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當“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方興未艾之時，麵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現實矛盾，近距離直接關注現實變革與社會問題的小說創作潮流日漸形成，其時將其簡化稱之為“改革小說”，主要代表作有：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高曉聲的“陳奐生係列小說”、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諶容的《人到中年》、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柯雲路的《新星》、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蘇叔陽的《故土》、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何士光的《鄉場上》等。
“改革小說”更多地繼承了工農兵文學的創作路向，這主要體現在：第一，從社會政治的視角，緊緊跟蹤社會現實，並以新的社會矛盾作為自己作品的構成主體。第二，將政治經濟的進步與個體生命的解放畫了等號，將對政治曆史的宏大敘事與對個體生命的個體敘事畫了等號。第三，再次將人作為社會力量的符碼，並以此設置人物關係，塑造人物形象。第四，對曆史進步、道德至上神話的信奉，並因此使作品充滿了理想化、浪漫化色彩。
在“改革小說”的**過去之後，出現了一批能夠深入揭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新的社會現實矛盾的複雜性並對其中的人物命運給以成功刻畫的小說，如賈平凹的《臘月正月》《浮躁》、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人生》、張煒的《古船》、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等。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麵對新的社會格局，出現了“主旋律小說”，其代表作有：張平的《抉擇》以及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周梅森的《人間正道》、柳建偉的《突出重圍》、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等等。“主旋律小說”基本上延續了“改革小說”的創作範式，是原有社會的價值體係情感期待在新的社會格局中的文學話語體現。
教學建議
1.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例，分析改革小說的特點與局限。
2.分析陳奐生和李順大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心理特征。說明高曉聲筆下中國農民性格的典型性與意義，體會高曉聲的寫作風格。
3.比較《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與《浮躁》中的金狗，結合相關評論摘要，談談在20世紀80年代“城鄉交叉地帶”青年的選擇困惑，這兩部小說成功的藝術魅力來自何處？
4.以拓展練習1為主題，進行課堂討論。
5.結合相關評論摘要，查閱拓展練習3中的論文，談談你對《古船》的評價。
精讀作品
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
高曉聲：《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
張煒：《古船》
路遙：《人生》
賈平凹：《浮躁》
張平：《抉擇》
評論摘要
