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概 述
內容提要
新啟蒙文學中的小說創作，其創作路向大致沿著兩個方向展開：一個方向是現實主義，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小說”“尋根文學”“新寫實小說”“現實主義衝擊波”“主旋律小說”等；另一個方向是較多地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觀念與創作手法，如現代主義小說、先鋒小說、新曆史主義小說、女性主義小說等。與對時代發展的感應、認識相同步，創作流派眾多且新陳更替，是新啟蒙文學中小說創作的一個顯著特征。但各流派創作水準、成就相差極大，相對說來，王蒙等“五七族作家”在“反思文學”中、王安憶等一代“知青作家”在“尋根文學”中、餘華等年輕一代作家在小說創作觀念與文體創新中的創作以及上述作家群在20世紀90年代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更具價值與意義。
教學建議
1.閱讀丁帆《論二十年來小說潮流的演變》，並參閱評論摘要，對此一時期的小說潮流演變的背景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在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中通過具體作品來驗證這些印象。
2.對拓展練習中的三個問題有初步的了解，以期對接下來的學習有所幫助。
精讀作品
丁帆：《論二十年來小說潮流的演進》，載《文學評論》，1998（5）。
評論摘要
1978年，思想領域發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和稍後不久在政治上確立了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的“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決定，標誌著抗戰以來影響了中國文化建構四十年的戰爭文化規範被否定，中國真正進入了和平經濟建設時代，思想解放路線與改革開放路線相輔相成地推動和保證了中國向現代化目標發展的曆史進程。在文學史發展上比較有意義的是1979年10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簡稱第四次文代會）的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會致祝辭，在闡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時明確提出了“不要橫加幹涉”的意見，並且承認文藝創作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黨“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緊接著，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義比較寬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方針，來取代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1984年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時發表祝詞，首次以科學的態度總結了曆史上黨領導文藝工作存在的缺點，並作出了“創作自由”的許諾。盡管這一次作代會的路線後來並沒有真正地貫徹，但從這一係列的文藝政策的調整中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健全的文學環境正在逐漸形成，一種以和平經濟建設為特征的新的文化規範也正在初露萌芽狀態。
當然，一種新的文化規範的形成不會一帆風順，從戰爭文化規範遺留下來的心理痕跡也不會立刻消失，強調“階級鬥爭”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作為一種曆史的思維慣性依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因此80年代的文學曆史充滿了過渡時期的特點：新的以和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規範誕生以前必然會經曆的痛苦的文化蛻變和自我鬥爭。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方麵，幾乎從“傷痕文學”起，每一次新的創作和理論的探索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甚至爭論，探索和創新總是不完善的，每一次爭論的意義也有大小之分，好壞之別，但總的說來，80年代的文學充滿了生機勃勃的創新精神和活躍氣氛。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社會發生了急劇的轉型，國家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經濟意識不斷滲透到各個社會文化領域，社會經濟體製也隨之轉軌，統治了中國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加速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製轉型。在這種情形下，意識形態的格局相應的發生了調整，80年代是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最為活躍最為高漲的時期，但進入90年代以後，政治經濟文化的多種原因構成了對知識分子的嚴峻考驗：他們在客觀上難以維係以啟蒙主義和精英意識為中心的知識分子話語權力，同時在主觀上也開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識所表現出來的心態浮躁和價值虛妄的缺陷。來自這兩方麵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知識分子在“共名”狀態下持有的一元化的政治社會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覺中逐漸形成。在文學創作上則體現為作家放棄了宏大曆史敘事，轉向個人化的敘事立場，特別是由此走向了對於民間立場的重新發現與主動認同。
新文學的傳統在90年代表現出新的活力，在啟蒙文化受到質疑的時代裏，一種新的因素卻成了當代文學的參照。在“五四”以來的文學曆史上，大多數時期都處於一種時代“共名”的狀態，即某種時代主題支配了一個時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時期的“反帝反封建”和“個性解放”，抗戰時期的“民族救亡”，五六十年代的“階級鬥爭”等。“共名”不但概括了時代主潮，而且可能成為作家表達自己社會見解的主要參照。作家通過對時代關鍵詞的闡述，不管藝術能力的高低，其創作的作品都可能被時代認可。但在這種文化狀態下作家精神勞動的獨創性很可能會被掩蓋，作家的個人性因素（包括個人的精神立場和審美把握）不能不與“共名”構成緊張的關係。與“共名”對立的概念是“無名”，所謂“無名”不是說沒有時代主題，而是指一個時代並存著多種主題，文化工作和文學創作都反映了時代的一部分主題，但不能達到“共名”狀態。
新文學的傳統在90年代表現出新的活力，在啟蒙文化受到質疑的時代裏，一種新的因素卻成了當代文學的參照。90年代的文學仿佛是一個碎片中的世界，作家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寫作：有的繼續堅持傳統的精英立場，有的幹脆表示要去認同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大眾消費文化，有的在思考如何從民間的立場上重新發揚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或者還有人轉向極端化的個人世界，勾畫出形色各異的私人生活……無論這種“無名”狀態初看上去多麽陌生，多麽混亂，但它畢竟使文學擺脫了時代“共名”的製約，在社會文化空間中發出了獨立存在的聲音。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8～13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9。
泛讀作品
許誌英、丁帆主編：《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
評論文獻索引
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衝突——論新時期小說的基本主題.中國社會科學，1985（3）.
