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結束伊始，對“**”災難的控訴，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潮，這就是“傷痕文學”的出現，其代表作有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竹林的《生活的路》等，隨著對“**”災難的控訴，很自然地引申到對其之所以如此的曆史淵源的反思上，於是有了“反思文學”，其代表作有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活動變人形》、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馮驥才《啊！》《鋪花的歧路》、古華的《芙蓉鎮》、魯彥周的《天雲山傳奇》、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主幹作品，其創作特點有四：第一，多是從社會現象、社會事件這一層麵如“**”、大躍進、反右運動等，對“**”及這之前的曆史進行控訴、反思，從中可以見出工農兵文學重在對社會、曆史進行反映的創作特點。第二，但其控訴、反思的主題，卻著眼於以“革命文化”形式出現的封建傳統文化，如何在神聖的名義下“吃人”，這種“吃人”，既體現在人的悲慘命運上，更體現在對人的精神、心靈、情感的毒害與對人性的禁錮上，這就與“五四”的啟蒙精神遙相呼應，而對權力對人的異化的揭示與反思，則是這一時期啟蒙精神超越於“五四”之處。第三，在作這種控訴、反思時，作者們都將主人公所受到的苦難給以政治上道德上的神聖化，都用道德擔當替代了曆史擔當，並因此賦予無意義的苦難以意義，也因此擯棄了在無意義的生命奉獻中，生命的破碎感、生命境遇的荒誕感。第四，他們都在意識形態的價值導向中，對下層民眾給予了讚頌與美化。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主幹作品的“第一小提琴手”自然非王蒙等“五七族作家”而無人能擔綱，但“知青作家群”在這其中的創作軌跡、形態也頗有特色：他們多以自己在農村的插隊生活為創作底色，最初是對插隊生活的詛咒，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竹林的《生活的路》，繼而是對插隊生活的辯證的肯定，如葉辛的《蹉跎歲月》《我們這一代年青人》，然後就是試圖為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插隊生活賦予價值的努力：一個向度是對知青精神的讚揚，如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一個向度是充滿溫馨的對知青在鄉下生活的重新審視，如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張承誌的《綠夜》等。
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戴厚英的《人啊人》、趙振開的《波動》、靳凡的《公開的情書》、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等，重在從思想、精神、情感上，對現實及曆史所造成的愚昧、蒙蔽進行啟蒙、去弊，由於其思想、情感的異端性，所以，在其時，每每引發激烈的爭議，但也因此而具備了其不可忽視的價值。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大潮過後出現的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兆軍的《拂曉前的葬禮》等，其反思的層麵，完全超越了對社會事件、對人品的評價，而深入到了曆史必然規律與人的命運之間的聯係的層麵，標誌著反思的實質性的深入。
教學建議
1.分析《班主任》中張俊石、宋寶琦、謝惠敏這三個人物形象，談談你對摘要1的理解。另外，有論者指出小說《傷痕》“被寫入史冊不僅取決於其意識形態功效，還預示了文學回歸自身的艱難起步，體現出文學的‘人學’承擔與審美特性”。[8]在當今的語境之下，重讀《傷痕》，與《班主任》相比較，你會作何評價？
2.參閱評論摘要2、3，分析《活動變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誠這一經典形象的文化意義。
3.在拓展練習中選擇兩個問題，進行課堂討論。
4.閱讀相關文書，體會評論摘要4、5、6、7的評論觀點，拓展文學審美的視野，並在此基礎上梳理傷痕小說、反思小說的特征。
精讀作品
劉心武：《班主任》
盧新華：《傷痕》
馮驥才：《啊！》
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王蒙：《活動變人形》
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
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張承誌：《綠夜》
評論摘要
