大敘事”。寫了“抗美援朝”，寫了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國際主義，取材、主題都是“宏大”的，是符合當時官方主流意識的需要的。但是它和那些機械地配合“政策”、圖解政治、為了政治而傷害藝術的淺薄之作不同，它達到了政治與藝術完美的統一。
劉景榮：《〈窪地上的“戰役”〉給我們什麽啟示》，載《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
2.百花時代，知識分子在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中，自我意識開始複蘇，“百花文學”作品中的許多作品，像《本報內部消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懸崖上》《西苑草》《紅豆》《愛情》等都以知識分子作為主人公，探討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情感世界。這些作品敘事態度的變化還突出表現在雙重視角的運用方麵。《在懸崖上》除了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外還有一個聽者。“我”講述的是自己浪子回頭的情感經曆，聽者在暗自評判著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問。主人公“我”講到自己去追妻子便結束了故事。作為一個故事情節的發展，它是接近了尾聲：妻子和“我”的團圓是顯而易見了。但聽者卻不禁問道：“回來以後又怎麽樣?”“我”的講述確實存在著漏洞：“我”回到妻子身邊的原因到底是什麽呢?“我”對妻子有著內疚、有著感激，但“我”對妻子的愛情到底在哪兒呢?就像老作家張天翼所說的，“假如加麗亞不拒絕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後會怎麽樣呢?”“我”的敘述在這方麵確實是一個空白，這造成了文本的裂縫，而聽者（或者說是作者）對他們未來的幸福顯然是不信任的，作者並沒有迷失在“我”的敘述中。這是作者主體意識的一次張揚，作者穿過文本的縫隙透露了他對人物命運的思考：“我”在外界環境的一次次擠壓下逐漸喪失了自我，“被腳下的石頭絆了一下，我清醒了過來，看到前邊已是機關的大門了。看到這個大門，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發生的一切。”“大門”這一隱喻性修辭訴說了“我”對被關在了集體大門外的恐慌。“當一個人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整體時，他便覺得孑然孤立而麵對著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這時，便產生了想要放棄其個人獨立的衝動，想把自己完全隱沒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獨及無權力的感受。”更何況這曾是一個視個性、自我為資產階級的洪水猛獸而堅決不容的高度政治一體化的社會，長期生活在這種氛圍中的人們已有了依附的慣性，他們不可能擁有真正屬於個人的快樂。對他們來說個體的幸福隻是一種虛妄。
王文勝：《突不出的重圍——在與“解凍文學”比較中反思“百花文學”》，載《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5）。
3.與注重情節和傳奇性的小說不同，《陶淵明寫〈挽歌〉》重視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出作家對其中所包含的複雜的哲學與文化因素的探求。作品沒具體寫陶淵明如何與官場的醜陋與黑暗抗爭，也沒渲染其中可能出現的曲折而複雜的情節，就小說而言，可以說作者並不強調小說的故事性，而更看重的是，以一種清晰的現代邏輯，將詩人思緒中樸素而深邃的哲理內涵展示出來。小說不僅要再現一個正直的古代文人的為人之道，還將展示其中的文化哲學基礎……
與曆史上詩人晚年的境遇相比，小說家賦予心愛的人物以較好的歸宿。曆史人物與現實理想也便在這裏相遇了。魯迅說他當年寫《故事新編》是因為“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對曆史生發的“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因此，作品的現實誘因與曆史掌故隻一步之遙：先是激發了小說家對曆史的回想，而由他敘述的曆史中，又倒映著自我的現實感觸。雖不能簡單地說《陶淵明寫〈挽歌〉》就是對“大躍進”時代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的“影射”，但作品描寫詩人對大法師專喜歡“裝腔作勢”，拿“大道理來唬人”的憎惡，對官場中“侍宴啦，陪乘啦，應詔賦詩，俗務縈心，患得患失”的不屑，對寒門素士在社會遇到的冷遇的不平，從一定角度也可說是作者出於現實生活的刺激而轉向對曆史的訴求，通過文學和曆史來宣泄他對社會上那種“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惡劣風氣的不滿，對生活境遇的不平之氣，因為小說能勾起人們對現實與曆史無盡的遐想。
董之林：《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216～218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4.《我們夫婦之間》鮮明地表現了革命者從農村、山區到達城市之後所麵臨的生存困惑，對於男主人公而言，他所麵對的是既有城市經驗的複活，對於女主人公而言，她麵對的是如何適應新環境中的日常生活規則，總起來看，則是發源於鄉村的革命如何麵對現代化的城市問題。
