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1905）用以下方式定義了移情情境：
“什麽是移情？它們是在分析進行中，被喚起並被意識到的衝動與幻想的新版本或是新摹本（facsimile），但是它們具有以下特殊性——代表了它們的屬性：它們用醫生這個人替換了某位較早時候的人，換句話說，一套完整係列的心理經驗被重新喚起了，它不被視為屬於過去的經驗，而是被套用在當下的這個醫生身上。”
移情以各種形式存在於生命的進程中，並且影響著所有的人際關係，不過此處我隻關注在精神分析中移情的各種表現。精神分析程序的特殊之處在於：當通往病人無意識之路開始展開時，他的過往（在其意識與無意識的層麵）逐漸被重新喚起，因此他想要轉移其早期經驗、客體關係與情緒的迫切感再次得到增強，並且聚焦在精神分析師身上。這意味著病人通過利用和早年情境中一樣的機製與防禦，來處理被重新激活的衝突與焦慮。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進入無意識越深，能夠將分析往回追溯得越早，我們對移情的了解也將會越多。因此，簡短地介紹我關於發展最早階段的結論，與本文的主題是切合的。
最早的焦慮形式，其本質是迫害性的，內在死本能的運作（根據弗洛伊德的說法，是朝向有機體本身）引發了被滅絕的恐懼，這也是被害焦慮的最初成因。而且，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此處我不關心出生前的過程），對客體的破壞衝動激發了害怕遭受報複的恐懼。這些內源性的被害感由於那些外在的痛苦經驗而被加強了；因為從生命開始，挫折與難受的體驗激起了嬰兒“正遭受到敵對力量（forces）的攻擊”的感覺。因此，嬰兒在出生時所體驗到的感覺，以及調適自己適應全新環境的困難，引發了被害焦慮。出生後接受到的舒適與照料（特別是第一次哺乳的經驗），在感覺上是來自好的力量。談到“力量”，我使用了相當成人化的詞語，以代表那些被嬰兒模糊地感覺為客體（不論是好是壞）的東西。嬰兒將滿足與愛的感覺指向“好”**，並將破壞衝動與被害感指向令他感到挫折的對象，也就是“壞”**。分裂的過程在這個階段正是最活躍的時候，愛與恨就如同**的好與壞的兩麵，是被遠遠地互相分開的。嬰兒相對的安全感的基礎是將好的客體轉變為理想的客體，作為一種保護以免受到危險客體與迫害客體的傷害。這些過程，也就是分裂、否認、全能與理想化，活躍於生命最初的3—4個月時，即“偏執—分裂位置”（1946）。通過這些方式，在最早的階段，被害焦慮及其必然結果——理想化，根本地影響著客體關係。
與嬰兒的情緒與焦慮緊密聯結在一起的原始投射與內射過程，開創了客體關係：通過投射，將力比多與攻擊性轉向母親的**，建立了客體關係的基礎；通過將客體（主要是**）內射，形成與內在客體的關係。我使用“客體關係”這個詞，是根據我的主張：嬰兒從一出生開始就和母親有一種關係存在（雖然主要的焦點在母親的**上），這種關係蘊含著客體關係的基本元素，也就是愛、恨、幻想、焦慮與防禦。【所有客體關係之最早形態的基本特征都是兩人關係的原型，在兩人關係中沒有其他客體進入。這一點對於日後的客體關係非常重要。雖然這種排他的形式可能維持不過寥寥數月，因為和父親及其陰莖有關的幻想（這些幻想開啟了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將關係引入單一客體以外的其他客體。在分析成人與兒童時，病人有時候會體驗到快樂幸福的感覺，這是通過再次喚起早期與母親及其**的獨特排他關係。這種經驗通常隨著對嫉妒與競爭情境（在這些情境中，第三個客體——基本上是父親，牽涉其中）的分析而發生。】
在我看來，將**內射是超我形成的開始，而且這個過程會延續好幾年。我們有根據地做出如下假設：從第一次哺乳經驗開始，嬰兒就內射了**的不同層麵，於是超我的核心是母親的**，不論是好是壞。由於內射與投射同時運作，與外在和內在客體的關係是彼此互動的。很快在孩子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父親，也在很早的時候，就成為嬰兒內在世界中的重要部分了。嬰兒情感生活的特點是，在愛與恨、外在與內在情境、對現實的感知及其有關的幻想之間快速地擺**。而且，被害焦慮與理想化之間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皆涉及內在與外在客體），被理想化的客體是迫害體（最壞的客體）的必然結果。
