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市場經濟對社會根基的置換，一種新的重個體、重日常生活、重物質的生存、存在方式及其價值範式開始出現，並因此導致了對新的個體敘事的渴求，對建立在原有經濟基礎上的政治熱情、精神**、國家話語、精英話語、宏大敘事的疏離。與之相對應的，出現了一批站在個體生存的立場上，對個體日常生活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進行個體敘事的小說，在幾經爭論後，學界將這批小說命名為“新寫實小說”，其代表作有劉震雲的《一地雞毛》《單位》、池莉的《煩惱人生》《不談愛情》、方方的《風景》、劉恒的《伏羲伏羲》等。新寫實小說突出地典型地體現了轉型之後，新的社會形態社會格局形成之初的中國社會的思想特征、精神品格、感情形態，如從對社會的重視，轉入對個體日常生存的重視，如個體日常生存中物質貧困對人的精神品格的消損，如關注下層民眾個體日常生存的人道情懷等等。
當個體存在本位以個體生存形態為其顯現形式出現在國人麵前時，對此進行言說的價值資源的缺失，使個體生存自身、對個體生存的呈示——新寫實小說及對之的評說，一時都處於失語與半失語狀態，這注定了新寫實小說雖然是一次深刻的嚐試，但卻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也正因為如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小說，在揭示個體日常生存的艱難時，就出現了進一步的下滑及更大的不成功，具體體現為：用虛幻的道德美化來遮掩曆史進步的殘酷，用虛幻的理想來觀照嚴酷的現實，其敘事立場也從個體生存、個體敘事轉入到國家敘事，造成了敘事者與敘事對象之間的斷裂。“現實主義衝擊波”的代表作是劉醒龍的《分享艱難》、談歌的《大廠》、何申的《年前年後》、關仁山的《大雪無鄉》、李佩甫的《學習微笑》等。
教學建議
1.以《煩惱人生》為例，比較評論摘要4、5的評價視角的異同，談談你對此的理解。
2.閱讀《一地雞毛》，體會摘要6中的分析視角，概括《一地雞毛》《單位》的審美特色。
3.比較評論摘要7、8，以《分享艱難》或《大廠》為例，談談你如何理解這種評價。
4.在拓展練習中選擇一個問題，進行課堂討論。
5.請談談“新寫實小說”與“現實主義衝擊波”中作家作為創作主體，其創作姿態、創作立場等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你對此作何評價？
精讀作品
池莉：《煩惱人生》
劉震雲：《一地雞毛》《單位》
劉恒：《伏羲伏羲》
方方：《風景》
劉醒龍：《分享艱難》
談歌：《大廠》
評論摘要
1.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於曆史上已有的現實主義，也不同於現代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穀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方法仍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重現實生活原生態的還原，真誠直麵現實、直麵人生。雖然從總體的文學精神來看新寫實小說仍可劃歸為現實主義的大範疇，但無疑具有了一種新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善於吸收、借鑒現代主義各種流派在藝術上的長處。新寫實小說在觀察生活把握世界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不僅具有鮮明的當代意識，還分明滲透著強烈的曆史意識和哲學意識。但它減退了過去偽現實主義那種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種更為豐富更為博大的文學境界。
《鍾山》編輯部：《“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卷首語》，載《鍾山》，1989（3）。
2.新寫實小說特點：
一、彼岸的逃遁與此岸的凸現——日常生活的首要位置
