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分裂機製【（1952年版本的腳注）這篇論文於1946年12月4日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宣讀，在稍作修改後（隻加上了一個段落和一些腳注），基本維持原貌出版。】的論述 （1946）02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闡釋了在客體關係上過度內射與投射的一些影響。有些病例因為某種原因而以內射為主，其他病例則是以投射為主，但我並非試圖在此探究各種因素的細節。至於正常的人格，我們可以這麽說：自我發展與客體關係的過程，由早期發展階段中內射與投射之間可以達到的最佳平衡所決定，這一點又和自我的整合以及內在客體的同化有關。即使失去了這個平衡，而導致這兩種過程的任何一種變得過度，內射與投射之間也還總是存在著一些相互作用。例如，由於受到被害恐懼的製約，充滿敵意的內在世界向外投射，再將帶有敵意的外在世界攝取回來，導致了一種內射；反之亦然，將扭曲與敵意的外在世界內射，強化了內在敵意世界的投射。
如我們所知，投射過程的另外一麵，是關於自我的某些部分強行進入並控製了客體。因為這樣，內射可以被視為由外而內強行侵入，作為暴力投射的懲罰。這可能帶來一種恐懼，害怕不隻是身體，連心智也被他人用充滿敵意的方式所控製。結果可能是在內射好客體時產生了嚴重的紊亂，這種紊亂會阻礙所有的自我功能與性發展，而且可能導致過分地退縮到內在世界。雖然如此，這種退縮不僅是肇因於對內射外在危險世界的恐懼，也是源於對內在迫害者的害怕，以及隨之而來的逃遁到理想化的內在客體。
我已經提到，過度的分裂與投射性認同導致了自我貧乏與弱化，這個被弱化的自我也因而無法同化它的內在客體，於是造成了自我被這些客體鉗製的感覺；同樣，這個被弱化的自我感到無法將投身於外在世界的部分再攝取回來。這些發生在內射與投射交互作用的種種紊亂暗示了過度的自我分裂，對於個體內在與外在世界之間的關係有不良影響，並似乎成為了某些精神分裂類型的根源。
投射性認同是許多焦慮情境的基礎，我現在就來談這一點。幻想中，強行侵入客體引發了焦慮，害怕來自客體內部的危險會威脅到個體，例如，想要在客體裏麵控製它的衝動，激起了害怕在裏麵被控製與被迫害的恐懼感。通過將先前強行侵入該個體的客體內射與再內射，個體內部被迫害的感覺亦被增強。由於“再度被內射的客體”被感覺為包含了自我的危險部分，這種被害感因而更加強烈。當這種性質的焦慮累積時，自我（如過去一樣）被卷入種種內在與外在的被害情境中，這是妄想症的一個基本要素【赫爾伯特·羅森費爾德在《對一例帶有人格解體的精神分裂狀態的分析》與《關於男同性戀與妄想症的關係評論》（Remarks on the Rel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to Paranoia, 1949）中，討論了那些精神病患者身上與投射性認同相聯係的妄想性焦慮在臨**的重要性。在他描述的兩個精神分裂症案例中，病人明顯都被一種害怕分析師強行侵入的恐懼所支配，當這些恐懼在移情情境中得到分析時，病情會得以改善。羅森費爾德進一步將投射性認同（以及相應的被害恐懼）一方麵與女性的性冷淡相聯係，另一方麵與男性同性戀和妄想症的經常發生相結合。】。