自我逐漸成長的整合與綜合能力，即使是在最早的這幾個月中，也越來越能達到一種狀態：愛與恨，以及客體相應的好壞兩麵，都持續被合成。這引發了第二種焦慮形式（抑鬱焦慮），因為嬰兒現在感覺到他對壞**（母親）的攻擊衝動與欲望也會危及好**（母親）。在出生4—6個月之間，這些情緒被進一步增強，因為在這個階段，嬰兒越來越能夠將母親作為一個人來知覺與內射。抑鬱焦慮更加強烈，由於嬰兒感覺到他的貪婪與無法控製的攻擊已經破壞或是正在破壞一個完整的客體。此外，由於其情緒的合成逐漸增長，他現在感覺到這些破壞衝動是朝向一個所愛之人。類似的過程也同樣發生在他和父親及其他家人的關係上。這些焦慮與對應的防禦構成了抑鬱位置，這個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發生，其本質是與所愛的內在及外在客體的喪失與破壞有關的焦慮與罪疚感。
就在這個階段，與抑鬱位置密不可分的是俄狄浦斯情結的到來。焦慮與罪疚感強力地加速俄狄浦斯情結的開始。由於焦慮與罪疚感提高了將壞的人物形象外化（投射），將好的人物形象內化（內射）的需要，以便將欲望、愛、罪疚感與修複傾向依附在某些客體上，而將恨、焦慮依附在其他客體上，在外在世界中尋找內在人物形象的代表。然而，嬰兒主要的需要不隻是尋找新的客體，還有朝向新目標的衝動：離開**朝向陰莖，即從口腔欲望（oral desires）轉向性器欲望（genital desires）。這個發展的促成因素有許多：力比多的前進衝動、與日俱增的自我整合、身體與心理的技能，以及適應外部世界的持續進展。這些發展與象征形成的過程密不可分，而象征形成使得嬰兒能夠從甲客體轉移到乙客體，不隻是興趣而已，還有情緒與幻想，焦慮與罪疚感。
我所描述的這個過程與另一種支配心理生活的基本現象有關，我相信最早的焦慮處境所造成的壓力，是導致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因素之一，稍後我將再回來討論這個假設。
某些關於嬰兒最早期階段的結論，我延續了弗洛伊德的發現，不過在某些地方發生了一些分歧，其中之一和我現在討論的主題相關。我指的是我的主張：客體關係的運作始於嬰兒誕生之時。
多年來我一直持這個觀點：在嬰兒階段，自體性欲與自戀和最早的客體關係（外在的與內化的）是同時並存的。我要再次簡短說明我的假設：自體性欲與自戀包括了對內化好客體的愛以及關係，這個好客體在幻想中形成了被愛的身體與自我的一部分。在自體情欲的滿足於自戀狀態中，發生了朝向這個內化客體的退縮；同時，從出生時開始，和眾多客體（主要是母親的**）的關係就是存在的。這個假設與弗洛伊德對於自體情欲和自戀階段的概念是相衝突的，他認為客體關係不存在於這些階段。不過弗洛伊德與我的觀點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如乍看之下那麽不同，因為弗洛伊德對這個議題的說法並不一致，在不同的情況下，他明顯地或隱約地表達了一些意見，他認為和客體（母親的**）的關係先於自體情欲與自戀。隻要引用一項參考數據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在兩篇百科全書式文章的第一篇中，弗洛伊德（1922）說：
“最初，具有口腔成分的本能通過依附在對食物欲望的飽足上找到了滿足，其客體是母親的**。它隨即又脫離依附，變得獨立，而且同時變為處於自體情欲的狀態中，也就是說，它在孩子自己的身體中找到了一個客體。”（第245頁）
弗洛伊德所用的“客體”一詞，與此處我對這個詞的使用有些不同。他談的是本能趨向的客體，而我的意思是除此之外，有一個客體關係涉及嬰兒的情緒、幻想、焦慮與防禦。雖然如此，弗洛伊德在上文提及的文字中，清楚地說道：“對客體（母親的**）的力比多依附，發生在自體情欲和自戀之前。”
