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历史小说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支小说创作潮流，其创作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站在个体生命立场上，重新解读过去的历史，并对将历史运行看得高于个体生命的历史真实提出质疑。其代表作是乔良的《灵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李锐的《银城故事》、李洱的《花腔》等。第二种，更多地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认为历史是“文本的历史”“历史的文本”，从而提出新的历史真实观。代表作有格非的《迷舟》《青黄》、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第三种，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重新找寻女性的“不在”的历史，代表作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徐小斌的《羽蛇》等。新历史小说是用新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历史的小说，所以，与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小说、女性写作，均有着相互交叉的关系，譬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既可以视为是寻根文学的一支，也可以视为是新历史小说第一种形态的代表性作品，譬如，女性新历史主义小说，就横跨女性写作与新历史小说两个小说创作潮流。
教学建议
1.以《灵旗》为例，参阅评论摘要6，谈谈其中所描写的关于长征的历史与你所接受“正史”中的长征有何不同？其对历史、自然和人的哲理性的透视是如何完成的？
2.以《红高粱》为例，参阅评论摘要8，查阅索引中相关评论，谈谈你如何理解其“文化主题”与“历史主题”的特点。
3.以具体文本为例，参阅评论摘要1至5，概括新历史小说的整体特征，并说明与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小说等的关系。
4.选择拓展练习中的一个主题，进行讨论。
精读作品
莫言：《红高粱》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
乔良：《灵旗》
评论摘要
1.由于这种神秘的历史理想和颓伤的历史宿命，在中国先锋历史小说中，完整、理性的历史神话被打破，代之以零散、神秘、奇异的历史景观，以此破坏和重建历史神话。历史在这些叙事话语中以极为个人化的形态出现，变成一种对它们所破坏的、正在失去的历史神话的叙事修整和挽救，重要之处在于，先锋历史小说常常不顾历史事实而去建立一种历史的文化精神气质，独特的叙事形式成为这种历史气质存在的唯一方式和根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形式的效果或产物，它与规范历史的区别在于不以适应历史事实的形式去表现历史，或者说，先锋历史小说的外壳无法盛装规范化的历史内容。
然而不能认为这种历史描写就远离现实。应该说，先锋历史小说正在由历史寻找现实，由历史返回现实。这里，讲述古老的历史神话，并非是先锋历史小说向历史领域迫不得已的逃亡，而是借讲述往事而进入现实，借对历史容貌的故意涂改思考历史的本性，借对历史的形式化构造来重新创造历史。……先锋历史小说中，始终萦怀着对现实的留恋，就像《敌人》中的恐惧贯穿于历史和现实一样，那些对古老往事的叙述，不过是填充现实和超越之后返回现实的方式，并且力图以此完成对现实的救赎。
徐肖楠：《中国先锋历史小说的神话国度》，载《南方文坛》，1997（2）。
2.新历史小说的特点是：
（1）小说主题强调从正史到野史。新历史小说要打破旧历史那种经学化、意识形态化的框架，消解已经僵硬的体制化思维模式，或一元化的政治主导心理的所谓正史，将其所遮蔽的意义加以敞开，以获得一种多元意义的可能性。
（2）思想观念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从体裁上看，旧历史小说总是要表现一种宏伟的历史场景。新历史小说却将不再是去重视民族性的、革命性的、战争式的大体裁和大寓言，而是回归到个体的家族史、村史和血缘的族史，使“民族寓言”还原缩小归约为“家族寓言”，使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显性的政治学走向潜在的存在论。
（3）叙事角度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新历史主义强调过去那种历史的叙事是真实的谎言，它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中，却是将若干谎言意识硬塞给人们，使人们看不到真正的历史。所以它只具有真实历史的躯壳，而不具有真实历史的神态。而现在，小说作者一反这种常态模式，以大量的虚构和想象去填空历史，重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虚构的历史，真实变成了虚构的真实。
（4）人物形态从红黑对立到中间灰色域。新历史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人物的边缘性，土匪、地主、娼妓、姬妾，以及一切凡夫俗子，皆在正面描写之列，使得正统的政治色彩消失殆尽，而边缘人物、中间状态，以及世俗化、生活化、民间化的东西成为小说的主要色调。灰色已然成为新历史主义的“钟爱色”。
（5）小说语言表征为从雅语到俗语。新历史小说再也不是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全知视角和话语，而是不断回归，陷入历史的相对性和不可知论。所运用的语言是粗糙的世俗化日常化口语，甚至是带有调侃的、农村化的充满喜剧色彩的语言。
王岳川：《重写文学史与新历史精神》，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6）。
