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萊因文集(共4卷)

第十章 兒童遊戲中的擬人化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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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久前發表的論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學原則》(1926)當中,我曾描述在我分析兒童的經驗中,對遊戲有著根本影響的幾項機製。我在文中指出,兒童遊戲中不斷以各種姿態一再出現的特定內容,實際上與**幻想的發展核心相同,而兒童遊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在於提供紓解這些幻想的發泄管道。除此之外,我也討論了遊戲與夢中的表征媒材之相似性,以及願望實現(wish-fulfilment)在這兩種心智活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另外我也注意到兒童戲局中的一項主要機製,在此機製中,孩子會發明與分派不同的“角色”。在此篇論文裏,我的目的在於更深入地探討這項機製,並借由眾多不同類型的病症實例,來說明這些兒童引入戲局中的“角色”或擬人化身,與願望實現之間的關係。

根據我到目前的經驗,患有精神分裂的兒童並沒有辦法進行我們所謂的遊戲,他們隻會做出某些千篇一律的動作,因此想借之深入他們的潛意識,根本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不過當我們真正成功的時候,會發現與這些動作相關的願望實現,其實就是對現實的否定與幻想的抑製。在這種極端的狀況裏,擬人化並未成功。

在這些遊戲中,主要是願望實現的力量促使厄娜努力地認同較強的一邊,如此一來才能抑製她對迫害的恐懼感。這個沉重的自我,試圖影響或欺瞞超我,以預防超我真的如它所聲張地去欺壓本我。自我嚐試召喚具高度施虐性的本我一同來為超我服務,撮合兩者一起對抗共同的敵人。為達成這一目標,需要大量運用投射與置換的機製。當厄娜扮演殘酷的母親角色時,調皮的小孩就是敵人;而當她是那名受到迫害、但後來又變得強而有力的小孩時,敵人的角色就改由邪惡的父母來擔任。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存在著一個動機,即自我企圖在超我麵前合理化,好沉迷於不受限製的施虐中。基於這樣的“盟約”,超我必須采取行動,以對抗看似對本我不利的敵人。然而,本我卻偷偷地繼續追求其占優勢的施虐滿足,其對象是原初客體。如是而來的自戀滿足,讓自我一邊不費吹灰之力地戰勝敵軍,一邊又讓超我服服帖帖,這一點在消除焦慮上簡直具有不得了的價值。這種兩大勢力間的盟約模式對較不極端的案例而言,其成果也相當輝煌,不僅對外界來說可能看不出任何跡象,同時也不會造成病症的並發。但在厄娜這個病例裏,情況卻完全失控,因為本我與超我的施虐欲都已超過極限,於是,自我與超我聯合出擊,並試圖懲罰本我以獲取一些滿足,但卻無可避免地遭到失敗。強大的焦慮與良心的苛責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反抗,這證明了這些相互對立的願望實現,沒有一項能夠長久綿延。

接下來的這個例子,將詳細地呈現一些和厄娜情況類似的問題,如何透過不一樣的方式獲得解決。

另一種帶有嚴重強迫性精神官能症狀的情形,也許可從我兩歲又九個月大的小病人——莉塔——的遊戲中略窺一二。在一個非常具強迫性的儀式之後,莉塔把她的娃娃包起來放上床睡覺,然後再擺了一隻大象玩偶在娃娃的床邊,這個動作的涵義是大象要防止“小孩”爬起來,否則小孩會偷偷潛入父母親的房間裏,傷害他們或偷走一些東西。這隻大象(象征父親意象,扮演著阻礙者的角色。透過內射的作用,在莉塔的心中,她的父親長久以來就是扮演著“阻礙者”的角色。而當她快兩歲時,她希望篡奪母親的地位、奪走母親肚裏的小孩,並傷害、閹掉父母。在戲局中,當這個“小孩”受到懲罰時所呈現的憤怒與焦慮反應,顯示出在莉塔的心中,有兩個部分正同時操演著:一是施加懲處的權威,另一是承受懲罰的小孩。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看另一個源自較輕微強迫式精神官能階段的遊戲。在莉塔稍後的分析治療裏(當她滿三歲之後),出現了一個“旅行遊戲”,這個遊戲在整個分析過程中幾乎不曾缺席過,其形式是這樣的:莉塔和她的玩具熊(象征陰莖)搭著火車,去與一位好心的女士見麵,這位女士除了會逗他們高興外,還送他們禮物。在分析治療的初始階段出現沒多久,這個歡樂的結局通常立即被搞砸。莉塔想要自己駕駛火車,所以希望把司機趕走,然而,那位火車司機不是嚴詞拒絕,就是在離開後又折返回來嚇唬她。有時候也會出現一個壞女人來阻撓旅途的進行,或者是最後他們會發現原來遇上的其實不是個好女人,而是個壞女人。這個遊戲(受阻情形較一般嚴重)與前述例子中願望實現的歧異非常明顯。在此遊戲裏,原欲的滿足是正向的,而且施虐傾向所扮演的角色,並不若在前述病例中重要。如同喬治的例子,這裏頭的“角色”主要有三個:一是自我或是本我,二是扮演幫助者的角色,最後是象征威嚇者或引發挫折者的角色。

