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浪漫抒情派小說是指前期創造社和與之相近的其他社團的一些小說家的創作，代表作家首推鬱達夫，另有郭沫若、張資平、廬隱、倪貽德和陶晶孫等。藝術表現上有一些共同的美學特征，形成了獨特的小說文體，表現在：第一，側重自我表現、主觀色彩濃厚。真實地**作者一己的內心，在經曆、氣質、個性上完成自我文學形象，進行痛苦的自我暴露、自我反省乃至自我贖罪。第二，不注重事件的外部描寫，側重宣泄、表現作家的情緒、感受、心境、心態（特別是變態性心理和肉欲苦惱），以此作為結構小說的線索，因此這類小說又被稱為“情緒小說”“情調小說”等。從而突破了傳統小說以事件情節為結構的框架，實現了從“情節小說”向“情緒小說”的演變，顯示了浪漫抒情小說根本的特征：散文化和詩化的傾向。第三，在創作方法上，這類小說以浪漫主義為主，同時兼采某些現代主義技巧。受弗洛伊德泛性學說的影響，不少作品寫夢、寫潛意識。一些小說接受德國表現派的文學主張，不是反映外部客觀生活，而是著力表現作者主觀品性氣質，認為藝術不是再現，而是“表現”。第四，浪漫抒情派小說是五四文學中最明顯受西方文學影響的文學現象。法國詩人果爾蒙的田園詩、英國湖畔詩人華茲華斯詠歎大自然的詩篇、俄國浪漫詩人普希金以及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詩作，都在這派作家中激起回應。他們受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的影響是廣泛而駁雜的。
教學建議
1.《莎菲女士的日記》被譽為“女性的《沉淪》”，但性別的差異使兩位作家對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及內心活動的展示有著明顯的差異。對這種差異的探究與追索，使我們看到了男性意識與女性意識對“寫作”的潛在影響。看到了男性視角與女性視角在審視社會人生時的不同特性。這種對“性別”的觀照為我們理解文本又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有利於我們把握作者的內在情感。
2.廬隱和冰心是五四時期齊名的女作家。在“五四”**中，她們登上了文壇，先後又都參加了文學研究會。在“為人生”的旗幟下，幾乎同時發問：“人生究竟為什麽?”但由於生活環境、個人經曆等方麵的差異，二人對問題的回答卻大不相同。閱讀作品，比較其不同的藝術光彩。
3.文學史上有一些作品，自誕生之日起就產生驚世駭俗的軒然大波，其後的曆史歲月裏又經得起不同讀者和批評家的一再闡釋。鬱達夫的《沉淪》就屬於這類作品。《沉淪》影響之大、之複雜遠遠超出了文本自身，稱之為“《沉淪》現象”並非誇大其詞。“《沉淪》現象”是20世紀中國文壇上的複雜存在，理解《沉淪》背後的“社會文化文本”（倫理學、青春學和民俗學等）才有可能對“《沉淪》現象”做出合理解釋。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精讀作品
鬱達夫：《沉淪》
張資平：《梅嶺之春》
廬隱：《海濱故人》
評論摘要
1.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清新的筆調，在中國枯槁的社會裏麵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麵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麽？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直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郭沫若：《論鬱達夫》，載《人物雜誌》第3期，1946-09-30。