新寫實繼承了傳統現實主義關注現實生活、反映人生疾苦的文學精神，不過新寫實對現實的認識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意味著文學思維方式的巨大轉變。前者體現出一種激進的超越性、拒絕性姿態，後者則表現為徹悟人生之後，無奈的接受性、認同性姿態。前者認定，在現實人生之外必有一個理想的人生境地，必有一個完美無缺的日常生活圖景，現時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一宏大的目標，當下的現實與日常生活不過是奔向理想彼岸的驛站，在追趕、超越的過程中，人的一切行為都顯得極為神聖與崇高；對後者而言，現實與日常生活是我們所能擁有的唯一真正存在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一個理想的、盡善盡美的彼岸世界，腳下的土地、周圍的生活組成了現實世界的全部。新寫實認為，彼岸、理想、完美全是虛構與自我安慰，要求人們把全部的**與渴望都傾注在現實生活中，而不是徒勞地、“無中生有”為人們找回一個虛構的烏托邦。
二、新寫實的真實觀——人生本相乃平庸
“寫真實”是各種各樣的現實主義高舉的一麵旗幟，它與客觀性、典型性等理論範疇共同構成經典現實主義質的規定性。新寫實對生活真實的藝術描寫沒有一種明確的哲學思想與革命理想等作指南，對生活沒有進行一種“俯視”，而是對生活進行一種“平視”，將當下的人生體驗與心理感受“如其所是”地傳達。藝術表現的真實總是與特定曆史時期人們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體驗，與特定的文化狀況與精神特質等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三、人物描寫與情節組織的非典型化原則
第一，新寫實作品在人物描寫過程中，將傳統現實主義的“典型”人物做了不動聲色地深度消解：從英雄到普通人，從大寫的人到小寫的人，從抽象的個體到具體的個人的蛻變。第二，在情節問題上，新寫實既不像傳統現實主義那樣，在情節鏈中設置一個貫穿始終、有因有果、環環相扣、層層推進、張弛有序、跌宕起伏的中心情節，也不像先鋒文學那樣無中心、無情節，而是通過生活的自然流程來安排作品。
四、敘述態度與敘述方式
在敘述態度上采取的是一種“非人格化敘述”，追求一種冷靜、中立式的敘述風格，這種敘述方式是對現代西方小說敘述理論的成功借鑒。具體而言，創作主體盡量將主體性、個人性的東西隱匿與遮蔽，盡量不對所描寫與反映的對象進行外在的、直接的價值評判，以達到最大限度的對生活本相的呈現與展示。……新寫實的個人化不同於先鋒派的個人化，前者明確地抑製個人特色在作品中的流露，他充當的是大眾話語轉述者的角色，表達、傳遞的是大眾的情感願望，這種敘述態度是冷靜而非冷漠，是溫和有加而非冷若冰霜，更非所謂的“情感的零度”。
張永清：《新時期文學思潮》，130～14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新寫實小說”的出現，尤其是它在90年代初成為時代性的文化熱潮，與社會文化的特點狀貌、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都有直接而必然的聯係。
從文學角度看，“新寫實”實質上是對於完全理念化、政治化的“文革”文學的反動，也是對於偏重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特點的“尋根”和“先鋒”文學思潮的一種轉型，它是文化開放時代大眾閱讀期待和要求的內在表現。
從整體文化背景上來看，“新寫實小說”是90年代初各種政治文化力量協調妥協的一種體現。在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之後，人們失去了政治熱情，也被摧垮了所謂的“精英”意識，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一樣，迫切地需要逃避以往，需要建立一個大眾的神話去逃避自己的精神困境。而主流意識形態也歡迎這一思潮，希望以之療救人們心中的政治情緒，平和緩解社會氣氛的緊張。
賀仲明：《中國心像——20世紀末作家文化心態考察》，220～22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4.池莉處理這個普遍的人生哲學命題的獨特性：
其一，是她充分地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和積極性，因而同時也肯定了人為實現這些欲望所作的努力和追求。在池莉筆下，雖然像印加厚夫婦這樣的小人物的欲望，不過是一些瑣碎的日常生活的欲望，關於住房、工資、老婆、孩子之類，與“超人”對於權力的征服欲和對於財富的占有欲絕無關係。但是，正是這些日常的瑣碎的然而卻表達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欲望，在證實著人作為有生命的欲望的生活在花朵的活潑生機和豐富多彩。從這個意義上說，池莉的確是將“生活”這個被人們“抽象”過千百次的字眼，“還原”成它本來的形式，讓它本身顯示生存的意義和價值。
