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新启蒙文学对五四时代文学脉系的接续，沈从文一支重在从文化形态揭示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并构成对现实世界的价值批判的小说，得以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其弟子汪曾祺所创作的《受戒》《大淖纪事》等。在这同时或者稍后，一批中年作家创作了具有各自浓郁的地域特色民俗风情的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是京味十足的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寻访“画儿韩”》，充溢姑苏风味的陆文夫的以《美食家》《小贩世家》为代表的《小巷人物志》，体现温州风情的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写运河风情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天津市井神韵饱满的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高晓声的新笔记体小说《钱包》《绳子》《飞磨》等。这批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风俗民情为作者所要体现得更为丰富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服务，如前述古华、陆文夫、刘绍棠、林斤澜的小说，一类将风俗民情作为作者审美观照、描写的主体对象，如前述邓友梅、冯骥才、高晓声的小说。但两类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笔下的风俗民情中，都有着丰富的时代的社会内容潜隐其中，这与汪曾祺以人的生命形态本身构成对现实世界进行全面价值批判、拒绝是非常不同的。
1985年，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及国内文化热潮的刺激，一批青年作家打出文化寻根的旗帜，并相继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寻根小说，其创作流向有五种：第一种，侧重于批判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一面，代表作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第二种，对传统文化持认可与弘扬的态度，代表作是阿城的《棋王》等。第三种，对民间文化中生命活力的寻求，代表作是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等。第四种，写本民族人的生存、存在形态，代表作是李锐的系列小说《厚土》等。第五种，写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与历史进步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这是寻根小说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作有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等。寻根小说历时不长，但其对这之后文学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教学建议
1.参阅评论摘要1，从语言、叙述、文体等角度分析《受戒》的审美价值，体会汪曾祺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
2.阅读《棋王》，谈谈你如何理解评论摘要2对其的评论，并分析该作品的艺术特色。
3.比较评论摘要5、6，你如何理解《爸爸爸》中丙崽这一形象的文化寓意。
4.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解读，请概括寻根文学这一潮流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精读作品
韩少功：《爸爸爸》
王安忆：《小鲍庄》
阿城：《棋王》
李锐：《合坟》
邓友梅：《那五》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
汪曾祺：《受戒》
评论摘要
1.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年代至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像是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缰。
《受戒》表面上的主人公是明海和小英子，实际上的主人公却应该是这种“桃花源”式的自然纯朴的生活理想。这个桃花源中诸多的人物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其情感表露非常直接而且质朴，他们虽然都是凡夫俗子，却没有任何奸猾、恶意，众多的人物之间的朴素自然的爱意组成了洋溢着生之快乐的生存空间。作者以一种通达的甚至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这种生活，没有丝毫的冬烘头脑与迂腐习气，他塑造的这个空间是诗意的，而又充满了梦幻色彩。不过明海和小英子虽然不能完全算作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他们那种纯洁、朴素、自然而又有一点苦涩的爱情却确实可以给这种理想赋予一个灵魂。在汪曾祺笔下，明海是聪明的、善良、纯朴的，小英子是天真、美丽、多情的。他们之间朦胧的异性情感，呈现出浪漫的、纯真的色彩，在人生的旅程中奏出了一曲美的旋律。这种情感发自还没有受到俗世污染的童心，恰恰足以成为这个桃花源的灵魂的象征，所以作者把它表现得特别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小说中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仁爱的生活理想的一个表征。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47～25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棋王》问世以来，几乎没有人讨论这部作品的政治性。评论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充分展示道家文化风范，弘扬高蹈及“无为”人生姿态的文本。但最近几年多次重读这部作品，却发现在这个“去政治化”的寻根故事背后仍隐含着一个非常清晰的政治叙事。
