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論
內容提要
新啟蒙文學是指1976年“**”結束至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中國文學。之所以將其命名為新啟蒙文學，是因為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處於從政治革命、計劃經濟到經濟建設、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期，從中國現代化進程這一宏觀視野考察，其“轉型”的“結構性”與五四時代“轉型”的“結構性”，有著許多的共同之處，因之，與社會結構相對應相一致的“文學結構”，也就有著許多的共同之處。20世紀90年代之後，這一社會轉型雖然基本完成，但轉型期所積累的文學能量，在20世紀90年代仍通過長篇小說的形式，得以全麵的釋放與體現，並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成就，因之，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文學，仍然可以用新啟蒙文學來加以概括。
新啟蒙文學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結束後的1976—1984年。
這一階段的文學，其主要特征，是在社會、時代的層麵，從人，特別是從人性、人道主義的視角，關注、幹預並重新理解現實與曆史，從中可以見出其思想資源，更多地來自於“五四”左翼文學，對新出現的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矛盾，卻仍然將其作為文學創作的本體構成，從中可以見出其主要受工農兵文學創作觀念的影響。現實主義則是這一階段主要的文學創作範式。這一階段主要的文學創作力量是被稱之為“五七族”的中年作家群與被稱之為“知青作家”的青年作家群，前者如王蒙、高曉聲、張賢亮、張弦、陸文夫、鄧友梅、李國文、叢維熙、張潔、劉心武等；後者如王安憶、張承誌、史鐵生、鄭義、韓少功、梁曉聲、張抗抗、張辛欣等。其主要的文學潮流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近距離關注社會現實的文學”或稱“改革文學”“朦朧詩”“新啟蒙散文”等。其代表作有“傷痕文學”中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巴金的《懷念蕭珊》、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反思文學”中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張賢亮的《綠化樹》、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古華的《芙蓉鎮》、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一大批重在從思想、精神、情感上，對現實及曆史所造成的愚昧、蒙蔽進行啟蒙、去弊的作品，雖無以明確歸之於哪一種文學潮流，卻也是這一時期最主要的代表性作品，如巴金的《隨想錄》、艾青的《光的讚歌》、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兆軍的《拂曉前的葬禮》、戴厚英的《人啊人》、靳凡的《公開的情書》、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等。“近距離關注社會現實的文學”的代表作則有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的“陳奐生係列小說”、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諶容的《人到中年》、柯雲路的《新星》、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張學夢的《現代化和我們自己》、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劉賓雁的《人妖之間》等。“朦朧詩”的代表作主要有北島的《回答》、舒婷的《神女峰》《致橡樹》、顧城的《一代人》《遠和近》等。
第二階段，從1985—1989年。
這一階段的文學，其主要特征是從人的生命存在、文化、時代、社會等多層麵多角度多方位，對人的生存、存在狀況進行勘探與關注。其思想資源也相對豐富，舉其大要者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與中國“五四”、三十年代的現代文學，但工農兵文學的影響依然存在。文學流派眾多是這一階段文學的一個顯著特點，諸如“現代派小說”“尋根文學”“先鋒小說”“女性主義小說”“新曆史主義小說”“後朦朧詩”“學者散文”“社會問題報告文學”“探索話劇”等。
