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提供一篇主要關於遊戲技術的文章以作為這本書的引言【《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時，我受到了以下考慮的鼓勵：我和兒童與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對精神分析理論整體的貢獻，基本上是源自於與幼兒工作時所發展的遊戲技術。這並不意味著我後來的工作是遊戲技術的直接應用，但是我在早期發展、無意識過程，以及能夠觸及無意識的詮釋的本質中獲得的洞識，已經在我對於較大的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遠的影響。
因此，我將要簡短概述我的工作從精神分析遊戲技術發展出來的步驟，但是我將不會對我的發現提出一個完整的總結。在1919年，當我開始第一個個案時，已經有人進行了對兒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別是胡格-赫爾姆斯（Hug-Hellmuth, 1921）醫生，不過她沒有從事過6歲以下兒童的精神分析。盡管她使用圖畫，偶爾以遊戲作為媒介，但並未將遊戲發展為一種特殊的技術。
在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有一個既定的原則：分析師應當非常節製地給予詮釋。除了少數的例外，精神分析尚未探索無意識的深層次：對兒童來說，這種探索被認為具有潛在的危險，這個謹慎的觀點反映在一個事實上，即在當時及之後的幾年中，精神分析被認為隻適用於潛伏期（latent period）之後的兒童。【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兒童精神分析治療》（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 1927）中，有對此早期方法的描述。】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一個5歲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文章【《兒童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 1923）、《兒童力比多發展中學校的角色》（The R?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1924）與《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6）。】中，我用弗裏茨（Fritz）這個名字稱呼他。在開始的時候，我以為隻要影響母親的態度就足夠了，我曾建議她應該鼓勵孩子自由地與她討論許多未能說出口的問題，這些問題明顯存在於他內心深處，而且阻礙了他的智力發展。這麽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經症並未被充分緩解。很快，我決定應該要對他進行精神分析。這麽做時，我偏離了某些既定的原則，因為在孩子呈現給我的材料中，我詮釋了我認為最急迫的部分，並且發現我的興趣專注在他的焦慮及對抗這些焦慮的防禦上。這種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麵臨了一些嚴重的問題，我在分析這個病人時，所遭遇到的焦慮是非常急迫的，而且，雖然我觀察到焦慮一再因為我的詮釋而緩解，使我確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對的，但是有時候我會因為被表麵化的新焦慮的強度而感到不安。在這個時候，我向卡爾·亞伯拉罕醫生請教。他回複說，既然到目前為止，我的詮釋經常帶來舒緩的效果，而且分析明顯有進展，他不認為需要改變處理的方式。我被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後的幾天裏，孩子的焦慮從原先的高峰大幅地減弱，達到更進一步的改善。從這個分析所獲得的信念，強烈地影響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
當時的治療是在孩子的家中進行，用的是他自己的玩具。這個分析是精神分析遊戲技術的開始，因為從一開始，這個孩子主要就是通過遊戲來表達他的幻想與焦慮，而且我不斷地向他解釋遊戲的意義，結果是在他的遊戲中有更多的材料浮現出來。也就是說，基本上我已經在這個病人身上使用了詮釋的方法，而這個方法成為我的技術特色。這種處理方法符合精神分析的一項基本原則，也就是自由聯想，當我詮釋的不僅是孩子說的話語，也解釋他玩玩具的活動時，我將這個基本的原則應用在孩子的心理上，而孩子的遊戲與各種活動（事實上也就是他的整體行為），是他們用來表達成人借用言語所表達內容的方法。整個治療過程中，我也受到弗洛伊德建立的兩個法則的指引，從一開始我就將它們視為基本法則：探索無意識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主要任務，而分析移情關係則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
