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论
内容提要
新启蒙文学是指1976年“**”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新启蒙文学，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处于从政治革命、计划经济到经济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宏观视野考察，其“转型”的“结构性”与五四时代“转型”的“结构性”，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因之，与社会结构相对应相一致的“文学结构”，也就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社会转型虽然基本完成，但转型期所积累的文学能量，在20世纪90年代仍通过长篇小说的形式，得以全面的释放与体现，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因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仍然可以用新启蒙文学来加以概括。
新启蒙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结束后的1976—1984年。
这一阶段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在社会、时代的层面，从人，特别是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视角，关注、干预并重新理解现实与历史，从中可以见出其思想资源，更多地来自于“五四”左翼文学，对新出现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却仍然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本体构成，从中可以见出其主要受工农兵文学创作观念的影响。现实主义则是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学创作范式。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学创作力量是被称之为“五七族”的中年作家群与被称之为“知青作家”的青年作家群，前者如王蒙、高晓声、张贤亮、张弦、陆文夫、邓友梅、李国文、丛维熙、张洁、刘心武等；后者如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郑义、韩少功、梁晓声、张抗抗、张辛欣等。其主要的文学潮流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近距离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或称“改革文学”“朦胧诗”“新启蒙散文”等。其代表作有“伤痕文学”中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怀念萧珊》、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反思文学”中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大批重在从思想、精神、情感上，对现实及历史所造成的愚昧、蒙蔽进行启蒙、去弊的作品，虽无以明确归之于哪一种文学潮流，却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代表性作品，如巴金的《随想录》、艾青的《光的赞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戴厚英的《人啊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近距离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的代表作则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谌容的《人到中年》、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朦胧诗”的代表作主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神女峰》《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远和近》等。
第二阶段，从1985—1989年。
这一阶段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从人的生命存在、文化、时代、社会等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对人的生存、存在状况进行勘探与关注。其思想资源也相对丰富，举其大要者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五四”、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但工农兵文学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学流派众多是这一阶段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诸如“现代派小说”“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女性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后朦胧诗”“学者散文”“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探索话剧”等。
第三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
这一阶段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延续前两个阶段文学创作的发展轨迹，是前两个阶段文学创作积累达到相对成熟的展示，这就是一大批分量比较厚重的长篇小说的出现。二是对应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格局的作为精神表征的无力。这就是小说界的“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主旋律小说”“晚生代小说”及王朔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凸显，这就是女性都市散文的被误读，这就是诗歌界“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疲弱。
新启蒙文学最根本的美学特质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将“人”视为文学的写作中心，强调文学对人的生存、存在的勘探功用，强调文学对人的精神的提升作用。这不同于工农兵文学站在社会、历史的立场上，将社会、历史视为文学的写作中心，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功用，强调文学对人的教化作用；这也不同于新世纪文学较多地受到市场的影响与制约，较多地强调文学的精神消费作用。正因此，新启蒙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一种文学形态，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一段文学发展流程。
教学建议
1.查找新时期文学、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主体性、纯文学、文学性、向内转、多元化、大众文学、精英文学、主流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等等关键词，要求对这些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做好下一阶段学习的准备。
2.阅读评论摘要，并在下阶段学习中体会作者把此一时期的文学史描述为“宏大主题与不和谐的美学感觉”两条轨迹不同曲线的重合、交叉、分离与相斥的观点，初步培养进入这一时期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姿态。
3.讨论拓展练习题，了解研究这一时期文学所具备的基本的“了解之同情”的文学史观念。
精读作品
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2）
评论摘要
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性的清理。这时，人们将退出参与者的角色，换取一个历史观察者的立场。的确，时间的间距为人们的观察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背景，一系列的衡量与定位拥有了更多的参照坐标。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论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史意味着，人们试图选择哪些文学个案——哪些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事件——充任文学知识的范例，维持文学学科的框架与规模，并且解释这个历史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
如果让我撰写这样的文学史，那么，一个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否从属于某个宏大主题?按照我的想象，这种宏大主题将是文学史的中轴线。当然，并非任何时期的文学都将指向某一个共同的归宿。事实上，一种强大的号召通常出现于重大的历史转折之后。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出现，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作出必要的呼应。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份参与历史语境的建构；另一方面，文学又将进入这种历史语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循环致使文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特征同时可以在另一些话语类型——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哲学——之间得到相互的验证。
这样的宏大主题将为文化批评提供一系列运作的机会。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种种文化概念得到频频征引，成为阐释文学的重要代码。然而，文化批评的大行其道终将导致某些疑虑：这些概念同样是双刃之剑——这些概念引申出文学某些含义的同时，是否可能产生另一些遮蔽?具体地说，文学的“文学性”是否可能在“启蒙主义”或者“后殖民”这样的文化视域之中隐身而去?韦勒克与沃伦曾经对于这样的文学史非议颇多：“大多数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
但是，如果全面地考察文学感觉到的内容，那么，人们将惊奇地发现，某些部分的文学可能游离于历史语境之中的宏大主题。文学史之中的些许片断、局部如同除不尽的“余数”，无法化约。一系列风格独异的文学作品散落在宏大主题的周围，仿佛一种光晕；它们可能成为这种主题的补充、延伸、开拓，也可能成为这种主题的抵制甚至颠覆。人们可以说，某些美学感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产生了不和谐的声音。这时，文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或者历史学之间将会出现明显的或者微妙的疏离。例如，一些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业已察觉历史的必然指向，可是，他们还是忍不住为那些落伍的心爱人物吟唱一曲悲怆的挽歌。这种不和谐的美学感觉可能来自一种矛盾和犹豫，或者来自一种保守意识，一种弱者的苍凉；也可能来自某些远见卓识，来自杰出的直观能力。许多时候，这样的美学感觉将会在文化秩序的空隙与裂缝之间发现理性的盲点，最终引申出新的冲动。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将文学史之中的宏大主题与不和谐的美学感觉形容为两条轨迹不同的曲线。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时候，两条曲线之间的重合、交叉、分离与相斥同样是这个时期文学史之中最为有趣的一面。
