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還想象他的父母把外**和排泄物作為危險的武器，他們彼此相互攻擊。這些想象豐富並且意義不凡，包括吞入母親身體的陰莖變成了危險的動物或者裝滿了爆炸物的武器，或者她的**被想象成一個危險的動物或者某個致死工具，比如一個下了毒藥的老鼠夾。這種主觀想象的性欲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有施虐的特征，在他的想象中，他的父母彼此互相傷害。
兒童的施虐在最初的每一個階段都經曆了數量上的增加，除此之外，質量上的改變也同時發生，並且起到加強效果的作用。在施虐階段的後期，兒童想象各種非常暴力的客體攻擊行為。他利用各種方式來施虐，他秘密進行施虐攻擊，不厭其煩地重複進行，這樣使得施虐變得更加危險。比如，在這個階段的第一部分，兒童常常采取公開的暴力行為（open violence reigns），以及糞便等排泄物作為直接攻擊的工具，而爆炸和毒品這一類破壞工具獲得某種意義。所有這些物質加在一起增加了施虐想象的程度，其數量、種類和豐富內容多得無法窮盡。實際上，這些施虐衝動是針對父親和母親的**，它導致兒童想象父母對他采取聯合懲罰的焦慮。在這個早期階段，這種焦慮起到強化施虐的作用，而且增加了他破壞危險客體的衝動，因為兒童帶來更大量的施虐和破壞的欲望，加諸在他的父母結合體上，因此，他更害怕父母聯合一起對他的仇視。
根據我的觀點，俄狄浦斯衝突介入男童的時間是當他開始情感上仇視他父親的陰莖，並且，他想要與母親取得外**的結合。他想要破壞父親的陰莖——他認為留在母親體內的陰莖。我認為早期外**衝動和幻想在施虐症階段進入，構成了男童和女童早期的俄狄浦斯衝突，因為衝動和幻想滿足了兒童被接受的原則。雖然兒童的外**前期衝突仍然表現顯著，但是，兒童已經開始感覺到，除了口腔、外尿道、和肛門的欲望，還有對父親或者母親的外**的欲望、嫉妒，以及對同性父母親的仇恨。兒童在這個早期階段也開始經曆對後者的愛恨衝突。我們甚至可以更誇張一些地說，俄狄浦斯衝突的強烈程度起源於這個早期情境。比如，女童因為對母親的仇恨和失望，她把口腔和外**的欲望轉向她的父親。同時，女童這種情感還與母親緊密聯係在一起（通過女童的吮吸固著和無能感）；男童因為積極口腔情感而對父親產生依戀，與此同時，男童因為早期俄狄浦斯情景中的仇恨也遠離父親。情感衝突在兒童早期發展中並不是如上文描述的清晰可見。我認為可以這樣解釋這個事實：幼童具備較少表達自己情感的方法，在這個早期發展階段，兒童與客體的關係仍然模糊、不清晰。兒童對客體的反應被傳遞至兒童的幻想客體（phantasy-objects）【兒童對想象客體的情感依附不僅僅是仇恨和焦慮的情感，而且還是正麵積極的情感。在這個過程中，兒童從真正客體中抽離情感。不論這種與客體的情感關係是太消極還是太積極，兒童都不能完全把吮吸想象或者補償想象投射在兒童的客體上，其結果是兒童不得不適應糟糕的現實和接受自己與客體關係被破壞的事實。上，兒童把整個焦慮和仇恨都投射到後者身上，尤其是內化的客體上，所以兒童對父母的矛盾態度僅僅反映出兒童對客體【我將在以後討論這些客體關係。態度經曆的部分困難。但是這些困難有其他一些表現方式，比如，我曾經接觸幼童的“夜驚”和“恐懼”，它們都是俄狄浦斯衝突造成。
我不認為在俄狄浦斯衝突早期和後期有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因為據我觀察，性器衝動與前性器衝動同時發動，前者對後者產生影響並進行調整。這些衝動本身帶有某些兒童發展後期階段【比如，我不認為芬妮切爾（Fenichel）區分“俄狄浦斯情結的前性器先驅”（pregenital precursors of the Oedipus Complex）和“俄狄浦斯情結”本身有什麽道理。他在《俄狄浦斯情結的前性器階段》中做過這樣的分析。的前性器衝動的一些印記，對於性器階段，這些衝動僅僅意味著性衝動的一種強化形式，因此，前性器衝動和性器衝動可以合並。我們可以觀察到兩者的合並，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當兒童目睹原始場景或者進行原始想象——這兩者都是性器特征，他們都產生非常強烈的針對他們父母**的前性器衝動，比如尿床和大便，並伴隨施虐想象。
根據我的觀察，兒童的“**”性想象其核心部分是針對父母**的早期施虐想象。在這些交織力比多的破壞衝動中，超我建立起防禦抵抗的“**”性想象，並且偶然抵抗“**”本身。兒童的早期“**”犯罪感來自兒童針對父母的施虐想象，而且，由於那些“**”想象包含了俄狄浦斯衝突的基本內容，因此可以被認為是**的中心點。它的罪疚感就力比多衝動來看，的確是對破壞衝動與力比多衝動交織在一起的反應【我參加了1929年在牛津舉行的一次精神分析大會。在會上我宣讀了一篇論文《自我發展中表征形成的重要性》。我表達了如下的觀點：“隻是在俄狄浦斯衝突的後期，對力比多衝突的防禦才出現；在更早期幾個階段，防禦直指對抗破壞衝動。”（《克萊因文集Ⅰ》）在同一次會議上，恩斯特·瓊斯在他的論文《恐懼、犯罪和仇恨》（1929）中，強調了侵犯行為在罪疚感上升中的重要性。。如果情況的確如此，俄狄浦斯衝突就不僅是導致“**傾向”（incestuous trends）的原因（兒童因此產生強烈罪疚感），而且導致破壞衝動（“**”恐懼最終來自於破壞衝動）。俄狄浦斯衝突與兒童最早期的“**傾向”永遠聯係在一起。