在1920年和1923年之間，我從其他兒童案例中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經驗，但是遊戲技術發展中確切的一步，是我在1923年治療一個2歲零9個月大的孩子時所做的精神分析。我已經在我的《兒童精神分析》【也見：《談兒童撫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 Rickman主編，1936）與《從早期焦慮看俄狄浦斯情結》（1945）。】一書中，以莉塔（Rita）之名提供了這個兒童案例的細節。莉塔的困擾是夜驚（night terrous）和動物恐懼症，她對母親的態度非常矛盾，同時她黏母親到無法被單獨留下的程度。她有明顯的強迫性神經症，而且有時候非常抑鬱。她的遊戲都受到抑製，無法忍受挫折，這使她越來越難養育。我當時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個案例，因為我分析這麽小的孩子，完全是一項新的試驗。第一次治療似乎印證了我的擔憂，當莉塔和我被單獨留在育嬰室時，她立即表現出了一些我認為是負向移情的跡象；當時，她焦慮而沉默，隨即要求去外麵的花園，我同意了，並且隨她同去（我要補充的是，在她的母親與保姆看來，這是失敗的跡象）。在10—15分鍾後，當我們回到育嬰室時，她們很驚訝地看到莉塔對我相當和善。對這種轉變的解釋是：當我們在外麵的時候，我曾經解釋她的負向移情，這再一次違反了一般的做法。從她說的一些事情，以及她在開放空間裏比較不那麽害怕的這個事實，我的結論是：當她單獨與我在房間的時候，她會特別懼怕我可能對她做的某些事情。我解釋了這一點，並提及她在夜裏的驚嚇，我將她懷疑我是一個具有敵意的陌生人聯結到她的恐懼：夜裏有壞女人會在她一個人時攻擊她。在這個詮釋之後幾分鍾，當我提議回到育嬰室時，她立即同意了。如我之前提到的，莉塔在遊戲方麵的抑製是明顯的，她除了強迫性地幫洋娃娃穿脫衣服之外，幾乎什麽都不做。但是，我很快了解在她的強迫症底下隱藏的焦慮，並且詮釋了它們。這個案例加強了我那正在成長的信念：對兒童進行精神分析的前提，是要了解並且詮釋那些幻想、感覺、焦慮，以及遊戲所表達的經驗，或者是（如果遊戲被抑製了）造成抑製的原因。
如同對弗裏茨一樣，我在孩子的家中做分析，並且用她自己的玩具，但是在這個僅僅維持了數月的治療中，我得到的結論是：精神分析不應該在孩子的家中進行，因為我發現雖然她非常需要幫助，她的父母也認可了我應該試試精神分析，但她母親對我的態度非常矛盾，而且整個氣氛對治療帶有敵意。更重要的是，我發現移情的情境——也就是精神分析程序中最重要的的部分，隻有在病人能感覺到治療室或遊戲室（事實上是整個分析）是與其日常家庭生活分開時，才能被建立起來並且加以維持。因為隻有在此條件下，病人才能克服他對於體驗及表達那些不符合常規的思想、感覺和欲望的阻抗。對兒童來說，他們感覺這些不符常規的事情是與許多被教導的事情相抵觸的。
也是在1923年，在分析一個7歲的女孩時，我做了更有意義的觀察。她的神經症困難明顯並不嚴重，但是她的父母擔心她的智力發展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她雖然相當聰明，但是跟不上其他同齡的孩子，她不喜歡學校而且有時候會逃學。以前她與母親的關係是有感情並依賴的，但自從她開始上學以來就變了，她變得羞怯而沉默。我對她做了幾次治療都沒有什麽進展。已經清楚的是，她不喜歡學校，從她膽怯地說出來的事情以及其他意見，我已經能夠做一些詮釋。這些詮釋製造了一些材料，但是我的感覺是自己無法用這個方法獲得更多進展。有一次我又發現這個孩子沒有反應並且退縮，我離開她，告訴她我稍後會回來。我到我自己小孩的嬰兒房拿了一些玩具、車子、小人物、幾塊積木和一輛玩具火車，把它們放進箱子裏，再回到病人那裏。這個小孩之前並不曾畫畫或是從事其他活動，但她立即對這些小玩具產生了興趣，開始玩起來。從這次遊戲中，我推斷兩個玩具小人代表了她自己和一個小男孩（他是我之前曾聽她提過的一個同學），看起來這兩個小人的行為存在不為人知的秘密。其他玩具人偶被認為是在幹預與監視，被厭惡地放在一旁。她玩這兩個玩具的方式帶來了一些災難，例如摔倒或是撞車，這與焦慮升高的跡象一起重複著。這時候我提到她遊戲中的細節並解釋道：有些性活動似乎曾經發生在她與她的朋友之間，而之前她非常恐懼這一點會被發現，因而不信任其他人。我指出她在遊戲時曾經變得焦慮，而且似乎就要停止遊戲。我提醒她，她不喜歡學校可能與她害怕老師會發現她與同學的關係而懲罰她有關，最重要的是她很害怕，而且不信任母親，現在她可能對我有同樣的感受。這個詮釋對孩子的影響是很顯著的，她的焦慮與不信任剛開始時升高了，但是很快就轉變為明顯的釋然。她的臉部表情改變了，雖然沒有承認或否認我的詮釋，但是接著她通過製造新的材料及變得更自由地玩耍與說話，顯示了她的讚同，她對我的態度也變得更為友好而且較少懷疑。當然，與正向移情交替發生的負向移情一再浮現，但是從這一次治療以後，分析開始順利地進展。正如我被告知的，同時還有一些好的改變發生在她與家人的關係上，特別是她和母親的關係。她對學校的排斥減弱了，對學業變得更有興趣，但是她在學習方麵的抑製，源於很深的焦慮，隻能在治療過程中逐漸地消解。