在這個立論基礎上，我想要再提醒大家關於弗洛伊德對於早期認同的發現。在《自我與本我》【弗洛伊德提出（仍舊談到這些最初的認同）它們是一種直接且立即的認同，發生在比任何客體貫注都更早的時候。這個主張似乎暗示著內射甚至比客體關係更早發生。】一書裏，談到了被放棄的客體貫注，他說：“……在孩童期的第一個認同，其效果將具有一般性與永久性。這將我們帶回自我理想的根源……”弗洛伊德在此界定了最早而且最重要的認同，這個認同隱藏在自我理想的後麵，如同對父親或雙親的認同，並且將這些認同置於（如他所表達的）“每個人的史前時期”。這些論述近似於我所描述的最早被內射的客體，因為根據定義，認同是內射的結果。從我剛才討論的陳述，以及上麵節錄的一段文字，可以推論弗洛伊德雖然沒有進一步發展這條思路，他的確曾假設：在最早的嬰兒期，客體與內射過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也就是說，在自體情欲與自戀的議題上，我們發現了弗洛伊德觀點的不一致之處。我想，這類見於多處論點的不一致，清楚地顯示了在這些特定議題上，弗洛伊德未曾得到最終的結論。在焦慮理論方麵，他在《抑製、症狀與焦慮》（1926，第八章）中，對此有明確的表示。他認識到對他來說，關於發展的早期階段，仍有許多是未知或是模糊不清的，這一點在他提到女孩生命的第一年是“灰暗的年齡而且朦朧不明……”（1931）時，也得到了例證。
我不知道安娜·弗洛伊德對於弗洛伊德在這方麵論述的觀點如何看待，但是談到自體情欲與自戀的問題時，她似乎隻將弗洛伊德的如下結論納入考慮：自體情欲和自戀的階段發生在客體關係之前，而不容許其他可能性，例如那些我在上文提及、隱含在某些弗洛伊德論述中的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麽安娜·弗洛伊德與我對於早期嬰兒發展階段的觀點的分歧，遠大於弗洛伊德（整體來看）與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的原因之一。我如此聲明，是因為我相信厘清安娜·弗洛伊德與我所代表的精神分析思想學派之間差異的程度與本質，是最為基本且重要的事情。這種厘清是必要的，不僅是在精神分析訓練的興趣方麵，也是因為它有助於開啟精神分析師之間豐富的討論，從而對早期嬰兒階段的基本問題獲得更多更廣泛的認識。
假設在客體關係發生之前有一個階段，並且延續了幾個月，這個假設隱含的意思是：除了依附在嬰兒自身的力比多之外，那些衝動、幻想的焦慮、防禦，如果不存在於嬰兒身上，那麽就沒有和一個客體發生關聯，也就是說，它們是憑空運作的。對兒童的分析讓我了解到：每一種本能衝動、焦慮情境、心理過程都牽涉到（外在或內在的）客體。換句話說，客體關係是情感生活最核心的部分，而且愛與恨、幻想、焦慮與防禦，也是在生命一開始就展開運作，並和客體關係密不可分地聯結在一起。這個洞察使我對許多現象有了新的了解。
現在，我要提出本篇的結論：移情源自與最早階段中決定客體關係的同一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在分析中一再地回溯到客體（所愛的與所嫉恨的、外在的與內在的）之間的擺**，這種擺**主導著早期的嬰兒階段。隻有當我們探索早年的愛與恨之間的互動、攻擊性的惡性循環、焦慮罪疚感與攻擊性的升高，以及這些衝突情緒與焦慮所朝向的客體的不同層麵，我們才能夠完全認識正向與負向移情之間的相互關聯。另一方麵，通過對這些早年過程的探索，我確信對負向移情的分析是分析深層心理的前提。這一點過去在精神分析的技術方麵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這主要是因為低估了攻擊的重要性。】分析正向移情，也分析負向移情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是我多年來一貫主張的，也是治療各種病人、兒童與成人時必須依循的原則。在我從1927年以後所寫的大部分著作中，我已經對這個觀點提出了具體論證。