如果我們估計正確，兒童俄狄浦斯趨勢的進入發生在施虐到達最高峰時。我們就此得出一個結論，主要是仇恨的衝動挑起了俄狄浦斯衝突和超我的形成，而且，仇恨衝動占據了這兩個最早和最有決定意義的階段。這樣的觀點起初看起來與已經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論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符合我們了解的一個事實，亦即力比多的發展是從前性器到性器階段的推進。弗洛伊德反複指出“恨”的情感出現在“愛”的情感的前麵，他說【《本能和本能的變遷》（1915），p. 139。：“恨作為與客體的聯係比愛要更古老，前者來源於自戀情感對外界接二連三的刺激的初始排斥”，然後【同上，p. 138。“自我仇恨、憎惡並且蓄意破壞所有客體，這些客體是不愉快情感的來源，超我根本不考慮他們是否意味著性欲得不到滿足或者‘自我保護的需要’【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弗洛伊德說得更入門三分：它（侵犯）形成了人們之間每一種情感關係和愛（也許除了唯一的一個例外，亦即母親與她的兒子的情感關係。）我自己的觀點是俄狄浦斯衝突從原始施虐開始，這似乎對於我來說補充了弗洛伊德的言論：既然俄狄浦斯衝突解釋了為什麽恨應該是客體關係的基礎。這個關係決定了所有未來客體關係的根本決定性意義，在施虐趨勢到達最高程度時，兒童對母親的**客體感受到的模糊不清的情緒，在經曆口腔挫敗和俄狄浦斯情感爆發時增強，最後，這種情緒發展為完全施虐行為。（self-preservative needs）受到挫折。”
人們最開始認為超我的形成是在性器階段（phallic phase）。弗洛伊德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消解》（1924）一書中表示俄狄浦斯情結是在超我樹立起來之後才得到發展，俄狄浦斯情結分裂化解並且超我取代了其地位【《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9，第177頁。作者顯然從記憶中引用的語言，盡管引用的確切說法在所提之處無法找到；但是這個引用完全正確。見《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9，第177頁。——譯注。我們後來又在他的《抑製、症狀和焦慮》（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26頁。中讀到這麽一段話：“因此，對動物的焦慮是自我對危險的有效反應，而這種方式標記出來的危險卻是一種被閹割的危險。這種焦慮與自我對現實感受的焦慮沒有什麽不同（不同的是，這種焦慮在潛意識中存在，並且焦慮以扭曲的方式變成有意識）。”盡管如此，影響兒童的焦慮持續至潛伏期的發端，直到單獨與男童的閹割恐懼發生聯係，以及與女童失去愛的恐懼發生聯係。超我一直要等到前性器階段之後才會開始形成，它也將受到退回口腔階段的影響【自我和本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9，第29頁。。弗洛伊德這樣寫道：“在最開始階段，亦即在個人原始口腔階段，客體貫注（object cathexes）和客體認同毫無疑問是不能互相區別開來的，並且超我事實上是第一次客體貫注的催化者，並且是俄狄浦斯情結結束以後的繼承者【《外行分析的問題》（1927），《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223頁。。”
