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朦胧诗”延续着“白洋淀诗群”的诗歌创作脉系，作为诗歌潮流，主要出现于1976—1986年，其代表诗人诗作是北岛的《回答》《一切》、舒婷的《神女峰》《致橡树》《这也是一切》、顾城的《一代人》《远和近》《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江河的《纪念碑》、杨炼的《大雁塔》等。“朦胧诗”创办的著名刊物是《今天》围绕着“朦胧诗”的评价，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三篇论文，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朦胧诗”鲜明地体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擦痕精神追求，其主要特征是新的个人、人性意识的觉醒，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先行者的孤独、绝望，价值虚无的精神迷茫等，在艺术形式上，则依靠自己的感觉，营造意象，通过这些意象的组合，形成诗歌结构。
教学建议
1.参阅评论摘要1、2、3，通过分析意象的方法，对北岛的《回答》与《一切》进行解读，概括北岛诗歌的思想艺术特征。
2.阅读评论《一代人》，比较评论摘要4、5的评价有何不同，你如何理解？分析《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如何表现诗人的“童话”特征的？
3.参阅评论摘要7、8、9，比较这些评论视角的差异，并分析舒婷的《致橡树》《神女峰》《惠安女子》三首诗歌的审美特征与文化价值。
4.概括“朦胧诗”这一诗歌潮流的思想、艺术特征。
精读作品
顾城：《一代人》《远和近》《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北岛：《回答》《一切》《触电》
舒婷：《致橡树》《神女峰》《惠安女子》
评论摘要
1.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北岛的忧郁和怀疑？作为特定的一代人，他的诗体现了他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思考。他们对青春年华消失的惆怅，对憧憬和梦想的幻灭的抗议，恰恰表现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执著和认真。单凭这一点执着，这一分认真，我们便可推断，北岛的诗不是别一时代的产物。他忠实地表现了这一代人的追求和憧憬，狂热和失望，真诚与惶恐，困惑和疑惧；表现了整整一代人的动**、不宁，浓厚的失落感，有点玩世不恭而又不甘沉沦、亟思振作而又缺乏坚定目标的复杂的情感和思绪。北岛以他人不可替代的心灵的碎片，最细密也最充分地“拼凑”了一代人的心史。
谢冕：《北方的岛和他的岸——论北岛》，见《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2.北岛初期的诗，有明显的感情书写的骨架。诗的意象的象征指向明确，形成可以作明确意义归纳的象征符号体系。他以鸽子、五色花、星星、山谷、浪花等，来暗示一种人性的，值得加以争取的理想生活，以夜、乌鸦，栅栏、网、深渊、残垣，作为对人的合理生活进行分割、阻滞、破坏的力量的象征。这种象征符号确定的内涵和价值取向，虽然会减弱诗的丰富的感性魅力，但在北岛最好的作品里，由于想象的奇特，情感的丰盈和庄严，而得到弥补。价值取向相对立的象征性意象密集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构成“悖论性情境”，常用来表现复杂的精神内容和心理冲突。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3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北岛是难懂的诗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命名的原由之一。北岛之难懂有很多原因。80年代中国许多读者读不懂北岛的作品，责任在于中国50年代后的政治。几十年的单一意识形态使人的精神、文化、乃至语言高度简化，人没有了正常的精神交流。北岛早期的诗作其实挺简单，例如：《回答》《太阳城札记》，哪一句不好懂呢？“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是正常的诗歌语言，但是很多人丧失了阅读的能力。对于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这是悲哀之事。离开中国当时政治文化背景，即无法理解北岛和《今天》的出现。《今天》诗歌的真正意义还不在其作品，而是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其颠覆了权力对语言的操纵，恢复了汉语的人文情态和诗歌语言。这是北岛和《今天》诗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真正贡献。
《日子》应该是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的作品，体现的是少年进入青春期的生命状态。表现的不是人的共认，也不是人的渴望和期待状态，而是个人对现实和孤立的接受，清醒冷静，在与社会的分离中孤立地延伸个人的道路。这正是现代人格的特点。“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当窗帘隔绝了星海的喧嚣/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作者清楚地锁定个人与社会的界限，拒绝阻止外部社会进入，持守个人的孤立，由此延伸个人的生活和内心精神。而在传统社会中，人则是主动进入社会，依靠社会共认和价值而存在。个人孤立，这是北岛人生和写作的基点。“信投进信箱，默默地站一会儿”，既表示对人的期待，又表示与他人关系的间接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了巨大变化，自由和宽松逐渐增长。但是这期间他的写作却由社会的风潮重新走进个人的孤寂。这时期他的作品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早期的积极理想精神消失——由对理想的歌唱转为对之哀悼；二是更多地学习吸收西方现代诗歌语言方式；三是对现实和个人更冷静深入地表述。