1.改革文學立足於現實的變革，就勢必反映變革所涉及的新舊社會力量之間的矛盾和較量。改革文學的開篇之作《喬廠長上任記》，就從直接切入社會矛盾入手，讓銳意改革的主人公喬光樸，在改革與反改革、正義與邪惡、高尚與卑鄙、公與私的重重矛盾衝突中披荊斬棘、脫穎而出，展現了一個知難而進、大刀闊斧、不屈不撓的改革英雄的形象。這個形象的意義，不在於它有多麽鮮明的個性，而在於它所蘊含的除舊布新的精神，表達了人們企盼改變社會現狀的願望和心情，在於它所表現的思想性格：冷峻的外表下掩藏著深沉的感情。堅不可摧的意誌與超常的韌性，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無所畏懼的開拓精神，應合了社會變革時期人們對於理想人格的希冀。因而，它的理想性，不僅使“喬光樸成了一個共名，成了新時期文學中具有繼往開來意義的創業者、開拓者的典型”，而且使喬光樸成了社會上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不可否認，《喬廠長上任記》中存在著較強的理念化傾向，作者自己對於改革社會的理性思考，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對話、情節的設定和矛盾衝突的展開被直白無遺地顯露了出來，使得作品理性化有餘，而文學性不足。好在作品本身比較“貼近現實中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觸及了盤根錯節、纏結掣時的關係網、權力網，直接回應了現實生活的召喚”，因此多少補救了這個缺陷。
張永清主編：《新時期文學思潮》，26～2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高曉聲的作品主要表現對普通農民命運的關注。早在《“漏鬥戶”主》《李順大造屋》等這些講述極“左”政治給農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作品中，他就敏銳注意到了農民精神因襲的沉重，並將政治批判與文化批判結合起來，揭示李順大們在對執政黨和新社會的熱愛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產生的原因。其後的“陳奐生係列”更是通過陳奐生這位“漏鬥戶”主重新浮現在新時代現實之上的理想之夢，十分自然、生動地揭示出了時代的變革給農民精神麵貌帶來的變化，具有高度的社會群體的文化審視價值。從《陳奐生上城》開始，高曉聲現實主義基本的表現形態漸漸由社會批判中淡出，代之以文化批判。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闡釋與讚頌，一味地追求讓主人公陳奐生身上留下現實改革的每一個痕跡，而忽視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邏輯自洽性。許多現實中源於體製弊端的醜惡現象也常常被看做是傳統文化基因的現代表現。
高曉聲把農民的命運放在每一個曆史轉折的關頭，放在社會動**變革的時期來描摹，而且用異常幽默調侃的敘述語調來勾畫農民悲劇靈魂的重創，這就使他的鄉土小說具有了魯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思想內涵。在這樣的思想內涵下，作者敢於用諷喻的手法來鞭撻一顆顆本身就是血肉淋漓的痛苦靈魂，在痛楚的創傷上複以新的鞭痕，這是一般作者難以達到的。而正是在這裏，高曉聲達到了魯迅批判國民劣根性的思想力度，同時也就顯現了一個思想者試圖拯救農民徹底脫離苦海的大心的可敬。
丁帆等：《中國鄉土小說史》，248～24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小說通過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愛情悲劇多層次地展現了高加林這種悲劇性格的形成過程。高加林與傳統道德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對愛情是相當嚴肅的，他對巧珍也有著真實的感情，但在變動著的現實中，在他對城鄉生活的差異有了強烈的感受之後，他被實現個人願望的可能而引起的**所折磨：一方麵他留戀鄉村的淳樸，更留戀與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麵又厭倦農村傳統落後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裏實現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價值。他與劉巧珍的分手標誌著與土地和它象征著的傳統鄉村生活的決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終於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一步合法卻似乎不盡合理和合情，特別是他對巧珍所帶來的傷害更令人遺憾，就是他自己也難免內疚和不安，他在心裏譴責自己：“你是一個混蛋！你已經不需良心了，還想良心幹什麽？……”自我譴責背後是一種痛苦搏鬥後的自我肯定。最終他把來自內心的良心發現和來自外部的責難全部否定，“為了遠大的前程，必須做出犧牲！有時對自己也要殘酷一些。”這裏個人主義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現，在這一兩難選擇中，人生的含義終於被他誤解，社會變成了一座動物化了的競技場。