根據我的觀察，超我的形成是一個更簡單和更直接的過程。俄狄浦斯衝突和超我【在她的論文《匱乏和罪責》（1929）中，蘇珊·艾薩卡（Susan Isaacs）指出弗洛伊德的“最初認同”在超我的形成中比我們曾經知道的充當更重要的作用。在性前器衝動的絕對控製下進入。已經被內射進口腔施虐階段的客體——最開始的客體貫注和認同，形成超我的早期階段。超我的形成並製約超我最早期階段的是破壞衝動和其引發的焦慮感。在我的觀念中，客體的意義對於超我的形成完全有效。但是，如果我們視個人衝動為超我形成的根本原因，超我將以另外的方式出現，比如兒童最早期對客體的認同是一個非真實的和扭曲的客體形象。我們知道亞伯拉罕的理論【亞伯拉罕（Abraham）寫道：“就身體已經被內射的部分，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陰莖等同於女性的**……”（《從精神錯亂看力比多發展的簡要研究》）（1924），論文選》，p.490。，在發展的早期階段，父親的陰莖是一個無與倫比的焦慮客體，真實內射的客體主要代表客體器官，它們等同於各種各樣的危險武器和各種各樣有毒和撕咬的動物；在無意識狀態，**代表了一個危險的開口【參見多次在精神分析文獻《有牙齒的**》中提到的幻想。。這些等同效果在超我的形成過程中是一個普遍（universal）重要的機製。據我判斷，超我的核心內容在同類相殘發展階段【在下一章中，尤其是在第十一章中，我將努力說明兒童內射（不真實存在）幻想既有好圖像又有壞圖像；並且，隨著兒童對現實的逐步適應，以及超我形成的向前發展，那些圖像越來越接近他們代表的真實客體。在這一章中，我隻打算就兒童的施虐趨勢描述一幅發展的圖形，並解釋兒童早期超我形成和焦慮情境兩者之間的關係。發生部分合並時將表現出來，並且，在這個階段，兒童早期意象（early images）出現了前性器衝動的印記【在我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1928）中，我曾這樣描述：“我們似乎並不清楚為什麽四周歲的兒童往往會在頭腦中樹立起一個關於父母的非真實的幻想圖像，這些圖像中充滿了對父母進行吞噬、切割、嘴咬。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一周歲兒童的焦慮由俄狄浦斯衝突的發端引起，這種焦慮以一種被吞沒和被破壞的形式出現。隨後，兒童通過吞沒和切割的方式破壞力比多，但是，內射客體把俄狄浦斯傾向喚醒，兒童因此期待被懲罰，並且害怕這個犯錯行為會帶來懲罰，他的超我將變成某個客體，它會嘴咬、吞沒和切割。。
自我往往會把內化的客體看作是本我的敵人，而破壞本能是超我針對外部客體的結果，所以我們預計破壞本能有針對本我的仇恨。我們可以觀察到，那些最早期的強烈焦慮感的起源與身體機能發育有關（phylogenetic）。就我的分析經驗看來，兒童從他的內化客體那裏感受到最早期的強烈焦慮。原始部落的父親是外在的威權，實施對本能的抑製【參考弗洛伊德的《圖騰和禁忌》（1913）。，對父親的害怕是人類在曆史進程中獲得的。當人們開始內化客體時，這種害怕部分可以防禦和抵製破壞本能引發的焦慮【自我將讓客體和破壞衝動這兩個敵人相互對決，這樣做會讓自我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同時，威嚴的父親保護個體並抵抗破壞衝動。因為個體對父親權力的崇拜，而個體也可以在發育中獲得同等權力。在幼兒精神分析中，我們發現男童和女童不僅害怕他們的父親，而且對父親的權力有無盡的崇拜，這是一種很深而又原始的情感。我們必須記住，隨著兒童的成長，超我擔任的角色雖然是嚴厲的父親，但是絕對不是不仁慈的父親。弗洛伊德在《論幽默》（1928）這篇論文中，說道：“最後，如果超我通過幽默的方式安慰自我，並且保護自我不受苦難，這種方式與父母的作用不相矛盾。”《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1，第166頁。。
就超我的形成而言，弗洛伊德似乎有兩條思路，這兩條思路之間在某種程度相互補充。思路一，超我的劇烈程度來源於父親嚴厲禁令和禁令重複的次數【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消解》（1924）中，弗洛伊德說兒童的自我在俄狄浦斯情結被閹割後轉移，“父親或者父母雙親的權威內射到自我，在那裏，權威構成超我的核心，這個核心接管了父親的嚴厲並且滲透他禁止**的禁令，因此保證自我力比多客體貫注的重複發生。”（《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9，第176頁，第177頁）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我們了解到，這個禁令沒有完全限定超我與自我的關係：“你應該像你的父親一樣——也就是說，你不可能做到那些你父親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權。”自我的理想的雙麵性在於自我理想的客體壓製了俄狄浦斯情結，正是在那個革命性的時刻它才贏得了自己的存在。要注意的是，壓製俄狄浦斯情結不是一項輕鬆的任務。兒童的父母，特別是他的父親被看作是實現他的俄狄浦斯願望的障礙，所以，他嬰兒期的自我強化是為了去除父親這個障礙。通過在兒童內部樹立相同障礙以強化這個壓製，自我從父親處借來力量來完成這項任務，並且父親出借的力量是一種非常巨大的推動力。