二
我剛剛敘述了使用我特別為兒童病人保留在箱子裏的玩具（我將玩具裝入這個箱子，第一次帶到治療室），證實它們對於她的治療是非常重要的。這個經驗和其他的經驗，幫助我決定哪些玩具最適合精神分析的遊戲技術。【它們主要是：小的木頭男人與女人（通常有兩種大小）、汽車、獨輪手推車、秋千、火車、飛機、動物、樹木、磚塊、房屋、籬笆、紙、剪刀、刀子、鉛筆、粉筆或水彩、膠水、球與彈珠、橡皮泥和線。】我發現一件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小的玩具，因為它們的數量與多樣性，能夠讓兒童廣泛地表達各種幻想與經驗。為了這個目的，重要的一點是這些玩具必須是非機械性的，而且人形隻有顏色與大小的分別，不應該顯示任何特定的行業，它們非常簡單的形式可以讓孩子根據在遊戲中所浮現的材料，將它們用在許多不同的情境中，因此他能夠同時呈現各種經驗與幻想，或者真正的情境。這也讓我們有可能對於其心理運作獲得一個比較連貫、有條理的圖像。
與玩具的單純簡單一致，遊戲室的設備也是簡單的，它不包括任何精神分析所不需要的東西。【它們是可清洗的地板、自來水、一張桌子、幾把椅子、一張小沙發、幾個靠墊及一個抽屜櫃。】每個孩子的玩具被鎖放在一個特定的抽屜裏，因此他知道隻有分析師和自己知道他的玩具及他與它們的遊戲（相當於成人的自由聯想）。上文所提到的那個我第一次用來給那個小女孩取玩具的箱子，就變成了個別抽屜的原型。而個別的抽屜則是分析師與病人之間私密與親密關係的一部分，代表了精神分析的移情情境。
我不認為精神分析的遊戲技術必須完全依靠我特別挑選的遊戲材料，在任何情況下，兒童通常會自發地帶來自己的東西，而這些玩具的遊戲很自然就進入了分析的工作。但是，我認為由分析師提供的玩具，必須大致上符合我剛才描述過的那種類型，也就是簡單而非機械性的小玩具。
不過，玩具不是遊戲分析的唯一必需品。許多的兒童活動不時會在洗手台附近進行，洗手台那裏應備有一兩條小毛巾、杯子與勺子。有時他會畫畫、寫字、塗色、修理玩具等，有時則會玩遊戲，在其中他分派角色給分析師和自己，例如玩商店、醫生和病人、學校、母親與孩子的遊戲等。在這種遊戲中，兒童時常會扮演成人的角色，不隻表達了他想要倒轉角色的願望，也顯示出他如何感受父母或是其他權威者對待他的方式，或是應該表現的方式。有時候他會通過扮演父母的角色，對孩子（由分析師所代表）施虐，以發泄攻擊性和憤怒。不論幻想是通過玩具還是戲劇化來表現，詮釋的原則都是一樣的，因為不論使用什麽材料，基本的是要在技術層麵下應用分析的原則。【上述玩玩具與遊戲的例子，可見於《兒童精神分析》（特別是第二、三、四章），也見於《兒童遊戲中的擬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 1929）。】
攻擊性以各種直接或是間接的方式在兒童的遊戲中被表達出來，經常是玩具壞了，或是當孩子更具有攻擊性時，會使用刀子或剪刀攻擊桌子或木片，水和顏料飛濺四處，使治療室變成了戰場。讓孩子能夠釋放其攻擊性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為什麽在這個特殊時刻的移情情境中，破壞衝動會浮現，並且要觀察這些破壞衝動在孩子心理中發生的後果。例如當孩子弄壞了一個玩具小人之後，罪疚感可能很快會隨之而來，這種罪疚感不僅歸因於真正的傷害，也歸因於該玩具在孩子無意識中所代表的人物，例如弟弟、妹妹或是父母。因此，詮釋也必須處理這些更深的層次。有時候根據孩子對分析師的行為，我們可以推斷出不僅罪疚感，被害焦慮也是其破壞衝動的後果，以及他害怕被報複。
我已經時常能夠對孩子傳達這樣的信息：我不能忍受對我身體的攻擊。這樣的態度不僅保護了精神分析師，對分析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因為這種攻擊如果沒有加以約束，容易激發孩子過多的罪疚感與被害焦慮，因而增加治療的困難。有時候我會被問到如何防止身體攻擊的發生，我想答案是我非常小心地不去抑製孩子的攻擊幻想。事實上，我給了他機會讓他用其他方式將這些幻想付諸行動，包括對我口頭上的攻擊。我越是能及時詮釋孩子攻擊的動機，就越能夠掌控情境，但是對某些患有精神病的兒童來說，有時候很難保護自己免於他們的攻擊。
三
我發現，孩子對於他所損壞的玩具的態度是非常有啟示性的，通常他會將這樣的玩具（代表兄弟姐妹或是父母）放置在一邊，忽略它一段時間，這表明他不喜歡損壞的客體，由於他有被迫害的恐懼——害怕那個被他攻擊的人（由玩具所代表）變得具報複性而令自己陷於危險之中。這種迫害感可能非常強烈，以至於掩蓋了同樣因為他所造成的傷害而引發的罪惡感與抑鬱感；結果是，罪疚感與抑鬱可能強烈到導致了迫害感的再增強。不過，有一天這個孩子可能會在他的抽屜中尋找這個損壞的玩具。這暗示了在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能夠分析某些重要的防禦，由此減弱了被迫害的感覺，並且使他們體驗到罪疚感與想修複的衝動。當這件事發生時，我們也能夠注意到，孩子與特定兄弟姐妹（玩具所代表的）之間的關係或是他的一般關係，都已發生了改變。這個改變證實了我們的印象：被害焦慮已經減弱了，而且隨著罪疚感與修複的願望一起，過去曾被過度焦慮所阻礙的愛的感覺，現在也凸顯出來。對另一個孩子或是同一個孩子在分析的稍後階段，罪疚感與修複的願望可能會發生在攻擊行為之後，而且對於在幻想中已被他傷害的兄弟或姐妹所表現的溫柔相當明顯。這種改變對於性格形成、客體關係及心理穩定的重要性，再高估也不為過。