这部小说是一个由“我”讲述的“棋王”王一生的故事。一开始“我”对于王一生有着一种不自觉的精神优越感，这是典型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我”对于世俗世界，对于“吃”，一开始是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的，试图以人文理想、理性、自由等思想完成对世俗的超越。但“我”的启蒙努力在王一生坚如磐石的世俗生活信念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式的启蒙冲动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知识分子如何涤去了知识附带的罪恶，在劳动人民中获得历经炼狱一般的重生，不正是50—70年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吗?阿城通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热爱杰克·伦敦和巴尔扎克、向往精神生活的小说叙事人“我”与在“吃”与“棋”这种凡俗生活中生存的贫民子弟王一生之间两种不同人生观的撞击，写出了“我”对“民间”凡俗生活意义的发现、臣服与认同，再现了知识分子在民众中获得生命意义的历史命题——这样的思路，当然与我们在文学史中看到的80年代背道而驰。
小说最终完成的主题，是“我”从王一生身上，发现了生活的真谛。小说细致地描写了这个转变的过程，完成了王一生的英雄叙事，也完成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位置转换，小说对王一生的歌颂，是对下层人民的歌颂，相应的，也就成了对自我的批评。
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1）。
3.《小鲍庄》所呈现的一抹古老而又悲凉的风情，在变迁的震**中又停滞着一股静止不移的凝固力，把民族素质中的劳苦、顺从、求生、守旧、善良、愚昧的浓重的神情气质溢露至深。也许是过于凝聚了作者的艺术思维的定向罢，以致小说的整体画面中出现的是民族的沉睡状态。一个小鲍庄，为贫苦所笼罩，又袭来了洪水的灾难，人事的变迁尽管是流动着的，鲍彦山的添子，鲍秉德的妻子疯癫亡故，小翠子自异乡逃荒来此，拾来入赘于大姑家，然而人们的精神流向却是静止不动，仿佛如鲍秉义哼唱花鼓调的书文时沉重的音调那样的凝固不散。小鲍庄是个至善的凝固体，没有邪恶，没有奸诈，没有贪婪，没有谁有什么害人之心，然而他们只是在凄苦中度过一生，有如乐府古辞中所描述的善良的农民们所受的凄苦情景一样。……几千年的古国如今处在20世纪的地平线上，仍然显得如此的古老、守旧、因循、贫困，在世纪重担的压抑下，民族心理中滞留着一种守拙、迟钝、顺从、愚昧等劣质因素，揭示这类心理因素，倘立意是在改造民族灵魂，那自然就并非是消极的。《小鲍庄》的艺术思维，正是集注于唤起这一历史感的觉醒。
正因为集注于这一点，《小鲍庄》中众多的人物的个性就极不明显，鲍彦山仿佛是鲍彦荣，鲍秉义几乎是鲍五爷，除了拾来、捞渣、大姑的面目相当清晰外，此外的人物大抵是模糊的。然而那几个性格模糊的人物身上，散发着种种共有的凝固性的气质，那就是安分、守拙、顺从以至木讷。人们活在这土地上，一代代传下去，人事变迁无已，但是那凝固体却久远地滞留不变。他们的性格都几乎平淡无奇，甚至模样相似，很难说谁是变坏了的，或者变得很出色的，没有奸诈，没有贪婪，没有谁有害人之心，这是善良与愚昧久久凝固起来的集合体，是最底层和最苦难的人类本性。最为深重的还是由贫穷与苦难浸透着的人性的沉眠状态。饥饿、逃荒、弃婴、文化低下等等现象，起因都是贫穷之故，在《小鲍庄》小说中，对这些生活现象映射到具体的情节里去，再映射到人物的人性模式，即是一种沉眠状态的模式。明显的原因是在贫穷导致了文化的惘知，文化惘知导致了愚昧，不消说，它与现代意识的差距，是时代的差距，只要贫穷的状况不变，意识的愚昧是很难变化的。
洁泯：《〈小鲍庄〉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6（1）。
4.同样是对国民性的省察与批判，李锐笔下这个乡土社会的构造确有它的独到之处。将《厚土》的七篇作品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它们很少具有冲突的因素。也许并非没有反抗和呐喊，并非没有真实的冲突，然而一声微弱的呐喊，对于偌大个沉寂的世界来说只是无济于事。村民们依然干活、吃饭、睡觉。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你觉察不到任何事变的迹象。
对于一切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作者采用了一种缓解手法，从未使故事发展到所谓应该达到的某种**，因而使读者因既往的阅读经验提示而产生的期待一再落空。这种反悬念处理的效果不错。从这些方面看，《厚土》完全是现代叙事风格。它大胆摒弃了那种小题大做的花俏的戏剧程式，而代之以沉静、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作者有意不展开矛盾冲突，并不是在回避矛盾，他让我们看到一幅矛盾自生自灭的画卷。窝囊汉子脚下这片古老大地正是在矛盾的自生自灭中保持着固有的沉寂。这里展示的人生世相足以使人心灵颤栗，却又使人欲哭无泪。我们看到的正是一种矛盾缓解和生命窒息的过程。
