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結束的標準，對於每一個精神分析師都是一個重要問題。有許多標準是我們大家都公認的，在本文裏我要對這個問題提出不同的探討途徑。
經常可以觀察到：分析的結束會重新喚起病人早年的分離處境，而且這種過程的本質是一種斷奶的經驗。這意味著，正如我的工作所顯示的，當早年嬰兒期的衝突浮現時，嬰兒在斷奶時所感覺到的情緒，在分析接近尾聲時被強烈地重新喚起。因此，在結束分析之前，我必須自問：生命第一年所體驗到的衝突與焦慮，是否都已經在治療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分析與修通。
我在早期發展方麵的工作（1935，1940，1946，1948）使我區分了兩種焦慮：一種是被害焦慮，它在生命的頭幾個月中是最主要的，並且引起了偏執—分裂位置；另一種則是抑鬱焦慮，它大約在出生第一年的中期發生，並且引發了抑鬱位置。由此我得出了進一步的結論：嬰兒從剛出生時開始體驗內源性與外源性的被害焦慮。就其外源而言，出生經驗對於嬰兒來說感覺就像攻擊一般；就其內源而言，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對有機體的威脅是來自死本能，在我看來，這種威脅激發了被滅絕的恐懼，也就是對死亡的恐懼。我認為這種恐懼就是焦慮的首要原因。
被害焦慮主要和自我感覺到的危險有關，抑鬱焦慮則是和感覺上威脅到所愛客體的危險有關，這種危險主要是由個體對客體的攻擊所致。抑鬱焦慮發生在自我的整合過程中，由於不斷的整合，於是愛與恨以及客體好與壞的層麵，在嬰兒的心理更加緊密地靠近彼此。並且，某種程度的整合也是將母親當作完整的人來內射的一個必要條件。在大約6個月大的時候，嬰兒的抑鬱感與焦慮達到了巔峰，即抑鬱位置。被害焦慮在此時雖然有所減弱，但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和抑鬱焦慮相關的是罪疚感，這種罪疚感與食人和施虐的欲望所造成的傷害有關。罪疚感引發了個體修複其所愛且被其所傷害的客體的急迫感。這種想要保存並複蘇客體的急迫感加深了愛的感覺，並且促進了客體關係。
在斷奶的時候，嬰兒感覺到他失去了第一個所愛的客體——母親的**。這個客體既是外在的，也是內在的，而且他的失落是因為他的恨意、攻擊性與貪婪所致。斷奶加強了他的異域感，這種感覺形成了哀悼的狀態。隨著抑鬱位置而來的痛苦與逐漸洞察到精神現實是息息相關的，這種洞察促進了個體對外在世界有更好的了解。通過逐漸適應現實並且擴展客體關係的範圍，嬰兒變得能夠對抗與減輕抑鬱焦慮，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穩固地建立他內化的好客體，也就是建立超我中具有幫助與保護性的那一麵。
弗洛伊德曾經描述現實檢驗（testing of reality）是哀悼工作的重要部分，我認為現實感最早是在早期嬰兒階段被啟動的。當個體企圖克服抑鬱位置的哀傷時，而且在以後的生命中，無論何時，隻要體驗到哀傷，這些早期的過程就會再度被喚起。我發現對成人來說，哀悼的成功不僅需要在自我中建立被哀悼者（這是我們從弗洛伊德和亞伯拉罕那裏得知的），而且必須重新建立最初所愛的客體，這些客體在早期嬰兒階段受到了破壞性衝動的威脅或傷害。
雖然抗衡抑鬱焦慮的基本措施在生命的第一年中就已經產生了，被害與抑鬱的感覺在整個童年期還是會重複發生。這些焦慮是經由嬰兒期神經症（infantile neurosis）的過程而得以修通，且大部分都被克服。通常是在潛伏期開始的時候，適當的防禦已經發展妥當，而且某些穩定的機製已經出現。這意味著已經達到了以性器首位（genital primacy）且令人滿意的客體關係，而且俄狄浦斯情結的強度已經減弱了。
現在我要根據剛才所陳述的定義，即被害焦慮是和感覺是威脅到自我的危險有關，而抑鬱焦慮則是和感覺是威脅到所愛客體的危險有關，提出一個結論：這兩種形式的焦慮構成了孩童期經曆的所有焦慮情境。被吞噬的恐懼、被毒害的恐懼、被閹割的恐懼、害怕身體內部受到攻擊的恐懼，全部都屬於被害焦慮的範疇，而一切與所愛客體有關的焦慮，則都是以抑鬱焦慮為本質。不過，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雖然在概念上彼此不同，在臨**卻經常混在一起。例如，我已經界定了閹割恐懼（男性排名第一的焦慮）具有被害的性質，由它所引發的那種無法使女人受孕的感覺來看，這種恐懼是與抑鬱焦慮混在一起的，其本質是他無法使他所愛的母親受孕，因此無法為他對母親的施虐衝動所造成的傷害進行修複。應該無需提醒，**經常導致男人的嚴重抑鬱。現在來看看女人最常見的焦慮，女孩害怕驚恐的母親會攻擊她的身體以及身體裏的嬰兒，這種恐懼在我看來是女性最根本的焦慮處境，就定義來說它是被害的性質。然而，由於這種恐懼意味著她所愛的客體，也就是她感覺到在她體內的嬰兒遭到破壞，因而令其包含了一種強烈的抑鬱焦慮元素。
和我的論點一致，正常發展的前提是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必須被大量減少並有所緩和，因此，正如我希望在先前的論述中已經明確的那樣，對於結束兒童與成人分析的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我可以界定如下：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必須被充分地減輕，而且依我看，其前提是要分析最初的哀悼體驗。