詮釋工作的一個基本部分，是必須要亦步亦趨地跟隨愛與恨之間的波動：一方麵是快樂與滿足，另一方麵是被害焦慮與抑鬱。這意味著分析師不應該對孩子弄壞玩具表現出不悅，但是他也不該鼓勵孩子表達其攻擊性，或是暗示他玩具可以被修複。換句話說，他應該讓孩子能夠在自己的情緒與幻想浮現出來時去體驗它們。我的技術中始終如一的部分，是不使用教育或是道德上的影響力，而是完全恪守精神分析的程序，簡而言之，包括了解病人的心理，並且向他傳達在其中發生了什麽。
遊戲活動可以表達無限多樣的情緒處境，例如：挫折與被拒絕的感覺、對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嫉妒、伴隨嫉妒的攻擊性、擁有玩伴和對抗父母的盟友的快樂、對新生兒或腹中胎兒的愛與恨及隨後的焦慮、罪疚感、想要修複的衝動等。我們也在兒童的遊戲中，發現日常生活的實際經驗與細節的重複，經常與其幻想交織在一起。具有啟發性的是：有時候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真實事件未能進入他的遊戲或是自由聯想中，而且，所強調的重點有時都落在了明顯次要的事情上。但是，這些次要的事情對孩子來說格外重要，因為它們激發了他的情緒與幻想。
四
許多兒童在遊戲方麵受到了抑製，這種抑製並沒有完全阻礙他們進行遊戲，但是可能很快會中斷他們的活動。例如，一個小男孩被帶來做單次的麵談（在未來有可能進行分析，但是在當時父母親要帶他一起出國）。我在桌上放了一些玩具，他坐下後開始玩。很快，遊戲發展成許多意外的事件：衝撞、玩具人摔倒，以及他想要再將它們站立起來，等等。在整個過程中，他表現出非常多的焦慮，然而因為當時並未準備要治療，我沒有給予詮釋。數分鍾後，他悄悄地溜下椅子，說：“玩夠了。”便走了出去。從我的經驗來看，我相信如果這是治療的開端，而且我詮釋了他在對玩具的行動上所表現的焦慮，以及相應的對我的負向移情，那麽我應該能夠充分化解他的焦慮，讓他繼續遊戲。
下一個例子可以幫助我說明造成遊戲抑製的某些原因。有一個3歲零9個月大的男孩（我曾在《兒童精神分析》中用“彼得”這個名字來描述他），他非常神經質，【這個孩子的分析開始於1924年，他是幫助我發展遊戲技術的案例之一。】他的困難是無法遊戲、不能忍受任何挫折，羞怯而哀愁，不像男孩子，但有時卻具有攻擊性且傲慢自大，對家人的態度非常矛盾，特別是對母親。她告訴我，彼得在一次暑假之後變得糟糕至極。在假期中，18個月大的他和父母同房，而且有機會觀察到他們的性行為。在假期中，他變得非常難管，睡眠很差，並且夜裏反複遺便在**——他已經好幾個月沒有這樣了。此前他可以自在地玩耍，但是那個夏天以後，他停止了遊戲，並且對玩具非常具有破壞性。他對玩具除了破壞之外，什麽都不做。不久之後他的弟弟出生了，這更增加了他的困難。
第一次治療時，彼得開始遊戲，他很快就讓兩匹馬撞在一起，而且對不同的玩具重複同樣的動作。他還提到了他有一個小弟弟。我對他解釋說：馬匹與其他互撞在一起的東西代表了一些人。他剛開始時排斥這個詮釋，後來就接受了。他又將馬匹撞在一起，說它們要睡覺了，然後用積木將它們蓋起來，又說：“現在它們死了，我把它們埋起來。”他將汽車頭尾相接排成一列（在後來的分析中，這種排列方式清楚地象征了他父親的陰莖），讓它們成列行駛，然後突然發起脾氣，將它們丟到房間四處，說道：“我們總是把我們的聖誕禮物弄得粉碎，我們什麽也不要。”因此，摔他的玩具在其無意識中代表了摔他父親的**。在第一次治療中，他真的弄壞了幾個玩具。
在第二次治療中，彼得重複了第一次治療中的某些材料，特別是將汽車、馬匹等撞在一起，並且再次提到他的弟弟。因此，我解釋說他在向我顯示他的父母是如何將他們的**撞在一起的（當然我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還認為他們這樣做導致了小弟弟的出生。這個解釋引出了更多的材料，說明了他跟弟弟與父親非常矛盾的關係。他把一個玩具男人放在一塊積木上，叫這塊積木是“床”，他把玩具丟下，說它“死了”，“完蛋了”。接著，他用兩個玩具男人（他選擇了他已經弄壞的玩具）重演了同樣的事情。我解釋說第一個玩具男人代表他的父親，他想把他從母親的**丟開，並殺了他；那兩個玩具男人中的一個就是他的父親，另一個則代表他自己，父親會對他做同樣的事情。他會選擇兩個損壞的玩具的原因是：他感覺如果他攻擊父親的話，父親和他自己都會受傷。
這些材料說明了許多重點，對此我隻提出其中一兩點。因為彼得目睹父母**的經驗，在他的心裏造成了很大的衝擊，而且激發了強烈的情緒，例如嫉妒、攻擊性與焦慮，這是他在遊戲中最早表達出來的東西。毫無疑問，他對此經驗不再有任何意識層麵的認知，也就是說這個經驗被壓抑了，而且他隻能通過象征性的表現傳達這一經驗。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未曾詮釋那些撞在一起的玩具是一些人的話，他也許不會產生在第二次治療中所出現的材料，而且如果我無法在第二次治療時對他顯示他抑製遊戲的某些理由（通過詮釋他對玩具的破壞），他將很有可能（就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那樣）在破壞玩具以後就停止遊戲了。
