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為這本書（即《精神分析的發展》，參見《關於焦慮與罪疚的理論》的說明性批注）提供的文章中，我從我的朋友勞拉·布魯克（Lola Brook）那裏獲得了有價值的協助。她仔細地看過我的手稿，並且在數據的論述與安排方麵提供了許多有幫助的建議，我非常感激她對我的作品持續不減的興趣。】 （1952）02
如同本章稍早所討論的，當嬰兒內射了比較令他安心的外在現實，他的內在世界也會得到改善，而這一點又通過投射而有助於改善他所感覺到的外在世界圖像，於是當嬰兒一再地重新內射更現實與更令他安心的外在世界，並在某種程度上也於內在建立了完整與未受傷的客體時，超我的組織方麵也發生了根本的發展。不過，當好客體與壞客體彼此靠近在一起時（壞的方麵被好的方麵所緩解），自我和超我之間的關係就發生了改變，也就是說，自我對超我循序漸進的同化發生了。（見本章末，批注二）
在此階段，修複受傷客體的衝動開始充分運作，正如我們稍早知道的，這種傾向與罪疚感是密不可分的。當嬰兒感覺到他的破壞衝動與幻想是指向所愛客體的整個人時，便引發了強烈的罪疚感，伴隨著想將受傷的所愛客體修複、保存或複蘇的迫切衝動。在我看來，這些情緒等同於哀悼的狀態，而運作的防禦則等同於自我企圖克服哀悼。
由於修複的傾向基本上是來自生本能，靠的是力比多的幻想與欲望，這一傾向參與了所有的升華，並且從這一階段開始，一直是遠離與降低抑鬱的良方。
似乎在早期階段裏，心理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麵都被自我用來防禦焦慮，修複傾向（首先以全能的方式運作）也變成了一種重要的防禦。嬰兒的感覺（幻想）可以被描述如下：“我的母親不見了，她可能再也回不來了，她在受苦，她死了。不，這不可能，因為我可以救活她。”
隨著嬰兒逐漸獲得對客體與自己的修複力量的信心，全能感減少了。【在成人與兒童的分析中，可以觀察到：希望的感覺隨著完全體驗到抑鬱而一起出現。在早期發展中，這是幫助嬰兒克服抑鬱位置的諸多因素之一。】他感覺到所有的發展進程與新的成就都為周圍的人帶來了喜悅，而且通過這個方式表達了他的愛，反向平衡了或抵消了他的攻擊衝動所造成的傷害，並且對受傷的所愛客體進行修複。
於是，正常發展的基石被奠定了下來：嬰兒與他人的關係開始發展，與內在和外在客體有關的被害焦慮減輕了，好的內在客體更穩固地建立起來，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安全感，這些都強化並豐富了自我的內涵。這個更加強壯且協調的自我（雖然它仍然使用相當多的躁狂防禦），一再地將客體與自體的裂解部分聚集在一起，並且加以合成。逐漸地，分裂與合成的過程被用在彼此區隔較不遠的層麵，對現實的感知增加了，客體顯現出較合乎現實的樣貌，所有這些發展都導致了對外在現實及內在現實的不斷適應。【如我們所知，在矛盾情感的壓力之下，分裂在某種程度上會持續一生，並在正常的心理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嬰兒對挫折的態度方麵，也有相應的改變。如我們所知，在最早期，母親（她的**）壞的迫害性的方麵在孩子心中，代表了一切挫折他的邪惡東西（外在的與內存的皆然）。當嬰兒對其客體關係的現實感以及對客體的信任感增加時，他變得更有能力辨別來自外在的挫折與幻想的內在危險之間的不同。因此，恨與攻擊就更加緊密地聯係於源自外在因素的真實挫折或傷害。對於處理其攻擊性，這是朝向更合乎現實與客觀方法的一步。這樣的方法引起較少的罪疚感，而且從根本上讓孩子以自我能接受的方式，升華並體驗自己的攻擊性。
另外，這種對待挫折更合乎現實的態度（意味著和內在及外在客體有關的被害焦慮已經減弱了），讓嬰兒在挫折和經驗不再運作時，具有更大的能力來重建與母親和他人的良好關係。換句話說，對現實的不斷適應（和內射及投射運作的改變息息相關），帶來了和內在與外在世界之間更安全的關係，導致矛盾與攻擊性的減弱，從而使修複的衝動得以完全運作。通過這些方式，發生於抑鬱位置的哀悼過程逐漸被修通了。
當嬰兒到達約3—6個月的關鍵階段，麵臨抑鬱狀態中固有的衝突、罪疚感與哀傷時，他處理焦慮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較早期發展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決定於在生命最初的3—4個月期間，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並建立其自我核心的好客體。如果這個過程是成功的（而這意味著沒有過度的被害焦慮與分裂過程，而且一種整合已經發生了），被害焦慮與分裂機製就會逐漸減弱，自我便能夠內射並建立完整的客體，順利度過抑鬱位置。但是，如果自我無法處理在這個階段所引發的許多焦慮情境（這種失敗由外在經驗與基本的內在因素共同決定），那麽嬰兒將可能會從抑鬱位置強烈退行到較早期的偏執—分裂位置，這也會阻礙內射完整客體的過程，並且強烈影響第一年與整個童年的發展。
二