這裏，作者顯然已經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學”中對人物及其處境作二元對立的簡單化處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會變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層麵，以城鄉交叉地帶為了望社會人生的窗口，從一個年輕人的視角切入社會，既敏銳地捕捉著嬗遞著的時代脈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樸素深沉的美，又把對社會變遷的觀察融入個人人生選擇中的矛盾和思考當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給讀者的同時，也把啟示給予了讀者。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239～240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9。
4.《古船》在當代文學創作上的重要意義在於，象為數不多的顯示著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作品一樣，它讓“人”回到文學中的主體地位，讓人的靈魂占據了文學的主位；不但人不再是階級意識的符號，政治經濟觀念的注腳，而且人的曆史也不再是平行同步，於政治經濟發展史的被動的活動史。“人”開始與曆史爭辯，與時代爭辯，要求在本體意義上得到更深邃的相對獨立的理解。換句話說，它著力於表現“曆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馬克思語），而不是像不少作品歸向“社會本質化”的顯現。它是心靈化、內向化，布滿了靈與肉的巨大衝突的。這裏絕不缺少對抗和撞擊，但人不是思想的符號，人與人的對立並不直接訴諸價值觀和社會觀的衝突，而是轉化為人性的深度，轉化為靈魂內部的鼎沸熬煎。這樣的表現中的再現式的作品，無疑具有審美意識上的突出創新意義。
雷達：《民族心史的一塊厚重碑石——論〈古船〉》，載《當代》，1987（5）。
5.《古船》的不同凡響之處，集中表現在其現在時的敘事層麵上，即主要通過抱樸和見素的不同價值和倫理追求、不同個性行為方式的凸現和強化，來實現作家獨特的人道主義的題旨追求。作家分別賦予抱樸、見素兄弟以隋家的兩種基因：“還賬”和“算賬”。在抱樸的意識深處，父親生前“還賬”未清，要由他來父債子還，所以始終背著隋家“欠債”與人的沉重的十字架；而見素則是沉浸於“算賬”的躁動和**之中，“他有時想著父親——也許兩輩人算的是一筆賬，父親沒有算完，兒子再接上”。因此，一個終日坐在“沉默的老磨屋”中的老木凳上，成為一個背對著外部喧囂世界的沉默的“雕像”；一個麵對充滿機會和活力的現實卻苦於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為“怎麽辦”而茫然而“陽狂”。這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前者象征著一種“內聖”式的自我斂悟之力，它要實現的是一種內向性價值，即自覺的道德內省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帶有原罪意味的自我受洗；後者象征著一種“外王”式的自我擴張之力，它要實現的是一種外向性價值，即事功偉業的理想和追求，以及現實功利欲、物欲和強力意誌的膨脹。這種矛盾的價值取向，使得同在生活底層經受磨難且相濡以沫的兄弟二人，彼此卻難以理解，甚至時常發生衝突。作家所理解和追求的人道主義精神，就是對象化在抱樸性格中的。可以這樣概括：《古船》的人道主義理想，其實是一種泛悲憫主義；其人道主義理想的目標，即消除人類的“苦難”；其目標實現的途徑和方式，就是張揚一種道德自覺和道德自我完善的“內聖”原則，就是要自外其身於私欲的**，遏止和泯除“爭奪”欲望和“外王”的事功欲念，並寄希望於具有樸素的外在表現和淳厚的內心質地的少私寡欲的“道德人”的出現。這一人道主義主題的光輝，是《古船》好評如潮的原因，也是其根本價值所在，但恰恰在這裏，其人道主義理想的局限性和不徹底性也充分暴露出來。