3.随着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变化，当代新历史小说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从审美到审丑的大逃亡。如众所知，文学的审美曾经是人类坚不可摧的避风港，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刻，海德格尔仍神谕般地宣称：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这就是诗。然而，在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和商品社会的侵蚀下，它却轻而易举地被攻克了。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竟突然发现：传统历史小说中美丑对立、转化的叙事模式正面临着赏丑、审丑话语的大规模冲击，历史小说中作为审美必备的优美、崇高、悲剧一变而为新历史小说长盛不衰的荒诞、丑恶与欲望，审美正在告别传统，走向审丑。从关注中心对边缘的制约转向关注边缘对中心的消解，从追索历史的“本真”到沉溺于“本色”的故事化叙事。作家们不再把“形而上”的理性诉求和历史的乌托邦关怀作为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审视，而是津津乐道地咀嚼一些近乎泡沫的历史碎片，性、暴力、凶杀、死亡……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唱起主角。审美表现进入一种严重的失语状态，以帝王妃嫔、地主商人、妓女小妾、黑帮土匪等为对象，以“戏说”为基调的一批新历史小说，不仅崩解了审美所需的价值取向，而且也潜隐了一个对历史不必认真或认真不得的消费命题。正如英国唯美主义戏剧家王尔德所概括的那样：“一个需要修补的世界被一个无法修补的世界代替了”。
刘忠：《无望的救赎与皈依——“新历史小说”再评价》，载《文艺评论》，2001（4）。
4.“新历史小说”将故事与历史置于相近的水平上面，将历史夷为平地，而瓦解了历史的神圣与庄严，为人们提供与以往不同的关注历史的崭新视角。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由于作家主要通过描写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场面来表现主观的现代感受，其中想象的成分远远超出了史料；换言之，史料的匮乏怂恿了想象的放纵，一切历史仅仅来自个人的故事，其中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便呈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并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不可知论的阴影。于是，我们看到，不少“历史小说”完全没有不顾及历史的规律性存在，也脱离了生活发展的逻辑。这正如批评家南帆所指出的：“‘新历史小说’所制造的仿历史话语让人疑惑不已：这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这是传统历史小说的解放，还是历史下降为故事的道具？”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是某种完整的、独特的、局部的和个别的东西；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为方法。”由于新历史小说家们遁入历史，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史上面，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实性的匮乏：“新历史小说”普遍对于当代中国变动的现实，对于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应有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没能表现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没能表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小说取消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这种无限制的虚构，把“新历史小说”引向疲惫、困境并成了话语的游戏，而使“新历史小说”的“新”似乎正越来越与无数迎合于大众口味与商业规则的“旧”小说重合。
吴子林：《先锋与回归》，见钱中文等：《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203～2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从开始掺和在现代主义潮流中得到特立凸显，是在20世纪末八九十年代之交，自此，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就成为中国文学上空徘徊的一个幽灵，已然附身和潜入当代文学中，构成了相当普泛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对一些趋奉者的价值观和写作观的影响上。在价值观上，“后现代”的怀疑历史、怀疑真理、消解终极价值、消解精神，在清理其价值信念使之变为真空的同时又注入了“去价值”的价值取向；在写作观上，“后现代”的反中心、反元话语、消解作者、消解意义，在使其失去思想向心力的同时又走向所谓的“零度写作”和话语编制。其结果便是中国式“后现代”创作追求的实验，在一些“后现代”先锋创作中，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客观性受到了攻击，以文学的虚构代替历史、以玩世不恭嘲解历史成为小说的基调，诸如格非的《迷舟》、余华的《古典爱情》、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即是例证。在这些小说中，对历史的虚构和想象成了随意涂抹历史的刷子，真实的历史被加工制成满足闲暇之余品玩的底本。而在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的嘲解中，消解理想、躲避崇高就成为了相随物。
侯文宜：《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乔良的《灵旗》讲述广西界首小镇洪毛靖自红军1934年过广西后50年的人事沧桑。
首先，与过去突出中央红军长征官兵的艰苦卓绝相异，将焦点对准长征的边缘群体，包括红四军女战士、中途被迫留下的游击队和行军中偷偷溜走甚至加入地方民团屠杀红军的逃兵。与长征大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相去甚远，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超乎他们的理解力。他们所做的多半是出于本能的对生的追求、对死的抗拒、友善的回馈和残酷的报复。