我提出的嬰兒期抑鬱位置的假說，是根據早期生命階段的基本精神分析概念，即原初的內射及在嬰兒期占優勢的口腔力比多和食人衝動。這些是弗洛伊德和亞伯拉罕的發現，對於了解心理疾病的原因有很大的貢獻。通過發展這些概念，並且將它們聯結到對嬰兒的了解上（當它浮現在兒童的分析時），我了解到早期過程與經驗的複雜性，以及它們對嬰兒情感生活的影響，而這一點必定有助於進一步了解心理障礙的原因。我的結論之一是：在嬰兒期的抑鬱心理位置和哀悼與抑鬱現象之間，有特別密切的聯係。【關於嬰兒期抑鬱位置與躁鬱狀態的關係，以及與正常哀傷反應的關聯，參考我的文章《論躁鬱狀態的心理成因》和《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的關係》（兩篇都收錄於《克萊因文集Ⅰ》）。】
亞伯拉罕繼續了弗洛伊德在抑鬱症方麵的工作，指出正常與不正常哀悼之間的一個根本差異（見本章末，批注三）。在正常哀悼中，個體能夠成功地在他的自我中建立失去的所愛之人，但是在抑鬱及不正常哀悼中，這個過程是不成功的。亞伯拉罕也描述了某些決定成敗的根本因素，如果食人衝動過於強烈，內射失去的所愛客體就會失敗，從而導致疾病；在正常哀悼中也是一樣，個體被驅使將失去的所愛之人在自我中重新複原，隻是這個過程是成功的，不隻是如同弗洛伊德所說的，依附於失去之所愛客體的力比多貫注被撤回並且再投注，而且在此過程中，失去的客體會在內部被建立起來。
在我的論文《哀悼及其與躁鬱狀態的關係》中，我發表了如下看法：“我的經驗引導我得出的結論是，雖然正常哀悼的特征是個體於內部建立起失去的所愛客體，但是他並非第一次這麽做，而是通過哀悼的工作，重新複原該客體及所有他感到失去的他所愛的內在客體。”隻要發生哀傷，就會幹擾安全地擁有所愛的內在客體的感覺，因為它會重新喚起早期對於受傷與被破壞的客體的焦慮（關於碎裂的內在世界），罪疚感與被害焦慮（嬰兒期抑鬱位置）被大量地再度激活。將被哀悼的外在愛的客體成功地重新複原，而且其內射通過哀悼的過程而得以強化，意味著所愛的內在客體被複原、失而複得。因此，在哀悼過程中特別顯現的現實感，不隻是更新與外在世界聯結的方式，而且將瓦解的內在世界重新建立起來。所以哀悼涉及了重複嬰兒在抑鬱位置所體驗到的情境，由於處在害怕失去所愛母親的壓力之下，嬰兒努力地建構與整合內在世界，將好客體安穩地建立於內在。
在我的經驗看來，失去所愛的客體（因為死亡或其他原因）究竟是否會導致躁鬱症，或是能夠安然度過，其中的基本決定因素之一是在生命第一年中，抑鬱位置被成功修通，以及內射的所愛客體被安穩地建立於內部的程度。
抑鬱心理位置與嬰兒力比多組織中的一些根本改變關係密切，因為在這段時間裏（大約第一年的中間），嬰兒進入了直接與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在此我僅限定在最廣的概述上來說明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參見：海曼（1952），第二部分。我已在《兒童精神分析》（特別是第八章）中對俄狄浦斯的發展給出了詳盡的說明。另外，可參考我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及《從早期焦慮看俄狄浦斯情結》（兩者都收錄於《克萊因文集Ⅰ》）。】這些早期階段的特征在於，部分客體在嬰兒的心理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他與完整客體的關係正在建立當中。而且，雖然性器欲望正要開始活躍，口腔力比多仍是處於主導位置的。強烈的口腔欲望，因為受到與母親關係的挫折經驗而升高，繼而從母親的**轉移到父親的陰莖【在《力比多發展簡論》（1924，第490頁）中，亞伯拉罕寫道：“關於被內射的身體部分，陰莖通常被對等於女性的**，而其他身體部分，例如手指、腳、頭發、糞便與屁股，則可被視為這兩種器官的次級代表……”】。男嬰與女嬰之性器欲望與口腔欲望結合，於是與父親的陰莖發生了具有口腔與性器性質的關係，性器欲望同樣指向母親。嬰兒對父親陰莖的欲望和對母親的嫉妒密切相關，因為他覺得母親接收了她所渴望的客體，這些兩性皆有的情緒與願望，導致了反向與直接的俄狄浦斯情結。
早期俄狄浦斯階段的另一個方麵，和母親的“內在”與嬰兒的“內在”在嬰兒心裏所扮演的基本角色息息相關。在先前的階段裏，破壞性衝動占優勢時（偏執—分裂位置），嬰兒想要進入母親身體並占有其內容物的衝動，主要屬於口腔與肛門的性質。這種衝動在接下來的階段（抑鬱位置）仍然是活躍的，不過當性器欲望升高的時候，它更多地被導向了父親的陰莖（等同於嬰兒與糞便），他感覺這些東西是母親的身體所含有的，同時對父親陰莖的口腔欲望導致了它的內化，而這個內化的陰莖（既是好的也是壞的客體）在嬰兒的內在客體世界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俄狄浦斯發展的早期階段是最為複雜的，各個來源的種種欲望交織在一起，這些欲望不隻是朝向完整的客體，也朝向部分客體。父親的陰莖既被欲求也被怨恨，其存在不隻是父親身體的一部分，同時也被嬰兒感覺到是存在於他和母親身體內部的東西。
嫉羨似乎天生就存在於口腔的貪婪中，我的分析工作表明，嫉羨（與愛以及滿足的感覺交替發生）最初是指向哺育的**。當俄狄浦斯情境發生時，嫉妒就加在了這個原初的嫉羨上。嬰兒感覺和父母的關係似乎是：當他受到挫折時，父親或母親享受著他所欲求而被剝奪的客體（母親的**、父親的陰莖），而且一直是如此享受著它。嬰兒強烈的情緒與貪婪的特征，是他認為父母處在持續互相滿足的狀態中，而且這種滿足具有口腔、肛門及性器的特質。