如此產生的幫助者角色,大多具有一種極端奇幻的形態,如同喬治的例子中所顯現的一般。在某個四歲半男孩的分析治療中,有位“好媽媽”經常在晚上出現,而且還會帶好吃的東西來和他一起享用。此食物代表父親的陰莖,是她悄悄偷來的。而在另一次的分析治療裏,這位好媽媽用一隻魔杖治愈小男孩的父母對他施暴所留下的一切傷痕。然後她和他同心協力,一起用某種殘忍的方式殺害那對粗暴的父母。

我曾提出一項結論,說明超我分裂為原初認同(primal identifications),並在不同的成長階段中被內射的現象,其實是一種與投射類似且相關聯的機製模式。我相信,這些機製(分裂與投射)即是遊戲中擬人化傾向的主要因素,透過它們,勉強維持的超我整合才能暫且放棄,且力促超我與本我之間休戰的緊張也才得以降低。內在精神的衝突因而變得較為和緩,也終於可以被移轉至外在世界。當自我發現這樣的向外轉移,證實了精神的發展過程中雖充滿焦慮與罪疚感,卻也能順利找到出路,使焦慮大量減輕,那麽由此獲得的喜悅感便自然增加許多。

我已經提過,兒童麵對現實的態度,很自然地會在遊戲中展現出來。而至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視擬人化為判定心理狀況的標準,現在我想再更清楚地說明,麵對現實的態度如何與願望實現及擬人化的因素產生關聯。

在厄娜的分析過程中,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建立與現實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可愛慈祥的母親,與遊戲中那個以奇異怪誕的迫害羞辱手段對待小孩的“她”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然而,當分析工作進行至偏執特質開始顯明的階段時,許多以怪異扭曲的形式反映真實母親的細節逐漸浮現。在此同時,孩子對現實的態度也逐一浮現,但事實上都已經經過強烈的歪曲。厄娜運用她的敏銳觀察力,將身邊發生的所有事情巨細靡遺地記下,再以一種非真實的方式將這些細節放入她的被害與被偵察係統內。例如,她相信父母親之間的**行為(她想象那是隻要他們單獨相處就會進行的事)以及他們倆對彼此的關愛動作,都是因為她母親想激起她(厄娜)的嫉妒而起;她假設母親的一切歡愉來源以及每個人的快樂原因都是源自於此。特別是女人,她們穿著漂亮衣服,就是要讓她不舒服等等。不過她也意識到自己的這些想法有些特異,因此必須小心保密。

如我說過的,喬治的遊戲中表現出的疏離現實行為是很值得探討的,厄娜的遊戲也一樣。在分析治療開始的第一階段,當嚇阻性與懲罰性的意象不斷增強時,竟幾乎看不出它們與現實的關係。若現在我們以莉塔第二階段的分析中出現的關係來看,我們或許會將之當作是典型的精神官能病童症狀,包括那些年紀大於莉塔的病童在內。在她此一階段的遊戲裏,異於一般妄想病童之處在於:她呈現出認識現實的態度傾向,雖然僅限於對那些她曾經曆過但從未克服的挫折感做出回應而已。

在患有精神官能症的病童身上,會出現一種“妥協”的情況:僅有極少數的現實獲得肯定,其餘的則仍處於被否定之列。除此之外,還有因罪疚感而產生對**幻想的過度潛抑,其後果即為我們常在精神官能病童身上看到的遊戲與學習抑製。他們用以自我掩護的強迫式症狀(首先出現在遊戲中),反映出過度抑製幻想以及與現實的不健全關係之間的妥協結果,因此僅能提供極其有限的滿足形式。