2.我臨末要鄭重的聲明，《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但它是“受戒者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讀物。……已經受過人生的密戒，有它的光與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然能從這些書裏得到稀有的力，但是對於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兒童”們卻是極不合適的。還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嚴肅的人們也沒有誦讀的資格；他們會把阿片去當飯吃的。關於這一層區別，我願讀者特別注意。
著者曾說：“不曾在日本居住過的人，未必能知這書的真價，對於文藝無真摯的態度的人，沒有批評這書的價值。”我這些空泛的閑話當然算不得批評，不過我不願意人家憑了道德的名來批判文藝，所以略述個人的意見以供參考，至於這書的真價，大家知道的大約很多，也不必再要我來多說了。
周作人：《沉淪》，載《晨報副鐫》，1922-03-26。
3.《沉淪》的主人公在稠人廣眾之中總是感到孤獨，總是感到別人對自己的壓迫，以至離群索居，自怨自艾。這其實就是青春期常有的憂鬱症，不過比較嚴重，到了病態的地步。這種憂鬱症表現為在性的問題上格外的敏感，如主人公遇到日本女學生時，那種驚喜與害羞，那種忐忑不安，本來也就是青春期常有的對異性的敏感，不過小說突出了其中的誇大妄想狂的症狀，又加上對於“弱國子民”地位的強烈的自慚，那複雜的病態情緒就帶上了特有的時代色彩。“弱國子民”的自慚與愛的渴求，是小說情節發展中互相交叉的兩個“聲部”。讀這小說時，如果把其中愛國的反抗的意蘊剝離出來，隻能說是讀懂了一部分，其實小說的大部分筆力是在寫性的渴求，通過青春期憂鬱症的描寫表達性的苦悶、青春的傷感，這是更吸引人的地方。對異**的渴望而不得，並由此生出種種苦悶，實在是青春期常見的心理現象，《沉淪》把這種心理現象誇大了，寫出其因壓抑而生的精神變態與病態。如窺浴、嫖妓等等，在舊小說中也是常見的情節，但在《沉淪》中的出現，就特別注重精神病態的揭示，靈與肉衝突的心理緊張在其中得以充分的表現。《沉淪》寫病態，其意卻不在展覽病態，而在於正視作為人的天性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情欲問題。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思潮促使人們開始嚐試探討這個敏感問題。鬱達夫用小說的形式那麽大膽地真率地寫青春期的憂鬱和因情欲問題引起的心理緊張，這在中國曆來的文學中都是罕見的，鬱達夫因此被視為敢於徹底暴露自我的作家。《沉淪》正視作為人性的情欲矛盾，題材和寫法都有大的突破。
溫儒敏：《一份率真，一份才情》，見《鬱達夫名作欣賞》，36～37頁，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8。
4.鬱達夫的小說具有獨標一格的創作個性。
首先是題材的獨特性。作家的藝術個性，來自於他觀察生活、攝取素材的獨特視角。鬱達夫的抑鬱氣質和他當時的年齡，使他對青春期的**問題格外敏感。加之他與人交往的封閉性，使他創作之初的人生體驗更多地集中在對異**的自我體驗和妄想之中。這些體驗和想象在他的小說中化成了主人公青春期性心理的矛盾與痛苦。這一獨特的題材，讓國人第一次聽到了青春期心靈最深處的呼叫，使中國傳統的“無性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其次是人物形象的獨特性。五四時期的小說大師為中國文學提供了一類特異的形象——孤獨者。魯迅筆下的孤獨者，多是“荷戟獨彷徨”的先覺者的孤獨。鬱達夫塑造的孤獨者，則是淪落天涯得不到感情慰藉的“零餘者”的孤獨。這是些充滿愛情煩惱的少年。這些多情遊子因愛情失意而患上自卑症，對自己極為苛責、自外於他人、好誇大自己的不幸，隻能通過某種變態的手段獲取暫時的、虛擬的心理平衡。他們不是“獨戰多數”的進取的孤獨者，而是縮小自我、麻痹自我的消極的孤獨者。鬱達夫通過這類“零餘者”形象的塑造，解剖了“先天不足”的青年知識者的心靈。