有些兒童在治療開始的時候，可能就像彼得或是那位隻麵談一次的小男孩一樣無法遊戲，然而很少見到一個孩子會完全忽視擺在桌上的玩具，即使他不理會這些玩具，他仍然經常會讓分析師洞察他不想玩的動機。兒童分析師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來收集資料並加以詮釋，任何活動，例如在紙上塗鴉、剪紙，以及任何行為的細節，例如姿勢或麵部表情的改變，都能夠提供關於孩子心中正在發生什麽事的線索，都有可能與分析師從孩子父母那裏聽到關於其困難的事情有關。
我已經說了很多詮釋對於遊戲技術的重要性，並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它們的內容。這帶來一個我常被問到的問題：幼兒在智力上能夠理解這樣的詮釋嗎？我和同事們的經驗是這樣的：如果詮釋與材料中的明顯部分有關聯的話，這些詮釋就可以被充分理解。當然，兒童分析師在給予解釋時，必須盡可能地簡明與清楚，也應該運用孩子的表達方式。隻要將孩子呈現的材料的基本要點轉譯為簡單的話語，就能夠觸及那些在當時最為明顯的情緒與焦慮。孩子在意識上與智力上的了解，通常都是一個“後續的”過程。對於兒童分析的新手來說，一個有趣而令人訝異的經驗是，即使在非常小的幼兒身上，也能發現獲得洞識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通常遠比成人要好。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點可以由以下的事實來加以解釋：幼兒無意識與意識之間的聯係比成人更為緊密，而且嬰兒期的壓抑比較不那麽強烈。我也相信嬰兒的智力經常被低估了，事實上他了解的比被認定的更多。
我現在要通過一個兒童對我詮釋的反應，來說明我剛說的事情。彼得（我已經提供關於他的分析的一些細節）曾強烈反對我這樣的詮釋：被他從“床”上摔下來的那個“死掉了”、“完蛋了”的玩具男人代表了他的父親（詮釋對所愛的人的死亡願望，通常會引起兒童極大的阻抗，與成人一樣）。在第三次治療中，彼得又帶來了類似的材料，但是現在他接受我的詮釋，並深思地說：“如果我是爸爸，有人想把我丟到床後麵去，並且讓我死掉，讓我完蛋，我會怎麽想呢？”這表明他不隻修通、理解、接受了我的詮釋，而且還認識到了更多。他了解自己對父親的攻擊感覺是造成他害怕父親的原因，以及他曾經將自己的衝動投射到父親身上。
遊戲技術的要點之一始終都是移情的分析。如我們所知，病人在對分析師的移情中重複了早期的情緒與衝突。我的經驗是：通過在我們的移情詮釋中，將病人的幻想與焦慮追溯到其起源處，也就是嬰兒期以及他與最初客體的關係上，我們就能從根本上幫助病人。因為通過重新體驗早期的情緒與幻想，並且了解它們與原初客體的關係，病人就能夠在根源上改變這些關係，因此有效地減弱焦慮。
五
回顧我最初幾年的工作，我想挑出一些事實來加以討論。在本文開頭處，我曾提到：在分析最早的兒童病例時，我發現我的興趣集中在其焦慮及對這些焦慮的防禦上，這帶領我更深層地進入了孩子的無意識和幻想生活中。這種特別強調背離了精神分析的觀點——詮釋不該進入無意識太深，而且不應該經常給予詮釋。即使這樣做涉及了技術上很徹底的改變，我仍然堅持我的處理方式，這樣的方式帶領我進入了新的領域，因為它開啟了對嬰兒早期幻想、焦慮與防禦的了解，這些在當時大多仍然是尚未加以探索的部分。當我開始將我的臨床發現做理論性的闡釋時，我覺得這一點變得清楚了。
在對莉塔的分析中，令我驚訝的現象之一是她的超我非常嚴厲。我曾經在《兒童精神分析》一書中描述了莉塔如何慣於扮演嚴厲與懲罰的母親，這個母親對待（由洋娃娃或是我所代表的）孩子非常殘酷。而且，她對母親的矛盾情感，她極度需要受到懲罰、她的罪疚感及夜驚，都讓我認識到嚴厲而冷酷的超我在這個2歲零9個大的孩子（很清楚是回到了更早的年齡）心中運作著。這個發現在其他兒童的分析中得到了證實，我得到的結論是：超我發生於較弗洛伊德所假設的更早的階段。換句話說，我發現他所構想的超我，其實是延續好幾年發展的最終產物。更進一步觀察的結果是：我認識到超我是某種被孩子感覺為以具體的方式內在運作的東西，它包含了各種從他的經驗與幻想中建立起來的形象，它源自於他已經內化（內射）其父母的那些階段。