這種方法在過去使得兒童精神分析成為可能，而在近幾年，在分析精神分裂病人方麵被證實極為有效。直到1920年以前，人們一般都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無法形成移情，因而無法接受精神分析。自那以後，人們開始嚐試使用各種技術對精神分裂症患者進行精神分析。然而，在這方麵最根本的觀點的改變則是在最近才發生的，而且是和分析師對嬰兒早期運作的機製、焦慮與防禦有了更多的認知密切相關。由於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些從應對愛與恨的原初客體關係上發展出來的這類防禦，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發展正向與負向移情的事實已經得到充分的了解。如果我們一致將以下原則應用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這個技術在漢娜·西格爾（Hanna Segal）的文章《分析精神分裂病例的某些方麵》（Some Aspects of the Analysis of a Schizophrenic, 1950），以及羅森菲爾德《關於急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之超我衝突的精神分析評論》（Notes 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the Super-ego Conflict of an Acute Schizophrenic Patient, 1952a）與《急性緊張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移情現象與移情分析》（Transference Phenomena and Transference Analysis in an Acute Catatonic Schizophrenic Patient, 1952b）中有所描述。】，即分析負向移情與正向移情是同樣必要的，而且事實上，若欠缺其中任一要素，將造成另外一項無法被分析，那麽這個發現就可以被確認。
以回顧的角度來看，這些在技術層麵的顯著進展，可以在弗洛伊德基於生本能與死本能的發現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論中找到支持的論點，他的發現基本上增加了我們對於矛盾起源的了解。因為生本能、死本能以及相應的愛與恨，在根源上有最緊密的互動，所以負向與正向移情基本上是互相聯結在一起的。
對於最早期客體關係的了解及其所隱含過程的了解，已經在根本上從各種角度影響了技術。我們早就已經知道，在移情情境中的精神分析師，可能代表了母親、父親或是其他人，有時候在病人的心裏，谘詢師也扮演了超我的角色，而在其他時候則是本我或自我的角色。我們目前的認知，讓我們能夠看穿病人分配給分析師的各種角色的特殊細節。事實上，在嬰兒的生活裏存在極少的人，他對人的感受卻是眾多的客體，因為他看到的是人的各種不同層麵。因此，分析師可能有時候代表了自體、超我的一部分，或是各種內化的人物形象。同樣地，如果我們隻是認知到分析師代表了真實的父親或母親，這樣的幫助並不大，除非我們了解是父母的哪個層麵被激活了。在病人心中的父母形象，經過了嬰兒期的許多投射與理想化過程之後，已經有各種程度的扭曲，並且經常保留了相當多嬰兒期的幻想本質。整體而言，在嬰兒的心裏，每個外在經驗都是與他的幻想交織在一起的，而且從另一方麵來說，每個幻想也包含了一些真實經驗的元素。隻有通過對移情情境進行深度分析，我們才能夠發現關於過去的真實與幻想層麵。也是這些最早的嬰兒期擺**的根源，解釋了它們在移情中的強度，以及在父親與母親之間、在全能的客體與危險的迫害者之間、在內在與外在形象之間的快速變化。有時候這些變化甚至出現在單次治療時段中。有時候分析師看起來同時代表了雙親。在這種情形下，通常以聯合起來的敵視態度對付病人，此時負向移情達到了極為強烈的程度。在移情情境中，被激活或是表現出來的就是一種混合了病人幻想中雙親合二為一的形象，也就是我曾在其他地方描述的“聯合父母意象”（combined parent figure）。