從《我們夫婦之間》所引出的更深一步的話題是，現代性對於日常生活的改造在什麽意義上從它合理的出發點走向了荒謬的終點的呢？說現代性對日常生活的改造存在出發的合理性是因為，縱觀業已完成現代化的工業文明國家，在其現代化過程中，與其思想啟蒙運動相對的是無不經曆過深刻的日常生活批判性重建。正是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建構過程中，日常生活所經曆的這種批判重建同文藝複興時期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啟蒙相契合，才深刻地改造著傳統生活基因，重新塑造著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的樣式，實現了人由傳統農業文明的自在自發的日常主體向現代化的自由自在的非日常主體的轉變。如果沒有這種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塑與傳統生活樣式的轉型，很難想象現代工業社會能夠確立其如此發達的現代文明。因此，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必要的，不管它遭受多大的挫折和困境。
藍愛國：《解構十七年》之《導言：閱讀及其理論：十七年文學的閱讀視角與文化視點》，13～14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5.在知識分子的啟蒙視野中，“鄉村”所傳達給作家的情感價值，要遠比“城市”豐富而複雜，但是其積極的文化價值卻難以與之相比。很多時候，它默默地擔當著積貧積弱的古老中國的象征性形象，成為被批判的“傳統”的靶子。與這種文學敘事風俗相對照，革命文學對“鄉村”的書寫卻有著迥然不同的風貌。……作家們的潛意識中，隱含著對“鄉土”的無限敬畏和對“鄉土革命”濃厚的烏托邦記憶。似乎不寫鄉土，就是對革命的不敬和對曆史的不真誠。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夫婦之間》與時代文學的主流敘事習俗產生了交錯。小說中，那個被革命文學視為維係血脈、充滿著傳奇色彩的“鄉土”，其意識形態意味被作家大大淡化了。“鄉土”不再是密切聯係著革命的價值空間，不再是生發血性、鬥誌和**的詩意的厚土，而是追隨夫妻情感變化浮現出的生活和記憶的斷片。小說情節推進雖然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穿梭，鄉村不斷被提及，但是作家所敘述的鄉村，都是純粹的地理學意義上的鄉村。尤其是對鄉村的價值評價上，小說更是祛除了其寓言色彩和價值神魅，甚至表現出一種冷漠與淡然。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小說在寫到“城市”的時候，卻表現出精神和情感上的無限眷念。……城市對於“我”來說，不僅是依戀的“故鄉”，還是一種“新的生活開始了”的寓言結構。……這種“城市”對“鄉土”、“個人”對“曆史”的背叛，既是對主導意識形態價值規範的背離，同時也是對革命文學“鄉土”這個“起源”的顛覆。
周保欣：《風俗化政治與文學敘事魅惑——以“蕭也牧批判”為個案的一種考察》，見吳秀明主編：《十七年文學曆史評價與人文闡釋》，288～289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6.《紅豆》或許是將愛情故事與宏大曆史主題結合得最佳的一個案例。這同樣是一個“魚肉不可兼得”“大愛”與“小愛”戲劇性衝突的故事，但是，閱讀這篇小說沒有感到牽強附會、人為地“製造”悲劇的別扭感。我認為它提供的經驗是：一、這篇小說以曆史敘事為主，而且它選擇大陸解放前夕，國民黨喪失政權外逃之際作為故事背景，這是一個個人命運與黨派、家國命運關聯最為直接、個人選擇最關鍵的時刻，所謂“千鈞係於一發”“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緊要關頭。小說對這一曆史現場的還原，使個人、階級、國家命運被有機地交織在一起。
二、小說沒有因為“大愛”的神聖性，而輕視、忽略“小愛”對於人生選擇的分量。作品對江玫愛情心理的細膩刻畫——對齊虹“剪不斷，理還亂”的感情矛盾、拋棄愛情的艱難、割舍後的懷念，不但沒有削弱她選擇革命道路的神聖性，相反，由於這種選擇“忠孝不能兩全”的性質，由於伴隨著一種刻骨銘心的感情喪失，其神聖性反被加強了。它證實了同期同類作品中較少出現的、一種“反常的”藝術經驗：當“大愛”與“小愛”的衝突不可避免時，即一種悲劇情景發生時（依賴於作品對矛盾場景的設置及作者還原現場的能力，不能給人人為製造衝突、製造悲劇的感覺），依從了“大愛”的神聖化邏輯及價值取向，但同時對個人的喪失、對“小愛”的犧牲表示了真誠的、切實的痛惜與懷念。應該說，《紅豆》在同期的文學創作中提供了一個在美學層麵上思考革命倫理（個人與集體、感情與神聖信念之間的關係）較純正的趣味——它的悲劇取向，即以悲劇的情感、悲劇的審美姿態處理悲劇事件。
三、在知識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問題上，《紅豆》表達了一種更加溫和地對革命的認知方式與接受方式。主要表現為小說的主人公江玫走的是一條“親情式”的對革命的接受與選擇過程，與林道靜儀式性的三部曲：共產黨員的指引/馬列思想武裝/與工農結合明顯不同。可以說，江玫在林道靜之外提供了知識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另一種模式，一種更具自主性、內在的心理邏輯更清晰、更寫實的、“反神話”的成長模式。同樣是這個原因，這篇小說在將愛情故事與宏大的曆史主體結合時，顯得自然、隨和得多。
如果江玫也能像技術員、葉碧珍、季玉潔那樣在走出感情困惑後表達一種激昂慷慨的情緒格調（像謝冕先生建議的，把紅豆扔出窗外），也許《紅豆》更符合當時的“時代精神”與美學規範。但《紅豆》顯然是一部因為沒有完全遵循傳統與規範，而真正有所“突破”的作品。
孫先科：《愛情、道德、政治——對“百花”文學中愛情婚姻題材小說“深度模式”的話語分析》，載《文藝理論研究》，2004（1）。