這些性理論是“聯合父母意象”的基礎，母親包含了父親的陰莖或是整個父親，父親包含了母親的**或是整個母親；父母在**時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關於“聯合父母意象”的概念，參見：《兒童精神分析》一書，特別是第八章。】這種性質的幻想也促成了“有陰莖的女人”這樣的觀念。此外，由於內化的過程，嬰兒於內在建立了“聯合父母意象”，這一點已被證明為許多具有精神疾病性質的焦慮情境的基礎。
隨著嬰兒和雙親逐漸發展出比較合乎現實的關係，他可以將他們視為分開的個體，也就是說，原初的“聯合父母意象”在強度上減弱了。【嬰兒能夠同時享受與雙親的關係的能力，是其心理生活中的一項重要特征，並且因為受到嫉妒與焦慮的刺激，而與他想要分離他們的願望相衝突，這種能力是建立在他能夠感覺到父母是分開的個體上。和雙親有比較整合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同於基於強迫性的需要，想將雙親分開並且防止他們**），代表嬰兒更好地理解了他們彼此的關係。這也是嬰兒希望自己可以以一種快樂的方式將他們聯係並結合起來的一個前提。】
這些發展和抑鬱位置是互相關聯的。在兩性中都是如此，怕會失去媽媽（原初的所愛客體）的恐懼（也就是抑鬱焦慮）帶來了對於替代者的需求，於是嬰兒開始轉向父親（他在這個階段也是被當作完整的個人而內射）來滿足這個需要。
通過這些方式，力比多及抑鬱焦慮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母親，而這個分配過程減輕了抑鬱的強度，也刺激了客體關係。因而，直接與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緩解了孩子的焦慮，並且幫助他克服了抑鬱位置。不過，由於對父母的俄狄浦斯願望，隱含了嫉羨、競爭與嫉妒（在此階段仍然強烈地受到口腔施虐衝動的激擾），這些在此時被體驗為針對兩個既愛又恨的人，新的衝突與焦慮發生了。修通這些最初發生於俄狄浦斯情結早期階段的衝突，是緩和焦慮過程的一部分，這個過程延伸至超過嬰兒期，進入到童年期的頭幾年。
總而言之，抑鬱位置是兒童早期發展中的重要部分，而且一般而言，在5歲左右，當嬰兒期神經症結束時，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已經進行了修正。不過，修通抑鬱位置的基本步驟是在嬰兒建立了完整的客體時發生的（也就是說，在第一年的下半年），而且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如果這些過程成功的話，就已經達成了正常發展的一個前提。在這個階段中，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被一再地激活，例如在經曆長牙與斷奶的時候。這種介於焦慮與身體因素之間的互動，是第一年複雜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方麵，涉及了所有的嬰兒情緒與幻想。在某種程度上，這也適用於生命的所有階段。
我已經在本章一再強調，嬰兒的情緒發展與客體關係的改變是逐漸發生的。抑鬱位置逐漸發展的事實，解釋了為什麽通常此發展對於嬰兒的影響，並未以突如其來的方式表現出來。【雖然如此，在仔細觀察之下，可以在正常嬰兒的身上觀察到再發抑鬱感的現象。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生病、與母親或保姆突然分開、改變食物等，嚴重的抑鬱症狀會顯著地發生在嬰兒身上。】我們也必須記住，自我在體驗到抑鬱時，也同時發展了對抗這些感覺的方法，依我看，這一點是經曆著精神病性焦慮的嬰兒，與患有精神病的成年人之間的許多基本差異之一。因為當嬰兒在經曆這些焦慮的同時，緩解這些焦慮的過程已經在運作了（見本章末，批注四）。
焦慮的進一步發展與緩解
一
嬰兒期神經症可以被視為某些過程的組合，通過這些過程，聯結、修通與緩解了一些精神病性質的焦慮。緩解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的基本步驟是嬰兒第一年中發展的一部分。在我看來，嬰兒期神經症開始於生命的第一年中，並在早期焦慮已被緩解時進入尾聲。
發展的所有方麵都促成了焦慮緩解的過程，因此，焦慮的各種變遷形式，隻能由它們與所發展因素之間的互動來加以了解。例如，獲得身體技能、遊戲活動、語言與智力的大致發展、衛生習慣、升華的發生、客體關係範圍的擴大、兒童力比多組織的進展等，這些成就都與嬰兒期神經症的許多方麵（基本上是和焦慮的變遷形式，以及為了回應它們所演化而生的防禦）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在此，我隻能選擇這些交互作用因素中和少數幾點，來說明它們是如何促成焦慮的緩解。