其二，是她在肯定人作為“能動的自然存在物”的生存欲望的同時，也充分地注意到了人的受動性對於顯示人的生存意義的價值和作用。在《煩惱人生》等作品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池莉筆下的男女主人公對於各自的生存環境所表現出來的親和傾向。在這一點上，池莉顯然無意於淨化生活或曰把生活理想化，而是讓生活以它的本來的形相呈現在人們麵前，讓人們從生活的矛盾和漩渦中體味生存的價值和意義。這並非人們通常所說的忍氣吞聲和逆來順受……池莉把這種生活態度稱作“達觀而質樸的生活觀”，認為是“當今之世我們在貧窮落後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種民族性格”，正說明它具有一種積極的人生意味和內涵。
於可訓：《池莉論》，載《當代作家評論》，1992（5）。
5.當下的社會是中國曆史長河中的一個特殊時期。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由於物質技術的張揚，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解構，世俗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理性讓位給了感覺，精神讓位給了欲望。快樂原則成為文學世界的主導標杆。
從創作者來說，他們奉行“讀者就是上帝”的準則，他們以此為借口給自己尋找市場，並以市場效應衡量自己的創作價值。這些創作者根本忽略自身的“主體性”和藝術創作的神聖性，責任、道義、精神的東西都遠其而去，隻要讀者喜歡我就挖空心思去寫，喜歡什麽我就寫什麽。
從讀者方麵來看，在當今世俗化風氣彌漫的空氣裏，相當一部分讀者趨從於世俗的享樂原則，對文學隻求瞬間的快感、開心。
這方麵的合謀合拍卻成為一種似乎勢不可擋的時尚潮流，“精神”之類的東西無奈被邊緣化。例如被批評界批評為“媚俗”的池莉創作現象，既是典型一例，其雖精神匱乏，卻市場走紅。池莉所寫小說，大多是對世俗的日常生活和情狀的描摹、展覽，在其作品中幾乎看不到任何高於生活的精神層麵的東西，給予讀者的也就是一個旁觀者對世俗世相瑣碎無奈的撿拾和觀賞。它們最多也就向讀者嘮叨了一些生活周圍的家長裏短、矛盾糾葛、情仇恩怨，缺乏對現實和曆史存在的深度拷問，缺乏詩意的藝術理想和精神追尋。
侯文宜：《當代文學觀念與批評論》，69～7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6.人們對《一地雞毛》中“雞毛與螞蟻”的夢中情景應當不會陌生。但是，從一般讀者到批評家對這一相當奇特意象表現出異乎尋常的、一致性的緘默，對它所可能具有的深刻的象征與隱喻的性質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陳曉明先生說：“那個一地雞毛的夢，並沒有什麽特別深刻的寓意，當然也不會使我們的主角突然醒悟，這不是一個自我意識的哲學問題，生活就是一大堆瑣碎的實際問題，除了認同現實關係別無選擇。”陳思和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在論及《一地雞毛》時，其語義表述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麵說“‘一地雞毛’這個標題所具有象征意義在小說結尾處通過小林的一個夢境直接表述出來”。但在引述這一夢境後又評述說，“這顯然不是那種追求深刻性的象征，而是以十分表淺的意義述說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生存本相：生活就是種種無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無休無止的糾纏使每個現實中人都掙脫不得，並以巨大的銷蝕性磨損掉他們個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們在昏昏欲睡的狀態中喪失了精神上的自覺”。本文深刻地看到了《一地雞毛》所體現的作者的人文意圖及“新寫實小說”所缺失的現實批判立場，但它傾向於認為這種“意圖”與“立場”隻是通過作品的“隱約閃爍著一種尖銳的諷刺精神”來呈現的，而不是來自更實體化的小林形象以及“雞毛與螞蟻”的深刻隱喻。
