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分析中詞語的重要性（1927）
我在我的論文和演講中都曾指出，兒童的表達模式與成人不同，不同之處在於：兒童會把他的思想和潛意識幻想編成戲劇並表演出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詞語不具有重要意義——就兒童所能掌握的詞匯而言。我舉一個例子：一個非常壓抑幻想的5歲小男孩，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分析。他已經提供了很多分析素材，大多是通過遊戲。但是，他表現出沒有意識到這點的傾向。一天早上，他請我玩賣東西的遊戲，要我演賣東西的人。對這種通常不準備說出關聯分析的小孩子，我用了一個很重要的技術。我問他我應該是什麽人——女士或先生——因為他進商店時要叫我的名字。他說我是“曲奇—蛋糕先生”（Mr. Cookey-Caker）。我們很快就發現他是指一個做蛋糕的人。我必須賣引擎，對他而言，引擎代表了新的陰莖。他稱呼自己是“踢人先生”（Mr. Kicker），很快他就意識到這是踢某人的意思。我問他“曲奇—蛋糕先生”去哪裏了。他回答：“他去了某個地方。” 他很快就意識到，因為他踢了“曲奇—蛋糕先生”，所以“曲奇—蛋糕先生” 被殺死了。對他而言，“做蛋糕”代表著以口腔和肛門的方式製作孩子。在這個解釋之後，他意識到自己對父親的攻擊，而這個潛意識幻想打開了通往其他潛意識幻想之路，他所對抗的人一直都是“曲奇—蛋糕先生”。隻要他隻在遊戲時帶出潛意識幻想，“曲奇—蛋糕先生” 這個詞就是通往他所逃避的現實的橋梁。當兒童不得不通過自己的詞語承認客體的現實時，這通常意味著進步。
關於《一個有法醫學意義的夢》的短論（1928）
為了支持我對布萊恩醫生（Dr. Bryan）所提出的夢的評論，我必須提到我在為上一次會議撰寫的論文中提出的某些理論主張。【參見《俄狄浦斯情結的早期階段》。】去年秋天我在這裏發表演說，曾提供過更多細節上的說明。在俄狄浦斯衝突的一個早期階段，與母親**並與父親競爭的渴望，以口腔—肛門施虐本能衝動的方式表達出來，並在這個發展階段占據主導地位。我的想法是這樣的：男孩通過穿透母親的子宮，摧毀了它，並趕走了父親的陰莖。根據一個典型的嬰兒的性理論，父親的陰莖被認定永久存在於子宮之中，（父親的陰莖在這個階段完全是父親的化身），他摧毀陰莖的方式是把它吞噬掉。和這種傾向混合在一起的是另一種傾向——然而還是可以清晰地辨識這兩者。它們的目標是一樣的，就是摧毀母親的子宮，並吞噬掉陰莖。但另一種傾向的基礎是對母親的一種口腔—肛門施虐式的認同。由此男孩產生搶奪母親體內的糞便、孩子和父親陰莖的渴望。在這個層次所引發的焦慮異常強烈，因為它涉及父親和母親的結合，由子宮和父親的陰莖代表。我認為這種焦慮是嚴重心理疾病最根本的基礎。
從對小孩子的分析中，我了解到對有陰莖的女性（這對男性的生殖能力障礙有非常明顯的影響）的懼怕，其實是對母親的懼怕——她的身體被認為一直包含著父親的陰莖。對被放置在母親之內的父親（或他的陰莖）的懼怕，在這裏被置換成對母親自身的害怕。通過這樣的置換，極大地加劇了真正和母親有關的焦慮，以及針對母親身體的破壞傾向所產生的焦慮。
在布萊恩醫生提出的這個格外有趣的案例中，這種焦慮得到了清楚的表達。在夢中，這位壓製著病人的母親要求拿回他從她那裏偷走的錢。隻有從女性那裏他才可以拿到錢。這個事實明白地顯示了偷走子宮內的東西的強迫行為。偷來的錢他要作何用途也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有一點似乎很明顯，病人拿錢的目的，是要把它丟到浴室的馬桶裏。這種行為的強迫性特質，可以用他想要修複的焦慮來解釋：想要還給母親（或子宮）他偷走的東西——浴室的馬桶象征了母親（或子宮）。
我的一名女病人患有嚴重的神經症，由於她擔心自己的身體會被母親摧毀。她做了下麵的夢：她在一間浴室裏，聽到腳步聲，她迅速把一個籃子中的東西（正如我們發現的：代表著糞便、孩子和陰莖）丟入馬桶中。在母親進來之前，她成功地衝了馬桶。她母親傷了肛門，她正在幫助母親包紮傷口。在這個案例中，對母親的破壞衝動，在潛意識幻想中，主要是以肛門受傷這一形式表達的。