這些觀察接著在分析小女孩時帶來了一個發現，即首要女性焦慮情境（female anxiety situation）：母親被感覺為原初的受害者，她是外在與內化的客體，攻擊孩子的身體並從孩子身上拿走她想象的孩子。這些焦慮是源自女孩幻想中對母親身體的攻擊，目的是搶奪其內容，也就是糞便、父親的陰莖及孩子們，並導致了害怕受到類似攻擊的報複。我發現這種被害焦慮與很深的抑鬱及罪疚感結合，或交替發生著。這些觀察繼而帶領我發現了“進行修複”的傾向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這個意義上的修複，比弗洛伊德對於“強迫性神經症的抵消”與“反向形成”的概念更為寬廣，因為它包括了各種過程。借由這些過程，自我感覺自己抵消了在幻想中所造成的傷害，而且恢複、保存並複活了客體。這種傾向的重要性，與罪疚感息息相關，也在於它對所有升華和心理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我在研究對母親身體的幻想性攻擊時，很快就發現了肛門與尿道的施虐衝動。上文中我曾提到，在莉塔的案例（1923）中，我認識到超我的嚴厲，對她的分析極大地幫助我了解到，對母親的破壞衝動如何成為罪疚感與被害感的誘因。有許多案例使我更加清楚破壞衝動的肛門與尿道施虐性質，其中之一就是我在1924年分析的一個3歲零3個月大的女童楚德（Trude）。【參見：《兒童精神分析》。】當她來找我治療時，她受苦於各種症狀，諸如夜驚與大小便失禁等。在其分析早期時，她要求我在**假裝睡覺，然後她說要攻擊我，要看我的屁股裏有沒有大便（我發現大便也代表了孩子們），她要將它們取出來。在這種攻擊之後，她蜷縮在角落裏，假裝她在**，自己蓋上抱枕（這是要保護她的身體，而且也代表了孩子們）。在此同時，她真的尿濕了，而且清楚顯示她非常害怕會受到我的攻擊。她對於已內化的危險母親的焦慮，證實了我最初在莉塔的分析中所獲得的結論。這兩個分析都是短期的，部分原因是父母們認為已經達到足夠好的進展了。【莉塔分析了83次，楚德分析了82次。】
不久之後，我確信這種破壞衝動與幻想可以追溯到口腔—肛門衝動與幻想。事實上，莉塔已經非常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有一次她塗黑一張紙，然後把它撕碎，把碎紙丟進一杯水中，並將嘴湊上前去像要喝下它，同時輕聲小心地說道：“死女人。”【參見：《從早期焦慮看俄狄浦斯情結》（1935），《克萊因文集Ⅰ》。】這種撕紙與弄髒水的行為，我曾將其理解為表達了幻想中對母親的攻擊與謀殺，而這樣的幻想又引發了怕遭受報複的恐懼。我已經提過，正是通過楚德這個案例，我才意識到這種攻擊中特別的肛門與尿道施虐性質。不過，在1924年到1925年間所做的其他分析案例中[露絲（Ruth）與彼得，兩者都在《兒童精神分析》一書中有所描述]，我也注意到了口腔施虐衝動在破壞性幻想與相應的焦慮中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因此在兒童分析中所找到的資料，充分地證實了亞伯拉罕的發現。【參見：《力比多發展簡論》（1924）。】因為這些分析比莉塔和楚德的分析持續更久，【露絲分析了190次，彼得分析了278次。】它們給我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觀察範圍，讓我對正常與不正常的心理發展中，口腔期的欲望與焦慮所扮演的基本角色獲得了更完整的洞察。【對亞伯拉罕的發現的重要性的不斷確信也是我在他那裏接受分析的結果。我的分析開始於1924年，在14個月後因為他的疾病與死亡而被迫中斷。】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已經在莉塔與楚德的分析中認識到了對一個受到攻擊而恐怖嚇人的母親的內化——也就是嚴厲的超我。在1924年與1926年之間，我分析了一個病得很重的孩子。【在《兒童精神分析》第三章中，是以“厄娜”（Erna）這個名字來描述的。】通過對她的分析，我得知了許多關於這些內化的特別細節，以及構成偏執焦慮與躁鬱焦慮的基礎的幻想與衝動。由於我了解她內射過程的口腔與肛門性質，以及它們所造成的內在迫害情境，我也更加注意到內在迫害如何借由投射的方式來影響與外在客體之間的關係。其嫉羨與恨的強度完全顯示了它源自與母親**的口腔施虐關係，而且與其俄狄浦斯情結的開始交織在一起。在1927年第十屆國際精神分析大會上，厄娜的案例為我所報告的許多結論的基礎鋪設有很大的幫助，【參見：《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1928）。】特別是以下觀點：在口腔施虐衝動與幻想達到高峰時所建立的早期超我，構成了精神病的基礎。兩年之後，我將這個觀點加以擴展，強調口腔施虐性對於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性。【參見：《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1930）。】
與我到目前為止所描述的那些分析相一致，我也在一些男童身上進行了一些關於焦慮情境的有趣觀察。對男孩與男人所做的分析，充分證實了弗洛伊德的觀點，即閹割焦慮是男性首要的焦慮。不過我認識到，由於早年對母親的認同（在這個女性位置上進入了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男人與女人一樣，對身體內部遭受攻擊的焦慮都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焦慮以各種方式影響並形塑了他們的閹割恐懼。
在幻想中對母親身體與她所包含的父親的攻擊所產生的焦慮，在兩性身上都被證實是構成“幽閉恐懼症”的基礎（包括害怕被拘禁或是埋藏在母親體內的恐懼）。舉例來說，這些焦慮與閹割恐懼的關聯，可見於失去陰莖或是將其摧毀在母親體內的幻想，這些幻想可能導致**。