作家賦予抱樸性格以人道主義精神內涵的某些基本因素，即對苦難的沉思和原罪的懺悔，並由此形成了隋抱樸式的泛悲憫主義。抱樸是家族仇殺和曆史苦難的見證人，是一個被種種血腥和噩夢震碎了靈魂的苦難恐懼者，但同時也是有勇氣將凝聚著鮮血和冤魂的魔鏡時時帶在身邊的苦難的思索者。他思索家族的苦難，更從本源層麵上思索傳染苦難、製造苦難的“人”。在抱樸看來，人類苦難的根源就在於人“為自己拚搶”、這就是他不但反對見素與趙家爭奪粉絲大廠，反而親自為仇人趙多多“扶缸”的動因所在。盡管抱樸在關於人類苦難的拯救的問題上不無困惑，在“應該怎麽做”的思考中猶疑畏葸，但在“不能那麽做”的問題上卻是堅定的、毫不含糊的：他不認同趙多多霸占粉絲廠，也反對見素奪回粉絲廠，因為二者同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製造苦難”的負麵之力；他不僅否定了見素角逐粉絲廠的努力，而且進一步對見素“外王”式的事功業績的追求和物質欲望，以致對其人格價值和全部行為的正義性，一並給予了否定：“我原來以為鎮子上再也不會有那麽多的苦難了，再也不會流那麽多血了，後才明白這是夢想——鎮子上還有你這樣的人”。這不僅因為見素以家族複仇為基點的抗暴抗惡的意誌力量，是其人道主義理想的異己性因素，還在於見素那種熱切的物質追逐和私欲擴張，與抱樸式的“道德人”的價值信仰格格不入。但我們今天重讀《古船》，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當抱樸親自執掌的粉絲大廠即刻被“推向市場”之時，他那帶有濃重的“非務實”色彩、極端排斥“外王”價值的泛悲憫情懷，如何進入在市場邏輯之下別無選擇的無情的競爭關係？尤其是在這種市場機製還不成熟，競爭規則還不規範的“初級階段”，他如何適應這種新的更強大的“惡”的力量的威脅和圍困？如何麵對新的競爭關係的“罪與罰”呢？當他以自己的價值準則而對見素開商店、搞販賣、四處闖**等行為激烈指責的聲音剛剛落地，轉眼間無數的見素已成為真正的市場大潮中的成功者時，惟道德“內聖”為宗的抱樸，會作何感想和舉措呢？這位懷抱即使困厄途窮也堅執“善”濟天下之誌的理想人物，會不會在上帝的微笑已投向市場競爭中的張見素、李見素時，而失落、無奈地再退回到他的老磨屋中的老木凳上，再開始他新一輪的沉思或慨歎呢？
吳培顯：《英雄主義——人道主義——文化人格主義——從〈紅旗譜〉〈古船〉〈白鹿原〉看當代“家庭敘事”的演進及得失》，載《中國文學研究》，2002（2）。
6.《浮躁》所描寫、所表現的意蘊，乃是一個充滿了種種生活裂變的時代所必然產生的痛苦，而這種痛苦的呈顯即如小說的標題所示：那是一種急劇的現實變化帶來的精神世界的“浮躁”。
小說中最能體現這種精神浮躁的人物，主要是金狗與雷大空（以及這兩個主要人物與眾多的其他人物的千絲萬縷的關係）。但這是兩個既有相同之處又呈示巨大差異的人物——他們在小說中各持著自己的生活態度與曆史責任走著必然的道路。金狗是為了完善，雷大空是為了破壞，但他們都是為了造就一種傳統格局的崩潰，而且多少攜帶著一點充滿正義色彩而又不無狹隘意味的底層勞動者的報複心理，尤其是那種時時頑強顯現著的農民意識。如果說金狗的行動與全部心靈曆程還具備某種比較開闊明確的社會目的性與自感神聖的曆史拯救觀念，那雷大空這位“赫赫烜烜男子漢”，則完全是一個無知而自信的以毒攻毒的殉葬者。他是值得同情的，但他的自我質量又決定了他是浮躁的惡性發展，或者說，他是一種既光彩又不光彩的犧牲方式抵製了生活潮流中的腐惡力量（包括抵製了自己），並從反麵平衡了人們的精神浮躁的擴張。
而金狗的浮躁，一方麵出自他的正義感與初步的曆史使命感，一方麵又來源於他的不同階段的幼稚脆弱。毫無疑問，他要比雷大空自覺與成熟得多，但他們麵對的現實是如此複雜、強大與頑固，因此盡管他費盡心機而不惜施展一點兒小小的狡猾，仍然平息不了他勝利之後的沉重的憂患感，也拯救不了他所麵臨的那種世俗意義上的頹勢。他求索，他鬥爭，他義無反顧地直麵現實，他經曆了生活的波折與苦澀之後又回到了“河上”，但他的“回歸”正是一種克服“浮躁之氣”的象征，一種重返自己土地而趨於實際的象征，一種實現自我完善而變得深沉有加的象征。金狗是近年來農村題材小說畫廊中的一個不可多得的充滿了典型意味的人物，他的全部命運際遇及心靈軌跡所呈示的思情啟迪，都向我們訴說著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煩難艱巨，訴說著一個富有傳統的民族在銳意進取的道路上必然會領受到的種種來自進取者本身的束縛與製約，訴說著農民的命運在急劇變遷的時代機遇中不能不產生的千姿百態的緩慢轉變，以及那種潛在的觀念更新。
周政保：《〈浮躁〉：曆史陣痛的悲哀與信念》，載《小說評論》，1987（4）。
7.《浮躁》中的金狗是一個典型的中國鄉土知識分子形象。他“不靜崗的土著”，因“**”輟課回家，19歲參軍，在營裏當通訊幹事，成了個握筆杆子的知識分子，隻是逢上裁軍才複員回鄉。在鄉下他並不安於做農民，而是“整夜地走動”，“三天兩頭的到白雲寨，到州城裏去”。經常與鄉人韓文舉、雷大空等“扯到國家的事，聯合國的事”。盡管與小水有著甜美的愛情，但當有機會走出鄉村時，他依然痛苦地舍棄了愛情選擇出走，進城做了一名報社的記者。年輕的鄉村之子金狗，便成為一個出走的中國鄉土知識分子的形象。