因此，偷錢是對搶劫母親的早期肛門施虐渴望的一種重複；由焦慮驅使，強迫性衝動造成的偷竊行為，為的是修複早期的偷竊，歸還之前所偷走的東西。後麵這個渴望是通過把錢丟入馬桶中表達出來的。
父親在病人的焦慮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立刻就能顯現出來，但是還是可以闡釋出來。我說過，表麵上似乎隻是和母親有關的恐懼，其實也意味著對父親（陰莖）的懼怕。並且，偷竊的事緊跟著一段和病人雇主的對話，是關於一般性的侵占公款。在對話中，雇主表達了他對這類較輕罪行的特別的譴責態度。這一點清楚地顯示出，被父親處罰的需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病人犯下這些罪行。此外，他在最後一刻做出修複，表現在他麵臨被另一個人（一位新的辦事員）偵察這一事實。這個人再一次代表了父親，病人所無法忍受的焦慮會驅使他向父親抗爭，也正是他對父親的焦慮，使他避免對父親（的懲罰）進行極力抗爭。
以上是我在報告這個夢的會議上所作的評論，此後我又了解到一些病人的病史，我想就此再做一些補充。這個男孩對掃帚上的巫婆有著嬰兒化的懼怕，他認為巫婆會用某些器具傷害他的身體，讓他變瞎、變聾和變啞。這代表著他對有陰莖的母親感到懼怕。他在朦朧狀態中旅行到蘇格蘭去找巫婆，表麵上是因為他現在無法忍受的焦慮，迫使他嚐試著要和她把事情解決掉。然而，這種和解的企圖和母親內在的父親有多大的關聯，從下麵的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旅行之前，他有一個幻想，他幫一個女孩抵抗一個男人的性侵害。事實上，他旅行的真正目的是拿到巫婆的“帽子”（陰莖）。但是，正如在後來的偷竊事件中，他在最後一刻因為懼怕另一個人而罷手，在這段旅程中，他並沒有達到最後的目的：和父親陰莖競賽。在到達愛丁堡時，他生病了。他的關聯分析顯示，這個城市代表巫婆的性器，其意義是他也許不能更進一步地深入了。這種焦慮也與病人的性無能有關。
布萊恩醫生指出，在看過牙醫之後所做的焦慮之夢，是基於對母親的認同。在這裏，對那些可怕的破壞及爆炸的恐懼，是因為這個認同的肛門施虐本質。因為病人認定他自己沒有能力懷有小孩，導致他摧毀和搶奪母親的子宮，他也預期自己的身體會受到相同的破壞。被父親閹割與對母親的這種認同有關。這是由牙醫的行為所代表的。它也顯示在當病人描述夢境時浮現出的回憶。他看到自己站在公園裏的什麽地方，母親特別警告他要遠離公園。母親告訴他壞人可能會攻擊他，而他自己得出結論：他們可能會偷他的表。
正如布萊恩醫生在結論中所指出的，病人懷疑自己是否能夠或者應該離開公園，也拿不準怎麽能夠或者應該離開公園，這和他的一種焦慮有關——他擔心在和母親**時，會被父親攻擊——也就是說，在母親的身體之內和身體之外都被攻擊。
基於對嬰兒早期早發性癡呆分析的理論推演（1929）【翻譯自德文。】
一個4歲癡呆男孩的案例是我研究的基礎。我的研究顯示：自我在特定狀況下對施虐產生過早和過度的防禦，阻礙了自我的發展和現實關係的建立。
評論瑪麗·查德維克的《女性周期》【Woman's Periodicity by Mary Chadwick（1933）。——譯者注】
作者一開始把讀者帶回史前時期，說明月經對不同的人群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對男人和女人、對小家庭和大家庭，以及在更小和更大的群體中。月經一直被男人視為危險事件，他們報之以恐懼、焦慮和輕蔑。盛行的看法是，接觸正處於月經周期的女人是危險的，因此定下了嚴格的限製，好讓這“不幹淨”的女人遠離群體數天。女人被驅逐的方式，因部落特點不同而異。一些青春期儀式會將少女驅逐出部落數月到數年之久，而將處於經期的女性驅逐出群體是這種儀式的短暫重複，甚至在今天仍能在原住民中發現這種現象。
查德維克非常令人信服地說明：對經期女性的原始害怕，是恐懼某些魔鬼的報複，從根本上等同於閹割焦慮。此外，她也說明後來一些時期的一些其他群體現象有著相似的根源，例如對巫婆的害怕，甚至導致她們被燒死。即使在今天，某些宗教的要求和禁令也有著相同的考慮。這種焦慮也表現在某些迷信中，例如普遍認為被經期女性碰觸的花朵會凋謝。