此前，我已經描述了嬰兒關於攻擊與施虐性地侵入母體的幻想【《兒童精神分析》第八章以及第十二章。】，造成了各種焦慮情境（特別是害怕在母體內遭到囚禁與迫害），而這些焦慮情境則是妄想症的基礎。我也呈現了害怕在母體內被監禁（特別是怕陰莖受到攻擊），是造成日後男性性功能障礙（**）與幽閉恐懼症（claustrophobia）的重要因素【瓊·裏維埃（Joan Riviere）在一篇未出版的文章《見於日常生活與分析的妄想症態度》（Paranoid Attitudes seen in Everyday Life and in Analysis, 於1948年宣讀於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中，報告了大量臨床資料，其中投射性認同明顯可見。強迫整個自體進入客體的內部（以獲得控製與占有）的這種無意識幻想，由於對報複的恐懼，導致了各種被害恐懼，比如幽閉恐懼症或是諸如害怕竊賊、蜘蛛、戰時侵略等這類常見的恐懼症。這些恐懼與無意識的“災難性”幻想相聯係，比如被肢解、被掏空內髒、被撕成碎片，以及身體與人格的內在受到完全的破壞。這些恐懼是對滅絕（死亡）的恐懼的延伸，而且都具有增強分裂機製與自我瓦解過程（見於精神病患者）的效果。】。
分裂的客體關係
現在，我來總結見於分裂人格的一些紊亂的客體關係：自體的暴力分裂與過度投射，導致了那位收到投射的“他人”被該個體認為是迫害者。由於自體將具有破壞性與恨的部分裂解並投射出去，這個部分被感覺為對他所愛的客體是個危險，於是引發了罪疚感。這一投射過程也以某種方式隱含著一種罪疚感從自身轉向他人。然而，罪疚感並未被處理掉，這個被轉向的罪疚感被感覺成一種對“他人”的無意識責任，這些人已經成為自體具有攻擊性部分的外在代表。
分裂的客體關係的另一種典型特質，是其自戀本質。這種自戀源於嬰兒期內射與投射的過程。如我之前所說，當理想自我被投射到另一個人時，他變得幾近完全地愛著、讚賞著這個人，因為這個人擁有他個體“好”的部分。同樣，與他人的關係若是建立在自體“壞”的部分投射到他人體內的基礎上，這個關係就具有自戀的性質，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客體同樣相當程度地代表了自體的一部分。這兩種自戀的客體關係通常呈現了強烈的強迫特質。如我們所知，控製他人的衝動是強迫神經症（obsessional neurosis）的一個基本元素。在某種程度上，控製他人的需要，可以用控製自體某些部分的衝動被轉向來解釋。當這些部分被過度投射到另一個人的時候，隻能透過控製這個人來控製它們。因此可以從嬰兒期投射過程的特殊認同中，找到強迫機製的一個根源。這個關聯也可能有助於我們了解那些經常有修複（reparation）傾向的強迫元素，因為個體想要修複的，不僅是一個令他感到罪疚感的客體，也是自體的某些部分。
所有的這些因素，可能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個體與特定的客體之間形成了一種強迫性的束縛關係；二是個體從人群中退縮，以免自我的破壞性部分侵入他人，並受到他人報複的危險。對這類危險的恐懼，可能在客體關係中透過種種負麵的態度表現出來。例如，我的一個病人告訴我，他不喜歡那種太容易被他影響的人，因為這些人變得太像他自己，所對他對他們感到厭煩。
分裂的客體關係的另外一個特征，是明顯的造作與自發性的缺乏。與這一點息息相關的是對自體的感覺發生了嚴重的紊亂，或者，如我以前所說，是與自體的關係發生了紊亂。這個關係也顯得造作，換句話說，精神現實以及外在現實的關係同樣受到了幹擾。
自體分裂的部分投射到另一個人身上，基本上影響了客體關係、情感生活與作為整體的人格。為了說明這個主張，我選擇了兩個普遍的現象作為例子，這兩個現象是相互關聯的：孤獨感與分離恐懼。我們知道，伴隨著與人分離而產生的抑鬱感，其來源之一可以在個體對客體遭受攻擊衝動破壞的恐懼中找到。不過更確切地說，是分裂與投射的過程形成了此類恐懼的基礎。如果在客體關係中，攻擊性元素居多，並且被分離挫折強烈地誘發，個體便會感覺到自體的分裂部分（被投射到客體）；同時，內在客體與外在客體一樣被感覺到處於同樣的破壞危險當中（自體的一部分被感覺到留在該外在客體中），結果造成自我過度的弱化，感覺沒有東西可以支撐自我，於是產生了相應的孤獨感。這個描述適合神經症的患者，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以下這個事實我們不需要多作說明：分裂客體關係的某些其他特質（我之前所描述的），也可以在正常人身上看到其較輕微及較不明顯的形式，例如害羞、缺乏自發性，或相反，比如對人有特別強烈的興趣。
