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之时，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现实矛盾，近距离直接关注现实变革与社会问题的小说创作潮流日渐形成，其时将其简化称之为“改革小说”，主要代表作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苏叔阳的《故土》、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何士光的《乡场上》等。
“改革小说”更多地继承了工农兵文学的创作路向，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从社会政治的视角，紧紧跟踪社会现实，并以新的社会矛盾作为自己作品的构成主体。第二，将政治经济的进步与个体生命的解放画了等号，将对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对个体生命的个体叙事画了等号。第三，再次将人作为社会力量的符码，并以此设置人物关系，塑造人物形象。第四，对历史进步、道德至上神话的信奉，并因此使作品充满了理想化、浪漫化色彩。
在“改革小说”的**过去之后，出现了一批能够深入揭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社会现实矛盾的复杂性并对其中的人物命运给以成功刻画的小说，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张炜的《古船》、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面对新的社会格局，出现了“主旋律小说”，其代表作有：张平的《抉择》以及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间正道》、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等。“主旋律小说”基本上延续了“改革小说”的创作范式，是原有社会的价值体系情感期待在新的社会格局中的文学话语体现。
教学建议
1.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例，分析改革小说的特点与局限。
2.分析陈奂生和李顺大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心理特征。说明高晓声笔下中国农民性格的典型性与意义，体会高晓声的写作风格。
3.比较《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与《浮躁》中的金狗，结合相关评论摘要，谈谈在20世纪80年代“城乡交叉地带”青年的选择困惑，这两部小说成功的艺术魅力来自何处？
4.以拓展练习1为主题，进行课堂讨论。
5.结合相关评论摘要，查阅拓展练习3中的论文，谈谈你对《古船》的评价。
精读作品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
张炜：《古船》
路遥：《人生》
贾平凹：《浮躁》
张平：《抉择》
评论摘要
1.改革文学立足于现实的变革，就势必反映变革所涉及的新旧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较量。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乔厂长上任记》，就从直接切入社会矛盾入手，让锐意改革的主人公乔光朴，在改革与反改革、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公与私的重重矛盾冲突中披荆斩棘、脱颖而出，展现了一个知难而进、大刀阔斧、不屈不挠的改革英雄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么鲜明的个性，而在于它所蕴含的除旧布新的精神，表达了人们企盼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和心情，在于它所表现的思想性格：冷峻的外表下掩藏着深沉的感情。坚不可摧的意志与超常的韧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应合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对于理想人格的希冀。因而，它的理想性，不仅使“乔光朴成了一个共名，成了新时期文学中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创业者、开拓者的典型”，而且使乔光朴成了社会上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不可否认，《乔厂长上任记》中存在着较强的理念化倾向，作者自己对于改革社会的理性思考，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情节的设定和矛盾冲突的展开被直白无遗地显露了出来，使得作品理性化有余，而文学性不足。好在作品本身比较“贴近现实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触及了盘根错节、缠结掣时的关系网、权力网，直接回应了现实生活的召唤”，因此多少补救了这个缺陷。
张永清主编：《新时期文学思潮》，26～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高晓声的作品主要表现对普通农民命运的关注。早在《“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等这些讲述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作品中，他就敏锐注意到了农民精神因袭的沉重，并将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结合起来，揭示李顺大们在对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产生的原因。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更是通过陈奂生这位“漏斗户”主重新浮现在新时代现实之上的理想之梦，十分自然、生动地揭示出了时代的变革给农民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具有高度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审视价值。从《陈奂生上城》开始，高晓声现实主义基本的表现形态渐渐由社会批判中淡出，代之以文化批判。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与赞颂，一味地追求让主人公陈奂生身上留下现实改革的每一个痕迹，而忽视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自洽性。许多现实中源于体制弊端的丑恶现象也常常被看做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现。