如果说“第一千零一个挑战者”是理想的**，那么在此时他已冷静，更关注真实。“其实难以想象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彗星》）。“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理想的产生取决于人对现实的认识和期待。认识属于理性，而期待则是生命诉求，二者相互冲突制约。人以自身为中心，其对外部世界认识越简单有限，便有更多更强烈的幻想和期待。“上帝之死”，其实就是科学对人终极理想的瓦解。北岛早期积极的理想精神有年龄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封闭和压制；当中国社会变得开放宽松，作者对人、世界有了更真实广阔深入的认识，积极的理想也就变得单薄脆弱了——其可相对一个封闭压抑的年轻生命成立，但对一种开放深入熟知世事的理性却失效。因此他对理想的歌唱即转为哀悼。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晦涩冷峻，没有了早期作品的天真和亮度，但他的思考却更坚实深入了，对个人内心有了更准确的表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接受的是北岛的理想，实际上他的作品更深处隐含着极度的孤独、绝望和悲哀。《一切》这首诗很说明他的内心。十二个“一切”，十个都是否定，虚无绝望，只有最后两个属于肯定：“片刻的宁静”和死亡“冗长的回声”。根本地说北岛的理想是从现世的否定——死亡延伸出来的。“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当然是至高的理想，但它的下面则正是对现世的绝望和否定。死亡“冗长的回声”既包括对死亡的迷恋——相对于人世，以死亡否定拒绝现存；也包括对死亡的抵抗——相对于宇宙，对永恒绝对的肯定和追求。北岛的诗即此“回声”，这是他写作的中心秘密。
一平：《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载《诗探索》，2003年第3-4辑。
4.在我看来，这两句诗的悲剧性意义首先体现在环境的非历史性非正常性上。“黑夜”这一意象笼括了广阔而无定的时空，隐喻着一种不正常、不人道的年月与环境，这本身便是一种历史进程发展中的悲剧，“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正是这一悲剧性向前发展的结果，悲剧的承受者是“我”，因为在“黑夜”与“黑色的眼睛”（“黑夜”的派生意象）之间是由“我”来连接，而“我”则被动地成为这场灾难的承受者，“黑色的眼睛”实际是一种“异化”的具象形式，这已经深入到人与环境的不可调和的悲剧之中。但更为深刻的悲剧意味在于“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这里似乎“我”处于主动的地位，也无疑有着一种敢于向“黑夜”叛逆、寻找光明的精神，恪守，所使用的武器——“它”竟然是“黑夜”的派生物，这似乎预示了这种寻找势必又会陷入一种新的悲剧之中。这一悲剧性的循环揭示了人能够发现自我，人不能够实现自我这种二律背反，这几乎已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一个永恒的悲剧情节所在。
王干：《透明的红萝卜——我读顾城的〈黑眼睛〉》，载《读书》，1987（10）。
5.“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的这首写于1979年的小诗总共只有短短的两行，它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自明，明白地表达出了诗人心中强烈感受和意愿。
“朦胧诗”崛起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逐渐复苏，个人情感表达往往也是整个社会情感投射，应该怎样面对黑暗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个人和民族命运，这是笼罩了所有诗人的疑问。向来被称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尽管一直沉醉于他的梦幻般远离尘嚣的“生命幻想曲”中，却也开始探索时代的问题，这首《一代人》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回答。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像顾城和其他“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文革”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对苦难的承担，或者是在不断的受伤害中经历成长，然而苦难却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透过时代的阴暗面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