我的觀點與上述看法不同。我傾向於認為出現在小林夢境中的“雞毛與螞蟻”這一意象正是對小林所生存其中的現實環境以及在這種環境的脅迫下逐漸被同化、被吸納，逐漸喪失自我、逐漸由生活的主體而客體化處境的一種隱喻。“雞毛與皮屑”是外在於個人，但與個人生存休戚相關、互為表裏的生活環境，即客體的象征，而“螞蟻”就像卡夫卡筆下的甲蟲一樣所意指的正是一個自我喪失，主體“他化”、客體化的“自我意識的哲學問題”。
事實上，“雞毛與螞蟻”的意象出現在小林的夢境中，對小林對劉震雲來說都不是一個無意為之的簡單訊號，或者說，這一意象適時地出現在小林“成熟”時的夢境中，顯然與林自身的處境以及對這種處境的意識與焦慮有關。夢境言說的是人在理智狀態下無法反抗的現實，無法實現的願望，是對現實處境的深層焦慮，是對現實的一種反叛方式。也就是說，夢境中有一個與現實邏輯相反的邏輯，是對現實邏輯的批判與改寫；在現實中被磨損、改造得麵目全非的小林接受了生活的“磨損”與“自我喪失”的事實，但在內心深處，在潛意識中對這種“磨損與喪失”充滿了深深的恐懼與焦慮，在抗拒、批判著這種被同化和自我喪失的處境。
“雞毛與皮屑”這一與螞蟻相關意象在生活中的對應物，就是“單位”與“家”中複雜得千頭萬緒讓人撕捋不清的雞毛蒜皮：豆腐、蜂窩煤與大白菜，同事之間的鉤心鬥角、諂媚與陷害，夫妻及鄰裏之間的失和與媾和，拉關係、走後門等等，它是對外在於個人、個人的自由生存構成嚴重威脅，但又是滲透到個人生存的所有空間，與個人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聯係的各種生活因素的綜合隱喻。“雞毛與皮屑”這一意象鮮明的身體特征意在突出它與個人生存的親切感與無所不在的性質，它的柔軟與瑣細則突出了它以混亂、深陷、消磨為特征的非人文性質，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夢境中所說的躺在上邊睡覺“柔軟舒服，度年如日”就不能不被理解為作者的反諷。
孫先科：《“雞毛與螞蟻”的隱喻：個人的磨損與喪失——對〈一地雞毛〉中“雞毛與螞蟻”意象的精神分析與文化釋義》，載《名作欣賞》，2005（5）。
7.“現實主義衝擊波”的出現有著深刻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也就是說，它的出現是一種曆史的必然，是在特定的曆史情境中出現的，與其說它順應了曆史，不如說是曆史選擇了它。從外在（社會）原因看，社會的各種改革在經曆了它的新銳期後，各種矛盾逐漸突出、激化，進入到了一個十分艱難的境地。一些重大而又棘手的問題浮出水麵：工廠破產、工人下崗；農民與土地的矛盾日益尖銳；大學生就業困難；黑惡勢力抬頭；社會醜惡現象屢禁不止；尤其是腐敗問題積重難返。這些都需要作家以社會書記官的身份予以忠實地記錄和反映，並尋求解決的辦法。從內在（文學）原因看，文學正在日益偏離正常的審美軌道而誤入歧途：它或以先鋒的姿態玩弄玄奧，或以輕佻的媚相迎合世俗。這樣就必然脫離了與社會生活的聯係，成為無根的浮萍或斷線的風箏。所以，在這特定的曆史階段就迫切需要反映社會人生、適應人民需要的文學作品的出現，這是曆史的必然要求。於是一大批具有強烈現實性和當下品格的文學作品應運而生。
這些作品真實而深刻地表現了我們國家在社會轉型期所經曆的陣痛以及所麵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尤其是基層廣大群眾的生活境遇和心靈創痛，讓人感到了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救贖的責任。同時也深刻地揭示出了20世紀末的中國物欲膨脹、精神萎縮，物質進化、道德退化這個阻抑社會發展的巨大矛盾及產生的原因和危害。這對我們深刻認知我們所生存的社會及如何療救社會的弊病，無疑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楊立元：《“現實主義衝擊波”論》，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
8.人文關懷的欠缺典型地表現在所謂“分享艱難”的主題中（其中又以同名小說《分享艱難》為代表），恰恰是這個聽上去似乎明達的理性精神，這個被這些作家用來解決中國改革中遇到的問題的“靈丹妙藥”，最為典型地體現了部分“新現實主義”小說的價值混亂與認識混亂。