在此我要順便提一下，即使分析追溯到發展的最早階段（這是我的新標準的基礎），其結果仍然會依據每個病例的結構與嚴重程度而有所不同。換句話說，雖然我們的理論與技術已經有所進展，但我們必須將精神分析治療的局限銘記於心。
現在產生了這樣的問題：我所提出的處理方式，和某些我們熟知的標準（例如一種已經建立的潛能與異性戀；具有愛、客體關係及工作的能力；以及特定的自我特質，這些特質促成心理穩定，並且和適當的防禦有關）有多大的關聯呢？所有這些發展的層麵與被害、迫害焦慮的緩解是相互關聯的。關於愛與客體的能力方麵，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隻有在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並未過度的情況下，這些能力才能自由地發展。而在自我的發展方麵，問題就比較複雜了。在這個聯係中有兩個特征經常會被強調，即穩定性與現實感的增長。但是我認為在自我深處的擴展也是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度與完整的人格，其內含要素之一是具有豐富的幻想生活，以及能夠自由感受情緒的能力。我認為，這些特質的前提是嬰兒期的抑鬱位置已經被修通，也就是說，所有和原初客體有關的整套經驗：愛與恨、焦慮、哀傷與罪疚感等以經被反複地體驗過。這種情緒的發展和防禦的本質有密切的關係。抑鬱位置修通工作的失敗，密不可分地聯係著抑製情緒及幻想生活並阻礙洞察力的那些防禦機製的主導地位。這些防禦機製（我稱之為“躁狂防禦”）雖然並非不符合自我的穩定性與強度，卻是膚淺的。如果在分析中我們成功地減輕了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並因此而減少躁狂防禦，那麽結果將會是自我在強度與深度方麵的提升。
即使已經達到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分析的結束必定會激發痛苦的感覺，並且再度喚醒早期的焦慮，形成哀悼的狀態。當分析結束所代表的失落已經發生時，病人仍然必須自己進行他所擔負的那部分哀悼工作。我想這一點解釋了以下事實：在分析結束之後經常會獲得更多的進展，如果我們應用我所提出的標準，便可以更容易地預測這一點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少。因為隻有在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已經大部分被緩解之後，病人才有可能靠自己進行最後一部分的哀悼工作，這再一次隱含了一種現實檢驗。此外，當我們決定可以結束分析的時候，我認為在數個月之前讓病人知道結束的確切日期是非常有幫助的。這種做法可以幫助他在仍接受分析的期間，修通並減少不可避免的分離的痛苦，並且為他將要進入的過程——獨自完成哀悼的工作做準備。
我已經在本文中清楚地表明：我提出的標準，其前提是分析曾經追溯到發展的早期階段，到達心理的深層，並且已經修通了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
這一點將我帶向一個與技術有關的結論，在分析過程中，分析師經常看起來如同一個被理想化的任務。理想化被當作對抗被害焦慮及其後果的防禦，而且是這種防禦的必然結果。如果分析師容許過度的理想化持續存在，也就是說如果他主要依賴於正向的移情關係（positive transference），他可能真的獲得某些進展。不過同樣的說法也適用於任何一個成功的心理治療。隻有通過分析負向的移情關係，而不隻是分析正向的移情關係，焦慮才有可能在根本上獲得減輕。在治療過程中，精神分析師在移情的情境中代表了各種不同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形象和那些在早期發展過程中被內射的形象是相互呼應的[克萊因，1929；斯特雷奇（Strachey），1934]。因此，有時候這些人物形象被內射為迫害者，有時候則被當作理想的形象。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形象存在著。
隨著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在分析過程中被體驗到並最終得以減輕，分析師的各個方麵發生了更大的整合，同時在超我的各個方麵之間也獲得了更好的整合。換句話說，最早期的恐怖形象在病人的心中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人們可能會說他們基本上是改善了。隻有在迫害形象與理想化形象之間的嚴重分裂得到減輕，攻擊以及力比多的衝動已經彼此靠近；隻有當恨已經被愛化解時，好的客體（不同於理想化客體）才能夠在病人心中被穩固地建立起來。整合能力方麵的進展，證明了源自早期幼兒期的分裂過程已經減弱了，而且自我的深度整合已經發生了。當這些正向的特質被充分地建立時，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分析的結束並不是過早的，盡管它會再度喚起急性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