超我保持了父親的人格特征，而俄狄浦斯情結越有力，自我就越快臣服於壓抑（在權威力量、宗教教義、學校教育和廣泛閱讀的影響下），更厲害的是，占據上風的超我以有意或者無意犯罪的方式在後來戰勝自我。我因此假設，超我以這種方式掌控力量的根源是一種強迫式的人格，它以絕對命令的方式展現出來。（《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9，第34頁，第35頁）。思路二，正如弗洛伊德在他作品的一兩段中表述的那樣，超我的劇烈程度是個體破壞衝動造成的結果【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他說：每一個這樣的自我認同在本質上是去性化，或者甚至是性**升華。當這類轉變發生時，本能消失也在同時發生，升華之後的性欲不再能阻擋整個合並一起的破壞力，因此它以一種攻擊導向和破壞的形式釋放。這種本能消失是粗暴殘忍的根源，它以理想的狀態表現出來，亦即“你應該怎樣怎樣”的專製命令。（《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9，第54頁，第55頁）。
精神分析沒有沿襲第二條思路，精神分析文獻采用了這樣的理論：超我來自於父母的權威，這個理論成為所有進一步調查此主題的基礎。雖然是這樣，弗洛伊德最近部分證實了我的觀點【我的觀點與恩斯特·瓊斯（Ernest Jones），愛德華·格勞弗（Edward Glover），瓊·裏維埃（Joan Riviere）以及賽爾（M.N.Searl）這些人的觀點一致。他們以不同的方式來討論這個主題，他們已經得出的結論是：兒童早期的幻想和力比多的發展在超我的演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比《兒童精神分析研討》[1926]一文）；恩斯特·瓊斯（Ernest Jones）在《超我的起源和結構》（1926）一文中，他指出：“完全有理由相信超我的概念是一個節點，在這個節點上，我們可以期待所有晦澀難懂的問題，比如俄狄浦斯情結和自戀，以及仇恨和施虐症在此會合。”（p.304）：強調個人衝動的重要性是超我起源的因素，並且強調超我與真實的客體不一致【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我們讀到：“然而經驗卻表明，兒童所發展出來的超我的嚴厲無法與兒童他自己被對待的嚴厲相一致，並且自我的原始嚴厲不是兒童經受的嚴厲，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並不代表兒童經受的客體嚴厲，它代表是兒童個人對客體的攻擊性。”（《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1，第129頁，第130頁）。
我認為，把“兒童超我形成的早期階段”稱為“早期認同”是言之有理的，我曾經用過相同的名稱來稱呼“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在兒童發展的最早期階段，這些客體貫注的效果會施加某種影響。雖然超我早期階段的特征和影響不同於後期階段的自我認同，但是，這些客體貫注的特征是超我缺位的表現。施虐特征顯著的超我可能比較殘酷，它卻是此階段本能抑製的工具。從這裏開始，本能抑製朝前發展，它繼續對抗破壞本能，並且對自我進行防禦。
費尼秋運用某些標準【費尼秋（Fenichel），《識別和認同》（1926）。區別超我和“超我先驅”（precursors of the super-ego），他對早期認同的稱呼與瑞奇的建議如出一轍【參考瑞奇（Reich）《受驅力限製的人格》（1925）。。與超我相反，他認為這些“先驅”以分散的狀態存在並且各自獨立，它們缺少統一性和嚴厲性。強大的潛意識是超我（俄狄浦斯情結）這個繼承者的特征。我倒是認為，這種的分散狀態的說法，從幾個方麵來看都是不正確的，就我已經能夠觀察到的事實證明，恰恰是超我早期尤其嚴厲。就正常個體來看，幼年時期的自我和超我如此對立，沒有哪個人生階段的對立如此強烈。確實，這個事實解釋了為什麽在人生的第一階段，自我和超我的對抗表現主要是焦慮感。我已經發現兒童身上超我的潛意識指令和禁令並不比在成年人身上少，我認為費尼秋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他說兒童的超我還不是成人的超我。除了個別情況，很多幼童表現出一個完好架構的超我，而成年人表現出一個微弱架構的超我，我認為這個相異之處僅僅是因為兒童心智還不成熟。
我也知道幼童比潛伏期的兒童有一個更低級架構的自我，但是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自我，他們有自我的先驅。
我已經提到過，當施虐症達到高峰時，更進一步的施虐趨勢導致焦慮的上升。早期超我對自我的威脅在細節上包含了針對特定客體的施虐幻想，這些幻想現在逐個對抗自我。早期階段的焦慮壓力將在數量上對應最初的施虐強度，也將在性質上對應施虐幻想的種類和數量【參見我的論文《藝術作品中反映的嬰兒焦慮情境》（1929，《克萊因文集Ⅰ》）。。