再次是表現形態的獨特性。以鬱達夫為代表的創造社前期小說，為中國新文學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小說藝術模式——心理情緒模式。這一模式強化了作品的主體性和抒情性，不注重構製完整有序的故事，主要是以創作者或人物形象的心理演變和情感流動來組織情節和敘述。鬱達夫的自敘傳小說正是這樣，重視主觀抒情而相對忽視客觀敘事，重視對人物心境的描摹而相對忽視全篇的故事安排，重視創作者與敘述者之間的同一性而相對忽視二者之間應有的敘述張力，重視人物心理發展的連貫性而相對忽視人物行為變化的邏輯性。這一切導致小說敘事功能的削弱，然而以此為代價換來的是作品中的情感力度和人性深度的增強。
朱德發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實用教程》，44頁，濟南，齊魯書社，1999。
5.鬱達夫也曾謀求通過皈依自然或逃禪來達到精神超越。在宣泄過“性的苦悶”和“生的苦悶”之後，鬱達夫也開始了創作的轉向。……從《過去》開始鬱達夫的感傷確有變化：其一是對情欲的淡化與超越。《過去》中的情欲宣泄逐漸成為“過去”，李白時克製了情欲，胸中反而充滿了“感激的心思”，欲念之感的退卻保證了心靈之傷的減輕，這在他以往的小說中少見。此時的鬱達夫，開始漸漸出離欲念的感傷，對生命的思考顯然是在尋求解脫與超越。《遲桂花》讓人性從苦悶和愛情糾纏中升華出來，靈肉衝突的感傷由於詩性因素的加強而轉入性情感傷，衝擊力小了，但是感傷之美更為深厚綿長。其二體現著對自然的依戀和向往，《東梓關》《遲桂花》均流露出對田園牧歌與超凡脫俗的神往。在這裏，自然是滌**塵世煩惱、解除心靈痛苦的精神避難所。再就是出現了逃禪意向，以《遲桂花》微露“禪意”，《馬纓花開的時候》《瓢兒和尚》的宗教解脫意識已經相當明顯了。如果完全走入禪境，感傷也就不複存在，無奈禪隻是瞬間反省的一種精神構架，它既非現實也不是浪漫。這種缺乏力度的探求終難回避感傷。
陳亞平：《從蘇曼殊到鬱達夫的現代感傷》，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6）。
6.我們要知道，《海濱故人》是廬隱前半生的自傳，露沙就是廬隱自己……
提到中國新文壇的女作家，資格最老的，誰也承認是冰心和廬隱。冰心作人作文，是溫雅細致，廬隱則是豪爽痛快。冰心的作品裏，是母親，小弟弟，高山大海，是家庭的溫情和大自然的讚歎；廬隱的作品裏，是男學生，女學生，同**，多角愛，是愛情的追逐，是悲苦命運者的掙紮。冰心在燕京的環境裏，多少是受了些外國文學的影響；廬隱是女高師國文係出身的，她的作品，很濃厚的呈現著中國舊詩詞舊小說的情調。在她早年的小說裏，常把這位女主角比林黛玉，把那女主角比薛寶釵，可知《紅樓夢》這一類的書，對於廬隱的影響是很大的。這種色彩，在《海濱故人》裏最濃厚，好在她以後的作品裏，是一天天地淡了。
民國八九年，正是廬隱這般女孩子們，在課堂裏讀騷賦和駢體文的時候。新文學運動起來，她便很敏銳地接受了這種思潮，拋棄了舊文學的觀念，用白話文的體裁，寫出完全近代式的小說了。
如果我們可以說，“五四”時代是古典主義崩潰，浪漫精神和人權運動的新生，那麽廬隱便是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
劉大傑：《黃廬隱》，載《人間世》，1936（5）。
7.在新文學運動初期，張資平以戀愛小說引起文壇注目，而後來受“腰斬”的，也是他的戀愛小說，他為世人所指責的，也是戀愛小說。在這方麵，張資平也給人們提供了深刻教訓。愛和死是文學的基本主題，這說法並不很準確，但作為人類一種重要情感，確乎是文學經常描寫的對象，與此相關的則是婚姻、性心理等等。五四時代是個性解放的開端，自由戀愛與婚姻成為文學的一個“熱點”，張資平致力於戀愛小說，實在也是時代使然。他的初期的成功，也是時代潮流所給予他的厚遇。但是人類的愛情雖以**為基礎，卻又不是**所能涵蓋，其中積澱有豐富的文化曆史、社會的內容，它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生活發生聯係。所以，戀愛題材是討巧的，也是燙手的，它能使作家的作品獲得讀者，也有可能使作家墮落。然而張資平對此全無自覺。起初他尚且比較嚴肅地對待之，作品裏折射出時代的光芒。慢慢地，他的注意力轉向性心理描寫。如果在性心理描寫中有意識地揭示出它的社會意義、民族文化因素，作品尚有可能列入上乘，但張資平關注的是本能的性心理，大寫如何見異性起欲念，性欲不能滿足的性變態，猜疑、嫉妒、性臆測、性厭倦……翻來覆去喋喋不休，就失掉了任何意義，隻成了招徠讀者的廉價廣告，作品的價值也就一落千丈，雖一時銷路不錯，終難免被時代淘汰。文學是人學，並不是以人的自然屬性為研究對象，而是力圖表現人的社會屬性，即使寫到人的自然屬性，也應是與社會屬性相關聯的，寫**、性心理的根本尺度就在這裏。……在如何對待讀者反映與文壇評論方麵，張資平無疑也給我們留下了教訓。麵對一部分讀者歡迎他的戀愛小說的現象，他缺乏必要的自覺，沒有也不可能對讀者作必要的認真的分析。正因為他滿足於迎合一部分讀者的低級趣味，不思磨礪，不思提高，所以其作品就每況愈下，他猶如一顆流星，閃了一下便再無痕跡。