我們已經討論過，最初外在的與內在的迫害客體是母親的“壞”**與父親的“壞”陰莖，而且，聯係於內在和外在客體的被害焦慮是彼此互動的。這些焦慮最初是體現在父母身上的，它們以早期的恐懼症表現出來，並且嚴重影響了孩子與父母的關係。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從根本上促成了發生於俄狄浦斯情境【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之間的相互關係及閹割恐懼兩方麵的議題，在我的文章《從早期焦慮看俄狄浦斯情結》中有詳細討論（《克萊因文集Ⅰ》）。】的各種衝突，而且影響了力比多的發展。
朝向父母的性器欲望，啟動了俄狄浦斯的早期階段（大約在第一年的中間），這些欲望最初和口腔、肛門、尿道的欲望及幻想交織在一起，具有力比多與攻擊的雙重性質。來自這些來源的破壞衝動引發了具有精神病性質的焦慮，而這些焦慮傾向於再增強這些衝動，如果過度的話，會導致頑固地固著在前性器階段。【海曼與伊薩克斯（1952）。】
力比多發展的每一個步驟都受到焦慮的影響，因為焦慮導致了在前性器階段的固著，以及一再地退行到這些階段；另一方麵，焦慮、罪疚感及隨之而來的修複意向，推動了力比多的欲望，並且刺激了力比多的前傾性，因為給予力比多滿足的經驗緩解了焦慮，而且也滿足了進行修複的衝動。因此，焦慮與罪疚感有時阻礙了力比多的發展，有時則加強了力比多的發展，這不隻是在不同的個體間會有所不同，而且根據內外在因素在不同時刻的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在同一個體身上也會有所不同。
在直接與反向俄狄浦斯情結不斷波動擺**的情況下，所有的早期焦慮都會被孩子體驗到，因為在這些情況下的嫉妒、競爭與怨恨，會一再地激起被害與抑鬱焦慮。當嬰兒從他與外在父母的關係中獲得更多安全感的時候，針對內在父母形象的焦慮就漸漸被修通，從而減弱。
在強烈受到焦慮影響的前行（progression）與退行的相互作用中，性器傾向逐漸升高，結果使得修複的能力增加，修複的範圍擴大，升華的強度與穩定性也得到增強，因為在性器水平上，它們與人類最具有創造性的衝動密切相關。在女性位置上，性器升華和受孕功能（生育能力）密切相關，因而也和喪失或受傷客體的再創造有關；在男性位置上，生育並由此將受傷或被摧毀的母親複原或複蘇的幻想，強化了那些“給予生命”的元素。因此，性器不隻是代表**，也代表了修複與再創造的方式。
性器傾向的升高意味著自我的整合有了長足的進步，因為這些傾向取代了前性器期力比多欲望及修複欲望，而且出現了前性器期與性器期之修複傾向的合成，例如接受“好的事物”的能力，最基本的就是嬰兒所渴望的來自母親與食物的愛，以及想要喂食母親作為回報並由此將她修複的衝動（口欲升華的基礎），這些都是性器期成功發展的前提。
與逐漸增加的性器力比多（包括修複能力的進展）同時並進的，是逐漸減弱的由破壞傾向所喚起的焦慮與罪疚感，雖然在俄狄浦斯的情境之下，性器欲望是引起衝突與罪疚感的原因。因此，性器首位意味著口腔、尿道與肛門的傾向和焦慮都降低了。在修通俄狄浦斯衝突與達到性器首位的過程中，孩子變得能夠安穩地在內心世界裏建立好客體，並且與父母發展穩定的關係，所有這些都代表他正逐漸修通並且緩和被害與抑鬱焦慮。
我們有理由假設：隻要嬰兒將興趣轉向母親**以外的客體（例如母親身體的某些部位、其他周圍的客體、自己身體的某些部位等），便開始了升華與客體關係的成長所必經的一個基本過程。愛、欲望（攻擊的與力比多的）與焦慮從最初獨一無二的客體（母親），轉移到其他客體，而新的興趣發展起來，成為原初客體關係的替代物。不過，這個原初客體既是外在的也是內在的好**，而這種情緒與創造的感覺（這些感覺和外在世界發生關聯）的轉向和投射密切相關。在這些過程中，象征形成與幻想活動的功能是極具意義的。【在此，我必須避免詳述象征形成從一開始是如何與孩子幻想生活及焦慮的更迭變化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參考伊薩克斯（1952）與我的文章《關於嬰兒的行為》（On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還有我先前的一些著作：《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6）和《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1930）。】當抑鬱焦慮發生時，特別是在抑鬱位置發生時，自我感到被驅使，將欲望與情緒、罪疚感及進行修複的衝動，加以投射、轉向並分配到新的客體與感興趣的事物上。我認為，這些過程是貫穿生命始終的升華的主要因素。不過，在欲望與焦慮被轉向與分配的時候，能夠維持對最初客體的愛，是升華（還有客體關係與力比多組織）成功發展的一個前提。因為，若是充斥著對最初客體的怨恨，會危及升華與替代客體的關係。
如果因為無法克服抑鬱位置，而導致修複的希望受阻，或者，換個方式說，如果對加諸所愛客體的破壞感到絕望，就會引起修複能力與作為結果的升華能力的另一種幹擾。
二