逐步克服施虐和焦慮【參見下一章，下一章將更完整地討論這一點。的過程是力比多向前發展的結果，但是，兒童強大的焦慮是個人克服焦慮的動力，焦慮有助於幾個性感帶的強度增加。口腔和外尿道施虐衝動主導被肛門施虐衝動主導代替，強大的早期肛門施虐已經在早期防禦的焦慮中積極行動起來，而這種焦慮是個人發展的不同凡響的預先抑製功能，同時是一個促進兒童自我【參見本書第十章的內容討論自我發展中焦慮的意義。成長和性生命發展的根本因素。
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階段，兒童的防禦方法是極端暴力的，因為防禦方法與過多焦慮壓力成比例，我們知道在早期肛門施虐階段，兒童排放（eject）的是客體——某個仇視他的客體，而且是他等同於排泄物的客體。正如我親眼所見，在早期肛門施虐階段已經被投射的是可怕的超我，他已經把超我內射入口腔施虐階段，因此他的投射行為是由他的恐懼自我對超我采取的防禦手段。投射驅逐內化的客體並且在同時把他們發送至外部，個人的發射和驅逐機製與超我的形成過程緊密捆綁在一起。正如兒童的自我通過激烈投射來破壞超我，努力保護自己不受超我的控製，因此自我也盡力擺脫自己被強力驅逐的命運。弗洛伊德考慮“防禦”的概念【《抑製、症狀和焦慮》，《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63頁。特別適合所有超我在“衝突”中所有防禦的總稱，這些衝突可能導致神經官能症（我們保留“壓抑”這種特殊防禦方法的說法）。我們調查研究的方式使我們在第一時間更加熟悉了解“壓抑”。弗洛伊德更進一步強調了這種防禦方法：“壓抑是一個過程，它與力比多**結構有關係；當自我必須在其他結構【同上，第125頁。層次獲得保護，並且免受力比多的攻擊時，自我求助於其他防禦方法。”我的觀點也得到亞伯拉罕的支持，他在一篇文章裏說到：“饒恕客體並保護客體的這種趨勢來自於更原始壓抑的破壞趨勢。”【《力比多發展的簡要研究》（1924），第428頁。
關於兩種肛門施虐階段的分界線，亞伯拉罕如此表達【同上，第433頁。，“這條分界線非常最重要，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我們與普通醫學觀點一致。我們精神分析人員對實證材料的劃分與臨床醫學的神經官能症和精神分析的分類出奇地一致，但是分析人員當然不會嚐試在神經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之間劃一條嚴格的分界線；相反，分析人員意識到任何個人的力比多有可能退化並跨越兩個肛門施虐階段的這條分界線。我們需要考慮到精神疾病的特殊原因，以及力比多發展的幾個固著點（這些固著點往往發生跨越退化）。”
我們知道，正常人的神經官能病患並沒有什麽不同，隻是數量上不同而已。亞伯拉罕的研究表明，他認為精神疾病和神經官能症僅僅是程度的不同。我的兒童精神分析作品不僅在觀點上證實精神疾病的固著時間存在於發展階段，亦即在二期肛門階段之前，而且還確信，雖然這些固著持續時間對於普通兒童而言時間較短，但是固著以同樣的方式發生在神經官能症患者身上和普通兒童身上。
我們知道精神病比神經官能症的焦慮更多，但是，這個事實目前不能解釋為什麽這樣強大的焦慮在發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根據弗洛伊德和亞伯拉罕的觀點，精神病的固著點在最早期形成）。弗洛伊德在他的《抑製、症狀和焦慮》中的最新理論排除了一個可能性：大量焦慮可能從不滿足的力比多轉化而來。我們也不能認定兒童害怕被父母吞噬、切割和殺害是真實的恐懼，但是，如果我們假定這種過多的焦慮僅僅是內在心理曆程（intra-psychic processes）的結果，我們就不應該拋棄我提出的理論：早期焦慮由破壞趨勢和早期超我壓力導致。兒童發展的早期壓力是超我對破壞趨勢的防禦造成的結果，而且壓力在程度和種類上與施虐幻想相對應。我觀察到，這種壓力出現在焦慮情境的最早期階段，這些焦慮情境與施虐階段緊密相連，他們驅動了自我防禦的特別機製並且決定了精神病特征及其完全發展【在《抑製、症狀和焦慮》（1926）中，弗洛伊德如此寫道：“而且，運作中的危險情境和隨之而至的神經官能症表現的形式之間，有可能存在某種相當密切的關係。”（《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20，第142頁）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早期焦慮和精神病特征的關係之前，還是讓我們首先轉向超我的形成和客體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如果超我形成於自我發展的很早階段，而這個階段還仍然與現實脫離，我們就必須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客體關係的成長。