经过磨难的理想与信念导向个性的自觉，导向了一种坚强不屈的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这是《一代人》及“朦胧诗”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也是70年代末期文学中富有激进色彩的一面。面对黑夜毫不妥协，自觉承担起民族的命运，同时伴随着个人高涨的理想主义，可以说这便是北岛、顾城和他们这“一代人”对困难和整整一个行将过去的黑暗时代的回答。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01～20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6.与同时期的其他著名诗人相比，顾城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像北岛那样冷峻、深沉，具有反叛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英雄人格，也不像舒婷那般人道、自尊，充满浪漫情调与奉献精神，他显得纤弱、机智、纯净，在众多的朦胧诗派诗人当中，他以童真的孩子形象确立了自己诗歌的和人格的独特性。在他刚出名不久的1980年，舒婷就把一首《童话诗人》赠给他：“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舒婷不愧为顾城的知音，“童话诗人”是一个最恰当的称号。虽然他的成名作《一代人》被读出了政治含义，他的《远与近》被读出了哲学含义并被人们作出了多种解释，但这都不是他真正的代表作品。从他留下的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到一种贯穿首尾的风格。从早期的天然明丽、率真热情，中期的高度凝练、流畅以及神秘莫解，到后期的孩童心绪、稚儿语言、淡泊心境，都有着深深的“童话”印记。这种童话的印记不仅因把顾城和其他诗人明显地区别开来而显示出独特性，更因顾城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地位而显示出唯一性。
顾城的“自我”意识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有两点显著的不同。一、缺少反叛意识。他的“自我”的重要内容是新秩序的建立，而不是对旧世界的破坏。二、缺少献身精神。朦胧诗人喜欢扮演悲天悯人、勇于反叛、甘于奉献、乐于承担痛苦的角色，在对于外在世界的投入中表现出一种牺牲者的献身精神，而顾城则以一个弱者的形象出现，更多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
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1）。
7.舒婷那些表现自爱和爱人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它们的美学价值在于：对于忧愁的心，它是温柔亲切的笑容；对于痛苦多于欢乐的生活，它是扶助人们进取和追求的手。诗人不是无可奈何地唱一个失血时代的挽歌，凭吊受伤的心灵，而是用理想观照现实，歌唱一代人的失落和追求，希望人能够按照我们所向往的那样生活。她把视线的焦点投向人，关心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不满人的现实处境，把人放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中进行思考。这类诗歌，当然有其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心理。从十年浩劫的灾难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早已厌恶那种相互怀疑、仇恨和倾轧的“神圣荒唐”的年月，布满历史伤痕的心灵渴望感情上的沟通，渴望温情和抚慰，同时希望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去爱好生活。在这些方面，舒婷的自我意识与诗的经验和人们的情绪及要求取得了一致，因此她的不少作品成了人们交流感情的共同媒介。
王光明：《艰难的指向》，122～129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8.舒婷最早的成名作《致橡树》也是一首爱情诗；但饱含着作者主观感情的“橡树”和“木棉”这两个意象，都超出了爱情本身。舒婷在这里否定的一种爱情观是依附：如冰霄花之于高枝，痴情鸟之于绿荫；另一种爱情观是奉献：如泉源送出慰藉，险峰衬出威仪。它们都以压抑或牺牲一方为爱的前提，反映了长期封建社会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的一种历史积淀。她所追求的是爱的双方彼此的平等：“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个平等的基础是彼此的人格独立，只有这样的人格价值上的各自独立，才能有在真正平等基础上的相互扶持。这样，舒婷在《致橡树》这首诗的爱情外观上，蕴含的是追求人格独立与尊严的思想内核，是一个更广泛也更深刻的主题。
这是舒婷诗歌普遍的一种观照方式。当舒婷以一颗温柔善感的女性诗人的心去体味生活，并把自己体味到的这个温柔善感的内心世界倾诉出来，她的诗歌的外观往往比较单纯，而她所蕴含的内心感情的层次，又往往极为复杂。这样，在舒婷的诗歌里，就存在着单纯的外观和丰富的内涵这样的二重性。她写爱情，表达的是对人生关系的理想追求；她写友谊，激**的是她对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漠视的愤懑；她写自己的寂寞和骄傲，同时也是倾诉一代人对于这种落寞命运的不满和抗争。
刘登翰：《会唱歌的鸢尾花——论舒婷》，载《文学评论》，1985（6）。