正常兒童的遊戲,則顯示出幻想與現實之間有較佳平衡。

現在我將對不同類型病童在遊戲裏顯現出麵對現實的態度,略做一番歸結。患有妄想癡呆(paraphrenia)的兒童,其幻想潛抑與抽離現實的情形最為嚴重。至於妄想症兒童與現實的關係,則聽命於活躍的幻想,兩者之間的平衡取決於非真實性。精神官能症兒童呈現在他們遊戲中的經驗,都嚴重地充斥著他們對懲罰的渴求與對不幸結局的恐懼。相對地,正常的兒童能以較佳的方式來處理現實的問題,他們的遊戲顯示出他們擁有較強的力量去影響現實,並活在與幻想和諧共處的現實裏。更有甚者,他們較能承受無法改變的真實局勢,因為較為自由的幻想提供了他們避難的空間,而且在麵對以自我協調形式(ego-syntonic form,指遊戲與其他升華方式)呈現的**幻想時,他們也能夠進行較全麵的宣泄,因而有更多獲得滿足的機會。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看,現實態度與擬人化及願望實現過程之間的關係。在正常兒童的遊戲裏,後者證實對於在性器層次上的認同,具有較強烈持久的影響。隨著意象趨近現實客體的程度增加,良好的現實關係(正常人的特征)便較為突顯。那些帶有混亂或轉移現實關係特質的疾病(精神病與嚴重的強迫性精神官能症),通常在其中的願望實現都是負麵的,而且於遊戲中呈現的角色類型亦極端殘忍。我曾經試著借由這些實例來說明,此時的超我雖然處於初階的形塑階段,卻已不斷向上攀升。而我更做出下列的結論:被投射於自我發展最初階段的可怕超我,其肆無忌憚的遽然攀升是導致精神問題的基本因素。

在本文中,我已詳細地探討擬人化機製於兒童遊戲中的重要功能。現在我必須點出此一機製在成人心理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已經說過,此機製是一具有重大、普遍意義的現象之基礎,同時亦為兒童及成人分析工作中移情研究的重點。假如一個孩子的幻想夠自由的話,他將在遊戲分析中把最紛雜矛盾的角色分派給分析師。例如,他會要我負責本我的部分,因為在此投射性的角色裏,他的幻想才能在毋須引發太多焦慮下便找到宣泄的出口。緣此之故,在認定我是那位帶父親陰莖給他的“好媽媽”之下,小男孩傑拉爾德不斷要我扮演一個趁深夜偷偷潛入母獅籠裏的男孩,除了攻擊它外,還搶走幼獅、把它們通通殺死吃掉。而他自己又成為那頭母獅子,在發現我的惡行後,用最殘忍的手段把我殺害。這些角色配合分析情境與潛伏焦慮的多寡,不斷地交替出現。例如在稍後的時期裏,男童自己擔任那個潛入獅子籠裏的惡棍,而我則變成了那頭凶殘的母獅。但那些獅子很快就被換成一個好心媽媽,這個角色也是由我來扮演。此時小男孩已經能夠自己代表本我(這表示他與現實的關係已經有所進展),因為他的焦慮已經多少有所減弱,這一點可從好心媽媽的出現看出。

因此我們看到,借由分裂與投射的機製,衝突因而減退或移至外在世界,這不僅是移情的主要刺激之一,也是分析工作的推動力。甚至我們可以說,更強大的幻想活動與更豐富正麵的擬人化能力,就是促使移情能力增強的必要條件。的確,妄想症患者擁有豐富的幻想生活,但其在超我結構中,是由殘忍、焦慮所引發的認同所掌控,這個事實使得他發明的每個角色都負麵得不得了,而且都離不開迫害者或被害者等僵化的角色範疇。就精神分裂症而言,基於投射機製的不良運作,擬人化與移情能力都無法施展,而這又會影響到患者建構或維持麵對現實與外在世界關係之能力。

最後,我想針對治療法說幾句話。在本文裏我試圖說明,最嚴厲與最具壓迫性的焦慮乃從早期自我發展階段中內射的超我而來,此一早生的超我,是引發精神病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