第三階段，主要是指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
這一階段的文學，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延續前兩個階段文學創作的發展軌跡，是前兩個階段文學創作積累達到相對成熟的展示，這就是一大批分量比較厚重的長篇小說的出現。二是對應於市場經濟所形成的新的社會格局的作為精神表征的無力。這就是小說界的“新寫實”“現實主義衝擊波”“主旋律小說”“晚生代小說”及王朔小說在20世紀90年代的凸顯，這就是女性都市散文的被誤讀，這就是詩歌界“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的疲弱。
新啟蒙文學最根本的美學特質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將“人”視為文學的寫作中心，強調文學對人的生存、存在的勘探功用，強調文學對人的精神的提升作用。這不同於工農兵文學站在社會、曆史的立場上，將社會、曆史視為文學的寫作中心，強調文學對社會、曆史進步的功用，強調文學對人的教化作用；這也不同於新世紀文學較多地受到市場的影響與製約，較多地強調文學的精神消費作用。正因此，新啟蒙文學，作為相對獨立的一種文學形態，構成了相對獨立的一段文學發展流程。
教學建議
1.查找新時期文學、民間寫作、知識分子寫作、主體性、純文學、文學性、向內轉、多元化、大眾文學、精英文學、主流文學、人文精神大討論、個人化寫作、私人化寫作等等關鍵詞，要求對這些詞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以做好下一階段學習的準備。
2.閱讀評論摘要，並在下階段學習中體會作者把此一時期的文學史描述為“宏大主題與不和諧的美學感覺”兩條軌跡不同曲線的重合、交叉、分離與相斥的觀點，初步培養進入這一時期文學審美意識的自覺姿態。
3.討論拓展練習題，了解研究這一時期文學所具備的基本的“了解之同情”的文學史觀念。
精讀作品
賀桂梅：《“純文學”的知識譜係與意識形態——“文學性”問題在1980年代的發生》，載《山東社會科學》，2007（2）
評論摘要
文學史是一種曆史性的清理。這時，人們將退出參與者的角色，換取一個曆史觀察者的立場。的確，時間的間距為人們的觀察提供了更為宏大的背景，一係列的衡量與定位擁有了更多的參照坐標。另一方麵，文學史的論斷承擔了更大的責任。事實上，這樣的文學史意味著，人們試圖選擇哪些文學個案——哪些作家、作品、文學社團、文學事件——充任文學知識的範例，維持文學學科的框架與規模，並且解釋這個曆史時期文學話語的功能。
如果讓我撰寫這樣的文學史，那麽，一個無可回避的首要問題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是否從屬於某個宏大主題?按照我的想象，這種宏大主題將是文學史的中軸線。當然，並非任何時期的文學都將指向某一個共同的歸宿。事實上，一種強大的號召通常出現於重大的曆史轉折之後。一種新的文化空間出現，一種新的曆史語境形成，文學肯定會作出必要的呼應。這時，文學不僅作為某種文化成份參與曆史語境的建構；另一方麵，文學又將進入這種曆史語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間的循環致使文學出現了顯而易見的曆史特征。很大程度上，這種曆史特征同時可以在另一些話語類型——諸如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倫理學、哲學——之間得到相互的驗證。
這樣的宏大主題將為文化批評提供一係列運作的機會。啟蒙主義、人道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女權主義，種種文化概念得到頻頻征引，成為闡釋文學的重要代碼。然而，文化批評的大行其道終將導致某些疑慮：這些概念同樣是雙刃之劍——這些概念引申出文學某些含義的同時，是否可能產生另一些遮蔽?具體地說，文學的“文學性”是否可能在“啟蒙主義”或者“後殖民”這樣的文化視域之中隱身而去?韋勒克與沃倫曾經對於這樣的文學史非議頗多：“大多數文學史著作，要麽是社會史，要麽是作品中所闡述的思想史，要麽隻是寫下對那些多少按編年順序加以排列的具體文學作品的印象和評價。”
但是，如果全麵地考察文學感覺到的內容，那麽，人們將驚奇地發現，某些部分的文學可能遊離於曆史語境之中的宏大主題。文學史之中的些許片斷、局部如同除不盡的“餘數”，無法化約。一係列風格獨異的文學作品散落在宏大主題的周圍，仿佛一種光暈；它們可能成為這種主題的補充、延伸、開拓，也可能成為這種主題的抵製甚至顛覆。人們可以說，某些美學感覺在特定的曆史語境之中產生了不和諧的聲音。這時，文學與社會學、經濟學或者曆史學之間將會出現明顯的或者微妙的疏離。例如，一些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家業已察覺曆史的必然指向，可是，他們還是忍不住為那些落伍的心愛人物吟唱一曲悲愴的挽歌。這種不和諧的美學感覺可能來自一種矛盾和猶豫，或者來自一種保守意識，一種弱者的蒼涼；也可能來自某些遠見卓識，來自傑出的直觀能力。許多時候，這樣的美學感覺將會在文化秩序的空隙與裂縫之間發現理性的盲點，最終引申出新的衝動。