我發現有關攻擊母親身體以及被外在與內在客體攻擊的恐懼，具有特殊的性質與強度，這暗示了它們的精神病性質。在探索兒童與內化客體的關係時，各種內在迫害的情境及精神病性質的內容變得清楚了。此外，我也認識到對被報複的恐懼，源自個體自身的攻擊性，因此我認為，自我的最初防禦是要應付因為破壞衝動及幻想所激發的焦慮。當追溯這些精神病性質的焦慮至其起源時，我一再發現它們是來自口腔施虐性。我也了解到與母親的口腔施虐關係，以及內化那被吞噬（devoured）而具有“吞噬性”（devouring）的**，創造了所有內在迫害者的原型。而且，一方麵是內化受傷而可怕的**，另一方麵是內化滿足的、有幫助的**，兩者形成了超我的核心。另外一個結論是：雖然口腔焦慮先發生，但來自所有來源的施虐幻想與欲望在非常早期的發展階段就已經開始運作了，而且與口腔焦慮重疊著。【這些與其他結論，見於我曾提及的兩篇文章，即《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和《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也見於《兒童遊戲中的擬人化》（1929）。】
我在上文所描述的嬰兒期焦慮的重要性，也會在病情嚴重的成人分析中表現出來，其中有些是邊緣型精神病（border-line psychotic）案例。【大概是在分析一個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隻分析一個月）時，我了解到精神病性質的焦慮，以及需要詮釋這些焦慮的迫切性。在1922年，一個準備去度假的同事要我幫他照顧一名精神分裂病人一個月。從第一個小時開始，我就發現我不該讓病人有任何時間保持沉默，我覺得他的沉默意味著危險。每當這樣的狀況發生時，我就會詮釋他對我的懷疑，例如：我和他的叔叔密謀要讓他再度受到禁製（他最近才被解除禁製），這些材料是他在其他場合曾經表達的。當我如此詮釋他的沉默（將其與先前的材料聯結）時，他便會坐起來，以威脅的語氣問我：“你想把我送回療養院是嗎？”不過他很快就安靜下來，開始更自由地說話。這顯示了我的方向是正確的，應該繼續對他的懷疑及被害的感覺做詮釋。在某種程度上，對我的正向與負向移情發生了。但是曾經有一度，當他對女人的恐懼感非常強烈地浮現時，他要求我給他一位可以幫助他的男性分析師的名字，我告訴他一個男性分析師的名字，但是他從未聯係過這位同事。在那個月期間，我每天見這個病人，那位要我照顧這個病人的分析師回來時發現有些進展，希望我繼續分析，我拒絕了，因為我非常清楚，在沒有任何保護或其他適當的安排下治療一個妄想症病人的危險性。在我分析他期間，他經常在我房子對麵站幾個小時，仰望我的窗戶，隻有少數幾次他按了門鈴要求見我。我要提一下的是，不久以後他再度受到禁製。雖然我在當時沒有從這次經驗中獲得任何理論性的結論，但我相信這個分析的片段也許促成了我日後對嬰兒期焦慮的精神病本質的洞識，以及我的技術發展。】
還有其他一些經驗幫助我獲得更進一步的結論，比較我在厄娜（無疑是妄想症）與一些病情較輕（隻能被稱為神經症）的兒童身上所發現的幻想與焦慮，使我相信精神病性質的（妄想與抑鬱）焦慮構成了嬰兒期神經症的基礎。在成人神經症患者的分析中，我也做過類似的觀察。所有這些不同的探索途徑帶來了如下假設：在某種程度上，精神病性質的焦慮是正常嬰兒期發展的一部分，並在嬰兒期神經症過程中獲得表達與修通。【如我們所知，弗洛伊德發現了正常與神經症之間並沒有結構上的不同。這一發現在理解一般的心理過程中是最重要的。我的假設是：在嬰兒期，精神病性質的焦慮是無所不在的，而且構成了嬰兒期神經症的基礎，這個假設是對弗洛伊德發現的延伸。】不過，為了要揭開這些嬰兒期的焦慮，分析必須進入無意識的深層，這一點適用於成人與兒童。【我在上一段中提出的結論，可以在《兒童精神分析》中找到完整的闡釋。】
在本文的引言中已經指出，我的注意一開始就集中在兒童的焦慮上，而且我發現透過詮釋可以減輕這些焦慮。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充分使用遊戲的象征性語言。我認為遊戲是兒童表達方式的基本部分。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積木、小人、車子不隻代表了兒童感興趣的東西，而且在他玩這些玩具的時候，它們總是具有各種象征的意義，這些意義和他的幻想、願望及經驗密切相關。這種古老的表達方式也是我們在夢中所熟悉的語言，我發現借由類似於弗洛伊德詮釋夢的方式來研究兒童的遊戲，能夠觸及兒童的無意識。但是，我們必須考慮每個兒童使用象征的方式與其特定的情緒與焦慮，以及與分析中所呈現的整個情境之間的關聯，僅僅概括性地轉譯象征是毫無意義的。