鄂基瑞、王錦園：《張資平——人生的失敗者》，120頁，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91。
泛讀作品
鬱達夫：《遲桂花》《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
張資平：《衝積期的化石》
廬隱：《或人的悲哀》
郭沫若：《殘春》《喀爾美羅姑娘》
倪貽德：《玄武湖之秋》
陶晶孫：《木犀》
評論文獻索引
董易.鬱達夫小說創作初探（上下）.文學評論，19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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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鵬，範伯群.鬱達夫小說與傳統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4）.
劉廣濤.三種學科視角下的“《沉淪》現象”闡釋.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6（3）.
吳曉東.中國現代審美主體的創生——鬱達夫小說再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3）.
朱壽桐.“脫了軌道的星球”——論創造社作家張資平.文學評論，1989（1）.
許正林.張資平小說：在**與宗教的透視中.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2（3）.
徐仲佳.新道德的描摹與建構——張資平**小說新探.中國文學研究，2004（1）.
孫麗君.一代覺醒女性的心靈史——廬隱小說文本深層解讀.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2（2）.
王洪庚.廬隱與冰心早期小說創作比較.山東社會科學，1994（3）.
拓展練習
1.鬱達夫的小說，其特色在以“零餘者”為代表的抒情主人公，這其實也是對作者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種自述或宣泄：多寫“時代病”，即五四時期青年知識者生理與心理的病態和變態，又並非展示病態，而是發泄對病態社會的不滿與抗議。試結合代表作《沉淪》加以闡釋。
2.有別於冷靜客觀的敘事，《沉淪》是側重主觀抒情的；有別於外部事件的描寫，《沉淪》是注重書寫內心紛爭的；有別於完整的情節和謹嚴的結構布局，《沉淪》是散文化的，線索單純鬆散；有別於塑造人物形象，《沉淪》更重視表現自我心靈。細讀文本，給予闡釋。
3.張資平是個備受爭議的作家。在眾多關於張資平的議論中，你讚同什麽？反對什麽？
4.“廬隱世界中的女兒永遠那樣脆弱，那樣焦灼，那樣痛苦、彷徨。後退，絕非所願，幾無可能；前行，又難於自抉，難於自甘。”這是《浮出曆史地表》中的一段話。下麵是書中界定廬隱作品“狹隙間的兩扇門”的闡釋：“那便是麵對封建的父的法——‘在家從父’大聲地說‘不’的權力；那便是宣告‘我是我自己的’，而後怦然關上玩偶之家的大門毅然出走的權力。……她們站在父母之家的大門之外，站在曆史所定義——重新定義的女性的一隙空間之中。在這一隙空間的盡頭，不是女性的地平線，而是另一扇門——丈夫之家的大門……那大門將緊緊關閉，將女人留在裏麵……事業、誌趣都成了革命史上的陳跡。”試結合代表作《海濱故人》等作品對此論述進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