在這段介紹之後，作者轉向現代人和單獨的個體。她重申每個人都必須應對相似的焦慮——原因是認識到兩性差異以及女性有周期性出血的“威脅性”征兆。每個孩子遲早都會發現兩性差異和女性有月經的事實。在意識或無意識中，這樣的知識在兒童內心運作，引發其對自身性器完整性的焦慮念頭。每個人會根據自身的體質、發展狀態和可能的神經症來回應這樣的知識。
查德維克詳細描述了在女人的月經前、月經中和月經後，女人、男人、孩子和雇員身上都發生了什麽——顯現在外的和隱藏的——按照規律性的周期。他強調了由經期女子的抑鬱傾向和普遍神經緊張引起的家庭成員之間的爭執。這本書非常戲劇化地描述了男人和女人對月經的普遍神經質的態度如何傳遞給孩子。以及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如何再次顯示相同的困擾——認同機製在這種現象中起著主要作用——還有他們又如何再把相同的問題傳遞給下一代。神經症就以這樣的方式代代相傳。本書可以向父母和教育者提供許多有趣的信息，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並改變他們的態度，也許可以預防對未來一代進一步的傷害。
凱倫·史蒂芬醫生（Dr. Karin Stephen）已經清楚地說明了精神分析心理位置的某些層麵，然而關於這個問題仍有一些方麵她並未涉及。在我看來，這些方麵對理解超我的起源意義重大，也和沃丁頓醫生（Dr. Waddington）的理論密切相關。
在此我將簡要概述我在兒童精神分析工作中證實的一些事實，這些也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事實。在嬰兒的心中，“好”的感覺首先出現在愉悅的感官經驗中，或者，至少是沒有內在和外在的痛苦刺激。（因此食物是特別好的，實際上，食物帶來了滿足，也使不適感得到了釋放。）邪惡就是導致嬰兒痛苦和緊張的東西，以及不能滿足他的需要和渴望的東西。由於“我”（me）和“非我”（not-me）之間的區分在開始時幾乎不存在，內在的好和外在的好、內在的壞和外在的壞，對孩子而言幾乎是相同的。然而，很快，“善”和“惡”的概念（雖然“概念”這個抽象的詞語，並不適用於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並且高度情緒化的過程）就擴展到他周圍真實的人身上。根據兒童對父母的感覺，父母也被投注了好和壞，然後再次被納入自我之中。在兒童的心中，他們的影響決定了個體對善和惡的概念。在投射和內射之間的往返運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在童年時期的頭幾年建立起與真實的人的關係，同時超我的各種層麵也在心中被建立起來。
兒童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人的形象（首先是他的父母），這些人就像是他自己的一部分，這種心理能力由兩個事實決定：一方麵，來自外在和內在的刺激（開始時幾乎無從區分）變得可以互相交換；另一方麵，嬰兒的貪婪（他想要納入外在的好的願望）增強了內射的過程，外在世界的某些經驗幾乎同時變成他內在世界的一部分。
嬰兒天生的愛和恨的感覺首先集中在母親身上。回應母親的愛和照顧，愛得以發展；恨和攻擊則是由挫折和不適所激起的。同時，母親成為嬰兒投射自己情緒的客體。通過將自己的施虐傾向歸諸父母，嬰兒發展出超我殘酷的層麵（正如史蒂芬醫生已經指出的）；但是，他也將愛的感覺投射到身邊的人身上。通過這些方式發展出慈愛的有幫助的父母形象。從生命的第一天開始，這些過程就受到照顧者的實際態度的影響。而外在世界的實際經驗與內在經驗不斷互相影響。孩子受到必要的身體和心理需要的驅使，在賦予父母愛的感覺的同時，他也因此建立起後來的理想自我。如果沒有母親的食物和照顧，他會毀滅，他整體心理的安好和發展，有賴於他在心中安全地建立起友善和保護的形象。