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將文學史之中的宏大主題與不和諧的美學感覺形容為兩條軌跡不同的曲線。解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時候，兩條曲線之間的重合、交叉、分離與相斥同樣是這個時期文學史之中最為有趣的一麵。
盡管70年代末期的文學並未提交一份詳細的發展綱要，但是，20年之後的曆史考察卻會輕而易舉地導致一個發現：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存在的中軸線是——現代化。然而，如同20世紀的曆史演變所顯示的那樣，中國的現代化卷入了一係列紛雜的衝突。中國的曆史語境——現代化僅僅是一個隱約的雛形——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語境——現代化自盛而衰——之間的差異，現代化的曆史實踐與“現代性”理論模式之間的距離，這一切形成了一個錯綜紛歧的文化空間。這時，文學感覺到的內容遠遠不止一種聲音。事實上，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已經察覺到另一種例外——盡管他們試圖按照既定的秩序整編這些例外：“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進展的各個階段，人們不止一次地感覺到悲涼沉鬱之中缺少一點什麽，因而呼喚‘野性’，呼喚‘力’，呼喚‘陽剛之美’或‘男子漢風格’。這種呼喚總是因其含混和空泛，更因其與上述‘意識到的曆史內容’，與艱難曲折千回百轉的曆史行程不相切合，而無法內在地由文學創作中表現出來，往往變為表麵化的外加的風格色彩。”相對於這種不可企及的英雄氣概，20世紀文學之中出現了嘲諷。這樣的嘲諷不是某種修辭術，這樣的嘲諷業已形成一種基本的美學感覺。在我看來，這樣的嘲諷之中寓含了一定的懷疑——懷疑“現代性”名義之下的某些價值觀念。顯而易見，這樣的懷疑曾經在世界範圍流行，並且大麵積侵入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同樣呼吸到了某種異樣的氛圍。20世紀上半葉，魯迅一方麵承擔了啟蒙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麵又時時質疑自己的啟蒙者身份。這裏，啟蒙與自責之間的緊張意味深長。進入八九十年代，解放的欣快與由衷的樂觀並沒有維持很久——中國文學之中的冷嘲與反諷悄然而出，並且不絕如縷。相當長的時期裏，這種美學感覺始終被視為一種不合時宜的聲音。
文學史不僅是過往文學的編年式記錄。如果企圖顯示一個時期文學話語的功能，那麽，文學史必須是這個時期文化史的一個特定維麵。人們進入這個文化空間，考察文學話語與其他話語類型的呼應、合作、分歧、對立。文學與其他話語構成何種關係，文學在話語關係的分配之中贏得何種位置，這一切都將決定文學的功能。這從另一方麵喻示，文學的功能不是恒定的，而是曆史的。從文、史、哲的渾然一體到文學自覺的時代，從甲骨、竹簡到多媒體的傳播方式，從戰火頻仍的時期到歌舞升平的氣氛，文學分別承擔了不同的義務。文學始終堅持美學立場，但文學史必須重新寫出這個時期美學對象的定義。
南帆：《雙重的解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一種描述》，載《文學評論》，1998（5）。
泛讀作品
吳秀明：《轉型時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
曹文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
評論文獻索引
劉再複.論文學的主體性.文學批評，1985（6）.
雷達.民族靈魂的發現和重鑄——新時期文學主潮論綱.文學評論，1987（1）.
陽雨.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之後.文藝報，1988-10-18.
張光芒.人性解放“三部曲”——論新時期啟蒙文學思潮.南京大學學報，2003（1）.
程光煒.“重返”八十年代文學的若幹問題.山花，2005（11）.
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學”——1980年代中國文學的知識分子話語.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6）.
張治國.啟蒙的變異與堅執——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的一個側麵.江漢論壇，2006（6）.