如上文所提到的，發展的各個方麵都與嬰兒期神經症息息相關。嬰兒期神經症的一個典型特征是早期的恐懼症，它開始於第一年，在童年期的數年中，會以不同的形式與內容出現或再現。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兩者構成了早期恐懼症的基礎，這些恐懼症包括進食困難、夢魘（pavor nocturnus）、與母親不在有關的焦慮、對陌生人的恐懼、與父母的關係以及一般客體關係上的紊亂。將迫害客體外化的需要，是恐懼症機製的一個內在要素，【參見：《兒童精神分析》第125頁、第155—156頁。】這個需要既源於抑鬱焦慮（針對內在迫害者對內在好客體構成危脅性的危險），也來自（和自我有關的）被害焦慮。對內在迫害的恐懼也以疑病焦慮來表現，它們也促成了許多身體疾病，例如幼兒經常性的感冒。【我的經驗表明：那些促成疑病的焦慮，也是癔症性的轉換症狀的根源。兩者共有的基本因素，是與存在於體內的迫害（被內化的迫害客體攻擊，或是個體的施虐性對內在客體的傷害，例如受到其危險排泄物的攻擊）有關的恐懼，這一切被感覺到是作用在自我上的身體傷害。揭露並闡明這些被害焦慮轉化為身體症狀的潛在過程，也許能夠讓我們更加了解癔症的問題。】
口腔、尿道與肛門焦慮（同時發生在衛生習慣的養成與抑製過程中），是嬰兒期神經症的症狀學中的基本特征，在第一年中，各種症狀的複發也是一個特質。如我們在上文所見的，如果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受到增強，將退行到較早的階段和相對應的焦慮情境，這種退行的表現是，例如破壞已養成的衛生習慣，或是顯然已被克服的恐懼症可能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再現。
在第二年中，強迫傾向變得顯著，其表現結合了口腔、尿道與肛門焦慮。強迫特征可見於睡前儀式、與清潔或食物等有關的規矩，以及普遍對於重複的需要（例如一再重複聽同一個故事，甚至用同一種表現形式或是反複玩同樣的遊戲）。這些現象雖然是兒童正常發展的一部分，但還是可以稱之為神經症症狀。這些症狀的緩解與克服，相當於口腔、尿道與肛門焦慮獲得了緩和，也意味著被害焦慮和抑鬱焦慮得到了緩解。
自我一步步發展出使它能夠修通焦慮的防禦能力，這是緩解焦慮過程的基本部分。在最早的階段中（偏執—分裂），焦慮被極有力的防禦所抵製，例如分裂、全能與否認。【如果這些防禦過程過度持續，超出了適合它們的早期階段，那麽發展將會遭遇各種困難。整合受阻，幻想生活與力比多欲望也會受到阻礙，結果是修複傾向、升華、客體關係以及與現實的關係都可能受到損害。】在接下來的階段中（抑鬱位置），如我們所見，這些防禦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其特征是自我具有更大的承受焦慮的能力。當第二年自我發展有進一步進展的時候，嬰兒運用他與時俱增的適應外在現實以及控製對身體功能的能力，通過外在現實來測試內在的危險。
這些改變都是強迫性機製的特征，而此機製也可以被視為非常重要的防禦，例如，通過養成衛生習慣，嬰兒對於其危險的糞便（也就是它的破壞性）、內化的壞客體及內在混亂的焦慮被一再地暫時減輕。對括約肌的控製，使他相信自己可以控製內在的危險和客體。此外，實際的排泄物對他在幻想中恐懼糞便的破壞性提供了反證。這些排泄物現在可以配合母親或保姆的要求而被排出，並且母親或是保姆通過對排泄物產生的情況表現出認可的態度，似乎也認可了糞便的質量，而這樣的態度使得糞便成為“好”客體。【認知到兒童有獲得衛生習慣的需要，而且這個需要與焦慮和罪疚感及對這兩者的防禦息息相關，這樣的認知帶來了如下的結論：如果進行衛生習慣的訓練時沒有施壓，而且是在此需要的迫切性變得顯著的階段（通常是在第二年期間），那麽如此的訓練可能有助於發展。如果在更早期的階段就將這樣的訓練強加於孩子，則可能具有傷害性，甚至不論在哪個階段，孩子應該隻能被鼓勵，而不是強迫他獲得衛生習慣。對於育兒的重要性來說，這必然是一個不完整的參考。】結果是，嬰兒可能感覺到在其攻擊性幻想中，他的排泄物對內、外在客體所造成的傷害可以被抵消。於是，養成衛生習慣也減弱了罪疚感，而且滿足了修複的衝動。【弗洛伊德對於強迫性神經症過程的“反應形成”（reaction-formation）與“抵消”（undoing）的見解，構成了我的“修複”概念的基礎，而我的概念更包含了各種自我借以抵消在幻想中所造成的傷害，以及恢複、保存與複蘇客體的過程。】
這些強迫機製形成了自我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們使自我能夠暫時不受焦慮的侵擾，反而幫助自我達到更大的整合與強度，因而有可能逐漸修通、減弱並緩和焦慮。不過，強迫機製隻是此階段的眾多防禦之一，如果它們過度而成為主要防禦的話，可以作為一個指標，即自我無法有效處理具有精神病性質的焦慮，以及在孩子身上發展出一種嚴重的強迫性神經症。
防禦的另一個根本改變，以**力比多增強的階段為特征。如同我們已經了解的，當這個改變發生時，自我是比較整合的，對外在現實的適應改善了，意識的功能擴展，超我也更為整合。無意識過程（也就是說在自我與超我的無意識部分中）已經發生了更完整的合成，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區分更加明顯。這些發展使得壓抑有可能在眾多防禦之中居於支配位置。【參見：弗洛伊德：“……我們應該為了將來考慮，謹記這樣的可能性，即壓抑的過程與性器期的力比多組織有特別的關係，以及當自我穩固自己，以對抗在組織中其他水平的力比多時，它會訴諸其他的防禦方式。”（《抑製、症狀與焦慮》S.E.20，第125頁）】壓抑的一個基本因素是超我的譴責與禁止方麵，這個方麵在超我組織發展的結果下被強化了。超我要求將特定的衝動與幻想（同時帶有攻擊與力比多的性質）摒除在意識之外，而自我更容易達成此要求，因為它在超我的整合與同化方麵已有進展。