尽管70年代末期的文学并未提交一份详细的发展纲要，但是，20年之后的历史考察却会轻而易举地导致一个发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存在的中轴线是——现代化。然而，如同20世纪的历史演变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卷入了一系列纷杂的冲突。中国的历史语境——现代化仅仅是一个隐约的雏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现代化自盛而衰——之间的差异，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与“现代性”理论模式之间的距离，这一切形成了一个错综纷歧的文化空间。这时，文学感觉到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种声音。事实上，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察觉到另一种例外——尽管他们试图按照既定的秩序整编这些例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悲凉沉郁之中缺少一点什么，因而呼唤‘野性’，呼唤‘力’，呼唤‘阳刚之美’或‘男子汉风格’。这种呼唤总是因其含混和空泛，更因其与上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艰难曲折千回百转的历史行程不相切合，而无法内在地由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往往变为表面化的外加的风格色彩。”相对于这种不可企及的英雄气概，20世纪文学之中出现了嘲讽。这样的嘲讽不是某种修辞术，这样的嘲讽业已形成一种基本的美学感觉。在我看来，这样的嘲讽之中寓含了一定的怀疑——怀疑“现代性”名义之下的某些价值观念。显而易见，这样的怀疑曾经在世界范围流行，并且大面积侵入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同样呼吸到了某种异样的氛围。20世纪上半叶，鲁迅一方面承担了启蒙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时时质疑自己的启蒙者身份。这里，启蒙与自责之间的紧张意味深长。进入八九十年代，解放的欣快与由衷的乐观并没有维持很久——中国文学之中的冷嘲与反讽悄然而出，并且不绝如缕。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美学感觉始终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声音。
文学史不仅是过往文学的编年式记录。如果企图显示一个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那么，文学史必须是这个时期文化史的一个特定维面。人们进入这个文化空间，考察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呼应、合作、分歧、对立。文学与其他话语构成何种关系，文学在话语关系的分配之中赢得何种位置，这一切都将决定文学的功能。这从另一方面喻示，文学的功能不是恒定的，而是历史的。从文、史、哲的浑然一体到文学自觉的时代，从甲骨、竹简到多媒体的传播方式，从战火频仍的时期到歌舞升平的气氛，文学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义务。文学始终坚持美学立场，但文学史必须重新写出这个时期美学对象的定义。
南帆：《双重的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描述》，载《文学评论》，1998（5）。
泛读作品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评论文献索引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批评，1985（6）.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1）.
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文艺报，1988-10-18.
张光芒.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南京大学学报，2003（1）.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11）.
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张治国.启蒙的变异与坚执——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江汉论坛，2006（6）.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6）.
樊星.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新时期与现代文学两个30年代比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王达敏.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论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9（5）.
拓展练习
“重返八十年”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是一个涵义颇为复杂的问题。请阅读下列一组文章摘要，了解他们的基本立场与视角，并在本阶段的学习中思考这些观点。
①就“当代文学”而言，“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不但没有割裂“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联，相反，它们成了沟通“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将“新时期文学”视为对“个人性”的“五四文学”的“回归”，反倒不如将其视为对“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的“回归”更为贴切。
……“新时期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以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所谓“五七族”作家群，和包括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阿城以及主要的“朦胧诗人”在内的“知青作家群”，他们的精神、知识与文化背景恰恰不是所谓的个人性的“五四文学”，而是“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因此，“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无不打上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深深印迹。[1]
②知识考古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寻找和表达立场。“重返”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和历史脉络。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的本质化与整体化叙述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一方面，“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的关系被理解为“文学”与“政治”这一更高层次的二元对立的演化，“新时期文学”被描述为文学回归自身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学史叙述又都反复强调“新时期文学”参与新政治“拨乱反正”的功能。“新时期文学”在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中拉开帷幕，像《伤痕》《班主任》等我们熟知的作品，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说，它们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2]
③所谓的“重返”是为了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主宰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观念是所谓的文学自主论，所谓文学回到自身，文学摆脱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学自主论之上的文学发展观。这种文学史观将“文革”前后的文学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重返”，是试图通过将我们这一代人自认为亲历和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以90年代以后的知识与80年代对话。[3]
④现在有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很低，我以为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大体可以成立，但在情感上缺少“了解之同情”；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评价很高，甚至认为已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判断，我以为在事实上不成立，在情感上也虚矫。我个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判断建立在“了解之同情”上。如果以纯粹文学角度评价中国新时期文学，人们会发现它的幼稚，但如果以思想解放运动观察，就不能不为那些作家的勇气和思想而感动。[4]
⑤与文学史方面的回顾大多沉溺于80年代昙花一现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思路不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对80年代的文学审美自律等观念弥漫了一种检讨与自责的情绪”。通过对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等反思，发现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为旗帜的“纯文学”、“纯审美”以及“重写文学史”运动当初虽然充满了挑战性和批判性，也都无一例外地被预设出光荣的梦想和神话，但是作为历史性的生成，却又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的规划，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因此，质疑与批判“去政治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重建政治维度”再次在文学理论界形成热门话题，与其说这是对学术问题纠偏的努力，不如说在深层动机上是对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中确立的身份和话语权力的追忆，是对自身“退守自己园地”（纯学术）——游离于社会的价值立场之检省，表现了当下边缘化处境产生所产生的精神焦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