7.《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麗，在五六十年代的戰爭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它以戰爭為背景，描寫了部隊一個年輕的通訊員與一個才過門三天的農村新媳婦之間近於聖潔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創作目的很明確也很堅定，那就是表現戰爭中令人難忘的、而且隻有戰爭中才有的崇高純潔的人際關係，與通過這種關係體現出來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於戰爭生活而不寫戰爭場麵，涉及重大題材而不寫重大事件。戰爭的槍林彈雨隻是為了烘托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詩意化的“沒有愛情的愛情牧歌”。
從結構上說，兩個主人公是被言說者，他們的心理世界是通過敘事者“我”的眼睛看出來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說前三分之一是寫“我”眼睛裏的通訊員形象，中間三分之一還是寫“我”眼中的通訊員和新媳婦，而他們倆唯一的一次單獨接觸則完全被虛寫，讀者並不知道新媳婦對通訊員的真實態度。直到小說的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裏，小通訊員犧牲了，新媳婦的感情才洶湧澎湃地爆發。但讀者讀到這裏並不會感到突兀，似乎隻有這樣表現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這種讀者心理上的邏輯，卻是通過敘事者“我”的作用來完成的。小說寫了一個小通訊員衣服被掛破的細節，這個細節先是出現在“我”的眼睛裏：“他已走遠了，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在風裏一飄一飄。我真後悔沒給他縫上再走。”而新媳婦對那個破口子有什麽想法並沒有正麵表達。可是當通訊員的屍體出現時，新媳婦正是從那破口子上認出了他。這以後，“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寫新媳婦縫衣服上麵。這似乎是一個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訊員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後悔”，也就是新媳婦心裏的“後悔”，表麵上敘事人在寫自己對通訊員的感想，其實是暗示了新媳婦的內心世界。雖然小說沒有正麵寫新媳婦對通訊員的心裏感覺，但敘事人的心理活動卻處處起到了借代的修辭作用。以此類推，小說前三分之一寫“我”眼中的小通訊員，也不僅僅是一般的介紹人物，而是通過“我”對小通訊員的接觸方式和感想，讀者可以聯想到小說虛寫的那個新媳婦與小通訊員初次接觸的場麵以及新媳婦對他的感想，有了這種借代作用，才會有新媳婦一出場時“笑個不停”的暗示。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來表達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的感情交流，顯得含蓄優美，令人回味。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68～72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9。
8.《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王蒙的成名作與代表作，是王蒙創作、思想、價值指向的“原點”。因之，真正讀懂了《年輕人》，也就讀懂了王蒙。
王蒙通過林震與劉世吾的形象塑造，寫出了兩種價值指向。一種以林震為代表。一方麵，他否定了林震將生活理想化；另一方麵，卻在小說的字裏行間對林震對理想境界的追求精神，對林震後來明知其努力的艱難、無望，卻仍然要頑強地追求下去的精神，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與讚揚，並通過這種肯定與讚揚，構成了對林震必然地要成為劉世吾的人生軌跡的拒絕，構成了對社會現實生存法則必然要消耗個體生命的拒絕。
另一種價值指向以劉世吾為代表。一方麵，他看到、認可了劉世吾現實存在的深刻性、合理性，甚至對劉世吾對社會、人生的深刻的洞察力及相應的人生態度，有著某種程度的讚賞，這些都是林震所不可企及的。一方麵，他對劉世吾在“可怕的冷漠”中喪失了生命的活力，喪失了對現實銳意進取的批判精神，對劉世吾對現實生存法則的完全認同，對劉世吾對個體生命被社會現實生存法則所消磨的認同，又是予以否定的。而這種活力與批判精神，這種對個體生命被社會現實生存法則所消損的拒絕，又是體現在林震身上的。如此，在對林震、劉世吾各自的雙重的肯定與否定的纏繞中，在看到林震、劉世吾在價值指向上事實上的一分為二而又希望在價值追求中將二人合二為一中，王蒙表現了自己所認可、倡導的個體人生的價值指向，那就是王蒙借劉世吾的口所說出的“經驗要豐富，但心要單純”。所謂“經驗要豐富”，就是要對社會、人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與相應的現實的應對能力。所謂“心要單純”，就是要保持生命的純真、鮮活，保持對人生的熱愛之心、進取之心。
傅書華：《個體人生與社會政治的親密擁抱——論王蒙小說中個體人生的價值指向》，載《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4（2）。
泛讀作品
鄧友梅：《在懸崖上》
陸文夫：《小巷深處》
陳翔鶴：《廣陵散》
康濯：《水滴石穿》
李國文：《改選》
評論文獻索引
傅書華.打撈十七年小說中的個體生命“碎片”.文學評論，2002（5）.