我在前麵的章節曾如此描述：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初幾個月中，自我抑製著本能欲望，剛開始時是受到被害焦慮的壓力，稍後則是受到抑鬱焦慮的壓力影響。當自我能夠運用壓抑時，本能抑製便有了進一步發展。
我們已經了解自我在偏執—分裂期當中，如何運用分裂機製。【參見：《從早期焦慮討論俄狄浦斯的情結》。】分裂機製構成了壓抑的基礎（正如弗洛伊德的概念所隱含的那樣），但是與導致崩解狀態的最初分裂形式相較，壓抑通常不會造成自體崩解的狀態。因為在此階段，心理的意識與無意識的各部分有較好的整合，而且，由於在壓抑的作用下，分裂主要影響的是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分隔，自體的這兩個部分都不會遭遇先前階段產生的崩解程度。不過，在生命開始的最初幾個月中，訴諸分裂過程的程度強烈地影響了在稍後階段中壓抑的運用。如果分裂機製與焦慮尚未被克服，結果可能是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缺少一個流動的界限，從而產生了一道堅硬的阻隔。這一點指出了壓抑是過度的，而且後果是發展受到了幹擾。另一方麵，在適度的壓抑之下，無意識與意識更有可能保持互相通透，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衝動及其衍生物被允許從無意識中一再地浮現出來，受到自我選擇與拒斥過程的控製。衝動、幻想與思考如何被選擇出來加以抑製，取決於自我已提升的接受外在客體的標準的能力。這種能力聯係著超我內部更大的合成及自我對超我的進一步同化。
超我結構上的改變是逐漸發生的，而且始終與俄狄浦斯期的發展有關。這些改變在潛伏期開始時促成了俄狄浦斯情結的衰退。換句話說，力比多組織的進展與自我在此階段能夠達到的各種調適，與被害焦慮和抑鬱焦慮（這些焦慮和內化的父母有關）的緩解息息相關，這意味著在內在世界產生了更大的安全感。
就焦慮的各種變遷來看，潛伏期開始時的典型改變可以總結如下：與父母的關係比較安全，內射的父母比較接近真實父母的形象；他接受並內化了父母的標準、告誡與禁止，因此俄狄浦斯欲望的壓抑就更加有效。這些都代表了超我發展的高峰，而這是在生命最初幾年中所延伸的過程的結果。
結論
我已經詳細討論了克服抑鬱位置（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所具有的特征）最初的幾個步驟。我們已知在最早的階段中，當被害焦慮占優勢時，嬰兒的客體具有原始與迫害的性質，它們會吞噬、撕裂、毒害、淹沒等，也就是說，各種口腔、尿道與肛門的欲望與幻想，既被投射到內化的客體，也被投射到外在的客體。隨著力比多的組織發展與焦慮的緩解，這些客體的形象在嬰兒心中也逐漸改變。
他與內在及外在世界的關係同時改善了，這些關係之間的相互依賴狀態，表示內射與投射過程發生了一些改變。這些改變是減輕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的基本因素。這一切導致的結果是，自我具有更大的能力去同化超我，並因而提高了自我的強度。
當達到穩定的時候，有些基本的因素就發生了改變。在此，我關心的不是自我的進展（正如我曾試圖呈現的，它在每個階段都和情緒的發展及焦慮的緩解息息相關），我要強調的是在無意識過程中的改變。我認為，如果我們將這些改變聯係於焦慮的起源，就會更容易理解。在此，我要重提我的論點：破壞衝動（死本能）是引起焦慮的首要因素；【參見：《關於焦慮與罪疚的理論》（本書第二章）。】貪婪因為抱怨與怨恨（也就是破壞本能的外在表現）而升高，而這些外在表現又反過來為被害焦慮所增強。在發展過程中，當焦慮減弱且比較安穩地被防護著的時候，怨恨與貪婪都減弱了，而這一點從根本上導致了矛盾情感的減少。根據本能來表達這一點：當嬰兒期神經症自然發展時，也就是當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都被減弱與緩解時，融合生本能與死本能（也就是在力比多與攻擊之間）這兩方麵的平衡已經在某些方式上改變了。也就是說，在無意識的過程中，即在超我的結構中，以及在自我的無意識與意識部分的結構與領域中，發生了重要的改變。
我們已經知道在不同的力比多位置之間，在前行與退行之間的擺**波動是童年期最初幾年所具有的特征。它們的產生與被害及抑鬱焦慮（發生在嬰兒早期）的變遷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這些焦慮不僅是固著與退行的基本因素，也長久地影響著發展過程。
正常發展的前提之一，是在退行與前行之間的互動中，原來已經達到的進展的基本方麵仍然可以維持住。換句話說，整合與合成的過程並未受到根本與永久性的幹擾。如果焦慮被逐漸緩解，前行必須會超越退行，而且在嬰兒期神經症的過程中，心理穩定的基礎便得以建立。
批注
批注一