兒童客體的圖像被個人的施虐衝動扭曲，因此，兒童與客體的關係不僅影響了客體的本來麵目，客體還對超我的形成發揮很大作用。當個體還是一個兒童的時候，他首先開始內射他的客體，我們必須記住這些還僅僅是他的身體各個部分對客體做出的模糊區分。出於對那些內射客體的害怕，兒童啟動了投射和內射機製（正如我曾經指出的那樣）。接下來是投射和內射的互動，這似乎對超我的形成、對客體關係的發展和對現實的適應都很重要。兒童渴望連續不斷地把可怕的認同投射到客體上，在更強大的衝動下，重複內射的過程在兒童與客體【在他的《本能和本能的變遷》（1915）中，弗洛伊德表示，當客體是愉悅的來源時，自我接受客體，把它接受為自己的一部分，並且內射此客體（“內射”是費倫齊[Ferenczi]的用詞[1909]）；與此同時，自我驅除所有內在的、導致不愉快的內射客體。（《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標準版》，卷14，第136頁）的關係演變中有具重要意義。
客體和超我的互動有事實為證：自我在對付客體的每一個階段所采用的方法與超我對付自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對應，也與自我對付超我和本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對應。在施虐階段，個體不害怕來自內射客體和外部暴力客體的威脅，他通過自己的想象雙倍加強他自己的破壞力量。個體趕走他的客體，這會讓個體的超我威脅起到部分失效的目的，而這種反應有假設前提，假設投射機製在兩條軌跡上啟動：其中一條軌跡是自我代替超我角色，而超我同時也獲得解脫；另一條軌跡是客體代替自我，而自我本身也獲得解脫。這兩條軌跡的發展方式使得本來針對本我和超我【西奧多·雷克（Theodor Reik）在他的論文《焦慮與仇恨》中表示焦慮增加仇恨情緒。的恨得到轉移，導致針對客體的恨大大增加，所以，情況似乎就變成了這樣，對於那些早期焦慮情況嚴重的人們，以及在早期階段就保持了防禦機製的人們，出於對超我的恐懼（各種外部和內在的原因，超我僭越了某些範疇），他們將會破壞他們的客體，形成犯罪行為發展的基礎【如果犯罪行為的確來自早期焦慮的這種類型，我們就可以了解犯罪分子。我們可以改造罪犯的唯一希望似乎隻能來自深層的心理特征分析。。
我認為，這些過於強大的早期焦慮情境也是導致精神分裂症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隻能提出一兩條假設來支持這個觀點。正如上麵所述，兒童投射可怕的超我至客體，他對那些客體的恐懼感上升，因而對客體非常害怕，除此之外，還出現這樣的結果：如果他的主動進攻趨勢和焦慮感太強大，他就會視外部世界為一個充滿恐怖的地方，並且，他的客體也變成了對他造成威脅的敵人，他同時被來自外界和自己內射的敵人的迫害。如果他的焦慮感太強大，或者他的自我不能承受強大的焦慮，他就會想方設法避開他對外部敵人的恐懼，他會停止使用他的投射機製。他在回避敵人的同時，也會阻止任何客體內射行為的進一步發生，如此一來，他就將阻止他與外部世界關係的進一步成長，【參考我的論文《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1930，《克萊因文集Ⅰ》）。梅裏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經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把自己與外界的聯係切斷，逃進他自己的“美好”的內在客體世界中。他停止投射並且不顧一切地以自戀者的態度來愛護和過度補償他的內在客體，用這種方法，他可以逃避“邪惡”內射客體和外部客體世界。他對它們充滿了恐懼。（《文化背景下精神病發病機製的研究》，1930，和《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而他將日日生活在已經內射客體的恐懼中。在這種恐懼的心理下，他幻想被各種內在敵人攻擊和傷害，而他自己卻沒有逃生之處。這種類型的恐懼很可能是憂鬱症（hypochondria）最深刻的根源之一。這種情緒發展到極致時，它拒絕接受任何主客觀的改善方式或者替代方式，所以就會自然而然地召喚特別強大的防禦手段。投射機製受到破壞似乎是與內心世界【在他的論文《現實感發展的幾個階段》（1913）中，弗倫齊（Ferenczi）評說：對現實的完全否決是心理反應的最早期形式，精神分析的幾個關注點應該放在兒童精神發展對應的幾個早期階段。