高晓声把农民的命运放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放在社会动**变革的时期来描摹，而且用异常幽默调侃的叙述语调来勾画农民悲剧灵魂的重创，这就使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内涵。在这样的思想内涵下，作者敢于用讽喻的手法来鞭挞一颗颗本身就是血肉淋漓的痛苦灵魂，在痛楚的创伤上复以新的鞭痕，这是一般作者难以达到的。而正是在这里，高晓声达到了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力度，同时也就显现了一个思想者试图拯救农民彻底脱离苦海的大心的可敬。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248～2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的感情，但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土地和它象征着的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合理和合情，特别是他对巧珍所带来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需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终他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含义终于被他误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了的竞技场。
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39～24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古船》在当代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象为数不多的显示着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作品一样，它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阶级意识的符号，政治经济观念的注脚，而且人的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于政治经济发展史的被动的活动史。“人”开始与历史争辩，与时代争辩，要求在本体意义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对独立的理解。换句话说，它着力于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语），而不是像不少作品归向“社会本质化”的显现。它是心灵化、内向化，布满了灵与肉的巨大冲突的。这里绝不缺少对抗和撞击，但人不是思想的符号，人与人的对立并不直接诉诸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转化为灵魂内部的鼎沸熬煎。这样的表现中的再现式的作品，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
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载《当代》，1987（5）。
5.《古船》的不同凡响之处，集中表现在其现在时的叙事层面上，即主要通过抱朴和见素的不同价值和伦理追求、不同个性行为方式的凸现和强化，来实现作家独特的人道主义的题旨追求。作家分别赋予抱朴、见素兄弟以隋家的两种基因：“还账”和“算账”。在抱朴的意识深处，父亲生前“还账”未清，要由他来父债子还，所以始终背着隋家“欠债”与人的沉重的十字架；而见素则是沉浸于“算账”的躁动和**之中，“他有时想着父亲——也许两辈人算的是一笔账，父亲没有算完，儿子再接上”。因此，一个终日坐在“沉默的老磨屋”中的老木凳上，成为一个背对着外部喧嚣世界的沉默的“雕像”；一个面对充满机会和活力的现实却苦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为“怎么办”而茫然而“阳狂”。这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前者象征着一种“内圣”式的自我敛悟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内向性价值，即自觉的道德内省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带有原罪意味的自我受洗；后者象征着一种“外王”式的自我扩张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外向性价值，即事功伟业的理想和追求，以及现实功利欲、物欲和强力意志的膨胀。这种矛盾的价值取向，使得同在生活底层经受磨难且相濡以沫的兄弟二人，彼此却难以理解，甚至时常发生冲突。作家所理解和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对象化在抱朴性格中的。可以这样概括：《古船》的人道主义理想，其实是一种泛悲悯主义；其人道主义理想的目标，即消除人类的“苦难”；其目标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张扬一种道德自觉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内圣”原则，就是要自外其身于私欲的**，遏止和泯除“争夺”欲望和“外王”的事功欲念，并寄希望于具有朴素的外在表现和淳厚的内心质地的少私寡欲的“道德人”的出现。这一人道主义主题的光辉，是《古船》好评如潮的原因，也是其根本价值所在，但恰恰在这里，其人道主义理想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也充分暴露出来。
作家赋予抱朴性格以人道主义精神内涵的某些基本因素，即对苦难的沉思和原罪的忏悔，并由此形成了隋抱朴式的泛悲悯主义。抱朴是家族仇杀和历史苦难的见证人，是一个被种种血腥和噩梦震碎了灵魂的苦难恐惧者，但同时也是有勇气将凝聚着鲜血和冤魂的魔镜时时带在身边的苦难的思索者。他思索家族的苦难，更从本源层面上思索传染苦难、制造苦难的“人”。在抱朴看来，人类苦难的根源就在于人“为自己拼抢”、这就是他不但反对见素与赵家争夺粉丝大厂，反而亲自为仇人赵多多“扶缸”的动因所在。尽管抱朴在关于人类苦难的拯救的问题上不无困惑，在“应该怎么做”的思考中犹疑畏葸，但在“不能那么做”的问题上却是坚定的、毫不含糊的：他不认同赵多多霸占粉丝厂，也反对见素夺回粉丝厂，因为二者同样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制造苦难”的负面之力；他不仅否定了见素角逐粉丝厂的努力，而且进一步对见素“外王”式的事功业绩的追求和物质欲望，以致对其人格价值和全部行为的正义性，一并给予了否定：“我原来以为镇子上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苦难了，再也不会流那么多血了，后才明白这是梦想——镇子上还有你这样的人”。