瑪格雷·麗寶（Margaret A.Ribble）曾報告對500名嬰兒的觀察[《與人格發展有關的嬰兒期經驗》（Infantile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1944）]，並表達了她的看法，其中有一些補充了我在兒童精神分析上所獲得的結論。
關於生命初期嬰兒與母親的關係，她強調嬰兒對“被母親照料”的需要超越了吸吮的需要，例如在第631頁，她說道：
“兒童人格的品質與凝聚性，大多取決於他在情緒上對母親的依戀。這種依戀，（用精神分析的話來說）或是對母親的貫注，由他從母親那裏獲得的滿足經驗中逐漸發生。我們已經研究了這一發展性依戀的本質，它是如此的難以理解，但是其細微處卻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主要促成其形成的是三種感官體驗：觸覺、動覺（或是對身體位置的感覺）與聽覺，幾乎所有的嬰兒行為觀察者都提到了這些感覺能力的發展，但是未曾強調它們對母親與嬰兒之間個人關係的重要性。”
她在幾個不同的地方強調了這種個人關係對於兒童身體發展的重要性，例如在第630頁，她說：
“……在嬰兒照顧上最細微的不規律性，例如與母親接觸太少、身體接觸太少、保姆換人或是常規的改變等，經常會導致嬰兒的一些紊亂，諸如臉色蒼白、呼吸不規則、喂食困難等。對於先天體質上敏感或缺乏組織的嬰兒來說，這些紊亂如果太過頻繁，可能會永久性地改變器質性（organic）與精神性（psychic）的發展，而且威脅到生命的例子也不少見。”
在另一段文字中，作者將這些紊亂概括如下（第630頁）：
“由於嬰兒的大腦與神經係統尚未發育完成，他無時不處於功能解組的潛在危險當中。外在的危險是與母親突然分離，母親在直覺上或認知上必須要保持這種功能的平衡。實際的忽視或者愛的缺失，可能同樣具有災難性；內在的危險似乎是升高的緊張，這種緊張來自生物需求，以及有機體無法維持其內在能量，或是代謝的平衡與反射的興奮性。其中對氧氣的需求極為迫切，因為嬰兒的呼吸機製尚未發展妥當，不足以應付因快速的前腦發展而升高的內在需求。”
根據麗寶的觀察，這些功能紊亂可能等同於危脅生命的危險，可被視為死本能的一種表達。而根據弗洛伊德的看法，死本能是朝向有機體自身的[《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我曾主張：這種危險由於引發了被滅絕的恐懼與對死亡的恐懼，是導致焦慮的首要原因。麗寶的觀察所闡釋的事實是：生物、生理及心理的因素從嬰兒出生時就是密切相關的。我想進一步提出結論：母親對嬰兒持續的關愛與照顧，強化了嬰兒與母親的力比多關係，而這個關係對“體質敏感或是缺乏組織”的嬰兒來說，甚至攸關其生存。這一點支持了生本能對死本能的抗爭。我在本文與《關於焦慮與罪疚的理論》（本卷）中充分地討論了這一點。
麗寶醫生的結論中，另外一個與我的結論相契合的議題，與她所描述的大約發生在第三個月的改變有關。這些改變可以被視為我所描述在抑鬱位置發展時，對應於情感生活特征的生理反應。她說（第643頁）：
“在此之前，呼吸、消化與血液循環的器質性活動開始表現出相當的穩定性，表示自主神經係統已經掌控了其獨特的功能。我們從解剖學的研究知道，胎兒的循環係統通常是在此時被阻斷的……大約在此時，典型的成人腦波模式開始在腦電波圖上顯現……而它們可能意味著一種比較成熟的大腦活動形式。觀察顯示，情緒反應的發作（雖然不是常能區分清楚，但是明顯地表現出正向與負向的方向）涉及了整個運動係統……眼睛聚集良好，能夠跟隨著母親的移動；耳朵運作良好，能夠區別母親的聲音。母親的聲音或影像產生了正向的情緒反應，在以前，這樣的反應隻能靠接觸來獲得，而且現在包含了適當的微笑，甚至是真正的喜悅反應。”
我認為，這些改變與分裂過程的減弱，與自我整合和客體關係的進展（特別是嬰兒能夠將母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來感知與內射的能力）是息息相關的，我所描述的這些，都發生在3—6個月進入抑鬱位置的時候。
批注二
如果自我與超我關係中的基本調適，在早期發展過程中沒有發生的話，那麽精神分析程序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使病人能夠回溯性地完成它們。隻有通過分析發展的最早期階段（以及稍後階段），並且不隻分析正向移情關係，也對負向移情關係進行徹底分析，才有可能達成這樣的任務。在波動起伏的移情情境中，形成原初超我及客體關係的外在與內在形象（好的與壞的），被轉移到精神分析師身上。於是，他必然常常會代表恐怖的形象。而且隻有通過這樣的過程，嬰兒期的被害焦慮才能被充分地體驗、修通且減弱。如果精神分析師傾向於增強正向的移情關係，那麽就避免了在病人心中扮演壞形象的角色，而主要是被內射為好的客體。於是，在某些病例上，對好客體的信任可能被強化。但是這樣的好處可能很不穩定，因為病人尚未能夠體驗在早期階段中同雙親的恐怖與危險方麵有關的恨、焦慮與懷疑。隻有通過分析正向移情與負向移情，精神分析師才能夠交替地以好客體、壞客體的角色顯現，時而被愛，時而被恨，時而被讚美，時而被懼怕。病人因而能夠修通並緩解早期的焦慮情境。好形象與壞形象之間的分裂減少了，它們變得比較能夠被合成在一起，也就是說攻擊性被力比多所緩和。換句話說，被害焦慮與抑鬱焦慮在其根源上被減弱了。
批注三