金狗走出鄉村進城當了報社的記者，他也真的用筆杆子實現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他關注農民的疾苦，深入調查利用內參的形式扳倒了弄虛作假坑害老百姓的東陽縣委書記。他用自己的文章對“州深有限公司”背後的官權腐敗做了大膽的揭露，甚至為此身陷囹圄，並差一點丟命。一種為民請命的職責和義務閃現在作為記者的金狗身上。他不屈於權勢，利用自己記者的身份頑強的抗衡著田鞏兩大官僚勢力。一股知識分子剛正不阿的氣概在他的身上清晰展現。似乎可以從他的身上看到“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傳統文化中文人清官的影子。
但是中國鄉土知識分子特殊的身份在金狗身上依然得到了體現。金狗進城當了報社的記者，在回答別人自己從前的職業時，堅定地說是“農民”。連情人石華也在相處久了之後說他還像一個農民。甚至他自己也清醒地意識到“我是一個社會最底層的最無能的農民的兒子”。身為州城報社記者的金狗在都市崗位上實現自己夢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和文人價值，確證自己知識分子角色的時候，卻對自己所擁有的鄉土身份有著如此清醒的體認和刻骨銘心的記憶。這一體認更夾雜著對自我不鄉村不都市又鄉村又都市的尷尬身份的難以言說的酸楚。這其中更隱含著對自己無法擺脫鄉村故土影子完全蛻變為都市知識分子的無奈和痛苦。
陳國恩、王俊：《中國鄉土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浮躁〉〈廢都〉〈高老莊〉的精神症候分析》，載《文藝研究》，2004（5）。
8.從《法撼汾西》《天網》《抉擇》《十麵埋伏》，一直到今天的《國家幹部》，這些描寫黨群關係和各級政府官員作品的創作幾乎都曾有過大量的采訪。所以我常常說，我的小說是采訪出來的，這在文學界引起很多爭議。一般來說，更多的人都認為文學寫作應該與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才符合文學的創作規律。但我覺得作家可以有不同的文學主張和創作方式，采訪對我的創作具有重要意義。
對我這一類作品爭議最多的問題，大概就是作品的“藝術性”，這好像成了我這一類作品的軟肋。我覺得，現實題材的寫作，如果要談藝術性，關鍵要看他寫的是什麽。如果寫的是個人的人生閱曆和感受，寫的是個人的生死愛恨、喜怒哀樂，那你在作品中盡可去展現你的這種藝術性。但也有另一類的作品，它麵對的是廣闊的現實，描寫的是宏大場麵，進行的是宏大敘事，直麵現實，直麵人生，直麵政治，直麵改革，關注的是國計民生，憂患的是廣大民眾，這種作品與生俱來的就是一種粗糲而硬朗的風格，這種粗糲而硬朗的風格當然也是一種藝術風格，如果把這種作品換成刻意精雕細刻的藝術風格，很可能就會失去它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張平：《狂犬吠日與杞人憂天——對當下文學創作的一些思考》，載《時代文學》，2005（5）。
9.《抉擇》是一部熱切關注時代和社會的警世之作，是一部弘揚時代主旋律的優秀長篇小說。
市長李高成是作家在全書中著力刻畫的人物。這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張平對社會現實生活的獨特發現，也是對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的突出貢獻。李高成無疑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是一個稱得上時代脊梁的大寫的人。他憑著自己的實幹精神，在中陽紡織廠創造過曆史上最發達、最繁榮、最興盛、發展最快的時期；他憑著自己的智慧和膽識，度過了中陽紡織廠因中美關係緊張而造成的困難階段；他以自己的清正廉明，讓老百姓感到親切、給人一種信任感。
張平是一個情感型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直麵社會現實生活，但絕非隻是客觀地冷漠地“零度創作”。作家以對社會現實生活的獨特感受和把握，將自己飽滿的**灌注到具體生活事件和人物的描寫之中，呈現出強烈而鮮明的思辨的理性色彩。
劉定恒：《一部弘揚時代主旋律的力作——評張平的長篇小說〈抉擇〉》，載《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2）。