超我的各種不同層麵，在所有連續的發展階段中，都源自孩子感知父母的方式。形成超我的另一個強有力元素，是孩子對自身攻擊傾向的厭惡，早在生命最早的幾個月，他就無意識地經驗到這種厭惡。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早期心理的一部分反抗另一部分的現象呢？——這種與生俱來的自我譴責的傾向，也是良心的根源。在孩子無意識的害怕中可以發現一個強製的動機：在孩子心中，渴望和感覺是全能的，一旦他暴力的衝動占了上風，這些衝動會對父母和自己造成破壞，因為在他的心中，父母已經變成他自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超我）。
孩子特別害怕會失去他愛的和最需要的人，這不僅在他心中引起約束自己攻擊行為的衝動，也使他產生另一種衝動——保存他在幻想中所攻擊的客體的衝動，使它們恢複正常，彌補他可能已經對他們造成的傷害。這種做出修複的衝動，推動、導向了創造的衝動和所有建設性的活動。現在，早期善惡的觀念中加入了某些東西：“善”變成了保存、修複和再創造那些他的憎恨所危及到或已傷害到的客體；而“惡”則變成他自身危險的憎恨。
於是，建設性和創造性的活動及社交和合作的感覺，就被感覺為道德上的好，因此它們是阻止或克服罪疚感的最重要的方法。當超我各種不同層麵統一在一起（成熟和平衡良好的人就是這樣），罪疚感也不會失去作用，而是和對抗它的方法一起整合到人格之中。如果罪疚感太強，且無法得到恰當的處理，它可能會導致產生更多罪疚感的行為（比如在罪犯身上），並成為所有病態發展的原因。
當這些規則在心中紮根：“你們不應該殺戮”（最初是愛的客體）和“你們應該從破壞中拯救”（還是指愛的客體，首先是從嬰兒的攻擊中拯救），就建立了一種道德模式，這種模式是普遍的，也是所有道德體係的基礎，盡管它會有多重的變異和扭曲，甚至完全反轉。原初愛的客體，可以被人類廣大興趣範圍中的任何事物所取代：一個抽象的原則，甚至一個單一的問題，都可以代表愛的客體，而這樣的興趣似乎和道德感相去甚遠（一個收藏家、發明家或科學家，為了更進一步追求目標，甚至也許覺得可以犯下謀殺罪）。然而這個特殊的問題或興趣，在他的無意識心靈中代表著原初所愛的人，因此必須被拯救或再創造。任何阻擋他達成目標的事物，對他而言都是惡的。
關於原初模式受到扭曲甚至反轉，在心中立刻浮現的一個例子是納粹（Nazi）的態度。在這裏攻擊者和攻擊行為已經變成被愛和被欣賞的客體，而被攻擊的客體則轉變成惡的，必須被根除。這種反轉可以在早期無意識的關係中得到解釋——在與潛意識幻想中被攻擊和受傷的第一個人的關係中。因為害怕它會用它被傷害的方式進行報複，於是客體轉變成一個潛在的迫害者。然而，被傷害的人和所愛的人是同一個人，而所愛的人應該被保護和恢複原狀。若這種早期的害怕過甚，更易於將受傷的客體當作敵人。若結果真是這樣，恨就會在愛恨的掙紮中取勝，而且，所剩的愛也會被分散掉，以特殊的方式導致超我的惡化。
在個體心中對善惡進行評價，還有一個步驟是應該提到的。就像史蒂芬醫生所指出的，成熟和心理健康是“好”的。（然而，盡管“和諧的成熟”本身就是一個大大的“好”，但這絕非成人對“好”的感覺的唯一狀態，因為“好”的種類和規則是多方麵的，甚至在那些平衡有時被嚴重幹擾的人身上也是如此。）和諧和心理平衡（更進一步是快樂和滿足）意味著超我已經被自我整合，而這進一步意味著超我和自我之間的衝突已經大幅度降低，並且我們可以與超我和平相處。這也相當於我們和那個最初又愛又恨的人達到了和諧，而超我即源於此人。從早期的衝突和情緒開始，我們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旅程，我們的興趣和目標所針對的客體也已幾經更迭，並且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愈加複雜，他們的轉變也越來越大。無論我們感覺離自己的原初依賴有多遠，也無論我們從達到我們成人的道德要求中獲得了多少滿足，在我們心靈的深處，那種最初的渴望始終存在——即保存和挽救我們所愛的父母，並與他們達到和解。獲得道德滿足的方式有很多，不論是通過社交、合作的感覺和追求，還是通過離外在世界更遠的種種興趣，每當我們產生道德良好的感覺，在我們的無意識心靈中便實現了這種原初渴望：與我們愛恨交織的原初客體達成了和解。