同樣的，思考過程的正常幹擾與發展過程中所經曆的偏執—分裂位置有關。因為我們都難免會發生暫時性的邏輯思維障礙，也就是思緒與聯想被切斷，情境經驗被分裂成彼此失去連接的片段。事實上，這就是自我暫時被分裂的狀態。
抑鬱位置與偏執—分裂位置的關係
我現在要探討的是嬰兒的後續發展。此前，我已經說明了生命最早幾個月所特有的焦慮、機製與防禦方式。隨著嬰兒將完整的客體內射，顯著的整合發生在第4—6個月的時候，這意味著客體關係中的一些重要改變。對母親的愛與恨的部分不再被感覺為互不相幹，結果是嬰兒害怕失落的感覺增加了。這種狀態類似於哀悼與強烈的罪疚感，因為他（現在可以）感覺到攻擊衝動的目標是他所愛的客體，於是發展進入了以抑鬱位置為主的階段。接著，感覺到抑鬱的經驗具有進一步整合自我的效果，因為它不僅帶來內在與外在情境之間更好的合成（synthesis），也增加了個體對精神現實的了解以及對外部世界的感知。
在此階段顯現的修複衝動，可以被看作對精神現實有更多洞察以及合成增加的結果，這一衝動表明了個體對悲傷感、罪疚感與喪失恐懼等感覺（源於對所愛客體的攻擊），有更加符合現實的反應。由於想要修複或保護受傷客體的衝動，促成了個體發展更滿意的客體關係以及升華，這個衝動隨之強化了合成，並且對自我的整合有所貢獻。
在出生後的第6—12個月，嬰兒的發展在朝向修通抑鬱位置的目標上，出現了重要進展。然而，分裂機製發揮作用，雖然其形式有所調整，程度也比較輕微，而且早期的焦慮情境被一再體驗到。被害位置與抑鬱位置的修通過程，在兒童期的最初幾年持續延伸，並且在嬰兒期的神經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焦慮減弱了，客體變得不那麽理想化，也比較不那麽嚇人，自我變得更加統一。這一切都和現實知覺的增加及對現實的適應有著相互的關聯。
如果偏執—分裂位置不能正常發展，而且嬰兒（因為其內、外在的某些原因）無法應付抑鬱焦慮的衝動，那麽將會發生惡性循環。因為如果被害恐懼與相關的分裂機製過於強烈，自我將無法修通抑鬱位置，迫使自我退行到偏執—分裂位置，而且進一步增強了較早期的被害恐懼與分裂現象，埋下日後各種形式的精神分裂症的基礎。由於這種退行發生的時候，不隻是在分裂位置（schizoid position）上的固著點被強化了，還有可能發生更嚴重的崩解的危險。而另一種結果可能是增強了抑鬱的特征。
外在經驗在這些發展過程中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一個表現出抑鬱與分裂特征的病人中，分析過程鮮活地帶出了他嬰兒時的早期經驗。這種經驗如此鮮明，甚至在某幾次治療中，發生了喉嚨或消化器官方麵的身體感覺。這個病人在4個月大的時候，因為媽媽生病而突然斷奶，此外有四個星期沒有見到媽媽。當媽媽回來的時候，她發現這個孩子變了很多，之前他是一個活潑、對周遭感興趣的小孩，而之後變得全然失去興趣、麵無表情。雖然他能夠接受替代食品，但是不再渴求食物，體重下降，並且產生許多消化方麵的問題。一直到將近周歲的時候，接觸了其他食物，他的身體才再次有了不錯的發育。
在分析的過程中，可以見到許多這種經驗對他整體發展的影響，他在成年後的觀點與態度源自於這個早期階段所建立的模式。例如，我們一再觀察到一種被他人以非選擇性的方式影響的傾向，也就是貪婪地拿取任何他人所提供的東西；而在內射的過程中伴隨著極度的不信任。這個過程總是被各種來源的焦慮所幹擾，這些焦慮也促成了貪婪的增加。