李遇春.茹誌鵑五六十年代小說創作的心理動因分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李建軍.再論《百合花》——關於《紅樓夢》對茹誌鵑寫作的影響.文學評論，2009（4）.
劉紹信.“共名”時代婚外戀情的範本——《在懸崖上》重讀.北方論壇，2002（4）.
洪子誠.“外來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續與變異.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3）.
謝泳.重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南方文壇，2002（6）.
孫先科.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精神現象學闡釋.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4（3）.
郭鐵成.應尊重文學史的基本史實——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文藝爭鳴，2005（4）.
溫奉橋.《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研究50年述評.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
王蒙.大起大落《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發表之後.百年潮，2006（7）.
野艾.對一個熟悉的陌生人的問候——向路翎致意.讀書，1981（2）.
張鴻聲.當代文學中日常性敘事的消亡——重讀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5）.
拓展練習
1.小說《窪地上的“戰役”》並沒有脫離“愛國主義、國際主義、英雄主義”的主調，卻因有意無意地碰觸到戰爭與個人生活、感情、命運的複雜關係這一在當時極為敏感和忌諱的問題，從而受到了嚴厲的批判，有人認為，作者在《窪地上的“戰役”》裏安排了朝鮮姑娘金聖姬和誌願軍兵士王應洪的戀愛故事，從中展開了紀律和愛情的衝突。……這種愛情是為部隊的政治紀律所不容許，是不利於戰鬥的，因之也是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實質相背馳的。……作者無論怎樣描寫王應洪的勇敢和自我犧牲，描寫王應洪犧牲以後金聖姬的堅毅和自恃，但是由於作者立腳在個人溫情主義上，用大力來渲染個人和集體——愛情和紀律的矛盾，前者並且戰勝後者的結果，無論如何也無法彌補金聖姬心靈上的創傷，無法改變在戰爭中喪失了個人幸福而造成的悲劇。[8]1955年夏，路翎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成員被捕之後，對小說的批判也升級為“帶著極其陰毒的反革命使命，它直接針對著抗美援朝這個嚴重的鬥爭進行思想上的破壞”，“散布消極、動搖、陰暗、感傷的情緒，散布和平幻想和反動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感情”，“達到從精神上瓦解我們的隊伍的目的”。[9]也就是說，愛情描寫在這裏是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但是，也有論者對是否描寫了愛情而懷疑[10]。請走進文本，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2.《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從問世之初就伴隨著各種解讀評論，從50年代的政治性閱讀，到80年代之後的重讀：李子雲從“少年布爾什維克精神”的角度深入；洪子誠認為講述了“疏離者”故事，延續了“五四”時期“孤獨者與大眾”的主題；陳思和側重歸為個人體驗的成長小說；董之林提出“青春體”小說論點；而楊樸從“原型”理論出發，認為小說的表層結構表現的是官僚主義與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深層結構表現的是“年輕人”與“成年人”兩種情感方式、思想方式、生命方式的矛盾等。應該說批評越來越走進了文本的縱深之處。請查閱這些評論觀點，闡述你的理解。
3.查閱文獻索引中傅書華、李建軍關於《百合花》的評論文章，談談《百合花》是如何通過細節技巧、人物對話等完成對人物形象精神風貌的塑造，如何突出對“個體生命”的重視，從而顯示與工農兵文學主潮迥然不同的“異質性”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