9.80年代，在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道主义成为强烈的社会诉求，文学领域中的性别问题也开始得到关注。在“朦胧诗”这一汉语新诗潮涌动之际，舒婷率先在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也是女性的声音。站在反思的立场，舒婷此期写出了《祖国》《双桅船》《神女峰》和《致橡树》等诗歌名篇。从这些诗歌的题目到内容，女诗人的书写延续了“五四”对“人”的高度关怀。由于其中同时蕴含着对女性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切，因此不少评论者将舒婷视为文学领域女性意识复苏的“早醒者”。不过，她在宣言或抒情式的诗歌作品中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还较少从个人色彩更浓的性别角色出发。而当她试图以启蒙的姿态走向更深远的社会历史时，不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批评家谢冕曾指出舒婷诗中的双重声音：“一半是忧伤，一半是骄傲；一半是反抗的愿望，一半是‘无法反抗’的现实。”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启蒙主义的脉络上，女诗人舒婷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作为启蒙诗人，在关注人生与社会时，她的理性思辨不如同期一些男诗人那样深刻和敏锐；另一方面，作为女性诗人，在涉及女性自我命运的救赎、女性与社会和男性的关系等问题时，她还无力透过现象对性别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尽管她打破了传统女性角色定位的窠臼，极力讴歌男女之间基于人格平等的友谊和爱情，但终于行之不远，未能进入更深的层面。
《致橡树》虽然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性别话语，却也突破了以往爱情题材诗歌写作的盲区，触及了貌似平等的男女关系背后隐藏的不平等，对现实的人生社会也更加贴近，在当时对不少女性创作者和读者产生了积极影响，起到呼唤女性自觉追求人格平等的积极作用。但在她的爱情诗中却也可以看到某些不无动摇，甚或有违两性平等精神的地方，这就是一种微妙而潜在的“致敬”姿势和依赖心态。例如：“要有坚实的肩膀，能靠上疲倦的头；需要有一双手，来支持最沉重的时刻。”（男子汉）“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用你宽宽的手掌/暂时/覆盖我吧。”女性自我角色的实现似乎总还有需要附着于男性的强壮和力量的倾向，作者对男女传统角色定位的认同隐含其中。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165～1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泛读作品
顾城：《生命幻想曲》
舒婷：《自画像》《这也是一切》
北岛：《履历》《呼救信号》
评论文献索引
洪子诚.北岛早期的诗.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林平乔.北岛诗歌的三个关键词——北岛前期诗歌简论.理论与创作，2005（2）.
杨立华.北岛诗二首解读.诗探索，2003（2）.
吴思敬.舒婷：呼唤女性诗歌的春天.文艺争鸣，2000（1）.
谢冕.在诗歌的十字架上——论舒婷.文艺评论，1987（2）.
伍方斐.顾城后期诗与诗学心理分析.诗探索.1997（4）.
孔庆东.析顾城.读书，1994（6）.
梁归智.从童话诗人到撒旦——顾城悲剧分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梁光焰.至美的世界脆弱的灵魂——顾城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新解.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拓展练习
1.请阅读下面五篇文章，谈谈这里所说的“新的美学原则”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它和传统的美学原则相异之处是如何体现的？由此延伸开去，谈谈朦胧诗的出现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心理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当下的语境中，你如何评价？围绕这些问题，写一篇小论文。
①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载《诗刊》，1980（8）。
②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载《光明日报》，1980-05-07。
③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1981（3）。
④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1）。
⑤王爱松：《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反思》，载《文学评论》，2006（1）。
2.诗歌，尤其是朦胧诗的学习中，阅读障碍是大多数读者都会遇到的阐释困境，一方面是由于时过境迁，当下的语境和1980年代初期已有了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于诗人总在某种独特的理解中写作，读者则在阅读中寻求具体的理解。诗人看到每一个熟悉的词背后陌生的可能性，试图将其结构在陌生的上下文中；读者则在陌生的语境中寻找可以辨认的熟悉，试图将其拆解为日常的语言，理解意味着将陌生的词语经历引回到自己熟悉的路径上。因此，这一节的学习中，要注意多角度地切入诗歌进行解读，重在审美感受和鉴赏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