在分享艱難者的行列中，大致有三類人。一類是基層領導幹部（農村中的鄉鎮領導以及城市中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如《分享艱難》中有河西鎮黨支書孔太平，《大廠》《大廠續篇》以及《年底》中的國有企業的廠長書記們。作為對自己屬下的百姓最直接負責的父母官，“分享艱難”之於他們主要表現為：在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呈現高度緊張與衝突的情況下，以責任倫理為重，而抑製自己的信念倫理。說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著良心（可憎）不擇手段（可怕）發展所謂“經濟”。雖然小說也表現了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內心的某種暫時的“痛苦”，但他們必須、也隻能“分享艱難”，並為此而飽受靈魂分裂之苦，他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一個首先要解決肚子問題的時代，是經濟壓倒一切的時代。在上麵所舉出的小說中（其他同類題材的作品也如此），幾乎所有的基層領導都麵臨一個爛攤子，並為維持這個爛攤子用盡心機、四處奔波、精疲力竭。他們所領導的或者是經濟處於貧困線以下的窮鄉鎮，或者是瀕臨倒閉的國有企業。於是錢的問題成為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為此，他們不得不為了抓經濟而把孔夫子到馬克思都讚成的道德理想、善良之心等一切屬於人性的東西都放在一邊。
第二類分享艱難的人物是處於社會底層，並且在社會轉型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普遍群眾。比如《分享艱難》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廠》中的退休工人、原勞動模範章榮等。如果說基層幹部們為了“分享艱難”表現為不得不從“信念倫理”走向“責任倫理”，這已構成一種反人文的價值取向，那麽，這類普通群眾對於“艱難”的“分享”就顯得更加匪夷所思。這些人無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義、勤勤懇懇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為了“分享艱難”，就必須放棄自己起碼的做人的尊嚴與權利。
“分享艱難”的第三類人物與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榮他們都不同，他們是一些商業大潮中的所謂弄潮兒，也是基層單位的“經濟台柱”。他們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敗壞的流氓企業家，或者假公濟私、中飽私囊的國家幹部。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在與大夥一起“分享”著“艱難”。作品特意賦予這些人物以所謂“複雜性”。比如，在《分享艱難》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幾次捐錢，尤其是結尾時賣車捐錢的細節。這樣一來，洪塔山就不再是一個十足的混蛋，而似乎也在“分享”著“艱難”，也和別人一樣地有人性。當作品這樣去為這些“經濟動物”（人類中的壞蛋和渣滓）塗脂抹粉的時候，它們的“辯護辭”卻是非人文或反人文的語言：貪汙、腐化、強奸、嫖娼等都是小節，沒有什麽了不起，重要的是他們會弄錢。
通過對以上三種人對於“艱難”的“分享”的分析，我們發現：“新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著意虛構社會轉型期物質與精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背離、衝突與緊張。小說似乎著意要表明的是：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明顯缺乏人文道德基礎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的。從而，人們為物質生存與經濟發展（即所謂“艱難”），就必須違心地做許多事情，甚至必須喪盡天良，必須容忍一切傷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必須把人的尊嚴與價值置之腦後。基層單位的經濟命脈幾乎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裏，掌握在專門吃喝玩樂的各方客戶手中，這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些道德敗壞的流氓痞子雖然有道德上的缺陷，卻不能不繼續任用，如不任用他們，我們的“經濟發展”就將會泡湯。道德高尚的則往往無權無勢、人微言輕，陷於生活的困頓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質與生命需要。