的否決態度相輔相成，受到影響的兒童因此可以說不僅精神上否決【根據梅裏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說法，否決焦慮帶來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否決內射客體的存在，因為焦慮產生的影響等同於內射客體帶來的影響（《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去除【拉法格在他的《精神分裂症的精神防禦機製》（1926）中，提出“精神防禦機製”的名稱來描述這種心裏防禦，提醒大家關注精神分裂症。了焦慮的根源）外界敵人和內射的敵人，而且采取行動，除去了其後果，結果是表現出精神分裂症的種種症狀。這些症狀可以解釋為嚐試抵抗、控製內部敵人的鬥爭。比如，精神分裂症的一種——僵直性昏迷（catatonia）可以被認為是個體企圖讓內射客體失效的病症，個體保持客體無法移動的狀態，因而達到阻止客體發出威脅的目的【根據梅裏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說法，僵直性昏迷精神病代表死亡，這種精神病是病人逃避各種各樣攻擊的一個手段。。
施虐階段的初期帶有暴力攻擊客體的顯著特征，這個階段的後期恰巧與肛門階段的初期不期而遇。在肛門階段初期，肛門施虐的衝動首當其衝，隱秘的攻擊方法逐步加強，取得很大勢力，比如采用一些有毒的、爆破式的武器。在這個階段，糞便表征的是各種毒品【對比我的論文《自我發展中標記形成的重要性》（1930），以及另一篇論文《智力製約理論的研究》（1931）[兩篇均來自於《克萊因文集Ⅰ》]。在另外一篇論文《呼吸內射》（1931）中，芬妮切爾（Fenichel）描述了一種施虐幻想——糞便作為殺戮工具。大便用作投毒、爆炸；小便用作毒液。根據他的說法，這些幻想導致兒童對毒藥糞便的恐懼。我認為芬妮切爾的論文強化了我在上麵兩篇文章中提到的觀點。，兒童在想象中把大便當作攻擊武器【參考歐布伊森（Von Ophuijsen）的《論迫害情感的起源》（1920）和斯達克的《迫害妄想中的力比多標記的反麵》（1920），根據這兩個研究者的理論，妄想狂患者在潛意識中想象，幻想存在一個迫害者，而這個迫害者的幹大便代表的是迫害者的陰莖。我發現，兒童在施虐幻想中，他把一件件工具當作迫害者，想象把小便和大便用作投毒和破壞工具，用來專門針對母親的身體。來對付兒童的客體。他不停地、不厭其煩地、隱而不宣地把糞便塞入肛門，也塞入那些客體的孔縫中，並且讓糞便永久留在那裏【駱伊姆（Roheim）在他的《通向內心之路》（1923）中表明，在原始部落中，黑魔法師殺害一個成年男子，並且，魔法般地把糞便或者其他類似糞便的東西塞入到這個男子的體內，達到讓這個男子生病的目的。。接著，兒童開始害怕自己的糞便，他覺得它們是對他的身體有害和危險的東西；他也開始害怕他的那些客體攜帶的糞便，因為他知道它們也武裝了相同的秘密攻擊武器。兒童的各種幻想導致他害怕自己體內的各種迫害者，害怕自己被投毒，這種種擔心害怕就是憂鬱症的最初根源。這些幻想也讓兒童更加害怕攜帶大便【亞伯拉罕（Abraham）在（《力比多發展的簡短研究》，1924）中已經表明，被仇視的客體等同於大便。另外，請對比駱伊姆（Roheim）《通向內心之路》（1923），以及西梅爾（Simmel）的《醫生——疾病遊戲，疾病和醫學職業》（9126）。的內射客體，因為內射客體與有毒的、破壞力強的幹大便聯係在一起。兒童對客體的恐懼感無以複加。
事實上，作為尿道施虐衝動的結果，兒童還認為尿尿作為某種危險物可以用來焚燒、切割、投毒。兒童在潛意識狀態下視陰莖為施虐器官並且害怕她父親（施虐者）【參考我的論文《智力製約理論的研究》（1931，《克萊因文集Ⅰ》）。危險的陰莖。潛意識中，兒童用以施虐的糞便改頭換麵，變成有毒之物。兒童在他的幻想中感覺施虐已經取得成功，而幻想加深了兒童內在的迫害焦慮情緒。
在這個階段，有毒糞便的攻擊占據主導地位，兒童害怕來自糞便和類似物發動針自己的攻擊，這些攻擊針對兒童內化客體和外部客體。隨著這種恐懼日益增加，兒童自己施虐方式的種類也在日益增加，這些恐懼情緒把兒童投射機製的效果發揮到最大的限度。兒童的焦慮蔓延並波及許多外部世界客體，因此，兒童現在害怕被各種各樣並且種類繁多的迫害者攻擊【對各種迫害者的恐懼不僅是肛門施虐的起源，而且是許多大便迫害工具和口腔施虐的起源。我認為，在兒童性理論中，他的母親在每一次**中都吞入陰莖，而他的父親提供很多次的陰莖。兒童對性的認識導致兒童懼怕很多迫害者。梅裏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認為，這些多重的迫害者是兒童自己口腔施虐攻擊父親陰莖所產生的投射結果，父親陰莖的每一個部分都是焦慮的新客體（對比梅裏特的論文《文化背景下精神病發病機製的研究》，1930）。，這些攻擊具備隱秘性和狡詐性。兒童不斷觀察這個世界，他保持高度警覺和懷疑。他需要增加自己與這個世界的種種聯係，雖然這些聯係對兒童來說是單方麵發生的；與此對應的是，兒童對內射客體的害怕是他源源不斷的動力，其目的是保持投射機製的運行。