1.之所以把《班主任》看作一個“超文學”文本，是因為我覺得它首先是屬於中國當代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文本，其次才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文學作品。在思想意義上，《班主任》稱得上是一個時代性的大文本，其預言性、革命性的價值無法跨越；在文學史意義上，《班主任》最多隻能算是一個應時而生的普通文本，其文學價值並未超出“傷痕文學”的其他作品。從思想意義上來考察《班主任》，我們發現對於文化專製主義和封建愚民政策的批判，對於啟蒙主義、人道主義的呼喚，對於個性主義和人的靈魂的關切，對於“左”傾思潮和人性異化的憂患，這些影響和決定中國新時期思想史進程的重要片段幾乎都可以在這個文本中找到其線索和痕跡。這也決定了《班主任》在話語模式和藝術模式上顯而易見的“思想文本”特征。換句話說，在這個文本中，作家的“思想”和“觀念”才是真正的“主體”，其他因素隻是為更好的表達其“思想”服務的。小說采取的是典型的“問題小說”模式，故事極其簡單，因為小流氓宋寶琦要轉校，團支書謝惠敏和其他同學之間產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班主任張俊石在處理此事的過程中發現了“問題”，即“四人幫”的流毒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嚴重內傷。整個故事都是在張老師的主觀視角內展開的，自然故事情節的發展也都是為他的“問題”服務、鋪墊的。在小說中宋寶琦和謝惠敏是兩個不同類型的受害者，他們都是“四人幫”文化專製主義和愚民政策的犧牲品。
我們不否認這兩個人物某種程度上的典型意義，但實際上它們更是兩個具有寓言性的“思想符號”，前者指證的是“四人幫”毒害青少年的“外傷”，後者指證的是“四人幫”毒害青少年的“內傷”，在對他們的刻畫中基本上沒有“感性”的描寫，而是充斥著理性的分析、敘述。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理念和思想化的人物與藝術性人物的根本差別，前者往往是作家“思想”的“工具”，它完全被作家操縱與控製，人物形象不具有任何感性審美內涵，隻有借助於作家為之抽象的“思想”才能立足；後者則以人物豐富的感性審美內涵為終極，甚至作家本人也無法決定人物的形態和命運。而在《班主任》中，作家對兩個符號性人物的刻畫，其實隻不過是對他們的一種“思想”和“思考”，通過這種對比性的思考，小說自然而然地發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聲。這呼聲與魯迅世紀初“救救孩子”的呐喊遙相呼應，預示著“五四”知識分子所倡導的啟蒙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在新時期的重新複活。
而當我們充分確證了《班主任》作為一個思想史文本的價值之後，其作為一個文學史文本的價值其實已經不是很重要了，作為一個小說文本，其急切的話語姿態、粗糙的藝術形態、觀念化的敘事風格、思想報告性的文體都決定了其無可諱言的“過渡性”特征。
吳義勤：《〈班主任〉：一個“超文學”的文本》，載《創作評譚》，1998（3）。
2.這部小說的原名是《報應》，後來改成《活動變人形》，這兩個名字都泄露了王蒙假托文化曆史而追求的當代意義。關於什麽是報應，報應是什麽，我想應該引進“活動變人形”的概念加以參照。活動變人形是個日本玩具，“它像一本書，全是畫，頭、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獨立翻動，這樣排列組合，可以組成無數個不同的人形圖案”。然而在另一處，作家通過小說裏一個人物之口說：每個人都由三部分組成的：他的心靈，他的欲望和願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這些是他的頭；他的知識，他的本領，他的資本，他的成就，他的行為、行動、做人行事，這些都是他的身；他的環境，他的地位，他站在什麽樣的一塊地麵上，這些是他的腿。這三者如能和諧、能大致調和、或者能彼此相容，那人就能活著……“活動變人形”就是三者不和諧、不調和、甚至不相容的象征。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整整一百年裏始終掙紮在這三者分離的痛苦之中……這部小說不但揭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可怕，也反省了“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的激進傳統與後來的烏托邦之所以流行中國的精神聯係。一麵兩刃，我以為即使在今天彌漫京華的國學熱以及對“五四”知識分子傳統的反省的，也不曾有幾人能達到小說家王蒙在1986年思考這個問題的深度。
陳思和：《關於烏托邦語言的一點隨想》，載《文藝爭鳴》，1994（2）。
3.《活動變人形》是王蒙的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小說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剖析仍然緊緊圍繞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展開。主人公倪吾誠蹉跎一生、一事無成的遭遇，就在於他始終生活在幻想裏，而對現實卻始終格格不入，始終找不到自己的正確的定位。他留學歐美，對西方文明充滿向往，對傳統陋習厭惡之極。然而他對西方文明的理解隻是皮毛。他熱愛科學，但也僅僅局限於為孩子買魚肝油和寒暑表，囑咐孩子刷牙洗澡上。他生活在“應該”裏，但卻沒有行動的能力。他甚至不能改變自己同三個女人的關係。四十多歲的他還認為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潛力沒有發揮出來，七十多歲了仍認為自己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開始。倪吾誠的典型意義就在於，他相當有代表性地表現出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在西方文明與傳統文明夾縫中的處境，表現出那些沉湎於幻想而行動無能的知識分子人生，從而對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的空幻性給予必要的反諷。