劉再複.近十年的中國文學精神和文學道路.人民文學，1988（1）.
王幹.近期小說的後現代主義傾向.北京文學，1989（6）.
張頤武.新時期小說與“現代性”.文學評論，1995（4）.
曹文軒.**與敘事——新時期文學心態尋蹤.文學評論，1997（1）.
陶東風.“主體性”.南方文壇，1999（2）.
薑智芹.新時期小說研究的“他者”視角.文史哲，2002（6）.
樊星.論新生代作家的狂放心態.文學評論，2005（3）.
魯樞元.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文藝報，1986-10-18.
林煥平.略論“向內轉”文學.文藝報，1987-12-26.
吳秉傑.麵對發展了的審美形態.文藝報，1987-10-17.
陶東風.八十年代中國美學文藝學主流話語反思.文藝報，1998-06-04.
白亮.“向內轉”與八十年代文學的知識譜係——對新時期文學“向內轉”的再認識.當代文壇，2008（3）.
拓展練習
1.“向內轉”是對中國當代“新時期”文學整體動勢的一種描述和概括，也是我們“進入”此階段小說的一個重要視角，它指文學創作的審美視角由外部客觀世界向著創作主體內心世界的位移。具體表現為題材的心靈化、語言的情緒化、情緒的個體化、描述的意象化、結構的散文化、主題的繁複化。“向內轉”是對多年來極“左”文藝路線的一次反撥，從而使文學更貼近現代人的精神生存狀態，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麵。中國當代文學的“向內轉”顯示出與西方19世紀以來現代派文學運動流向的一致性，為從心理學角度探討文學藝術的奧秘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行性。[6]圍繞著“向內轉”，文壇進行了長達五年的論爭，盡管這是一個文藝學上頗為複雜的問題，但是對之了解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很多小說的創作特點。請查閱索引文獻相關評論，以期對我們進入下階段的小說學習有所幫助。
2.還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進程行將結束的時候，評論界就對這10年的文學狀況進行了積極的總結與概括，例如“人道主義潮流”與“重鑄民族靈魂的母題”是兩個獲得最多認可與首肯的說法，但是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狀況就不能做出如此相對簡單的描述，具體到小說領域，呈現了多元雜陳的局麵，因此，在本章小說的學習中，在注重文本審美的同時，也應當注意這兩個十年當中小說發展之間的“聯係”與“差異”分別體現哪些方麵，初步了解文學“發生史”的線索。
3.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傷痕”“反思”“改革”“尋根”等這樣一些用於概括一個時期文學麵貌的概念，它們的產生應該說自有相當的道理。然而，這種用一個概念來概括一個時期文學麵貌的做法，也一開始便意味著偏頗和謬誤：它在凸顯了某種特征的同時，也忽視了別的種種意味、意蘊、意義；它在彰顯了某一類作品的同時，也埋沒了其他的種種不同類型的作品。因此，這種用一個概念來概括、覆蓋、包攬一個時期的創作的做法一旦僵化成一種“模式”，便構成對文學史的遮蔽和誤解，甚至它所遮蔽的東西要遠遠多於它凸顯的東西，它所誤解的東西要遠遠多於它所正確地把握了的東西。[7]在這本教材中，我們依然延用了諸如“傷痕”“反思”等的一些“理論框架”，需要注意的是，此種延用是為了教學方便的“權宜之計”，並非是要把某些作品匡正在某種主潮之中，因此，這是在本章學習中要特別警醒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