我認為妄想狂症患者的固著點就是施虐**階段。在這個階段，利用有毒危險的糞便【對比我的論文《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1930）。我認為，我的觀點與亞伯拉罕的觀點完全一致，亞伯拉罕認為妄想狂的力比多退回到更早期的肛門期，而我也覺得施虐期的高發期由口腔施虐開始，並且，在更早肛門期的下降時終止（這個階段在前麵已經描述過）。我認為施虐是妄想狂的根本特征，施虐期占據更早肛門期的控製地位。我認為，這裏描述的內容補充了亞伯拉罕的觀點，解釋了在前麵提到的施虐期中，各種施虐手段聯合使用並且無所不用其極；尿道施虐趨勢的重要性與口腔施虐的重要性同時得到強調，它們同時也提供了構成那些幻想的許多素材，所以，屬於更早肛門施虐期的施虐趨勢通過這些幻想得以充分表達。，兒童對母親身體內部和母親體內的陰莖進行攻擊，我覺得指稱和迫害幻想似乎就是來自這些焦慮情景【梅裏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經描述過兩個病例。在這兩個病例中，迫害幻想和迫害所指都與這種焦慮情境相關（對比《迫害念頭和幻想的心理探究》1939）。。
我的看法是，兒童對內射客體的害怕促使兒童把它投射到外部世界【兒童對那些表征身體器官的客體具有破壞欲望，從而引發對那些客體器官的恐懼。這種恐懼與力比多功能密不可分，它們把身體器官和其他事物等同起來，因此，這些事物變成了焦慮客體，這種恐懼導致兒童不斷放棄這些客體，並且，他繼續尋找新的客體。這就是象征主義的由來。[對比我的論文，《象征在自我發展形成中的重要性》，1930（《克萊因文集Ⅰ》）]。。在完成這樣的動作時，兒童把他的器官、大便和各種有關的事物，以及兒童內化的客體，全部等同於他的外部客體；同時，他還把他對外部客體的恐懼分配在大量客體上，讓他們之間互相等同。【費倫齊（Ferenczi）已經表明，兒童在外部世界的每一件物體上尋找自己身體器官的對應物，他試圖重新發現外部世界，找出外部世界的物體與自己身體器官的一致性。象征主義從這裏開始。根據恩斯特·瓊斯（Ernest Jones）（《象征的理論》，1916），愉悅的原則使得個體與各種事物之間可以相互比較（如果他們喚起類似相同的興趣）。這個觀點強調力比多功能的重要性，它是兒童認同外部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象征主義得以發展的原因。
兒童與許多客體的關係部分通過焦慮體現出來。我認為就個體而言，這是客體關係在向前推進，而且，這是兒童對客觀現實適應的表現。在兒童的最初客體關係中，它僅僅包括了一個客體，亦即代表母親本人的**。在兒童的幻想中，這些與多項客體發展的關係恰好位於這麽一個位置：它們正好是他的破壞趨勢和力比多趨勢的主要目標，當然也是他學習知識願望被喚醒的時候。也就是說，隨著他的施虐趨勢的增加，在他母親的身體內，他占據母親身體內部的幻想增加，母親的那部分身體變成了客體的具體代表，同時，她的身體象征著外部世界和外部現實。最初，兒童的客體由母親的**代表，**等同於外部世界，但是，現在她的身體同時代表了客體和外部現實世界（以一種外延的方式），因為母親的身體變成了這樣的一個地方：它包含了多重客體，它們表征兒童廣泛分布的焦慮。
因此，兒童關於母親身體內部的施虐幻想很重要，它們為兒童發展外部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重要關係打下了基礎。但是，施虐侵犯和侵犯焦慮也是他的客體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緊密相關的是他的力比多，它非常活躍並且影響了兒童與客體的關係。他與客體的關係、積極活躍的力比多，以及外部現實施加的影響抵消了他對內外敵人的恐懼。他相信友善和助人為樂型人物的存在，這種信仰建立在他自己力比多【參考我的論文《兒童遊戲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萊因文集Ⅰ》）。效能的基礎上，在這種信仰中，外部現實（他與客體的客體關係）以更強大的形象出現，而他的幻想意象退回到次要地位。
超我形成和客體關係的相互影響建立在投射和內射之間的互動基礎上，它深刻地影響了兒童的發展。在早期階段，兒童把可怕的意象投射到外部世界，外部世界變成了一個充滿危險的地方，客體變成了敵人。但是，當真實客體的內射同時發生時，事實上，內射得到很好的處理，它朝著相反的方向做工，減少了兒童對客體害怕的程度。如此說來，兒童的超我形成、客體關係以及對現實的適應，這三者都是兩種力量互動的結果：兒童對施虐衝動進行投射，兒童對客體進行內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