其次，死亡、缺失和残忍成为挥之不去、却又言说不尽的迷思。不像鲁迅笔下的戏剧式景观，砍头成为长征途中留下的游击队员每天面对的挑战——砍头，要么被砍头。没有观者的呐喊助兴，被杀者也不像阿Q那样努力满足人的视觉欲望，一切都显得再平常不过。由此似乎透露出，历史的残忍和鲜血淋漓与其归咎于自然的祸根，不如说是人为的造孽。
再次，整个界首小镇洪毛靖在红军过后五十年的沧桑恩怨，都通过青果老爹的“看”和二拐子的“说”来呈现，借着他们的眼睛和嘴巴，我们看到了历史书中看不到的场面，听到了历史中听不到的声音。更重要的是，青果老爹和二拐子不是党的代言人，他们不晓得周遭发生的一切在史书中如何记载，因此也就不受大历史话语权威的制约。他们所处的是完全民间的视角，目光所及覆盖个体、小人物、家庭和乡村的日常生活。
（张恩华：《在史诗与神话的双重枷锁下：文学表述中的长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1）。
7.《枣树的故事》解构了历史的神圣与威严，在这里历史的面目是模糊的、捉摸不定的，甚至呈现出虚无状态。从表面上看，《枣树的故事》是描写岫云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几个身份不同的男性之间的故事。但是，《枣树的故事》看重的并不是个人的生命历程的记叙，而是在对个人命运的演绎中，展示历史与叙述之间的纠葛。历史所呈现出的面目与叙述历史的叙述方式紧密相关，这是叶兆言在《枣树的故事》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主要含义。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叙述的线形与情节的编排的逻辑，以及隐藏在叙述逻辑背后的目的，被当作历史自身的逻辑，被人所接受和认可。《枣树的故事》在叙述岫云的历史时，并没有遵循历史的线形秩序，在这里，历史并不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呈示的。小说在开篇即以“选择这样的洞窟作为藏匿逃避之处，尔勇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都觉得曾经辉煌一世的白脸，实在愚不可及”作叙述的起点。这样的叙述语式，打破了历史叙述的线形时间规范性，这样被叙述出来的历史，充满着宿命感和偶然性。因此，小说在叙述时，以充满宿命的叙述语句作为叙述历史的基本叙述语法。这种和常规的叙述历史的顺序不同的叙述方式，在暗示我们，叙述顺序的排列本身就是和一定价值观相联系的。
周新民：《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载《小说评论》，2004（3）。
8.从“文化主题”转向“历史主题”，《红高粱家族》是一个标志。而且它所讲述的民间抗日故事，可说是这类小说中第一部刻意与“官史”视角相区分的作品。
作为具有“新”的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正统历史的改写上，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学视野对社会学历史观的彻底取代，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为人类的生存斗争，**、生殖、死亡、战争、妒忌、仇杀、神秘主义、甚至异化……这些生存的原型母题，瓦解了以往正统的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历史价值判断，一个“生命的神话”取代了“进化论的神话”；二是，历史的主体实现了“降解”，原来的“中心”与“边缘”实现了一个位置的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到了边缘配角的位置，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对应着这样一个转换，“酒神”也取代了“日神”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历史的灵魂，莫言也因此确立了他的以酒神意志为核心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哲学与美学。这一点和寻根小说热衷于发掘中国文化中的“非主流”的“地域文化”（比如说韩少功热衷的“楚文化”、李杭育热衷的“吴越文化”等等）可以说是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显然又超出了“地域文化”的范畴；三是民间历史空间的拓展，它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在历史被淹没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这也是对历史本源的一个匡复的努力。
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肥臀〉〈檀香刑〉为例》，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9.在新近的中青年作家群体中，刘震云是较早向权威历史话语表示了异议的作家。他发表于1990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将阶级斗争这一正统观念作了别样的书写与解构，对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一历史轴心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深刻地揭示出了东方式权力斗争（家族斗争）的残酷性和原始性。他用“权力斗争”的法则消解了“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作品从普泛的文化心理层面艺术地再现了“官本位”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怎样影响着、铸造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构成了人们对权力的畸形崇尚与膜拜，从而激起人们对民族文化中负面因素的思考。作品的时间跨度近70年，从民国初年到60年代末。为了一个小小村长的职务，竟然引起了同宗族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仇仇杀杀。