小说创作一般着眼于打破平衡，而《厚土》的内在轨迹却相反趋于平衡，无疑表示着作者对中国乡土社会和农民心理的某些基本看法。在作者眼光里，历史发展之缓慢不但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固着，更深一层看，在于农民心理的停滞状态。这就是《看山》中所说：“山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着，木然着，永远不会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也永远不会和明天有什么不同”。
李庆西：《古老大地的沉默——漫说〈厚土〉》，载《文学评论》，1987（6）。
5.韩少功的“寻根”是有着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贯穿其中的，也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涅槃和再生。在这样一种艺术追求过程中，他的文化使命感，使他在把“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意义在民族文化重造的过程中呈现出来时，总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存在，在寻找、呈现的过程中，表现出某种批判精神，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爸爸爸》中“丙崽”形象的塑造。“丙崽”是生命的象征符号，“他象征了人类顽固、丑恶，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命自在体，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已经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只会说“爸爸爸”与“X妈妈”两句话并永远长不大的人，一会儿被当作奉献神灵的祭品，一会儿当作指示迷途的神灵，在经过一场种族几乎灭绝的大劫难之后，独独丙崽不死。这里包含着韩少功对神秘生命的理解，同时也表现出他试图从民间文化形态的“自在状态”寻找民族文化的某种“糟粕”的东西，这就是“人的自觉意识的迷失”。
王光东：《民间文化形态与八十年代小说》，载《文学评论》，2002（4）。
6.《爸爸爸》最为成功的还是丙崽这个人物的塑造，在这个长不大的小老头或者说是老得太快的大小孩身上，一般都是说他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体现了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这当然也是对的；但因人们被鲁迅开创的现代传统所囿限，对韩少功刻意要追寻的楚文化传统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而丙崽身上体现出来的楚文化特征也少有人提起，……那么，丙崽空间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楚文化的精神内涵及思维特点？首先，从思维特点来说，丙崽的身上统一着人性的两极，他是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又是成熟得太快的老头，在地上爬的时候就学会了“爸爸爸”和“X妈妈”两句话，有了这两句话就足以表达他的全部思想感情并足以应付一切了，这是他的早熟也是他的聪明，但他永远只能说这两句话只会表达正负两种简单的思想感情，这又是他的幼稚更是他的愚昧；他要吃喝拉撒，一餐不吃也会感到饿，时光的流逝也能在他的额上刻下皱纹，所以他是人是丙崽，但他满地捡鸡屎吃竟不生病，毒药也药不死他，而且永远只有十三岁，完全可以超脱于时间之外，所以他又不是人而是丙仙。丙崽丙仙亦即人与神的两极同体，可以说是韩少功对楚文化思维模式的最好演绎。其次，从精神内涵来说，丙崽的最后不死，倒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以为是意味着最愚昧的生命力最强，而是因为他沾了“仙气”。按照楚文化中道家的理论，去知去欲的人可以齐物而逍遥，甚或可以成神成仙，丙崽无智少欲，不懂得耍心计，更不刻意追求什么，所以他能超脱常人而成为丙仙，仙人是能永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丙崽是无用之用，正切合道之无为而无不为的核心内涵，正因为他的无用，所以社会群体可以无视他的存在，他超脱于群体之外，也就不会随群体的消失而消失，才能独自存活下来。一个人物形象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就已足矣，何必非要将他与国民的劣根性联系起来！
陈仲庚：《现代性的别处：乡土与寻根》，见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204～20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7.“寻根”作家在对传统艺术精神的追溯与认同中，使潜伏在民族心理深处，附着在传统文化底蕴上的审美意识，在当代得以复活。这种对重视悟性、直觉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倚重，在文学作品中对气韵、情趣、意境的追求，使“新时期文学”从对社会政治批判、社会历史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生活镜子式的反映的现实主义成规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了文学的想象力。“寻根”作家对民族艺术精神的认同和对传统审美经验的重视，复活了民族的审美意识以及民族所特有的美学气韵和情致。“寻根文学”不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在对群体意识的观照中，来表现民族的文化心理内涵，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容；不再注重事物发展因果联系的过程，而是突出主体的感受、体验和瞬间的顿悟；它不再人为地设置矛盾冲突，而是在人与自然、宇宙的交流融合中，追求一种情韵俱出的境界。这种审美情趣的转移和他们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艺术变革。季红真认为，“寻根文学”使“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完成了艺术的嬗变。继之而起的文学新潮，几乎都受到了“寻根文学”的影响。