这不仅因为见素以家族复仇为基点的抗暴抗恶的意志力量，是其人道主义理想的异己性因素，还在于见素那种热切的物质追逐和私欲扩张，与抱朴式的“道德人”的价值信仰格格不入。但我们今天重读《古船》，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当抱朴亲自执掌的粉丝大厂即刻被“推向市场”之时，他那带有浓重的“非务实”色彩、极端排斥“外王”价值的泛悲悯情怀，如何进入在市场逻辑之下别无选择的无情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这种市场机制还不成熟，竞争规则还不规范的“初级阶段”，他如何适应这种新的更强大的“恶”的力量的威胁和围困？如何面对新的竞争关系的“罪与罚”呢？当他以自己的价值准则而对见素开商店、搞贩卖、四处闯**等行为激烈指责的声音刚刚落地，转眼间无数的见素已成为真正的市场大潮中的成功者时，惟道德“内圣”为宗的抱朴，会作何感想和举措呢？这位怀抱即使困厄途穷也坚执“善”济天下之志的理想人物，会不会在上帝的微笑已投向市场竞争中的张见素、李见素时，而失落、无奈地再退回到他的老磨屋中的老木凳上，再开始他新一轮的沉思或慨叹呢？
吴培显：《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人格主义——从〈红旗谱〉〈古船〉〈白鹿原〉看当代“家庭叙事”的演进及得失》，载《中国文学研究》，2002（2）。
6.《浮躁》所描写、所表现的意蕴，乃是一个充满了种种生活裂变的时代所必然产生的痛苦，而这种痛苦的呈显即如小说的标题所示：那是一种急剧的现实变化带来的精神世界的“浮躁”。
小说中最能体现这种精神浮躁的人物，主要是金狗与雷大空（以及这两个主要人物与众多的其他人物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是两个既有相同之处又呈示巨大差异的人物——他们在小说中各持着自己的生活态度与历史责任走着必然的道路。金狗是为了完善，雷大空是为了破坏，但他们都是为了造就一种传统格局的崩溃，而且多少携带着一点充满正义色彩而又不无狭隘意味的底层劳动者的报复心理，尤其是那种时时顽强显现着的农民意识。如果说金狗的行动与全部心灵历程还具备某种比较开阔明确的社会目的性与自感神圣的历史拯救观念，那雷大空这位“赫赫烜烜男子汉”，则完全是一个无知而自信的以毒攻毒的殉葬者。他是值得同情的，但他的自我质量又决定了他是浮躁的恶性发展，或者说，他是一种既光彩又不光彩的牺牲方式抵制了生活潮流中的腐恶力量（包括抵制了自己），并从反面平衡了人们的精神浮躁的扩张。
而金狗的浮躁，一方面出自他的正义感与初步的历史使命感，一方面又来源于他的不同阶段的幼稚脆弱。毫无疑问，他要比雷大空自觉与成熟得多，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如此复杂、强大与顽固，因此尽管他费尽心机而不惜施展一点儿小小的狡猾，仍然平息不了他胜利之后的沉重的忧患感，也拯救不了他所面临的那种世俗意义上的颓势。他求索，他斗争，他义无反顾地直面现实，他经历了生活的波折与苦涩之后又回到了“河上”，但他的“回归”正是一种克服“浮躁之气”的象征，一种重返自己土地而趋于实际的象征，一种实现自我完善而变得深沉有加的象征。金狗是近年来农村题材小说画廊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充满了典型意味的人物，他的全部命运际遇及心灵轨迹所呈示的思情启迪，都向我们诉说着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烦难艰巨，诉说着一个富有传统的民族在锐意进取的道路上必然会领受到的种种来自进取者本身的束缚与制约，诉说着农民的命运在急剧变迁的时代机遇中不能不产生的千姿百态的缓慢转变，以及那种潜在的观念更新。
周政保：《〈浮躁〉：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载《小说评论》，1987（4）。
7.《浮躁》中的金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乡土知识分子形象。他“不静岗的土著”，因“**”辍课回家，19岁参军，在营里当通讯干事，成了个握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只是逢上裁军才复员回乡。在乡下他并不安于做农民，而是“整夜地走动”，“三天两头的到白云寨，到州城里去”。经常与乡人韩文举、雷大空等“扯到国家的事，联合国的事”。尽管与小水有着甜美的爱情，但当有机会走出乡村时，他依然痛苦地舍弃了爱情选择出走，进城做了一名报社的记者。年轻的乡村之子金狗，便成为一个出走的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的形象。
金狗走出乡村进城当了报社的记者，他也真的用笔杆子实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他关注农民的疾苦，深入调查利用内参的形式扳倒了弄虚作假坑害老百姓的东阳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文章对“州深有限公司”背后的官权腐败做了大胆的揭露，甚至为此身陷囹圄，并差一点丢命。一种为民请命的职责和义务闪现在作为记者的金狗身上。他不屈于权势，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顽强的抗衡着田巩两大官僚势力。一股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气概在他的身上清晰展现。似乎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传统文化中文人清官的影子。
但是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特殊的身份在金狗身上依然得到了体现。金狗进城当了报社的记者，在回答别人自己从前的职业时，坚定地说是“农民”。连情人石华也在相处久了之后说他还像一个农民。甚至他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最无能的农民的儿子”。身为州城报社记者的金狗在都市岗位上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和文人价值，确证自己知识分子角色的时候，却对自己所拥有的乡土身份有着如此清醒的体认和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一体认更夹杂着对自我不乡村不都市又乡村又都市的尴尬身份的难以言说的酸楚。这其中更隐含着对自己无法摆脱乡村故土影子完全蜕变为都市知识分子的无奈和痛苦。
陈国恩、王俊：《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浮躁〉〈废都〉〈高老庄〉的精神症候分析》，载《文艺研究》，2004（5）。