將這個分析的材料作為整體來看，我得到了如下結論：當他突然失去了**與媽媽的時候，這個病人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建立了與“完整的好客體”的關係。毫無疑問他已進入了抑鬱位置，但是無法成功地修通在這個位置上遇到的困難，於是退行性地增強了偏執—分裂位置，這表現在他的“淡漠”（apathy）反應上。而在此之前有一段時間，這個小孩對周遭事物已經能夠表現出鮮活的興趣。他已到達抑鬱位置，並已經內射了完整客體。這經由許多方式表現在他的人格中，事實上他擁有了穩固的愛的能力，而且對於完整的好客體具有強烈的渴望。其人格的一個典型特質是：想要去愛並信任他人，無意識地重新獲得與再次建立完整的好**，這個**是他曾經擁有，也曾經失去的。
“分裂”與“躁狂抑鬱”現象之間的聯係
個體總是會在偏執—分裂位置與抑鬱位置之間來回擺**，這些波動是正常發展的一部分。這兩個發展階段並非是涇渭分明的，此外兩個位置之間的調整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且兩種位置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我認為，在異常的發展過程中，這種相互作用影響著某些精神分裂症與躁狂抑鬱障礙的臨床表現。
為了描述這種關聯性，我將要簡短地介紹一些個案材料，在此我並不準備報告個案的病史，而隻是選擇某些與我的主題有關的部分來討論。我記得的這個病人明顯是個躁狂抑鬱症患者（不止一位精神科醫生對她作此判斷），她表現了這個疾病的所有特質：在抑鬱與躁狂狀態之間的轉變擺**、強烈的自殺傾向導致了反複的自殺行動，以及各種其他躁鬱症狀。在分析過程中她達到了一個階段，獲得了真實而重大的改善，不僅躁鬱周期停止了，而且她的人格與她的客體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多方麵的生產性以及真正快樂的感覺（不是躁狂的那種快樂）均得到了發展。隨後，部分因為外部環境的影響，病人進入到另一個階段，在這最後的階段（持續了幾個月），病人在分析過程中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與我合作，她規律地來分析，充分地自由聯想、報告她的夢，並且為分析提供材料。然而，她不但對我的解釋沒有任何情緒反應，甚至表現出相當的鄙視，對於我所提示的部分，幾乎沒有任何意識層麵的確認。不過她對於解釋的反應所呈現的材料，反映了它們的無意識效應。這個階段呈現的強烈阻抗，似乎完全來自於人格的某一部分，但同時人格的另外一部分則對分析有所反應。不隻是她人格的某些部分未能和我合作，她的人格中不同部分之間似乎也不能互相合作，而當時的分析無法幫助病人去整合這些部分。在這個階段裏，她決定結束分析，外部環境強烈地促成了她做這樣的決定，於是她約好了最後一次分析的日子。
在那個特別的日子，她報告了如下的夢：有一個盲人對自己的失明感到非常憂心，但是他似乎通過“觸摸病人的衣服”及“試圖找出她的衣服是如何被弄緊的”來獲得安慰。夢中的衣服使她想到她的一件連體女裝，扣子一直扣到脖子處。病人對這個夢有兩個進一步的聯想，她稍帶阻抗地說，那個盲人是她自己，而當提到那件扣子扣到脖子處的衣服時，她認為她再度走進了自己的“隱藏之所”（hide）。我提示她說，在夢中她無意識地表達了她對自己困境的無視，而且她生活中的各種情景，乃至她對分析所做的決定，都與她無意識的知識不一致。這點也通過她所說的曾走進了她的“隱藏之所”而得以顯現。走進“隱藏之所”意思是指把自己關閉隔絕起來，這種態度是她在前幾個階段的分析中所熟知的。因此無意識的洞識，甚至一些在意識層次的合作（認識到她是那個盲人，以及她已經走進自己的“隱藏之所”），僅來自於她人格中一些孤立的部分。事實上，在那個特定的一個小時中，對這個夢的解釋沒有達成任何效果，也沒有改變病人要結束分析的決定。【我要聲明，這個分析在中斷一段時間後又恢複了。】