10.讀張平的小說，人們往往感到有一股驅動力推著你一口氣讀下去，拿起來就放不下，放下了還要再拿起來繼續讀完。這和作者善於寫情節有很大的關係。情節是人物性格的發展曆史。有人說：“故事好編，細節難覓。”這話隻說對了一半。細節很重要，情節也很重要。情節要靠細節來支撐，細節要靠情節來帶動。沒有生動的細節，情節就成了幹巴巴的繩索；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細節就成了散落在盤子上的珠子。有人喜歡戲劇性很強的情節，有人喜歡比較散淡的情節。可以百花齊放，不能強求作家遵循哪一種。張平屬於前者。他的風格是：開門見山，奇峰迭起，九曲回腸，大開大闔，善於在緊鑼密鼓中把故事推向**。
作家、尤其是現代作家寫人物，不僅要寫他“做什麽”“怎麽做”，還要寫他“想什麽”“怎麽想”。隻有寫出人物行為和思想的獨特方式，揭示行為背後的社會動因、思想動因和心理活動，人物個性才能真正地凸現出來、豐滿起來。張平作品和一般“情節小說”的區別，恰恰在於細節的豐滿和人物心理描寫的生動。
鄭伯農：《論張平》，載《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5）。
11.自從“新現實主義衝擊波”泛起之後，一批又一批以關注社會現實矛盾為敘事目標的長篇小說大量湧現，且不斷地贏得社會短暫而巨大的反響。其代表性作品是：張平的《十麵埋伏》《抉擇》，周梅森的《人間正道》《天下財富》……盡管這些小說的敘事重點各有不同，有的強調對社會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生存困境的揭示，包括底層平民因體製和觀念的變更而引起的內心迷惘與欲望本能的掙紮，有的極力披露官場體係中各種醜陋不堪的遊戲規則，展示權力結構中的相互傾軋與腐敗。但是，它們體現出來的主體意識都是一致的，即作家們都試圖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將自己的敘事建立在一些社會生存的焦點現象之中，自覺地充當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從公眾關注的現實命題中果斷地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以直麵現實的姿態來體現自己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他們無疑或多或少地體現了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特殊稟賦和藝術良知，至少體現了知識分子對整個社會生存秩序與曆史命運的真切關注。我卻感到，無論是作家的敘事姿態，還是作品本身的藝術質量，就其知識分子的立場而言，都讓人十分懷疑。
從表麵上看，作家們滿懷豪情地把敘事焦點對準當下的生存境遇，對準人們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圖以關懷的姿態來展示經濟體製變更時期的嚴峻現實，展示國人在這場社會遷徙過程中的種種喜怒哀樂，揭示改革的陣痛與人們心靈傷痛之間的共振關係，其創作主體的內在立場似乎有著不容置疑的正義性，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代表著廣大民眾的心聲。然而，如果真正地深入到這些文本之中，我們便會發現，這些長篇還隻是停留在現實問題的表層狀態上，要麽隻滿足於對官場規則和遊戲方式的獵奇式描述，要麽隻滿足於對人性欲望的放縱式書寫，要麽隻滿足於官場人物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掙紮與墮落，既缺乏對權力背後所蘊含的傳統文化痼疾的深層挖掘，又缺乏對權力本身在現代社會體製中所造成的巨大曆史傷害進行深遠的思索，其批判的有效性和尖銳性都非常有限。……在這些作品中，我們根本看不到作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強烈的抗爭姿態，更看不到他們麵對如此沉重的現實所引起的內心焦灼與傷痛。
洪治綱：《陷阱中的寫作——論近年來的長篇小說創作》，見林建法等主編：《中國當代作家麵麵觀——靈魂與靈魂的對話》，403～407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
泛讀作品
張潔：《沉重的翅膀》
諶容：《人到中年》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
路遙：《平凡的世界》
周梅森：《人間正道》
張平：《國家幹部》
評論文獻索引
楊曾憲.怪圈中的改革文學.當代文壇，1988（2）.