楊慶祥.“主體論”與“新時期文學”的建構.當代文壇，2007（6）.
樊星.新時期文學的“當代性”——新時期與現代文學兩個30年代比較.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
王達敏.從啟蒙人道主義到世俗人道主義——論新時期至新世紀人道主義文學思潮.文學評論，2009（5）.
拓展練習
“重返八十年”是目前學界的一個熱點話題，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是一個涵義頗為複雜的問題。請閱讀下列一組文章摘要，了解他們的基本立場與視角，並在本階段的學習中思考這些觀點。
①就“當代文學”而言，“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不但沒有割裂“新時期文學”與“五四文學”的關聯，相反，它們成了溝通“新時期文學”與“五四文學”的橋梁。——在某種意義上，將“新時期文學”視為對“個人性”的“五四文學”的“回歸”，反倒不如將其視為對“十七年文學”乃至“文革文學”的“回歸”更為貼切。
……“新時期文學”中影響最大的以王蒙、張賢亮等為代表的所謂“五七族”作家群，和包括張承誌、王安憶、史鐵生、阿城以及主要的“朦朧詩人”在內的“知青作家群”，他們的精神、知識與文化背景恰恰不是所謂的個人性的“五四文學”，而是“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因此，“新時期文學”的主潮無不打上了“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的深深印跡。[1]
②知識考古的目標並不是為了尋找和表達立場。“重返”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價值體係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們的規律和曆史脈絡。80年代以後的文學史的本質化與整體化敘述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種悖論之中：一方麵，“新時期文學”與“50—70年代文學”的關係被理解為“文學”與“政治”這一更高層次的二元對立的演化，“新時期文學”被描述為文學回歸自身的過程；另一方麵，文學史敘述又都反複強調“新時期文學”參與新政治“撥亂反正”的功能。“新時期文學”在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中拉開帷幕，像《傷痕》《班主任》等我們熟知的作品，其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說，它們是作為政治象征出現的。[2]
③所謂的“重返”是為了與八十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史和文學批評觀念對話，也是與主宰文學史寫作和文學批評的哲學曆史觀念對話。主宰80年代主流文學史敘述的基本觀念是所謂的文學自主論，所謂文學回到自身，文學擺脫政治的製約回到自身，以及建立在這種文學自主論之上的文學發展觀。這種文學史觀將“文革”前後的文學理解為一種對立關係，理解為“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我要解構的，就是這種高度本質化的二元對立。也就是說，我們提出的“重返”，是試圖通過將我們這一代人自認為親曆和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以90年代以後的知識與80年代對話。[3]
④現在有些研究者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評價很低，我以為這個判斷在事實上大體可以成立，但在情感上缺少“了解之同情”；還有一些研究者對中國新時期文學評價很高，甚至認為已超過了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判斷，我以為在事實上不成立，在情感上也虛矯。我個人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基本判斷建立在“了解之同情”上。如果以純粹文學角度評價中國新時期文學，人們會發現它的幼稚，但如果以思想解放運動觀察，就不能不為那些作家的勇氣和思想而感動。[4]
⑤與文學史方麵的回顧大多沉溺於80年代曇花一現的“文學的黃金時代”的思路不同，“文學理論與批評界對80年代的文學審美自律等觀念彌漫了一種檢討與自責的情緒”。通過對文學研究的立場、方法等反思，發現以“反對政治意識形態”為旗幟的“純文學”、“純審美”以及“重寫文學史”運動當初雖然充滿了挑戰性和批判性，也都無一例外地被預設出光榮的夢想和神話，但是作為曆史性的生成，卻又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的規劃，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因此，質疑與批判“去政治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重建政治維度”再次在文學理論界形成熱門話題，與其說這是對學術問題糾偏的努力，不如說在深層動機上是對知識分子在現代化想象中確立的身份和話語權力的追憶，是對自身“退守自己園地”（純學術）——遊離於社會的價值立場之檢省，表現了當下邊緣化處境產生所產生的精神焦慮。[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