“寻根文学”构成了8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并非是一个时过境迁的潮流，而是成为弥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种力量和重要的酵素，它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向和中国当代文学审美空间的大量释放，也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表现领域的转移和疆界的拓展。通过“寻根文学”的艺术发散，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和变化，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渐渐淡化，“干预生活”的**不断消解。蔡翔将“新写实小说”及其“日常生活的诗性消解”追溯到阿城的《棋王》。“新写实小说”向市民的精神态度和“日常生活”的悄然移行无疑正是起源于“寻根文学”的精神转向。李庆西说：“自‘寻根派’崛起，情况便有所改观。从大方面讲，中国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至少小说不再纯粹作为诉诸知识分子个体忧患意识的精神载体了，而是开辟了一条表现民族民间的群体生存意识的新路”。“‘寻根派’作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关系，也正是因为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中发现了命运的虚拟性。如果要真实地表现人格的自由，可行的办法就是穿透由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构成的文化堆积，回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去。真实的人生、人的本来面目，往往被覆盖在厚厚的文化堆积层下。”“寻根文学”向后来的“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发出了重要的信号。
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载《文艺研究》，2005（6）。
泛读作品
汪曾祺：《大淖纪事》
冯骥才：《神鞭》
贾平凹：《商州系列》
陆文夫：《美食家》
评论文献索引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9）.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07-06.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07-13.
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艺，1985（5）.
陈黎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寻根”小说.文学评论，2006（2）.
吴俊.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5（6）.
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作品与争鸣，1989（5）.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花城，1998（5）.
王学谦.传统的复制——论《棋王》与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学报，2000（2）.
陈晓明.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文艺争鸣，2007（4）.
拓展练习
1.韩少功的《爸爸爸》一方面延续了“五四”以来的“国民性”批判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剖析模式，表现出了文化寻根的深度；另一方面其文学史上的价值更体现在文学意义的“寻根”性质，也就是延续了庄子、屈原等为代表的楚文化的思维模式，真正使文学摆脱了革命、政治的叙事模式，体现出文学新的审美视野。请分析这部作品中，“文化寻根”和“文学寻根”是如何同时完成的。
2.据李陀言，《棋王》原来的结尾是：“‘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和现在的小说结尾“我笑起来，想：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请比较这两个不同的结尾对小说的主题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如何理解这不同的处理？阅读陈晓明的《论〈棋王〉——唯物论意义的阐释或寻根的歧义》，同时参阅其他相关评论文章，写一篇读后感。
3.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无疑寄托着他对商州这片古老文化的怀旧，试图寻找其中对现代社会有拯救意义的民族精神，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文化培养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又反过来制约和扩张了这种文化”[14]。请以《商州系列》中的一篇作品为例，分析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阐述贾平凹在此类寻根文学中的创作得失。
4.不同于当代文学史上其他文学潮流的命名一般是批评者归纳、给予，寻根文学得名则源自于作家旗帜鲜明的理论宣言，请阅读索引中韩少功、李杭育、阿城、郑义、郑万隆关于“文学寻根”的理论寓言，结合他们自己的作品，对此文学现象进行评议，以小论文的形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