【見：《兒童精神分析》，特別是第八章和第十一章。】這是在俄狄浦斯情結最早期階段中幻想形成的特征之一，而這一點若是繼續保持其強度，則會危害客體關係與性的發展。“聯合父母”這個幻想，從早期情感生活的另一個元素（也就是伴隨著口腔欲望受挫而來的強烈嫉羨）汲取其能力。通過對這些早期情境的分析，我們發現了在嬰兒心中，當他受到挫折時，或是因為內在的一些原因而不能滿足，他的挫折感會伴隨這樣的感覺：另外一個客體（不久將以父親為代表）從母親那裏接受了他所渴望而在當時被拒絕的滿足與愛。從而形成了以下幻想：雙親結合於一種具有口腔、肛門與性器性質的持續的相互滿足，而且在我看來，這是嫉羨與嫉妒情境的原型。
關於移情的分析，還有另外一個層麵需要一提，我們慣於說移情情境，但是我們是否總是記得這個概念的基本重要性？我的經驗是：在揭開移情的細節時，最基本的是要思考關於從過去轉移到當下的整體情境，而不隻是情緒、防禦與客體關係。
多年來——這一點在今天仍然如此——移情被理解為將病人的數據直接指涉到分析師身上。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是：移情根源於發展的最早期階段及無意識的深層，這個概念是更寬廣的，而且需要具備一種技術，借由這個技術從所有呈現的數據中，將移情的無意識元素演繹出來，找到其脈絡。例如病人關於日常生活、關係、活動的報告，不隻提供了對其自我功能的洞察，也顯露了（如果我們探索它們的無意識內容）其防禦。這些防禦是要應對在移情情境中被激發的焦慮，因為病人必定會運用他過去所使用的相同方法，來處理再次體驗到對分析師的衝突與焦慮。也就是說，他撇開分析師，就如同他過去企圖撇開他的原初客體一樣；他試圖分化與分析師的關係，讓自己保持一個全好或全壞的形象：他將某些對分析師的感覺與態度，轉到當時生活中的其他人身上，而這是行動化（acting out）的一部分。【病人可能有時候會試圖逃離當下、遁入過去，而不會認識到他的情緒、焦慮與幻想在當時正在全力運作中，並且將焦點集中在分析師身上。而在其他時候，如我們所知，防禦主要是應對再次體驗到過去與原初客體的關係。】
本文主要討論了最早期的經驗情境與情緒，它們都是移情的來源。在這些基礎上，建立了日後的客體關係以及情緒與智力的發展。這些需要分析師加以注意的必要性，絲毫不亞於最早期階段的各種表現。也就是說，我們探究的領域，涵蓋了存在於目前的情境與最早期經驗之間的所有數據。事實上，除非借由檢驗最早期的情緒與客體關係在日後發展中所呈現的各種變遷產物（vicissitudes），否則不可能找到逼近早期經驗的路徑。隻有通過一再地將日後的經驗聯結到早期經驗（這意味著需要耐心的艱苦工作），並且始終如一地探索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當下與過去才能夠在病人的心中聯結在一起。這是整合過程的一個層麵。隨著分析的進展，整合涵蓋了病人心理生活的全部。當焦慮與罪疚感減少，且愛與恨能夠有比較好的整合，分裂過程（對抗焦慮的一種基本防禦）與壓抑也減弱了。此時，自我的力量增長了，凝聚力也加強了，介於理想化客體與迫害客體之間的裂痕減少，客體的幻想層麵也減弱了，這些都意味著無意識的幻想生活——與心理的無意識部分的區分不太清晰——可以更好地運用在自我的活動上，從而更廣泛地豐富了人格。我在這裏觸及了移情與早期客體關係之間的差異性（較之相似性），這些差異性可以衡量分析程序的治療效果。
我在上文中提出：引起重複性強迫的許多因素之一，是最早期焦慮情境作用下所產生的壓力。當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以及罪疚感減少的時候，要一再重複根本經驗的迫切性也減弱了，於是早期的模式與感覺的表現方式，以不太頑固的方式保存了下來。會發生這些根本的改變，是通過始終如一的移情分析。它們與深度再激活的早期客體關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且它們不僅反映在對治療師的態度改變上，也反映在病人目前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