在這個病人與其他個案的分析中所遭遇到的某些困難的本質，在病人中斷治療前的最後幾個月，就已經更清楚地顯現出來了，正是“分裂”與“躁鬱”的混合性質決定了她的疾病本質。因為在整個分析過程中（甚至在早期階段，當抑鬱與躁狂最為活躍的時候），有時候抑鬱與分裂機製會同時出現，例如：病人持續數小時沉浸在無價值感之中，淚水從她的雙頰流下，她的姿態表達了她的絕望。然而，當我解釋這些情緒的時候，她說絲毫沒有感覺到這些，於是她責怪自己竟然一點感覺都沒有，空無一物。在這幾次分析裏也存在思維奔逸的情形，思考似乎被切斷，它們的表達也是不連貫的。
在解釋了隱藏在這些狀態下的無意識緣由之後，有時候在幾次分析中，情緒與抑鬱焦慮能夠完全流露出來。在這個時候，思考與言語也更為一致。
這種在抑鬱與分裂現象之間的緊密聯結，雖然通過不同的形式持續顯現在她的分析中，卻在分析中斷前的最後階段（剛才所描述的）變得非常明顯。
我已經提到偏執—分裂位置與抑鬱位置之間在發展上的關聯，現在浮現的問題是：在發展過程中的這個關聯，是否為這些躁狂抑鬱障礙的混合症狀甚至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如果這個假說能夠被證實，結論將會是：從發展的角度看，精神分裂症與躁狂抑鬱障礙比我們原先認為的關聯更為緊密。這一點也解釋了那些難以鑒別的重度抑鬱症（melancholia）或精神分裂症的個案。如果任何同仁通過豐富的臨床觀察，能夠對我的假說有更多的闡明，我將會非常感謝。
某些分裂防禦
一般都認為分裂病人比躁鬱症患者更難分析，他們的退縮、缺乏情緒表達的態度，在客體關係中的自戀元素（我稍早曾提到），有種分離的敵意（detached hostility）散布在和分析師的整個關係上，產生了一種非常困難的阻抗。我相信主要是分裂的過程，說明病人在接觸分析師時的困難，以及對分析師的解釋缺乏反應。病人自己則感到被隔絕或與治療師距離遙遠，這種感覺和分析師的印象是相對應的：即病人的人格以及情緒有相當多的部分是無法觸及的。具有分裂特質的病人可能會說：“我聽見你說的話了，你可能是對的，但是那些對我沒有意義。”或者，他們說感覺自己不在那裏。這些個案所表達的“沒意義”並非意味著他們對解釋的積極排斥，而是提示了他們人格的某些部分與情緒已被裂解，因此無法處理所接收到的解釋。他們既無法接受它，也無法拒絕它。
我將通過一名男病人的分析資料片段，來描述這種狀態的潛在過程。我記得該病人在某次分析的一開始就告訴我他感覺到焦慮，但是不知道為什麽；接著他拿一些比他成功、幸運的人當作例子來比較，這些評論也提到了我，他明顯地表現出非常強烈的挫折感、嫉羨與哀傷。當我進行如下解釋（現在提到的隻是我解釋的要點）：這些感覺是指向分析師且他想要摧毀我時，他的情緒突然改變了，聲調變得不連貫，用緩慢而缺乏表情的方式說話。他說感覺到和整個情境脫節。他補充說我的解釋似乎是正確的，不過這也無所謂，事實上他不再擁有任何願望，而且沒有什麽是值得煩惱的。
我的下一個解釋將重點放在這種情緒改變的原因上。我的解釋是：當我進行解釋的時候，那種“想要摧毀我”的危險對他而言已經變得非常真實，這立刻讓他感到害怕失去我。以往在分析他的某些特定階段上，隨著這種解釋會出現罪疚感與抑鬱位置。現在不同的是，他試圖利用一種特殊的分裂方法來處理這些危險。我們已經知道，在兩難、衝突與罪疚感的壓力之下，病人通常會分裂分析師，然後分析師可能在某些時刻被他所愛，而在其他時刻被他所恨。或者，他和分析師的關係可能以下列方式被分裂：他自己維持在好人（或壞人）的狀態，而他人則成為相反的人物。但是，這不是發生在這個案例的分析方式。這個病人分裂掉自己的某些部分，也就是他感覺到自我中對分析師有危險與敵意的部分，他將他的破壞衝動從他的客體轉向他的自我上，結果是他的自我有些部分暫時“不存在了”。在幻想裏，這將導致部分人格的消失。將壞衝動轉向自己人格一部分的特定機製，以及隨後發生的“將情緒分散”（dispersal），能夠把他的焦慮維持在潛伏的狀態。