郭寶亮：《論王蒙的文化心態及其傳統認同》，載《文學評論》，2004（2）。
4.在新時期初期，張賢亮在文壇可謂頻頻亮相，大紅大紫……但變來變去也不過一個“問題”——政治與性。80年代中期，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敏感地帶，由於各種社會矛盾還沒有展開，包括“性”這樣的領域仍處在神秘和急於探索的狀態，這就為膽大心細的張賢亮準備了長袖獨舞的闊大舞台。中篇小說《綠化樹》談的是“吃”的問題，略為吃飽之後即要急不可耐地直奔“性”的主題。剛開始時，是“饑餓”拉動了小說的敘述：章永璘正處在饑餓的人生階段，馬纓花對於他還不是一個女人，她代表的是溫飽，是吃的滿足，但是，一旦這個人生“問題”暫時得到解決，馬纓花便在章永璘眼裏頓然凸現出了女人本色和性別特征。也就是說，他要超越“吃”的階段，超越先前隻是提供他吃飯的纓花，而直奔那一個主題了。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這同樣是一部頗有爭議的作品。它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響，除了作品大膽地（也許首次在當代嚴肅文學中）探索了性的問題之外，還由於它為讀者提供了另一個閱讀視角——人隻有在不斷的創造中才能獲得新生。於是，作者用“盧梭式的懺悔”直白地描述了一個精神和肉體都出現“**”的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展現了靈與肉的搏鬥，**裸地展現了人的潛意識。的確，張賢亮大膽挑戰和顛覆了一個對於當時中國人來說還處於遮蔽和蒙昧狀態的文學命題。他當時皺著眉頭思考哲理問題的創作姿態，還真為作品包裝了一道“嚴肅”的光暈，唬住了不少讀者。然而，作者“思考”的“問題”的確膚淺，他越用心營造就越顯示出他的才華仍然不過是停留在“性”的領域。由於他的思考沒有根底，沒有真正的思想底蘊，因而暴露出他終究還是一個“問題”作家。
程光煒：《“傷痕文學”的曆史局限性》，載《文藝研究》，2005（1）。
5.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地，總愛在文學創作中把自己的曆史命運，與婦女的命運作著有趣的類比。
就張賢亮的作品來說，《靈與肉》裏，一個是已當了十幾年牧馬人的“老右”，一個是被饑荒逼出了天府之國，走投無路的少女，“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同”掩蓋了他們之間的“異”；《綠化樹》裏，這“異”卻非常重要，是時時處在光亮之中的不容忽視的核心，章永璘不斷的反省、內疚、探求，始終是環繞著這個深刻意識到了的“異”而進行的。
剛從勞改場釋放的就業人員章永璘，渴望著成為正常人。饑餓卻逼迫他向著“狼孩”的深淵下墜，是馬纓花“拯救”了他。他的體力在恢複，憧憬著成為一個“筋肉勞動者”，向往著有一個貧窮而整潔的火炕的“家”——這曾被他看做是高不可攀的理想。他重新拾起《資本論》第一卷，重新“和人類的智慧聯係起來”，開始從精神上“超越自己”，他便清醒地意識到，他與馬纓花之間，“有著她不可能拉齊的差距”。一方麵，和“人類的智慧”的聯係竟會喚起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深層意識；另一方麵，對自己的“超越”也就是原來憧憬的正常人的家的超越，章永璘對他與馬纓花的關係產生了新的不安。我們的“敘事模式”在這部中篇小說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得到了一種革命性的挖掘和改造。對“同”與“異”的辯證理解，展示了讀書人理想轟毀、靈魂再生、人格複活的極其複雜的過程，映照出下層婦女在這一過程中光彩照人的“拯救”作用。正是這些升降浮沉、盛衰榮辱中，最鮮明地表露了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深層意識、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以及形成這一切的社會曆史條件。
黃子平：《同是天涯淪落人——一個“敘事模式”的抽樣分析》，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3）。
6.茹誌鵑《剪輯錯了的故事》是新時期反思文學中一個較重要的作品，這部小說表層話語是講了一個幹部老甘解放後“蛻化”的故事，但深層意蘊則是探討老甘之所以“蛻化”的文化原因。如果說老甘隻是給出了“蛻化”的表征，那麽小說中另一個重要人物老壽則為老甘的“蛻化”提供了一個文化的注腳。小說比較集中地探討了老壽兩次違心的轉變：一次是老甘強令農民將自己的口糧當餘糧上繳國家，老壽本來充滿了疑慮，他本能地意識到：“現在好像摻了假，革命有點像變戲法”，但是出於對上級無條件地信賴和崇敬，他把疑慮變成了一場自責，他最終寧願相信上級的決定，而不願意相信自己眼見的事實。第二次，老甘為了在大躍進中邀功請賞，下令將已經掛果的梨樹全部砍掉，這是明顯荒唐的決定，且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但是作為小隊長的老壽隻想著服從，再一次附和了老甘。老壽認為群眾應當是完全的服從者，上級則是群眾的家長，因此他一旦發現自己的思想與上級的意圖相悖時，就立即變得誠惶誠恐。《剪輯錯了的故事》的深層意蘊是要告訴讀者：人一旦完全放棄對自己命運的自主權，將思想與決策看成是與自己完全無關的事，將它們拱手交給另外的人，這就創造了一個濫用權力的溫床。