彭子良.改革文學：從**的宣泄走向冷靜的審視.文藝評論，1988（5）.
薑靜楠.“改革文學”的現狀與出路.小說評論，1991（5）.
張達.改革題材文學二十年.山東文學.1999（11）.
時漢人.高曉聲和“魯迅風”.文學評論，1984（1）.
王堯.“陳奐生戰術”：高曉聲的創造與缺失.小說評論，1996（1）.
段崇軒.在精英、農民與智者之間——高曉聲小說創作論.文學評論，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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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寧霞.文學走出尷尬——張平成功啟示錄.文藝理論與批評，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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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秋霞.“張平文學”的當代價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0（3）.
拓展練習
1.張平的小說《抉擇》在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稱號之後，不僅沒有獲得學界“精英圈子”的廣泛認同，反而招致了一些私底下的議論，說“張平拿了茅盾文學獎真是太勉強了，如若光混個‘人民作家’當當，或許還算說得過去”，不僅如此，在研究領域，“對張平這種公開的或者私地裏的譏諷已經代表了一種傾向。”即“說不清從什麽時候開始，好像我們的文學和藝術一夜之間就掉進了象牙塔，隻有讓那些喝著啤酒，嘬著咖啡，神吹海聊貌似學貫中西實則一肚子稻草的侃爺們接受才是陽春白雪，而一沾了人民或者老百姓的邊兒就‘咕咚’一聲跌進了地溝，就成了下裏巴人，就上不了大台麵兒了。優秀作品的標準早就溜得無影無蹤，一切都那麽隨心所欲。”[12]事實上，盡管張平的小說屢屢獲獎，且發行量大都在二十萬冊以上，位於“暢銷書”之列，他的文學觀、創作目的以及他作品的“文學性”，在得到許多讀者認可以及市場承認的同時，在文學圈內，特別是評論家筆下卻沒有受到相應的評價和重視，請選擇張平的兩部小說進行閱讀，並查閱評論文獻索引中的相關論文，簡單歸納張平小說的特點以及你對作品的評價，思考評論界出現的這種背離現象原因何在。
2.《人到中年》發表之後，其中的主人公陸文婷被作為知識分子“忍辱負重”的楷模而受到了社會一致的好評，然而，吳炫在他的《新時期文學熱點作品講演錄》中則認為“陸文婷的忍辱負重因為蘊含奴性，因而也就有不健康性”。你認為是什麽導致了評價的差異，你覺得哪一種人格更應該值得我們尊重和讚賞？
3.張煒是對當代社會現實有獨特思考的作家，他的強烈的道德關懷精神以及由此出發的對現實的質疑和批判常常引來眾多的爭議。從1993年以後，張煒與現實的緊張關係變得更加尖銳觸目，他對劇烈變動中的中國社會現實的憂慮充斥於這一時期他的所有文字中。《九月寓言》及其後一係列作品當中按捺不住的憂憤，對工業文明的疑慮，對道德理想的高調宣揚，使原本顯得低調沉默的張煒一躍成為知識界、文化界的焦點人物。對張煒的這一“轉變”，批評界看法不一。譽之者稱其對精神理想的堅守浸透著深厚的人文關懷，毀之者則認為張煒的“道德重建”的**以及他對當下現實的質疑和批判，在根本上是“反現代性”的，是站在“守舊”“沒落”的農業文化立場上對現代文明發展的“詛咒”，有著民粹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精神影子。[13]而張煒則在他的小說《蘆青河告訴我》的後記中說：“我厭惡嘈雜、肮髒、黑暗，就抒寫寧靜、美好、光明；我仇恨齷齪、陰險、卑劣，就讚頌純潔、善良、崇高。我描寫著蘆青河兩岸的那種古樸和寧靜，心中卻從來沒有寧靜過。”請你查閱相關評論，談談在當下的語境之中，如何重讀《古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