8.从《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一直到今天的《国家干部》，这些描写党群关系和各级政府官员作品的创作几乎都曾有过大量的采访。所以我常常说，我的小说是采访出来的，这在文学界引起很多争议。一般来说，更多的人都认为文学写作应该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才符合文学的创作规律。但我觉得作家可以有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方式，采访对我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这一类作品争议最多的问题，大概就是作品的“艺术性”，这好像成了我这一类作品的软肋。我觉得，现实题材的写作，如果要谈艺术性，关键要看他写的是什么。如果写的是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感受，写的是个人的生死爱恨、喜怒哀乐，那你在作品中尽可去展现你的这种艺术性。但也有另一类的作品，它面对的是广阔的现实，描写的是宏大场面，进行的是宏大叙事，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政治，直面改革，关注的是国计民生，忧患的是广大民众，这种作品与生俱来的就是一种粗粝而硬朗的风格，这种粗粝而硬朗的风格当然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如果把这种作品换成刻意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很可能就会失去它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张平：《狂犬吠日与杞人忧天——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些思考》，载《时代文学》，2005（5）。
9.《抉择》是一部热切关注时代和社会的警世之作，是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长篇小说。
市长李高成是作家在全书中着力刻画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张平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独特发现，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突出贡献。李高成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个称得上时代脊梁的大写的人。他凭着自己的实干精神，在中阳纺织厂创造过历史上最发达、最繁荣、最兴盛、发展最快的时期；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度过了中阳纺织厂因中美关系紧张而造成的困难阶段；他以自己的清正廉明，让老百姓感到亲切、给人一种信任感。
张平是一个情感型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面社会现实生活，但绝非只是客观地冷漠地“零度创作”。作家以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把握，将自己饱满的**灌注到具体生活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之中，呈现出强烈而鲜明的思辨的理性色彩。
刘定恒：《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力作——评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2）。
10.读张平的小说，人们往往感到有一股驱动力推着你一口气读下去，拿起来就放不下，放下了还要再拿起来继续读完。这和作者善于写情节有很大的关系。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有人说：“故事好编，细节难觅。”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细节很重要，情节也很重要。情节要靠细节来支撑，细节要靠情节来带动。没有生动的细节，情节就成了干巴巴的绳索；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细节就成了散落在盘子上的珠子。有人喜欢戏剧性很强的情节，有人喜欢比较散淡的情节。可以百花齐放，不能强求作家遵循哪一种。张平属于前者。他的风格是：开门见山，奇峰迭起，九曲回肠，大开大阖，善于在紧锣密鼓中把故事推向**。
作家、尤其是现代作家写人物，不仅要写他“做什么”“怎么做”，还要写他“想什么”“怎么想”。只有写出人物行为和思想的独特方式，揭示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因、思想动因和心理活动，人物个性才能真正地凸现出来、丰满起来。张平作品和一般“情节小说”的区别，恰恰在于细节的丰满和人物心理描写的生动。
郑伯农：《论张平》，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5）。
11.自从“新现实主义冲击波”泛起之后，一批又一批以关注社会现实矛盾为叙事目标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且不断地赢得社会短暂而巨大的反响。其代表性作品是：张平的《十面埋伏》《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尽管这些小说的叙事重点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生存困境的揭示，包括底层平民因体制和观念的变更而引起的内心迷惘与欲望本能的挣扎，有的极力披露官场体系中各种丑陋不堪的游戏规则，展示权力结构中的相互倾轧与腐败。但是，它们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都是一致的，即作家们都试图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叙事建立在一些社会生存的焦点现象之中，自觉地充当社会代言人的角色，从公众关注的现实命题中果断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以直面现实的姿态来体现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他们无疑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禀赋和艺术良知，至少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生存秩序与历史命运的真切关注。我却感到，无论是作家的叙事姿态，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就其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言，都让人十分怀疑。