然而這是他們無能的表現，他們活該倒黴。就這樣，人文關懷的理想完全在作家的筆下被消解掉。應當承認，從現象上看，這些小說描寫的現實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種存在（雖然也不無誇張）。在人文與經濟的較量中，人文向經濟投降，信念倫理向責任倫理屈服，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稱臣，這似乎也是中國目前的部分現實存在。但我們要追問的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嗎?我們應該對這樣的現實妥協嗎?小說在表麵上的與現實相似的同構性，並不能掩蓋其文化價值上的迷亂與深層意義上的人文精神的欠缺。即使中國目前的現實如這些小說所寫的那樣，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也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正義與良知的一邊，張揚人文主義，而不是貌似理性地要求大家克製、忍耐、理解、認同，“分享艱難”。這種權宜之計也許是部分幹部可疑的選擇，但決不應成為作家的審美選擇。
童慶炳、陶東風：《人文關懷與曆史理性的缺乏——“新現實主義小說”再評價》，載《文學評論》，1998（4）。
泛讀作品
劉震雲：《單位》
何申：《年前年後》
關仁山：《大雪無鄉》
方方：《暗示》
池莉：《太陽出世》《不談愛情》《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
評論文獻索引
鄒平.女性視野中的《煩惱人生》.當代作家評論，1987（6）.
楊劍龍.真切展示煩惱人生的混濁狀態：讀池莉的“煩惱三部曲”.當代作家評論，1990（6）.
陳駿濤.在凡俗人生的背後.小說評論，1992（5）.
孫鬱.劉恒和他的文化隱喻.當代作家評論，1994（3）.
昌切.無力而必須承受的生存之重——劉恒的啟蒙敘述.文學評論，1999（2）.
王彬彬.膚淺的現實主義.鍾山，1997（1）.
秦晉.走向發展、開放、多元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97（2）.
陶東風.艱難不是分享就可以度過的——“新現實主義小說”之我見.作家報，1997-05-15.
熊元義.沉重的現實與活著的文學——為當前現實主義一辯.理論與創作，1998（4）.
於可訓.在經典與現代之間——論近期小說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江漢論壇，1998（7）.
拓展練習
1.池莉和劉震雲的作品同樣有著“平民視角”，同樣表達著“世俗關懷”，也同樣描繪著“庸常瑣碎”，他們也都在不同場合表達自己對市民世界生活的理解和寬容，然而在文學圈裏，卻對二人的評論大相徑庭，因為池莉缺乏“精神向度”而不無貶義地被稱為“小市民作家”，而劉震雲卻被認為是90年代中國文學界罕見的一位諷刺現實權勢的作家，表達了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自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則的絕望，請仔細閱讀《煩惱人生》《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和《一地雞毛》與《單位》，分析比較是什麽造成了這樣的評論差異？你認為他們二人的寫作有無本質的不同？
2.傳統現實主義和新寫實小說都是“寫實”的，但前者奉行的原則是對“本質真實”的“藝術加工”，後者則堅持“原有狀態”的“本來麵目”，前者追求的“深度模式”恰恰是後者所要盡力摒棄的，並以一種“平鋪直敘”來代替，但是事實上，有些新寫實小說卻達到了一種超越政治學、倫理學的“深度意識”。請以劉恒的《伏羲伏羲》為例，並查閱相關的研究資料，分析其所達到的“人性深度”是什麽，新寫實小說和傳統現實主義的區別是通過哪些方麵體現出來的？
3.在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方方的《風景》被譽為“當代生存意識的經典文本”，認為這篇小說的敘述者被設置為一名死者，其視角產生了某種“陌生化”的敘述效果，使《風景》以一種極端強化的方式為我們還原出了**裸的生存本相，使得整個敘寫充滿了令人驚愕的新異和逼真感覺。請以此為解讀視角，談談這種新的審美經驗的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