我對這些過程的解釋再次改變了這個病人的情緒。他變得情緒化，表示想要哭泣，感到抑鬱，但是覺得自己更加整合了；同時他還表示感到饑餓【饑餓感表明內射過程在力比多的支配下被再次啟動。雖然他對於我對他的恐懼（害怕他的攻擊會毀滅我）的初次解釋，是立即強烈地分裂並毀滅自己人格的某些部分來回應，但是現在，他更充分地體驗到哀傷、罪疚感與喪失恐懼的情緒，以及這些抑鬱焦慮的稍稍緩解。焦慮的緩解導致了分析師再次代表了一個他可以信任的好客體，因此想要將我內射為好客體的欲望便得以顯現。如果他能重建內在的好**，就能強化並整合其自我，而且更不害怕自己的破壞衝動。事實上，他能夠因此而保護自己與分析師。】。
在焦慮與罪疚感的壓力之下，將人格的一部分暴力地分裂並且摧毀，依我的經驗看來，這是一種重要的分裂機製。現在簡短談談另外一個案例：一名女病人夢見她必須應付一個執意要謀殺某人的邪惡小女孩，她嚐試去影響或控製這個孩子，並且逼迫孩子招認（她認為這樣對孩子有利），但是她失敗了。我也進入了這個夢，病人以為我會幫助她應付這個小孩。然後，病人把小孩綁在樹上，為了嚇唬並阻止她去傷害別人。當病人要拉扯繩子，試圖殺死這個孩子的時候，她醒了過來。在夢的這一段落，分析師也在場，但仍舊是袖手旁觀的。
在這裏，我僅提出我從分析這個夢所獲得的諸多結論的精髓。在夢中，這名病人的人格被分裂成兩部分：一個是邪惡難馴的孩子，另一個是想要影響、控製孩子的自我。這個孩子當然也代表了各種過往人物，但是在這個情境下，它主要是代表病人自我的一部分。另外一個結論是：分析師就是那個孩子想要謀殺的人，而我在夢中的角色部分是要防止謀殺發生，殺死孩子（這是病人所必須采取的方法）代表的是“消滅”她人格的一部分。
現在，浮現的問題是：“消滅一部分自我”的分裂機製如何與壓抑發生關聯。如我們所知，後者為的是要應付那些危險的衝動。不過，這一點是無法在此加以探討的。
情緒的改變，當然不會總是像我在本節所提出的第一個例子那樣，在單次分析中顯現戲劇化的變化。但是我已經一再發現，解釋導致分裂的特定原因會帶來病人整合（synthesis）方麵的進展。這些解釋必須處理當下的移情情境，當然包括與過去的關聯，並且與促使自我退行至分裂機製的焦慮情境的細節進行聯結。依據這些方向所進行的解釋而促成的整合會伴隨各種抑鬱與焦慮的發生，這種陣發性的抑鬱位置（隨後又更大的整合）逐漸導致了分裂現象的減弱，以及客體關係的根本改變。
分裂病人的潛伏焦慮
我已經提到缺乏情緒會使分裂病人反應遲鈍，與此相伴的是缺乏焦慮，因此分析工作就少了一個重要的支撐。因為對於那些具有非常明顯或潛伏焦慮的其他類型的病人來說，焦慮經由分析性的解釋獲得了緩解，這種經驗將促進他們在分析中的合作能力。
這種缺乏焦慮的情形在分裂病人身上是非常明顯的，因為分裂機製意指包括焦慮在內的情緒的分散，但是這些被分散的元素仍然存在於病人身上。這類病人具有一種特定形式的潛伏焦慮（以特別的分散方式將焦慮保持在潛伏的狀態），感覺到崩解、無法體驗情緒、失去客體，事實上這些就相當於焦慮。在得到整合的進展時，這一點變得更清楚了，病人當時感到極大的緩解是源於他體會到自己的內、外在世界不但變得更加整合，而且再次恢複了生機。回顧來看，當缺乏情緒，客體關係模糊不清，並且感到失去了人格某些部分的時候，一切似乎都死亡了。這些近乎一種非常嚴重的焦慮。這種焦慮通過分散被保持在潛伏狀態，在某種程度上卻被一直感受著，但是它的形式與在其他類別的病人所見的潛伏焦慮不同。
以“將分裂的自我（包括分散的情緒）加以整合”作為解釋的目標，雖然在持續很久的一段時間內，我們事實上也許隻是將思考的內容匯聚在一起，無法完全引發焦慮情緒，但這仍會使焦慮逐漸被病人感受到。
我也發現對分裂狀態進行解釋，特別需要用一種條理清楚的形式來進行，通過這種形式來建立意識、前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聯結。當然，這一點永遠是我們的目標，不過有時候它顯得尤為重要，即當病人的情緒無法被觸及，而我們似乎隻能解釋他的理智（不論它是多麽破碎）之時。