人们从作品中看到被权威历史观念所剔除了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历史事实：某些翻身后赢得了政权的农民，并不如理念中那般朴实与纯洁，那般无私与忠诚；相反，翻身后的狂热、低廉、短浅的实用主义，再加上一己私欲与流氓无产者品质依仗着手中的权柄得到了肆无忌惮的扩张，为权力的争斗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刘震云确实给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历史的特殊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经典文本中农民形象身上所没有见到的“假”“恶”“丑”。很显然，刘震云并不着意于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他的全部用心放在了淋漓尽致地展示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惰性基因和负面价值上，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鲜明的人物性格，而是对整体中国农民的体察和观照。
赵联成：《历史母体的解构——新历史题材小说泛论》，载《当代文坛》，1997（1）。
10.刘震云是怎样以“再现的方式”进入故乡的历史叙事的呢?《温故一九四二》采取的是悬搁“价值”的方法。在作品中，1942年发生在河南省、饿死三百万人的大饥荒，令人发指和全景观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作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关于“家乡饥荒”的故事，一部分来源于北京图书馆资料的叙述，一部分来自传闻、采访、或者对历史的某种有距离的想象，叙事人还承认个别史实是出于他的加工编排，所以，“姥娘”的故事很难说是十分可靠的。因此，叙事人与作家的关系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层面：一，他代作家说出了故乡的历史苦难，表达了对底层社会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农民式的愤怒”；二，小说中的材料，只有一部分取自作家的故乡，大部分则是无数个历史灾荒材料的缩写；三，正因为真正的“历史”和“死者”是不可能对话的，因而二者的关系中充满了某种游戏性和戏剧性。在小说中，“附录”一节写得最为精彩：国家大事、结婚离婚启事、寻人声明都被“烩”在一起，历史正剧与日常生活合而为一，其中的用心大有深意，然而，这一切又被遮蔽在一种不确定的“叙述”当中。
程光炜：《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论刘震云90年代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9（5）。
泛读作品
李锐：《银城故事》
格非：《迷舟》
叶兆言：《枣树的故事》《夜泊秦淮》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
评论文献索引
樊星.人生之谜——叶兆言小说论（1985—1989）.当代作家评论，1990（3）.
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2（5）.
易晖.世纪末的精神画像——论格非90年代小说创作.小说评论，1999（6）.
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1）.
周政保.红高粱的意味与创造性.小说评论，1986（6）.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1）.
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1）.
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当代文坛，1995（6）.
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5）.
路文彬.作为修辞的历史感——“新历史主义”小说之后的历史叙事.文学评论，2004（2）.
李阳春.颠覆与消解的历史言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特征论.中国文学研究，2007（2）.
拓展练习
1.“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王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这是莫言的《红高粱》中“奶奶”在遭受日军的机枪扫射，生命垂危之时的一番自白。请以此作为理解莫言小说的一个切入点，分析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中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化意义，你如何评价这种“民间立场”。
2.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是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形态，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精神，请以《保卫延安》和《灵旗》为例，比较分析二者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3.在谈到新历史小说的产生原因时，有论者指出“是因为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在现实生活和文化历史生活中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价值支点受阻或对之不信任从而转向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以试图从中解脱现实的存在危机的”。[17]请以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为例，并参阅相关的评论文章，比较分析新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各自的特点，说明其何以在造成轰轰烈烈的声势之后不久就开始衰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