亞伯拉罕提到，力比多在口腔水平上的固著，是抑鬱症的根本病因學因素之一。他用一個特別的病例來描述這種固著：“在抑鬱位置中，他沉溺於對母親**的渴望，這個渴望是難以言喻的強烈，並且不同於其他任何的事情。如果個體長大後，力比多仍然固著在這一點上，那麽就具備了發生重度抑鬱症的最重要條件之一。”（《亞伯拉罕文選》，第458頁）
亞伯拉罕的結論，讓我們更加了解抑鬱症與正常哀悼之間的關聯。他用兩個病例的摘要片段證實了他的結論，事實上，這是最早接受完整分析的兩個躁鬱病例（這是精神分析發展中一次新的冒險）。在此之前，很少有發表的臨床數據來支持弗洛伊德對抑鬱症的發現。如亞伯拉罕所言：“弗洛伊德概要地描述了發生在抑鬱病人身上的心理性欲（psycho-sexual processes）過程，他能夠從偶然治療抑鬱症病人的經驗中獲得有關這些過程的一種直覺性想法。但是迄今為止，精神分析文獻中並沒有多少臨床資料被發表以支持這個理論。”（同上，第433—434頁）
不過，即使隻有通過這少數幾個病例，亞伯拉罕已經了解到：在童年期（5歲時）就已經有過真正的抑鬱症狀態了。他說他傾向稱其為“隨著俄狄浦斯情結而來的‘原初的情感倒錯’（primal parathymia）”，並且總結描述如下：“我們稱作抑鬱症的就是這種心理狀態”。（同上，第469頁）
桑多·雷多（Sandor Radó）在他的論文《抑鬱症的問題》（The Problem of Melancholia, 1928）中，更進一步地認為：正在吸吮的嬰兒的饑餓處境中，可以見到抑鬱症的根源。他說：“在被威脅失去愛的情境（弗洛伊德）中，特別是正在吸吮的嬰兒的饑餓處境中，可以發現抑鬱氣質最深層的固著點。”拉多提及弗洛伊德的陳述：自我在躁狂狀態中再次與超我結合為一體，他推論道：“這個過程是精神內在經驗（那種發生在吸吮母親**時與母親整合的經驗）的忠實重複。”不過，拉多並未將這點結論應用在嬰兒的情感生活上，他隻提到抑鬱症的成因。
批注四
我在這兩個段落中概述的生命最初6個月的樣貌，意味著對我發表在《兒童精神分析》中的某些概念的修正，我在該書中描述了來自各種來源的攻擊衝動的混合，我稱之為“極度施虐階段”。我仍然相信：攻擊衝動在被害焦慮盛行的階段達到高峰。或者換句話說，被害焦慮是由破壞本能激起的，並且不斷地因為將破壞衝動投射到客體而增強，因為被害焦慮的本質在於它增強了恨意與對客體的攻擊，這個客體被感覺為具迫害性的，而這一點又反過來增強了被害的感覺。
在《兒童精神分析》出版之後，我完成了抑鬱位置概念的建構，依我現在所見，在3—6個月大時，隨著客體關係的進展，破壞衝動與被害焦慮都減弱了，抑鬱位置便發生了。雖然我對於“被害焦慮與施虐性盛行兩者之間有密切關聯”的觀點並未改變，但是在日期方麵我必須做一個變更：以前，我提到施虐性居於高峰的階段大約是第一年的中期，現在我認為這個階段跨越生命的最初三個月，而且對應於偏執—分裂位置（本章第一節有描述）。如果我們假定：攻擊性在嬰兒身上的總量因人而異，那麽我認為這個總量在剛出生時，不會比食人衝動、尿道衝動、肛門衝動及幻想強烈運作的階段要少。如果隻是考慮量的方麵（不過，這種觀點並沒有考慮到決定兩種本能運作的其他各種因素），可以這麽說：當攻擊性的更多來源被觸及，並且有可能表現出更多攻擊性的時候，就會發生一個分配的過程。越來越多的能力傾向（aptitudes）（身體的與心理的）逐漸開始運作是發展所固有的，而來自各種來源的衝動與潛意識幻想，彼此交織重疊、互動、增強，這樣的事實也可以被視為表現了整合與合成的進展。此外，攻擊衝動與幻想的混合，與具有力比多性質的口腔、尿道及肛門幻想的混合相對應。這意味著：力比多與攻擊性之間的抗爭在更寬廣的領域上發生了。正如我在《兒童精神分析》中所說的（第150頁）：
“我們所熟知的那些組織化階段的一一浮現，我認為不僅對應著力比多在其和破壞本能的抗爭中贏得並且建立的位置，而且由於這兩種要素永遠互相對立，又互相結合，因此也對應著在它們之間逐漸增強的適應性。”
嬰兒進入抑鬱位置的能力，與在其內部建立完整客體的能力，意味著他已不再像早期階段那樣，強烈地受到破壞衝動與被害焦慮的左右。不斷強化的整合促使其焦慮在本質上發生了一些改變，因為當客體關係中的愛與恨變得更加綜合時，正如我們已經了解的，會引起強烈的精神痛苦——即引起抑鬱感與罪疚感。恨在某種程度上被愛緩解了，而愛的感覺在某種程度上則受到恨的影響，結果是：嬰兒對於其客體的情緒在性質上改變了。同時，整合與客體關係的進展，使得自我能夠發展出更有效的方法來處理破壞衝動，以及它們所引發的焦慮。不過，我們不可以忽視以下事實：施虐衝動（特別是由於它們在不同的區域運作）是嬰兒在這個階段所產生的衝突中最強烈的因素，因為抑鬱位置的本質包含了嬰兒的焦慮——他擔心所愛的客體會因他的施虐性而受傷或是被破壞。
生命第一年中，情緒與心理的過程（重複發生直到5或6歲）可以根據攻擊性與力比多鬥爭的成敗來確定；而抑鬱位置的修通，意味著在此鬥爭中（在每一次心理或身體之危機中重來一次）自我能夠發展出適當的方法來處理並緩和被害焦慮和抑鬱焦慮——根本性地減少並避免攻擊性朝向所愛客體。
我選擇“位置”這個詞用在偏執與抑鬱的階段上，是因為這些成組的焦慮與防禦雖然最初是發生在最早的幾個階段中，但是並不局限於這些階段，而是會發生且再現於童年期的頭幾年，或是發生在日後特定的情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