我所提出的一些提示，在某種程度上可能也可應用在分析精神分裂病人的技術上。
結語
我現在要將本篇論文所提出的若幹結論進行總結。我的主要論點之一是，在生命的最初幾個月中，嬰兒的焦慮主要被體驗為被害焦慮，而這種性質的焦慮促成了一些特定的機製與防禦方式。這些防禦機製中，特別突出的是分裂內部與外部客體、情緒與自我的機製。這些機製與防禦是正常發展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日後發生精神分裂症的基礎。我描述了通過投射而發生認同的一些潛在過程，這些過程將自我某些部分裂解，然後將它們投射到另外一個人身上；我也描述了這種認同對於正常與分裂的客體關係的某些影響。進入抑鬱位置的起始階段是個關鍵點，此刻分裂機製可能通過退行而得以增強。我也提出在躁狂抑鬱障礙與分裂疾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這種關聯的基礎在於嬰兒期偏執—分裂位置與抑鬱位置之間的相互作用。
附錄
弗洛伊德對史瑞伯（Schreber）案例【《對一個妄想症案例自述的精神分析注解》[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Dementia Paranoides）（S.E.12）]。】的分析，包含了和本篇主題極為相關的豐富材料，不過我在此僅提出幾點結論。
史瑞伯生動地描述了他的醫師——弗萊克西（Flechsig，他所愛的與迫害他的人物）的靈魂分裂情形。“弗萊克西靈魂”曾經引進了一個“靈魂分解”（soul divisions）係統，在該係統中靈魂分裂為40—60個“次分裂體”（sub-divisions）；這些靈魂不斷增加，一直到他們變成了“令人討厭的東西”（nuisance）。上帝對他們侵襲，結果“隻有一種或兩種形式”的弗萊克西靈魂存活下來。史瑞伯提到的另外一點是，弗萊克西靈魂的碎片慢慢地失去了他們的智力與力量。
在此案例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獲得的結論之一，是迫害者被分裂為上帝與弗萊克西，而且上帝與弗萊克西也代表了病人的父親與兄弟。在討論到史瑞伯有關世界毀滅的各種形式的妄想時，弗洛伊德說：“無論如何，世界末日是在他（史瑞伯）與弗萊克西之間爆發衝突的結果；或者，根據他妄想的第二階段所采納的病因來看，世界末日是在他與上帝之間應形成的無法消解的連結關係的結果……”（S.E.12【文中出現的“S. E.”為Standard Edition”的縮寫，其後的阿拉伯數字為卷號。】，第69頁）
我要提出的是（與本章所勾勒的假說相關），弗萊克西靈魂分解為諸多靈魂，不隻是客體的分裂，也是史瑞伯感到自我分裂的投射。我在此僅提出這種分裂過程與內射過程之間的關聯。這個結論本身意味著上帝與弗萊克西也代表了史瑞伯自我的某些部分，史瑞伯與弗萊克西之間的衝突（弗洛伊德認為這一點對於世界毀滅的妄想起著重要作用），在上帝侵襲弗萊克西靈魂的行動中找到了表達方式。在我看來，這個侵襲行動代表了自我的某一部分將其他部分消滅，這種過程是一種分裂的機製。有關“內在的毀滅”與“自我的分裂”的焦慮與幻想，同這個機製密切相關。它們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並且形成了這個世界毀滅的妄想。