由於我肯定了象征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使我獲得了關於象征形成過程的理論性結論。對遊戲的分析已經說明，象征不僅使兒童能夠轉移興趣，也能將幻想、焦慮與罪疚感轉移到物體而不是人身上。【就此而論，比較恩斯特·瓊斯博士的重要文章《象征的理論》（The Theory of Symbolism, 1916）。】因此在遊戲中可以體驗到很大的釋放，對兒童來說，這是遊戲如此重要的許多因素之一。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彼得，當我解釋他破壞一個玩具人偶是代表對弟弟的攻擊時，他向我指出：他不會對他真正的弟弟做這樣的事情，他隻會對玩具弟弟做這種事。我的解釋當然使他清楚他想攻擊的是真正的弟弟。不過，這個例子說明隻有通過象征的方式，他才能夠在分析情境中表達他的破壞傾向。
我也獲得了這樣的觀點：在兒童身上，嚴重地抑製象征的形成與使用，以及抑製幻想生活的發展，都是嚴重紊亂的跡象。【《象征形成在自我發展中的重要性》（1930）。】我認為這種抑製及其所導致的與外在世界和現實關係上的紊亂，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這個結論已經影響了對精神分裂症患者溝通方式的了解，也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療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要稍加一提的是，從臨床與理論的觀點來看，我發現我同時分析成人與兒童是很有價值的，我因而能觀察到嬰兒的幻想與焦慮在成人身上仍在運作，而且能夠評估幼兒的未來發展可能會如何。通過比較病情嚴重的兒童、神經症兒童與正常的兒童，並且了解到具有精神病本質的嬰兒期焦慮是成人神經症的病因，我獲得了上述的結論。【正常、神經症與精神病三者之間，除了共同的特征之外，其根本差異我在此無法加以討論。】
六
在分析成人與兒童時，追溯其衝動、幻想與焦慮至它們的起源，也就是追溯到其對母親**的感覺（即使對未曾接受**哺乳的兒童也是一樣），我發現客體關係幾乎從出生就開始了，並發生在第一次的哺乳經驗，而且心理生活的各個方麵都與客體關係密切相關。我也發現兒童對外在世界的經驗（不久即包括了與父親及其他家庭成員的矛盾關係），始終受到他所建構的內在世界的影響，而且前者又反過來影響了後者。另外，由於內射與投射從生命一開始就共同運作，外在與內在情境始終都是互相依存的。
在嬰兒心中，母親主要以彼此分離的“好”**與“壞”**出現，而且，在幾個月內，隨著自我整合的逐漸增長，對比衝突的方麵開始被合成在一起。這些觀察幫助我了解到分裂過程與分開好壞形象的重要性，【《兒童遊戲中的擬人化》（1929）。】以及這些過程對自我發展的影響。自我合成了客體好的（被愛的）與壞的（被恨的）方麵，導致了抑鬱焦慮的發生，從這個經驗中獲得的結論，接著又將我帶到抑鬱位置的概念（抑鬱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達到高峰）。在此之前是偏執位置，這個位置跨越最初的3—4個月，其特征是被害焦慮與分裂過程。【《論躁鬱狀態的心理成因》（1935）。】後來在1946年，【《從早期焦慮討論俄狄浦斯的情結》（1946）。】我重新闡釋我對生命最初3—4個月的觀點時，我稱這個階段為（費爾貝恩所提出的）【費爾貝恩，《再修訂之精神病與神經症的精神病理學》（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 of Psychoses and Neuroses, 1941）。】“偏執—分裂位置”，而且在建構完成其意義時，我試圖將我對分裂、投射、迫害與理想化的發現統合起來。
我對兒童的分析工作，以及從中所獲得的理論性知識，越來越影響著我對成人所用的技術。“源於嬰兒期心理的無意識，必須要在成人階段加以探索”，一直是精神分析的教義。我對兒童的經驗，在這個方向上已經將我帶向比以往更深的地方，也形成了一種技術，使得觸及這些層次成為可能。特別是我的遊戲技術，已經幫助我看出哪一種材料是當下最需要加以詮釋的，以及最容易向病人傳達詮釋的方式。我可將這方麵的一些知識運用在成人的分析中。【遊戲技術也影響了其他領域的兒童工作，例如兒童指導（child guidance）與教育方麵。在英國，由於蘇珊·艾薩克斯在馬丁家庭學校（Malting House School）所進行的研究，教育方法的發展獲得了新的動力。她關於這方麵工作的書被廣泛閱讀，並且對本國的教育技術產生了持續的影響，特別是與幼兒有關的領域。她的方法強烈地受到她對兒童精神分析（特別是遊戲技術）有深入認識的影響。在英國，精神分析對兒童的了解，對教育發展的貢獻，主要是由於她的緣故。】正如前文指出的，這不意味著用於兒童的技術與用於成人的方法一樣。在分析成人時，雖然我們往回追溯到最早的階段，但非常重要的是要考慮成人的自我，就像在兒童的分析中，我們要注意到嬰兒自我當時所處的發展階段。
更充分地了解最早的階段，以及幻想、焦慮與防禦在嬰兒情感生活中的角色，同樣也說明了成人精神病的固著點，因而開啟了通過精神分析來治療病人的新方向。這個領域——特別是對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精神分析，需要更多進一步的探討，但是某些精神分析師（本書所描述的）在這個方向上已經完成的工作，似乎肯定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