从表面上看，作家们满怀豪情地把叙事焦点对准当下的生存境遇，对准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图以关怀的姿态来展示经济体制变更时期的严峻现实，展示国人在这场社会迁徙过程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揭示改革的阵痛与人们心灵伤痛之间的共振关系，其创作主体的内在立场似乎有着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然而，如果真正地深入到这些文本之中，我们便会发现，这些长篇还只是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表层状态上，要么只满足于对官场规则和游戏方式的猎奇式描述，要么只满足于对人性欲望的放纵式书写，要么只满足于官场人物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挣扎与堕落，既缺乏对权力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层挖掘，又缺乏对权力本身在现代社会体制中所造成的巨大历史伤害进行深远的思索，其批判的有效性和尖锐性都非常有限。……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抗争姿态，更看不到他们面对如此沉重的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焦灼与伤痛。
洪治纲：《陷阱中的写作——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见林建法等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403～407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泛读作品
张洁：《沉重的翅膀》
谌容：《人到中年》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
路遥：《平凡的世界》
周梅森：《人间正道》
张平：《国家干部》
评论文献索引
杨曾宪.怪圈中的改革文学.当代文坛，1988（2）.
彭子良.改革文学：从**的宣泄走向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5）.
姜静楠.“改革文学”的现状与出路.小说评论，1991（5）.
张达.改革题材文学二十年.山东文学.1999（11）.
时汉人.高晓声和“鲁迅风”.文学评论，1984（1）.
王尧.“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小说评论，1996（1）.
段崇轩.在精英、农民与智者之间——高晓声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2007（5）.
杨立元.至生至世为老百姓而写作——论张平创作的审美趋向.河北学刊，2002（3）.
桑宁霞.文学走出尴尬——张平成功启示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3）.
陈晓明.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论张平小说的艺术与思想特征.时代文学，2005（5）.
阎秋霞.“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3）.
拓展练习
1.张平的小说《抉择》在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之后，不仅没有获得学界“精英圈子”的广泛认同，反而招致了一些私底下的议论，说“张平拿了茅盾文学奖真是太勉强了，如若光混个‘人民作家’当当，或许还算说得过去”，不仅如此，在研究领域，“对张平这种公开的或者私地里的讥讽已经代表了一种倾向。”即“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一夜之间就掉进了象牙塔，只有让那些喝着啤酒，嘬着咖啡，神吹海聊貌似学贯中西实则一肚子稻草的侃爷们接受才是阳春白雪，而一沾了人民或者老百姓的边儿就‘咕咚’一声跌进了地沟，就成了下里巴人，就上不了大台面儿了。优秀作品的标准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一切都那么随心所欲。”[12]事实上，尽管张平的小说屡屡获奖，且发行量大都在二十万册以上，位于“畅销书”之列，他的文学观、创作目的以及他作品的“文学性”，在得到许多读者认可以及市场承认的同时，在文学圈内，特别是评论家笔下却没有受到相应的评价和重视，请选择张平的两部小说进行阅读，并查阅评论文献索引中的相关论文，简单归纳张平小说的特点以及你对作品的评价，思考评论界出现的这种背离现象原因何在。
2.《人到中年》发表之后，其中的主人公陆文婷被作为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楷模而受到了社会一致的好评，然而，吴炫在他的《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则认为“陆文婷的忍辱负重因为蕴含奴性，因而也就有不健康性”。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评价的差异，你觉得哪一种人格更应该值得我们尊重和赞赏？
3.张炜是对当代社会现实有独特思考的作家，他的强烈的道德关怀精神以及由此出发的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常常引来众多的争议。从1993年以后，张炜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尖锐触目，他对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忧虑充斥于这一时期他的所有文字中。《九月寓言》及其后一系列作品当中按捺不住的忧愤，对工业文明的疑虑，对道德理想的高调宣扬，使原本显得低调沉默的张炜一跃成为知识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对张炜的这一“转变”，批评界看法不一。誉之者称其对精神理想的坚守浸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毁之者则认为张炜的“道德重建”的**以及他对当下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在根本上是“反现代性”的，是站在“守旧”“没落”的农业文化立场上对现代文明发展的“诅咒”，有着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影子。[13]而张炜则在他的小说《芦青河告诉我》的后记中说：“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颂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请你查阅相关评论，谈谈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如何重读《古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