關於“世界末日”（world catastrophe）妄想底層的某些過程，弗洛伊德得出了以下結論：“病人已經從周遭的人們以及外部世界中，廣泛地將他們曾經投注的力比多（libidinal cathexis）抽離出來，於是任何事物對他而言都變得無所謂、不相幹，而且必須透過一種次合理化過程來加以解釋，如同被‘神奇化、倉促而表麵化地即席創造出來’。世界末日就是這種內部災難的投射，因為自從他將愛從他主觀的世界中抽離出來時，他的世界就已經走到盡頭了。”（同上，第70頁）這個說明尤其和客體力比多的紊亂，以及隨之而來與他人及外部世界的崩解有關。不過，弗洛伊德更進一步地考慮到這種紊亂的另一個層麵，他說：“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可能性，力比多的紊亂可能反應在自我貫注（egoistic cathexes）之上，就如同我們不能忽視相反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個次發的或者被誘發的‘力比多過程’的紊亂，可能產生於自我中不正常的改變）。事實上，有可能這種過程形成了精神病的特征。”特別是最後兩句所表達的可能性，在弗洛伊德對“世界災難”的解釋與我的假設之間提供了聯結。如我在第一章所提出的，自我中不正常的改變是源於早期自我的過度分裂過程，這些過程與本能的發展及本能欲望（instinctual desires）所引發的焦慮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後期有關生本能和死本能（取代了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概念）的理論發現，力比多分布的紊亂假定了破壞衝動與力比多之間的離解（defusion）。我認為自我的一部分將其他部分消滅的機製，構成了“世界災難”幻想（上帝對弗萊克西靈魂的侵襲）的基礎，這個機製暗示了占優勢的破壞衝動淩駕於力比多之上。接著，在自戀力比多分布上的任何紊亂，同與內射客體的關係有密切關聯，而（根據我的工作）內射的客體從一開始就形成了自我的一部分。於是，自戀力比多與客體力比多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應了“與內射客體的關係”以及“與外部客體的關係” 之間的相互作用。如果自我與內化的客體在感覺上是碎裂的，那麽嬰兒就會體驗到一種內部的災難，並且會延伸到外在世界，被投射到這個世界。根據本章所論及的假設，這種和內在災難有關的焦慮狀態，發生在嬰兒期的偏執—分裂位置時期，並且形成了日後精神分裂症的基礎。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的決定性固著點是在發展的最早階段。提到早發性癡呆（弗洛伊德將之與妄想症區別）時，他說：“決定性的固著點應該比妄想症發生在更早的階段，而且應該大約在發展期開始，從自體情欲（autoerotism）進入到客體愛的時候。”（同上，第77頁）
我想從弗洛伊德對史瑞伯的分析案例中，再提出一個結論：我認為侵襲（導致了弗萊克西靈魂被減少到隻有1—2個）是企圖康複的一部分，因為侵襲是抵消，或是說，通過消滅自我裂解的部分來讓自我的分裂愈合，結果隻有1—2個靈魂存活下來。如我們所推斷的，這些靈魂會重新獲得它們的智力與力量，不過，這種朝向康複的企圖，受到自我為了抵製自身與其投射客體的極其破壞性手段的影響。
弗洛伊德對精神分裂症與妄想症等問題的探討，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他關於史瑞伯的論文（在此我們也必須記得，弗洛伊德所引用的亞伯拉罕的論文【《癔症與早發性癡呆的心理性欲差異》（The Psycho-Sexual Differences between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aecox, 1908）。】）發展了我們理解精神病及其潛在治病過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