張衛中：《新時期文學對國民性問題的新探索》，載《文學評論》，2001（5）。
7.《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平靜平淡平緩的敘述，不著聲色的顯示，把人世間最落後最原初最粗糙的生活寫得尤其神聖清潔，把粗糲不公的人生狀態，也以平常的口吻說出，其間沒有哀怨與憤懣，沒有強烈的不平與抗爭，有的是深長的憐憫與痛惜。
相對於以英雄主義和烏托邦情懷為皈依的主流知青文學而言，《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的出現，預示著知青文學另類書寫的平民姿態，和向簡樸原初的人本立場延伸的文學態勢。知青文學主角的自覺退場，從控製的姿態退避到參與同時平視的位置，這種角度換位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考慮，更應看作是對知青運動曆史認識以及知青記憶的客觀性。原先知青文學的群體悲壯已然讓位於農村農民的現狀人生，讓位於無意義無夢想的人類狀況。這並不意味著對農民的這種曆史描繪，是一種對之輕視或否定。恰恰相反，讀出的是對這種素樸生活的觀念肯定。這種肯定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道德評定，而是通過把殘酷的生活，詩化為一種豁達的人生態度，一種溫良恭儉讓的生存情調。史鐵生幾乎是零距離地抒寫知青與陝北農民之間原本就已存在著而永難消弭的距離，這種距離能激發你產生一種顫栗的悲憫和尊敬。
郭小東：《中國知青文學的另類書寫——論非主流傾向的現狀表述》，載《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
泛讀作品
王蒙：《布禮》
王安憶：《本次列車的終點》
韓少功：《西望茅草地》
梁曉聲：《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評論文獻索引
王曉明.所羅門的瓶子——論張賢亮的小說創作.上海文學，1986（2）.
王福湘.略論新時期的“傷痕”小說.中國文學研究，1989（1）.
王曉明.潛流與漩渦：論20世紀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心理障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郜元寶，宋炳輝.文化的命運和人的命運：論王蒙《活動變人形》及其他.上海文論，1987（1）.
楊品，王君.《活動變人形》的理念化傾向.批評家，1987（2）.
趙文輝.中西文化衝突中的“所餘人”——《活動變人形》中倪吾誠形象的解讀.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1）.
曠新年.寫在“傷痕文學”邊上.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1）.
郭小東.中國敘事中國知青文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
黃河.史鐵生小說中知青文本的鄉土敘事.文藝爭鳴，2007（6）.
張衛中.新時期小說的流變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拓展練習
1.梁曉聲的“知青小說”大多洋溢著豪邁、悲壯的英雄主義氣概和理想主義情結，這也正是他區別於其他知青作家的最大標誌，但是評論界對此卻有著截然相反的評價，如讚揚者認為“知青文學的英雄主義精神為新時期注入了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知青文學的英雄主義精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對經曆了十年浩劫的民族性格的一種拯救”“英雄主義精神燭照下的知青文學充滿了浪漫主義**，使之在藝術審美意義上呈現出悲壯、崇高的美學特征，顯示著獨特的藝術魅力”[9]而批評者則認為梁曉聲“把英雄主義精神絕對化、神聖化，缺乏健康理性的深刻懷疑和否定精神”，他們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隻不過是五六十年代文化於當代社會的回光返照。“他不過是因對一種城市文化（現在）的幻滅而萌生對另一種城市文化（過去）的留戀與幻想而已。”[10]還論者指出《今夜有暴風雪》中“一場轟轟烈烈的青年反體製運動就被表現為知青為保衛國家財產、為保衛虛假的自我榮譽的表演。”[11]請以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為例，結合這些評論談談你的理解。
2.“五七族作家”和“知青群作家”對曆史的記憶和書寫模式顯然有很大的差異性，請選擇具體文本，參閱摘要和索引中的相關評論，從身份背景、話語方式、話語結構、話語內涵等方麵來分析這兩個群體創作的相同和相異性。
3.《芙蓉鎮》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屈指可數的具有重大影響的長篇小說，一經發表就獲得了精英讀者與大眾讀者的一致認同，請你以小說中的人物描寫、風俗描寫為例，談談該作的審美價值，並記錄自己查閱資料的過程與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